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旱

地方志、私人日記、官員的奏折、口述史資料、外國人的報告等文獻資料均表明，始于1899年末的義和團運動的蔓延和強化，與旱災給人們造成的緊張、憂慮、失業和饑餓有關。

但干旱并不是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到處蔓延的唯一原因。在特定地區，官府對義和團采取支持(如在山西)或反對(如在山東)的立場，對運動的發展也有著重大影響。不過，旱災以及它給人們帶來的情緒波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當老天開始下雨，使干旱暫時中斷或徹底結束時，義和團員(還有大刀會員)會拋開一切，返回他們的農田。4月初直魯交界地區“下了一場透雨”后，農民們都忙著回家種莊稼，這些地方隨即“平靜了下來”。7月4日大雨傾盆，天津的一支義和團被洋人打敗后，爭相逃命的拳民互相談論說:“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第二天即散去大半。

林敦奎對義和團時期自然然災害的作用進行了專門研究， 他的結論是：“自大刀會初起之時至義和團高潮之際，有不少災民是以天時好壞作為參加運動的主要動機。

洪澇、干旱這類自然災害，從古至今都存在，但對干旱成因的解釋，從古至今的版本太多了，只有到了近現代自然科學揭示了氣候變化原理之后，干旱才變得不再神秘。

二、析因

對事物間的因果邏輯認知，對人的行為有重大影響。同樣是干旱，古人認為干旱是因為有人得罪了雨神，要使雨神降雨，除了祭祀求雨別無他法。現代人的做法是，打幾炮人工降雨。

當時義和團民對干旱成因的解釋是，義和團包括當時非義和團的中國人，把傳教士和其他所有洋人看作中國大地上的惡之源，看作引起眾神憤怒的直接因素。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圣，忘卻人倫，怒惱天地，收住云雨，降下八百萬神兵，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當時流行的打油詩：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洋人殺盡，欲雨還雨，欲晴叫晴。

難以預測和不可把握的自然災害，使人們經常遭受饑餓之苦，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造成饑餓的直接原因(久旱無雨)，與人的某些不適當的行為——破壞宇宙平衡的行為，義和團運動時期是洋教的入侵——掛起鉤來。

長期以來，此種思維模式深深地印刻在中國人的文化活動中。在許多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其他不同的文化：環境(特別是農業社會)中，這種模式也廣為流行。但這種思維模式，不只中國獨有，其他國家也非常普遍。人理性有限以及歸因謬誤，不分人種、國家。

三、行動

面對旱災，人們首先進行祈禱，舉行各種各樣的祈雨儀式，但當這些常規的方法一直不奏效。當持續干旱引起的憂慮日益加深時，人們常常會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常見的做法就是尋找替罪羊，確定哪些人該對危機負責，并對他們加以懲罰。不過，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環境中，拋出替罪羊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地方，人們指責老年婦女是巫婆，是她們用巫術惡毒地驅散了烏云。1949年，非洲東南部的馬拉維發生旱災，人們把矛頭指向頭發灰白或禿頂的老年男子，指向制磚工人，因為人們認為這兩類人能從干旱中得到好處。當印度西部的吉爾拉特沒有下季風雨時，當地的比爾人懷疑是巴亞爾商人故意使壞，造成干旱，以便抬高商品價格，牟取暴利。為打破這個魔咒，比爾人強迫一位巴亞爾人在頭上頂著一個水罐子，他們放箭射擊，直到罐子破裂，水流滿地。

人采取手段實現目的的過程，是漸進式的。解決下雨最優先使用的方法是低成本的祈雨，然后才是高成本的找替罪羊，替罪羊的尋找順序也是從低成本的老弱病殘開始的。

偶發的攻擊，也是撿偏僻處、形單影只、婦女兒童下手。經濟核算思維從古至今，從蠢貨到智者，這一事實、規律從未變過。

四、事后諸葛亮解釋

不少歷史學家堅持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他們傾向于把起因歸結為19世紀末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逼急劇強化。

“反帝”一詞被20世紀中國人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活動，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帝國主義的確是中國人面臨的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是激發義和團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

但它僅僅是眾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對代表帝國主義的傳教士、教民、鐵路、電報和外國軍隊等人和物采取的行動，有可能是由許多動機促成的，并不僅僅是由“愛國主義”或“反帝思想”促成的。因而，把這個詞強加于義和團運動，會帶來過分簡單化的失誤，看不到義和團的動機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有人的愛國只需點唾沫星子，有人把愛國當成作惡的擋箭牌，他們攻擊外來產品、外來思想、外來人物，原因無他，只因太愛國了。

對歷史的解釋只能回歸個體，《沒有馬云，也一定會有趙云、李云、王云嗎？》了解和認識當時人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和心理傾向等等，才能更好的解釋歷史動因。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的幾年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一步加劇了，但是，對華北平原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與席卷華北的干旱不同，外國勢力在1899-1900年并無明顯的增長。無論就中國教民社區的擴大，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團體的力量的加強來說，還是就鐵路和電報的建設，以及外國軍隊的入侵而言，生活在遠離中心城市的農村地區的老百姓，在這幾年里實際上很少有直接接觸這些洋人洋物的機會，即使偶爾有之，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換言之，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里，中國人與洋人、親外國的中國人和外國技術，直接接觸的機會從總體上講是增多了。但這些機會在華北的分布并不均衡。

有人認為義和團的行動是其反帝動機促成的，照理帝國主義影響最大的那些地區，應該普遍發生義和團運動。但情況卻并不是這樣，外國經濟活動最興盛的地區——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顯然沒有義和團的影子。還有將近一半的傳教地區也沒有鬧義和團。義和團運動與人們認為，引發這場運動的宗教因素及外國侵略因素之間，實際上無太大關系。

從擔心和仇恨外來者的方面來說，中國一直存在著排外主義的潛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環境發生動蕩，某個社區或地區的力量均衡狀態被打破時，這股潛流才能活躍起來。

中國人的排外行動，與17世紀塞勒姆的反巫師活動，和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反猶太人活動頗為相似。就上述事例而言，在“正常的”情況下，外來者在中國是西方人，在塞勒姆是那些被指控為巫師的人，在德國是猶太人，都能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過相對平靜的生活。但是，當某些因素致使環境變得“不正常”，在德國是經濟危機，在17世紀末的新英格蘭是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的擔憂，在世紀之交的華北是對干旱的憂慮的時候，絕望的人們就會想方設法發泄不滿，緩解危機，外來者往往首當其沖。

歷史不會重演，卻總是驚人的相似。之所以相似，是因為行為背后的理念是共通的，1900年人的行為和2024年人的行為的具體排外內容絕不會相同，但行為背后的排外理念是共通的。理念可以穿越歷史經久不息的。

除了普遍且劇烈的天災，像恐龍滅絕時代那樣，日子并不會突然難過起來。在沒有普遍天災之下的普遍難過日子，是錯誤理念不斷踐行的結果。

有人說依靠現代化的傳播工具，正確理念的傳播應該很容易。不一定，傳播的前提是理解并認可理念。真理和謊言，往往是謊言更容易被認可傳播，真理通常是反直覺的，得下一番艱苦思考才能領會，兩者在被大眾理解和傳播的成本上就一分高下了。

“現在網絡主要問題，就是信息繭房太嚴重了。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信息繭房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容易引起傻逼共振，以前可能方圓十公里就一個傻逼，但是現在北京的傻逼，上海的傻逼，廣州的傻逼，就可以在一起高山流水遇知音，共振出信息繭房，然后創造出更大的傻逼。” @蘇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