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納粹史一直很感興趣，因為在我看來，納粹的大屠殺不是孤立突發的事件，它人類黑暗面的一個象征，一個深淵，隱藏著某些人性的秘密。所以碰到關于這方面的書，一般都會拿來翻翻。今天這個文章就源于理想國出版的一本書《納粹醫生》。幾年前我讀過一遍，感覺就像體驗了一場噩夢。很長時間里，我都不愿再想起這本書。最近這些天，我偶然又翻讀一遍，覺得還是有必要說說這個問題。

說起來，這本書里有一個場景，我記得特別深。
大家都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習慣用毒氣室屠殺猶太人，但是毒氣室操作起來有些麻煩，適合批量處理，不適合零星殺戮。所以，奧斯維辛還有另一種殺人技術：往心臟注射石碳酸。一開始是注射靜脈，后來發現見效太慢，就直接往心臟里打。
納粹醫生就坐在手術室里，猶太人排隊在走廊里等。猶太囚犯助手會把他們一個接一個領進去。進去以后，坐在凳子上，往心臟里一針打死。每個人大約花費兩分鐘。走廊里的猶太人有的不知道里面發生什么，有的則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他們都在那里靜靜等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這個景象，但我確實被這段描寫給驚住了。在我看來，這比毒氣室還恐怖，比隨機槍斃還恐怖，這種井然有序的注射有種比地獄還恐怖的氣氛。
一個叫韋斯的猶太人助手，負責守在手術室里抬尸體。一次，他看到門打開，自己父親走進來了。納粹醫生說：“我要給你打一針抗傷寒的藥。”韋斯站在旁邊默默地哭。一兩分鐘以后，他把父親的尸體抬走了。
第二天，那個醫生問韋斯：“你昨天為什么哭？”
韋斯說：“因為那個人是我父親。”
醫生說：“要是你當時告訴我，我會讓他活。”
這句話的可信度不好說，可能是醫生故意讓韋斯難受，不過也可能是真的。但無論如何，后來法官審理奧斯維辛案件的時候，問過韋斯當時不說出來。維斯說：“我害怕說了以后，他會讓我也坐在旁邊打一針。”
這是怯懦嗎？也許是。但未曾體驗過地獄的旁觀者，恐怕很難評價。比如還有一個事例。奧斯維辛醫生數量不夠，所以要從猶太囚徒里召一些醫生助手。有位荷蘭籍猶太人回憶說，他們剛被押運到集中營的時候，德國人喊：“醫生出列！”他沒有多想，本能地朝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就被推到一小群人里，原地等候。大約一個小時后，有人告訴他們，押運車廂里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父母、岳父母、妹妹，全都被送進毒氣室殺死了。又過了一小會兒，他成了納粹醫生的助手，為自己的仇人們服務。
那是什么感受呢？他回憶說：“我仍然想活……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我還是會朝前走那一步。”

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

在奧斯維辛，生存成了壓倒性的東西。有位曾在奧斯維辛工作過的納粹說：“你見到的所有幸存者，有一個算一個，都奪取過別人的食物，否則他們不可能幸存。”

他的話里有一種蔑視，但是誰又把這些人推到如此境地的呢？

02

不過，我這篇文章想說的不是幸存者，而是納粹醫生。他們的工作有很多種類，比如有人會拿囚徒做醫學實驗；有人會負責安排毒氣室；也有人負責醫療部門，治療那些生病的囚徒（如果發現他們短期內無法回到工作崗位上，就打發進毒氣室）；而所有的醫生都要參與“篩選”，把體弱者、孕婦、老人挑出來，送進毒氣室。

他們是醫生，都做過希坡克拉底誓言，那么他們怎么去面對這些事情呢？

絕大部分納粹醫生都有強烈不適應期。

篩選

他們來到奧斯維辛以后，很快就得參加“篩選”，這是刻意安排的見習實驗。有人嘔吐，有人震驚得無法行動，有人在“篩選”后酗酒大罵。但是，最終所有人都能適應。整個奧斯維辛，只有一個叫恩斯特的醫生完全躲過了“篩選”。他在柏林有人脈，所以走了后門。上司讓另一個叫德莫爾特的醫生頂替他。

德莫爾特的反應很激烈。第一次“篩選”時吐了一地，第二天上午沒能走出房門，因為他患了緊張性精神癥，渾身完全僵硬了。他是有醫學理想的年輕人，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想象。等他知道自己是頂替恩斯特的時候，開始破口大罵，說“既然你不愿意去做篩選，那我也不去！”他拒絕上崗。

奧斯維辛的領導就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講到了國家和職責，講到日耳曼民族的未來，也講到了人道主義，“既然這些猶太人注定要死，把他們篩選出來其實更人道”。兩周以后，德莫爾特乖乖地進行“篩選”了。

恩斯特不樂意做篩選，德莫爾特不樂意做篩選，但也有樂在其中的——比如著名的惡魔醫生門格勒。

門格勒是整個奧斯維辛最出名的魔鬼。讀過奧斯維辛歷史的人，未必記得住集中營最高長官是誰，但都能記住門格勒。他長得不錯，重視儀表，總是一塵不染，很有派頭，集中營的囚犯說他有點像克拉克.蓋博。大家都在電影上見過那種挺拔英俊的黨衛軍軍官吧？門格勒就是這種形象的典范。

門格勒

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不折不扣的變態狂。對于“篩選”之類的事情，他總是樂在其中，臉上洋溢著笑容。他喜歡充當上帝，充當死神，享受生殺予奪的快感。至于他在醫學實驗里做的事情，更是駭人聽聞。在這里我沒法轉述那些細節，只舉一個例子好了。

他曾經和別的醫生產生爭執。門格勒斷定兩個八歲的孿生男孩有肺結核，可是其他醫生并沒查出跡象。門格勒勃然大怒，當即轉身離開。過了大約一個小時后，他回來了，平靜地說：“你是對的，沒有肺結核。”沉默了一會兒，他接著說：“是的，我把他們倆解剖了。”——他用頸部注射的方法殺死了那兩個男孩，然后“趁他們身體還熱的時候”，做了解剖。

門格勒有非常詭異的一點，他對受害者有時會顯得很好，然后又會轉眼把他們弄死。就像被他解剖的這兩個孩子，人們都覺得門格勒平時很寵他們。事實上門格勒對很多孩子都挺好。比如，他去見吉普賽孩子（吉普賽人像猶太人一樣，也遭到了大規模屠殺）的時候，總是帶著糖果和玩具，還會領他們出去轉轉。那些孩子一見他就會大喊：“門格勒叔叔！門格勒叔叔！”但是門格勒哄他們玩的時候，就會同時做篩選，決定哪些孩子應該送去毒氣室。有的孩子藏了起來，門格勒還會搜遍各區找他們，然后開著汽車把他們送去毒氣室，一邊開車一邊告訴他們，要去的地方好極了。
這真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惡魔。他對那些孩子是真心喜歡嗎，還是像貓殺死老鼠前的捉弄？門格勒的有些同事認為，他是真心喜歡那些孩子。這么說讓人吃驚，但是事情也許確實如此。他喜歡孩子，但是又會毫不在意地殺掉他們。在門格勒心中，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
人心就是這么奇怪。

03

奧斯維辛的納粹醫生里，有德莫爾特這樣的人，有門格勒這樣的人，還有各種各樣的人。總的來說，絕大部分納粹醫生跟普通人差不多。自從《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以后，“平庸之惡”漸漸成了老掉牙的話題，而且被很多人詬病。但是，看完《納粹醫生》之后，確實會有這種感覺。

很多醫生并不是沒有人性。他們大多都經歷過強烈的心理排斥，他們喝醉酒的時候也會痛罵“這個該死的地方”，他們偶爾也會做一些小小的善舉，而且他們和猶太助手之間，也會有一些比較人性化的關系。
有位囚犯醫生就回憶說，管理他的納粹醫生遇到他時，居然會和他握手！這個小小的舉動讓他極其震驚，幾十年后還在感慨說“這真是人性啊”。還有位女猶太醫生回憶說，她的上司兩次幫助她，托關系把她母親從死亡名單上撤了下來。而且當囚犯們被迫裸體從納粹醫生面前排隊走過時，他“只是緊緊盯著我的眼睛，決不看別的地方”，用這種方式，他努力為對方保留尊嚴。
還有一位納粹醫生發現某位囚犯助手是醫學院校友，他興奮地向她打聽母校的教授、餐館和小店，長時間地懷舊。當她得了斑疹傷寒的時候，這位納粹醫生把她救了下來，還送給她一件衣服，而且還帶來了一副胸罩。這位囚犯助手不是猶太人，而是因為幫助猶太人才進了集中營，納粹醫生聽說這件事后，四下努力活動，要幫她重獲自由。雖然最后失敗了，但這份努力還是讓她充滿感激。至于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德莫爾特，猶太助手甚至成了他的導師。那位猶太助手是一位名教授，無論歲數還是水平都高出德莫爾特很多。人們回憶說，德莫爾特把他當成了“父親般的人物”。
這種零零星星的故事有很多，它們可以說是在這座地獄里的“人性孤島”。有了這些孤島，地獄就不是一片徹底的黑暗海洋。但是，它們的意義被幸存者們夸大了。不管這些納粹醫生閃現過什么人性火花，他們還是兇手，是屠夫。他們篩選，他們殺人，他們做各種各樣邪惡的事情。
就像有位叫叔帕的納粹衛生員，他被公認為“正派人”，對囚犯彬彬有禮，從不打人。當他進來的時候，會說“早上好”，走的時候，會說“再見”。跟集中營的壞蛋比起來，他“簡直就是個圣人“。1943年的時候，他和另一個同事被派去殺害120個波蘭兒童。做到一半的時候，他從房間里走出來，堅決不再干了。回到營房以后，他整個人崩潰掉了，臉色極度蒼白。他找到上司說自己無法下手殺兒童。上司同意了，把他調到了其他崗位。
聽上去，這里確實有人性的成分，對吧？可是在戰后，法庭經調查發現他參與了至少200起屠殺，被殺掉的人數至少有900人。他確實不情愿，也確實對囚犯友善，但他也確確實實殺了這么多的人。
這些“人性孤島”對我們能夠起到一點撫慰作用，讓我們相信黑暗中總有微弱的閃光。但除此之外，它又有什么用處呢？沒有勇氣作伴的善良，總是泯滅得太快。

04

這里不免說到一個最常見的問題：為什么？納粹醫生們為什么要這么做？

《納粹醫生》給出非常復雜繁瑣的論證，牽涉到了一系列心理學上的角色轉換。這些論證不能說不對，但還是有點太形而上。其實最簡單也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怯懦。
這倒不是說不去殺人，就會被上司槍斃。沒有這樣的事情，納粹德國雖然殘暴，但行事邏輯倒不是這個樣子。當然環境壓力當然還是廣泛存在，而且這里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現實因素：呆在奧斯維辛，就不用上東線戰場。
這是肉體上的怯懦，但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怯懦，那就是思想上的怯懦。這種怯懦看不見摸不著，但可能起到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什么叫思想上的怯懦呢？首先是沒有質疑的勇氣，然后是沒有質疑的能力。沒有勇氣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有位納粹醫生說的，“我們那個時候就不問問題。”服從已經成了習慣，自然也就沒了質疑的勇氣。
那么什么叫沒有質疑的能力呢？簡單地說，就是那些納粹醫生即便想反對屠殺，也找不到足夠的理由。
在納粹德國，有三個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人類之間存在著廣泛的種族斗爭；猶太人是日耳曼人的種族敵人；日耳曼種族利益高于一切。這些觀念哪兒來的？當然主要是希特勒的推動，但也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頭上。希特勒是惡魔。但即便是惡魔，沒有燃料的話，他也點燃不起這么一大團火焰。
當時，整個歐洲思想界都出了點問題，而德國出的問題最大。大家都知道德國哲學很高級，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這些人也許很了不起，但是他們也給德國人心靈里注入了某些毒素（對于康德是有爭議的，為什么要把他放進這個名單里，大家可以參看伯林的《自由及其敵人》一書，我這里采用的是他的說法）。有人爭辯說政治是政治，哲學是哲學，不能讓德國哲學背這個黑鍋。但這個說法不對。德國那套哲學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好，在這個問題上絕對起到了壞作用。

希特勒背后也是有思想譜系的

那些思想家當然不會贊同希特勒的做法，但是其中有草蛇灰線的影響

總之，德國人漸漸相信有一個抽象的、至高無上的、充滿旺盛意志的集體存在。

個人無足輕重，而日耳曼精神長存不朽，個體只有融入它、服從它，才能實現自我。

當時的德國人不對頭，這么說也許有點標簽化，但不對頭就是不對頭。

他們和英國人、法國人不一樣，和意大利人、東歐人也不一樣，他們的思想就是邪門，你可以說這種邪門里有種深刻，但邪門就是邪門，奧斯維辛就是它的證明。
好吧，這個話題有點扯遠了。不管怎么說吧，納粹德國盛行這三個觀念，那么如果你接受了它們，你怎么去有理有據地反對奧斯維辛？

你說殺人不對，殺害兒童不對，那么好，我們應該任由猶太人危害德國種族嗎？猶太人不該滅絕嗎？日耳曼種族利益不是高于一切嗎？你要站在什么立場上呢？只要你贊同那三個觀念，你就沒有辦法正面反對這些邏輯。你最多說：“猶太人當然應該清除，但也要采取更文明的方式啊，可以驅逐他們，也不用斬盡誅絕呀！”要注意，只要你接受那三個觀念，這已經是你可能有的最強烈的抗議了。

“雖然…..但是”。可只要有了前面的“雖然”，后面的“但是”就不堪一擊。

好幾個納粹醫生都使用過這種“雖然.....但是”抗議過，但是很快就被駁得啞口無言。不是因為畏懼住口，而是真的啞口無言。他們覺得自己理虧了，自私了，多愁善感了，逃避責任了，不肯為日耳曼民族獻身了。

只要你接受了那套話術，你就根本不可能駁倒對方，而只能把這些事當成“必要的邪惡”。那些納粹醫生基本也都是這么想的。他們也知道這是邪惡的。所以這幫納粹醫生大多都不愿意讓妻子兒女探望自己，因為這里的一切確實太可怕了。妻子問起自己的工作時候，他們幾乎都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只是負責治療，不管別的事情。會不會殺人？噢，你怎么會有荒唐的念頭！”但是他們也接受了這種邪惡是“必要的”。
有位助手問過納粹醫生一句話：“你不記得自己從醫時做過希坡克拉底誓言嗎？”那位醫生回答說：“我當然記得。我要保存生命，有時就不得不從病體切掉壞東西，猶太人就是人類身上的壞東西。”換而言之，這就是必要的殘酷。
如果想要真的在道德上反對屠殺，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否認那三個觀念——至少要否定其中的某一個：不，人類沒有你死我活的種族斗爭；不，猶太人不是日耳曼種族的死敵；不，日耳曼種族的利益不是高于一切。
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否定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納粹德國，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整個大環境都在這么說，書上這么說，學校里這么說，鄰居們這么說，所有人都在這么說，哪怕是不那么喜歡希特勒的人也在這么說！這幾乎已經刻進了腦海深處，人們怎么可能去否定呢？要想否定它們，就得在思想上另起爐灶，這太考驗人們的思想勇氣了。拒絕一套思想，有時候比拒絕殺人，需要更大的勇氣。
所以他們在殺人時會找到種種托詞：也許這件事不太好，但對德國來說它是必要的，再說，我一個人能改變什么呢？說到底，現在是戰爭年代，而且我只是在服從命令…….等等等等。
在納粹德國，天主教徒的平均表現往往比較好一點，這也跟他們的信仰支撐有關。對天主教那套東西，大家當然可能不以為然，但是它在黑暗時代確實提供了一種力量。即便他們承認三個觀念中的前兩個，依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內心深處否認第三個：日耳曼民族當然不是高于一切的，上帝才是高于一切的！這種傳統教義就給他們一種道德上的勇氣，雖然每個人表現得可能不一樣，但是它的影響無疑是存在的。

05

那些納粹醫生當初沒有拒絕的勇氣，事后也往往沒有反思的勇氣。

在所有的納粹醫生里，口碑最好的是恩斯特，也就是那位走后門逃脫“篩選”工作的人。所有幸存者都說他的好話。無論是書面記錄還是口頭講述，都把他說成一個大好人，簡直是“奧斯維辛之光”。他沒有去做篩選，他把囚犯當成人看待，他用工作之便救了不少人。
曾經有一陣子，恩斯特也用囚徒做醫學實驗，因此戰后法庭要審判他。結果好多幸存者都出來作證，說他做實驗只是個幌子，其實是在用這種辦法來挽救病人，否則那些人就要被送去毒氣室了。恩斯特還拿實驗做借口，搞來大塊的肉分給病人呢。幸存者們力挺恩斯特，他最后被無罪開釋，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做了個醫生。
這聽上去像是個弱化版的辛德勒，對吧？可是《納粹醫生》作者采訪他的時候，卻大吃一驚。沒錯，他確實干了那些好事。他自己的描述跟作者的多方取證也對得上，幸存者們的證詞也是真實的。
但是，六十多歲的恩斯特不肯去徹底否定奧斯維辛。
他口口聲聲說那個惡魔醫生門格勒是個天大的好人，他從沒見過如此正派的人物了。門格勒是個好同事、好領導、好士兵，也是個好醫生。門格勒把毒氣室、實驗室都炸毀了，想要銷毀罪證，恩斯特說這是正確的。一個好的德國人，怎么會愿意把德國不好的東西展現給外界呢？這是對德意志民族的忠誠。至于門格勒干的那些喪心病狂的事情呢？大規模篩選，隨心所欲的殺人，挖空心思的實驗……恩斯特含糊地解釋說：“這要放在奧斯維辛那個大環境下去看。”

關于奧斯維辛，恩斯特說這件事情很復雜。它確實有點邪惡，但是大家應該考慮考慮當時的種族意識呀。當時大家都覺得應該把猶太人消滅掉呀。但到底該不該消滅猶太人呢？恩斯特認為這是善良人們應該去沉思的一個嚴肅問題，要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和“理性的討論”。他進一步解釋說，當時人們有理想，相信納粹道路是天賜之福，而猶太人是根本之惡。現在看來，這個想法可能“有點過頭”了，但是——這里面畢竟有一種理想主義，畢竟有一點正確的東西。說到底，納粹也有自己的優點呀。可你再看看現在的德國年輕人！他們缺乏理想，缺乏獻身精神。這樣下去，社會成什么樣子了？一點都沒有凝聚性。

恩斯特的言論真是讓人震驚。

幸存者心目中的大好人，怎么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他當初的善良都是偽裝出來的？這倒也不是。恩斯特確實是個善良的人，但是他無法擺脫“奧斯維辛時代”的烙印。這里面的原因很復雜，比如他可能沒徹底擺脫當年的洗腦，或者他思想和行為存在撕裂等等。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就是他不愿意否定自我。
徹底否定奧斯維辛，徹底否定納粹德國，徹底否定反猶主義，就等于否定了當年的自我。否定了當年的自我，就等于說自己前半生活在一場大錯誤里。這是讓人難以接受的。不管在我們看來，反猶主義是多么可惡，納粹德國是多么邪惡，但是對于恩斯特來說，那總是和他的青春時代聯系在一起的。在他腦子里，三四十年代一定跟活力、荷爾蒙、愛情、友誼、運動、張狂、滾燙的熱血有關。他肯定快樂過，甚至肯定幸福過。如果把那些日子說成一片漆黑，那么他怎么解釋自己的青春呢？他又怎么解釋自己的快樂和幸福呢？

他忍不住去為納粹辯護，為魔鬼醫生門格勒辯護，甚至為滅絕猶太人辯護，但說到底，他是在當年的自己辯護。

德國青年里就有人說，“沒有希望把那一代人救回來了”。這話有些偏激，但里面也不無道理，那一代德國人和黑暗世界糾纏得太深，以至于很難去做切割。當然，他們大部分不會像恩斯特這樣公然辯護。大部分時候，他們都保持沉默。

06

這篇文章寫得有點太長了，過于考驗讀者耐心了，那么就在這一節結束吧。

我不知道該怎么準確描述自己的感受。納粹德國的出現是極端事件，奧斯維辛的出現也是極端事件，就像是魔鬼策劃的惡毒實驗。但是，那些納粹醫生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們就是普通人。他們被推到了一個極端的環境里，就去努力適應這個環境，變成屠夫。等這個極端環境消失了，他們可能又會變成普通人的樣子。就連那個惡魔醫生門格勒，也會消融在日常生活里，可能性格略微有點古怪，但不會讓人聯想到邪惡（他潛伏在南美洲的后半生就相當平庸）。說到底，在大家身邊說不定就有這樣的人物，只是他們沒有碰到門格勒的環境而已。
但正因為這一點，才更讓人覺得恐怖。
這些納粹醫生差不多都猶豫過，咒罵過，抵觸過，但最后他們都順從地去殺人了。他們當然是一步步走到這個境地的，就像當年他們都為反猶主義鼓掌過。可是，當他們被帶到奧斯維辛的時候，他們震驚了。有位醫生回憶說：“每個人都聽希特勒說過，猶太人必須被消滅。每個人都聽到了，可是沒人相信這會變成真的……然后，我的天啊！一個人習慣以為不過是宣傳廢話的東西，現在忽然變成了完全的、徹底的、整個的真實了！而且在操作上很具體。這是最讓人震驚的……”
看，他們以為是說說而已！

當然他們就震驚了。震驚之后，他們就乖乖拿上皮鞭和針頭，去干那些反人類的惡事。

這么多醫生里，沒有一個真的去抗爭過。一個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