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嚴君平、揚雄的思想與中國道教內丹心性學的關系

引言

“三教合一”的中國宗教文化現象不僅僅令外國人驚異，即使是許多中國人也是為此驚異。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內丹心性之學與蜀學的嚴揚之道中的“兼容并包”及“修身，清凈自性自心，治己”的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的宗教文化，之所以與外國宗教文化存在著重大的迥異點所在，并非表現在宗教形式和內涵上，而是主要表達在中國宗教文化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中國宗教從來不參與和主導國家地區中的政治事務，但其又一直甘于做輔助國家政治和平穩定的協助工作，因此，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類似于外國那樣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

二是中國宗教雖然存在著各家各派，但是，中國各宗教和各自宗教內部的派別，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于西方十字軍那樣的武力征服異教徒的戰爭事件，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各家各派一直是和睦相處的；三是中國各家各派的宗教的理論修身基礎均在心性之學上一統不二，因此，中國各家各派的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均能夠在修養上形成“與時和俱”的宗教文化格局。以上三個中國宗教文化的特點，自南北朝以降就被中國學人總結為“三教合一”。

中國南北朝時代，因為西域佛教沿著西北路線大舉進入中國中原，且向中國南北廣泛傳播，如此，也曾經與中國的儒、道等本土文化發生過沖突，這，就是南北朝時代的“老佛之爭”和“華夷之辨”。應該說，中國歷史上最早肇始于儒家的帶有一定歧視邊疆少數民族的“華夷之辨”之說，并不得人心。

到了西元五世紀后期，南齊的顧歡等士大夫就已經意識到了儒釋道三家應該和平共處，中國文化應該形成“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保ā赌淆R書·顧歡傳》）這就是說，南北朝時代，具備“兼容并包”傳統的中國士大夫就已接受了事實上的“三教合一”中國宗教文化情況了。

自漢晉佛學入主中土以降，經過了南北朝、隋唐、北宋大約八百年時間的融會貫通，儒釋道的三教合一的中國宗教文化現象已經基本上被中國人民群眾和廣大士大夫認可，到了宋朝紹興年間和金朝大定年間的1162年左右，金朝道士王重陽率領眾弟子在金國齊魯一帶創造了中國道教的“全真教”，王重陽提出了著名的“三教從來一祖風”的宗教改革命題，后又提出了中國道教革新的“三乘十五論”理念。

所謂的“三乘”，是全真教針對道教修煉者提出的三種修真規范，其是：自身虛無無為的上乘之道；自身虔誡而齋戒、奉圣真以禮拜的中乘之道；自身積功累行、廣行方便、濟人利物、多作善事的下乘之道。所謂的“十五論”，是針對修道者提出的十五條修真的具體規范要求，其是：住庵、云游、學書、合藥、蓋造、合道伴、打坐、降心、煉性、修五氣、混性命、圣道、超三界、養身、離凡世。

比較熟悉中國道書的人們，應該知道，王重陽的這個“三乘十五論”的中國道教革新框架本身，并不新鮮，其也是繼承的南北朝和隋唐時代以降早就存在于中國道教之中的三乘十二部、三十六部之說。但是，王重陽的全真教不僅明確提出了“三教合一”，他還將中國道教本身的打坐、養身、修性命，煉氣等傳統方法與佛教禪學中的心學、三界之說聯系了起來。這，就是后人之所以說王重陽開辟的全真教發明了性命雙修之道的內丹心性之學的緣故。

從表面上看，王重陽的全真教在繼承了中國道教本身早就存在的內丹修養術的基礎上，他又接受了中國佛教禪宗學說和其修心方法。但是，只要追根溯源就可知，全真教的這些修真方法，并沒有超越出嚴揚之道的修身治己之說。這就是說，宋和宋之前的中國道教，也包括北方遼、金王朝時期中的道教，也都還深受著嚴君平和揚雄的許多思想的重大影響作用。通過梳理王重陽的內丹心性之學的源流，今人應該明白，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內丹心性之學與蜀學的嚴揚之道中的“兼容并包”及“修身，清凈自性自心，治己”的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內丹學，是中國道教從外修轉入內修的重要表達，但是，很遺憾，后人追述中國道教、道家的內丹學，無不追述到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和東晉葛洪的《抱樸子》上。筆者認為，這樣的溯源方法，是錯誤的！因為，《周易參同契》古本問世，僅僅肇始于后蜀時代的“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根據蜀地道教門內的一些所謂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殘本所整理方才問世，這部典籍究竟是東漢魏伯陽的著作，還是前蜀、后蜀的蜀地道士們托偽編著？其是有疑問的！

通過明朝大學者楊慎的考證，所謂的古本《周易參同契》，是唐末后蜀時代的“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所編撰，彭曉（？－954年）所修煉之地，就是我們上面介紹的蜀地二十四治所的第八治的今四川金堂縣一帶的昌利山治。彭曉所編撰的《周易參同契》古本，是考證了前蜀時代的蜀地道士杜光庭（850年－933年）遺留文獻，但是，杜光庭所依據的何書？明朝的楊慎都搞不清楚了，還不要說后人。因此，楊慎認為，宋朝時代，朱熹等人根據彭曉的說法而篤信《周易參同契》是東漢魏伯陽所著，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我們通過彭曉在他編撰的《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后所附的“明鏡之圖”看，其日月陰陽按照一年四季的循序漸進轉化圖示，幾乎全部是按照揚雄的《太玄》的“家部州方”轉化模式而來，彭曉的這個日月陰陽的轉化圖示，對后來問世流行的《伏羲六十四卦圖》中的陰陽卦爻的排列方式，甚至對南宋初的張行成畫作圓形四象太極圖時所使用的六十四卦陰陽進退符號，應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作用；而與彭曉同時代的后蜀道士陳摶，就是后人均知的《六十四卦方圓圖》的作者。

同時，彭曉在說明他所總結的周易參同契真義的“明鏡之圖”時，他針對坎、離二卦象說：“日者，陽也，陽內含陰。象砂中有真汞也。陽無陰則不能自耀其魂，故名雌?；鹉岁栔泻幰?，日中有鳥，卦屬南方，為離女也。月者，陰也，陰內含陽。象鉛中有真銀也。陰無陽則不能自瑩其魂，故名雄，金乃陰中含陽也。月中有兔，卦屬北方，為坎男也?！保ā吨芤讌⑼跬ㄕ媪x·序》）

這里特別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彭曉解說“坎、離”二卦象時，畫出了日之中的玄鳥圖畫和月之中的玉兔圖畫。彭曉這樣的圖示，如果在2001年的四川成都市金沙遺址沒有發掘出那副“太陽玄鳥”金箔之前，我們一定覺得其與蜀地文化沒有什么關系；但是，自從四川成都市古蜀國金沙遺址出土了那幅四玄鳥圍繞太陽旋轉的金箔圖以后，我們今人可能才會如夢方醒地發現，原來，這種玄鳥一年四季圍繞著太陽相摶循環旋轉的圖式，早在距今3000年前的中國古蜀國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由此可見，“陰中陽，陽中陰”這樣的“太極”運動理念，可能在蜀地就是一種古老和傳統的民間習慣性的常識而已！“陰中陽，陽中陰，陰陽轉換”，這樣的說法，是不見于西漢時代中前期的《易》之學的，卻可以大量見于西漢時代已經問世的養生學著作的《黃帝內經》中，也大量見于西漢后期揚雄的《太玄》之說，此說，就是南宋初期的張行成著《翼玄》時所畫出大中國最早的一副“太極四象圖”的理論思維的源流。

但是，若要追根溯源，今人就會發現，無論是彭曉的“明鏡圖”，還是張行成的“太極四象圖”，他們的理論思想源流都在揚雄的《太玄》之中。揚雄通過落下閎的“渾天說”和《太初歷》揭示出，人類的一切理念認識，不過都是根據你所處的位置所感知到了天地人和日月星的平衡、循環運作現象而已！這樣，揚雄就把過去以往那些非常玄妙的“天道，人德”一下子簡略化和客觀化了，也因此破除了過去以往的許多神秘道德理念。至于中國道教的內丹修性之說源流，當然也不在東晉道士葛洪（284年－364年）這里，因為，葛洪學說的本身，就是在闡述嚴揚之道。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