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遇襲的日本校車,想到消失的街頭發廊
近年來,滅門案頻發。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或恩怨一旦發酵,非常容易動輒演化為一家老小全不放過的“一鍋端”模式。
繼上個月內蒙古發生滅門慘案之后,前不久,湖南也發生了一起類似案件。
當這些兇手狠下心來這么做的時候,其實已經不在乎自己的生與死了。法律對他們的處罰再是嚴厲,都已無濟于事。
在滅門案高發的同時,持刀傷人或殺人的公共惡性事件也不時發生。
人們基于慣性思維,總是簡單地把這些惡性事件,全部歸咎于社會整體失業增加、收入下降,導致很多人因生活失意困頓而染上一身戾氣。
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然而,我個人卻認為,這不算主要原因。
比起十幾二十年前,中國人現在的收入水平絕對更高而且高得多。那些年,社會低收入人群的數量,絕對遠遠多于現在。
如果簡單地把問題歸咎于生活困頓,為什么,那個時候,類似的惡性事件,不如現在這么多呢?為什么當時社會戾氣不像現在這么重呢?
我絕對相信,低收入是犯罪的重要誘因,但是,我更加相信,導致近年來社會戾氣增加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卻是全國各地街頭巷尾的發廊,被清除得實在是太干凈了。
我為什么這么說呢?以下是我基于個人學識和經驗觀察提出的解釋。純屬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先拋出本文立論的基點:越是覺得人世間值得留戀的人,越不容易走上暴力犯罪道路。
提醒大家注意一個事實:近年來惡性案件的行兇者,年齡大都處在中壯年階段,以四十多歲和五十多歲的男人居多。
吉林刺傷四名美國人事件的行兇者是一個55歲的失業男性。
蘇州刺傷日本人事件的行兇者也是一個52歲的失業男性。
說句不怕得罪人的話,在肉欲方面,男人大都不是好東西。還不到四十歲,對自己的老婆幾乎就毫無性趣了。
中年夫妻的關系,大體上可以用“床下無話可說,床上無愛可做”進行簡單地概括。
然而,偏偏男人這個物種,不過70歲這個年紀,性欲基本上不會消失。
倘若性欲已經不能從妻子身上得到滿足,又沒有其他渠道可以發泄,他們就會因為長期的性壓抑而覺得人生的樂趣在快速流失。
人生太無趣了,又會進一步讓他們覺得,活著意義不大,這個世界沒啥值得留戀。
一個對人生失去意義感的人,最容易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而失業的消極影響,往往是加劇這種人生的無意義感。
在收入普遍不高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街頭巷尾那些粉紅燈光曖昧閃爍的發廊,用自己廉價的服務,為那些在老婆身上早已無法獲得原始樂趣的中壯年男人,提供了一個替代的快樂來源,尤其是那些去不起昂貴夜總會的中低收入男人。
當一個早已對老婆失去性趣的中壯年男人,哪怕失業了,收入減少了,仍然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從其他渠道獲得原始快樂的時候,他們就不會輕易覺得生無可戀,而是會振作起來,哪怕去工地賣苦力,賺點足以到發廊找樂子的錢,他們也愿意,并且干勁十足。
由于結構性因素,加上經濟總是呈現周期性波動,任何一個社會和時代,都必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失業人群。差別僅僅在于,失業人群的數量時多時少。
如何防止這些失業人群走上極端暴力犯罪道路呢?一個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就是,避免他們徹底失去人生的意義感。
國外有一項研究發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時期,歐美國家色情行業便會變得高度繁榮。
這個現象絕對不能僅僅從“色情行業提供解決機會、緩解就業壓力”這個經濟學維度進行解釋。
我更加信奉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解釋:不管你喜歡它,還是不喜歡它,一個社會現象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必然是因為它履行了某種正面的社會功能。

因此,我傾向于認為,作為心理補償,色情行業能夠巧妙地、悄然地對沖和消解經濟不景氣所催生的社會戾氣,讓那些在財務上倍感壓抑的男人們,仍然有機會從另一個渠道獲得一些最原始的快樂,從而讓人生的意義體系不至于徹底塌陷。
食色性也!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都無法徹底鏟除色情行業。
把街頭巷尾的發廊清除得太干凈了,對于中壯年富人來說,人生快樂幾乎是絲毫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有的是秘密渠道。
受影響最大的,恰恰是那些低收入的中壯年男人,他們才是街頭發廊的主要顧客。這些人,由于個人財富稀少,一旦人生樂趣全部失去,人生意義便會塌陷,從而非常容易染上強烈戾氣,走上不計后果的暴力犯罪道路......

一個人,倘若總是過度道德潔癖,便非常容易出現心理問題。一個社會也是這樣。
弗洛伊德說過,性欲是一切能量的終極來源。假如一個社會不愿意正視色情業的某些積極卻隱蔽的社會功能,對它進行過度的道德指責,把中低收入中壯年男人的褲襠管得太緊,就必然會在另一個方面付出代價。
因此,我的個人建議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適度放開街頭發廊。
這幾天,我甚至想象過這樣一個場面:蘇州那位52歲的失業男人,在準備沖上日本校車的時候,倘若突然想起,在某條深巷發廊,小紅或小青正在溫情脈脈地召喚自己,他說不定就扔下刺刀了:“走!到工地搬磚去,一天賺他個一兩百塊錢,晚上找小紅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