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之春,平庸之惡
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說過一句話,他愿意向韓國電影下跪。
這是一個很重的說法。因為按照他的個性,他應該不大愿意跪誰。
之前我對韓國電影所知有限。僅讀過當過韓國文化部長的李滄東先生所寫的《燒紙》,當時對其中的現實描述震撼過。可電影這塊,我原本以為韓國只拍浪漫片和肥皂劇,直到最近剛剛看了《首爾之春》,里面的敘事的質感,以及韓國人的敢拍,讓我激動不已,于是理解了那位朋友的說法。
后來也找來《首爾之春》前面的故事,《南山的部長們》,也是好的不像話。
《首爾之春》講述了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如何利用利用心腹軍官組成的“一心會”從一個將軍通過兵變上位為總統的故事。

從電影的敘事來看,這部電影非常的灰暗,沒有一個光明的尾巴,“好人”備受凌辱,反而全斗煥這個流氓式的“惡人”,卻通過一點點向身邊的人威逼利誘,運用各種手段,奪下了首爾。
我印象特深的是,全斗煥在上廁所的時候,無意間向自己的手下吐露了自己的世界觀:人類是一種需要強者來命令和管理的動物,沒有鞭子,人類就會無所適從(大意是這樣)。
最終,全斗煥帶領他的部下,綁架了參謀總長,威脅總統簽字,為了奪權,干盡壞事,最終竟然還勝利了。
全斗煥身上有曹操、希特勒等人都具備的亂世梟雄的特質,他極擅長運用漂亮的語言技巧來馴服別人,讓別人替他賣命。

但是,難道韓國當時的軍中就沒有人知道全斗煥的真實面目嗎,那些將軍、士兵,為了什么還要為了一個惡人來賣命呢,難道他們不擔心自己的所作所為會給國家帶來災難嗎?
我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明白屈從全斗煥是不對的,但是他們還是做了,一部分是因為全斗煥許諾的好處以及暗示的恐懼,另一部分,我想是因為他們太有責任感了,也就是他們實踐了平庸之惡。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戰期間的納粹高管,主要的工作是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二戰結束之后,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漢娜·阿倫特描述審判席上的納粹黨徒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接受絞刑。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于責任的界定”。艾希曼為自己辯護時,反復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
而恰恰是無數個阿道夫·艾希曼,讓希特勒的恐怖得到了成千上萬倍的放大,讓無數的人,慘遭納粹的毒手。
艾希曼很可能是個好的軍人,好的下屬,好的員工,但是由于他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盡職盡責的螺絲釘,而不去凡思自己所在體系的問題時,就會變成為虎作倀的一部分。
所以,對于一個體制的健康發展來說,獨立思考的意義要遠大于盡職盡責,否則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平庸之惡”的問題。
比如哈馬斯的那些成員,他們其實也都是被哈馬斯首領們利用的普通人,他們甚至就是一些平民,但由于他們缺乏對于哈馬斯組織濫殺行為的判斷,所以也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全斗煥下臺后被韓國法院以軍事叛亂等罪名判處死刑,雖然后來又得到了特赦,但是晚年過得十分凄慘,時常流連于各個法院系統的追責。
但是,當年那些跟在全斗煥后面的將軍、士兵們呢,他們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這也是平庸之惡的危險之處,它時刻潛伏在人類的基因里面,等待全斗煥這樣的人去喚醒。
但是,倘若人群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去獨立思考,就能夠制衡這種“平庸之惡”。所謂文明,也就是這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