“一個為了孩子 一個舍了孩子”這兩個跨越85年的故事 讓人動容!
3月9日的思政大課上,在講到保家衛(wèi)國的責任接力和使命傳承時,中央財經大學馮秀軍教授講了這樣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紅軍長征中的一個故事。
1935年3月,中央紅軍正快速通過貴州境內的一處山口,而后面的追兵已經步步逼近,正在這個時候,一名女紅軍戰(zhàn)士卻要分娩。兩邊都是生死關頭,該怎么辦?當時負責斷后保衛(wèi)的是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給39團下了一個命令,說“打,給我頂住!”有戰(zhàn)士問,“要頂住多久呢?”董振堂說,“孩子多長時間生出來就頂多長時間。”于是,戰(zhàn)斗在1公里之外打響。在槍聲炮火之中,一個個紅軍戰(zhàn)士用死亡爭取時間,為的是等待一個嬰兒的新生。戰(zhàn)斗結束,嬰兒順利降生,有人痛惜犧牲的戰(zhàn)友抱怨:“為了一個孩子卻讓一個團打仗。”聽到這話,董振堂勃然大怒,“我們今天革命打仗是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他們的明天嗎?!”
第二個故事,發(fā)生在今年。李宗育,1992年生,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yī)院的護士。當疫情來臨,她第一時間遞交了請戰(zhàn)書。她說,“我未婚、父母未老,無牽掛,我去!”在她出征之前,她的退伍軍人父親,送給女兒這樣一首送行詩:風蕭蕭兮易水寒,不計安危赴國難,恨無子嗣承祖志,幸有愛女學木蘭。
“這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團的將士殊死血戰(zhàn),為了什么?因為這個孩子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明天,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馮秀軍教授這樣講到。
“而另一個是舍了孩子,一位老父親甘愿送自己的愛女出征,為了什么?因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毒魔肆虐中受苦受難。”
“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是舍了孩子。不同的是戰(zhàn)場,不變的是家國情。這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傳承,這種‘茍利國家,生死以之’的愛國精神接續(xù),正是我們國家生生不息、亙古綿延的精神密碼!”
大寫的青春
“各位同學,生于種花家,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你是不是覺得慶幸?是不是覺得驕傲?難道你不愿意為它的繁榮昌盛而擔起自己的責任嗎?那么,該怎樣擔起責任?我想,這次大考告訴我們一個經驗,就是在奮斗擔當中譜寫你們大寫的青春。”馮秀軍教授這樣激勵大學生們。
大寫的青春,應該是什么樣子呢?馮秀軍教授這樣總結:胸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
或許,她講課中提到的那些閃閃發(fā)光的青年,早已給出了答案。
兩張相似的照片,三代人的接力
17年前,王衛(wèi)國醫(yī)生出征抗擊非典的時候,他年過7旬的母親坐著輪椅前來為他送行。17年后,66歲的王衛(wèi)國又將女兒王婷送去了武漢抗擊疫情一線。
“帶這個箱子去吧,爸爸只用過一次。”女兒臨行前,王衛(wèi)國翻翻騰騰,從幾個行李箱中挑出一個,遞給女兒。這個皮箱,王衛(wèi)國只用過一次——2003年抗擊非典時,帶的就是它。
“曾經是你,現在是我”
李佳辰,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第三批國家援鄂醫(yī)療隊隊員。媽媽韓金香,是北京市大興區(qū)人民醫(yī)院手術室護士長,17年前,曾參加過抗擊非典。佳辰在給媽媽的家書當中這樣寫到,“在肆虐的病毒面前,曾經是你,而現在是我。終于,我成為了你。”
“我是汶川人呀!”
今年24歲的佘沙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她見證了全國各地對災區(qū)人民無私的援助。大年三十,醫(yī)院征集援助武漢的第一批醫(yī)護人員時,佘沙就積極報名請戰(zhàn),但沒有去成。1月25日,她又主動請戰(zhàn):“因為我和其他護士不一樣,我是汶川的呀!”
“我必須要回去”
甘如意,24歲,是武漢江夏區(qū)金口衛(wèi)生院范湖分院的醫(yī)生。因為疫情發(fā)生后交通管制,為了盡快返回崗位,1月31日,本已返鄉(xiāng)過年的她,背上餅干、泡面、桔子從老家荊州市公安縣出發(fā),騎自行車、搭車、步行,經歷4天3夜,最終出現在單位門口。
在她的“臨時通行證”車牌號一欄,寫著“自行車”,通行事由是:到武漢江夏區(qū)金口中心醫(yī)院上班。
與爸爸并肩戰(zhàn)“疫”
黃雨佳,今年23歲,是北京大學藥學院化學生物學系學生,爸爸是湖北省松滋市人民醫(yī)院感染科醫(yī)生。了解到醫(yī)院醫(yī)生護士人手急缺后,她立馬向爸爸“請戰(zhàn)”:“要不要我去幫忙,能幫多少幫多少……”
走進一線,再走出病房就意味著要被隔離。忙到夜晚,黃雨佳和爸爸就一起住在醫(yī)院為醫(yī)護人員設置的隔離區(qū),以免影響家人。
教科書式自我隔離 未造成一人感染
郭岳,武漢學院會計專業(yè)大三學生,寒假期間從武漢回河北黃驊老家后確診新冠肺炎。
1月22日,他按計劃返鄉(xiāng),一路嚴格防護,回家后自覺隔離,確診后積極治療,出院后又自覺居住在自家車庫隔離28天。在他一系列硬核隔離舉措下,包括家人在內,所有接觸的人沒有一個感染。
在得知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急需血漿,血型和自己匹配時,他又捐獻了200毫升血漿,“生命是第一位的,有能力就要去幫助別人。”
正如馮秀軍教授所講:“在揮汗如雨中脫胎換骨、在逆境挑戰(zhàn)中頂天立地。這個世界上從來也沒有什么天生的蓋世英雄,是責任、是擔當讓他們在一邊恐慌一邊勇敢中破繭成蝶,萃煉成鋼!”
3月9日的思政大課上,在講到保家衛(wèi)國的責任接力和使命傳承時,中央財經大學馮秀軍教授講了這樣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紅軍長征中的一個故事。
1935年3月,中央紅軍正快速通過貴州境內的一處山口,而后面的追兵已經步步逼近,正在這個時候,一名女紅軍戰(zhàn)士卻要分娩。兩邊都是生死關頭,該怎么辦?當時負責斷后保衛(wèi)的是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給39團下了一個命令,說“打,給我頂住!”有戰(zhàn)士問,“要頂住多久呢?”董振堂說,“孩子多長時間生出來就頂多長時間。”于是,戰(zhàn)斗在1公里之外打響。在槍聲炮火之中,一個個紅軍戰(zhàn)士用死亡爭取時間,為的是等待一個嬰兒的新生。戰(zhàn)斗結束,嬰兒順利降生,有人痛惜犧牲的戰(zhàn)友抱怨:“為了一個孩子卻讓一個團打仗。”聽到這話,董振堂勃然大怒,“我們今天革命打仗是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他們的明天嗎?!”
第二個故事,發(fā)生在今年。李宗育,1992年生,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yī)院的護士。當疫情來臨,她第一時間遞交了請戰(zhàn)書。她說,“我未婚、父母未老,無牽掛,我去!”在她出征之前,她的退伍軍人父親,送給女兒這樣一首送行詩:風蕭蕭兮易水寒,不計安危赴國難,恨無子嗣承祖志,幸有愛女學木蘭。
“這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團的將士殊死血戰(zhàn),為了什么?因為這個孩子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明天,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馮秀軍教授這樣講到。
“而另一個是舍了孩子,一位老父親甘愿送自己的愛女出征,為了什么?因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毒魔肆虐中受苦受難。”
“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是舍了孩子。不同的是戰(zhàn)場,不變的是家國情。這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傳承,這種‘茍利國家,生死以之’的愛國精神接續(xù),正是我們國家生生不息、亙古綿延的精神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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