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角色典型。一般我們將海明威的角色稱為「硬漢」，但這種「硬漢」不能簡單地從中文字面上去理解。

海明威筆下所謂的「硬漢」

「硬漢」的標記是耐打耐折磨，不會叫痛不會哀號，也不會輕易放棄，而且他們所忍受的傷害破壞，很多時候并不是無從逃避的，而是他們自己如同飛蛾撲火般自己去找來的。

他們并不是希臘悲劇里的那種角色，在命運或神的操弄下，沒有退路，只能去面對不想面對的，去承擔絕對不會是幸福快樂的結果。

海明威還不到二十歲，就跑到歐洲戰場上去參加戰況慘烈，歐洲人自己打得彷徨失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大可不必去，卻還是去了，去開救護車，在離第一線戰場不遠的地方受了傷。

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老人與海》里，古巴老漁夫也大可不必硬要跟那尾大馬林魚斗下去，將釣線掛在肩膀上的幾十個小時中，任何一刻老漁夫都可以、也都應該放掉釣線，因為他明明知道那尾魚大到不是他能征服的，但他就是不放。

正因為他明明知道那尾大到超過他所能征服的。大馬林魚將老漁夫連人帶船拖到很遠很遠的海域，表面上看，老人贏了，抓住了大魚，但實質上，他沒有贏，他絕對沒有辦法一人一船，越過那么廣闊的海域，將大馬林魚帶回陸地去。

老人費了那么久才控制住大馬林魚，卻注定了他無法將魚帶回港。鯊魚反覆來襲，咬走了大馬林魚身上血色旺盛的鮮肉，留給老人帶回去的，只有一身傷痕，和一身更深的疲憊，還有，和那大馬林魚搏斗兩天無論如何不肯放棄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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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英雄一樣「硬」，但他們不是英雄

海明威筆下的「硬漢」，不是為了換取什么樣的利益或名聲，才經歷那些痛苦折磨，去克服那些看來如此嚴酷的挑戰的，不，痛苦、折磨、挑戰，本身就是目的。

因而，「硬漢」像英雄一樣「硬」，像英雄一樣無畏無懼，但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會在讀者、觀眾心中引起的感覺，也就不是崇拜。英雄為了更高的目標——上帝、信仰、自由或美人—勇敢冒險，去忍受別人無法忍受的沖擊，但「硬漢」卻單純只是為了自己去走這樣的歷程。

海明威筆下的「硬漢」，他們的強硬強悍因而帶著一種奇特的無可奈何。與其說有什么樣的正面理由讓他們去犧牲奉獻，還不如說是出于一份不得已——無法安安靜靜過平凡生活，才是他們生命最根本的底蘊。

從這個角度看，海明威一方面是美國傳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吊詭地，又是美國傳統最激進的破壞者。

在表面的高度動感動能之下，鋪設灰晦憊懶的精神底層

海明威的角色，像是西部拓荒情境中跑出來的。他們離開安穩的東部環境，離開已有的農業區域，前往未知的荒漠，越過充滿威脅的高山，毀滅印第安部落或被印第安部落毀滅，將美國領土一直開展到太平洋岸。

但是，在這樣表面的高度動感動能之下，海明威卻鋪設了灰晦憊懶的精神底層。這些人，并不是美國傳統的驅策、創造者，相反地，他們是這套傳統下的犧牲者。

不安、騷動、追求冒險的美國精神，支使著海明威和他筆下的「硬漢」，他們不是主動選擇，而是被那內在無名的沖動，驅動驅使著。他們和通俗冒險小說、西部電影角色最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明白自己內在的無奈，他們的生活有很多刺激，然而他們并不享受這樣的刺激，這里面沒有對自己對別人的沾沾自喜，反而有更多的忍耐。

他們不只忍耐冒險過程給他們的折磨，他們也忍耐自己對這些無謂冒險行為的無奈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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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話」的不只男性主角

海明威的「硬漢」沒有辦法沉醉在自己的英勇英雄行為中，表現在外的，就是他們「省話」的特質。

不只海明威的男性主角「省話」，海明威做為一個作者、一個敘述者，都是「省話」的。只用最簡單的語言，講最簡省的話，這是海明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格。

我們可以從小說美學上，討論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小說應該像冰山，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尋索藏在寒冷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在這點上，海明威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價值脈絡，更將現代主義「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規范銘言發揮到淋漓盡致。

現代主義會強調「少就是多」，一是源自對固定形式的不滿。舊的藝術創造中有許多規矩：詩有韻腳行數的規矩；音樂有呈示、發展、再現的規矩；繪畫有投影法的規矩；小說有敘述結構上的規矩……這些規矩限制了創作的空間，簡化了創作的程序，讓作品中充斥著重復、形式化的內容。

現代主義對這些規矩不滿不耐，追求打破這些規矩，很自然導向主張消去依隨、滿足形式的部分，只留下真正屬于藝術家獨特創造的部分。現代派作曲家有種抒情的說法：「一嘆息一世界」，其中內含的邏輯是：如果這整個世界只有那聲嘆息是特別的、不在日常之內的表現，那么光那聲嘆息就是世界了，不需要將那些日常的、重復的瑣碎事物一起放進來，反而模糊掩蓋了真正重要的。只要一聲嘆息就夠了。

現代主義會強調「少就是多」，另一項考慮來自對于讀者的想像改變了。創作者如果假想要為懶惰、被動的讀者創作，那么他就勢必要做許多說明、解釋，那些說明解釋并非專屬于他、專屬于他的作品，稀釋、沖淡了創作的原汁原味。再好的作品，怎堪得被如此稀釋還能保有力量呢？

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改變讀者，至少是改變對于讀者的想像。作者沒有義務、也沒有辦法替讀者設想得那么周密，什么都要告訴他，作者只給獨特選擇后的重點，讓讀者依照這些重點去填充其他部分，在心中完成對于作品的領受。

在這兩方面，海明威的小說都有一定程度的貢獻，發展了現代主義的理念，尤其不特別張揚現代主義美學理念，而是用作品的魅力提供不同的閱讀經驗，讓許多原本無意親近現代主義的人，轉變為主動、參與式的讀者。

不過，除了普遍現代主義浪潮之外，海明威的「省話」，還有個人個性的緣由。

不去一一交代故事線索的敘述者

海明威的《戰地春夢》是以主角亨利第一人稱寫成的小說，他將自己的奇特生命經驗記錄下來，說給讀者聽。以這樣習慣的形式假設出發，我們卻很快就在小說碰到了絆腳的石頭。

例如，小說從意大利戰場鋪陳開來的，之所以有后來的各種情節故事，因為這個「我」，一個美國人，跑到義大利投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果他沒有去，就不會去開救護車，就不會遇到炮彈襲擊，也就不會有那段和英國護士間的戀情了。

可是「我」沒有道理一定要去意大利打仗，別的美國人沒有去啊！小說中「我」卻從來沒有對讀者解釋，為什么要去參戰，怎么做的決定，決定時心里在想些什么考慮什么？

又例如，「我」受傷療養的過程中，一度被護士長從病床邊的櫥柜里搜出大批酒瓶，遭到一番斥責。然而在此之前，「我」都沒有告訴我們，告訴讀者他喝酒酗酒的訊息。盡管我們一路讀著「我」住院的經過紀錄，卻得要等到酒瓶被搜出來了，我們才知道他喝了那么多酒。

這種地方顯現的是更深沉的敘述者內在性的「省話」。即使做一個敘述者，他不說，他不想說，他不能說，換句話說，他沒有、他無法稱職地發揮敘述者的功能。

前面一個例子，應該是源于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夠提供答案吧！干嘛讓自己現身戰地的危險中？那不會是理智算計后的結果，甚至也不是受了什么明確外在刺激產生的反應，那沖動就是在那里，早就在那里，拒絕被解釋。

如此的沉默，于是在小說中增添了一個生命面向——表面上看是自己決定的，卻不是自己真能掌握的行為，人的性格不可之處，有著更深沉或更廣大或更神秘的力量在操控著。

海明威的「硬漢」，不是自己選擇要當「硬漢」的，他們甚至無法選擇不當「硬漢」。留有這種無法自我解釋的困境空間，于是讀者不可能單純地崇拜、欣賞或討厭、排斥海明威筆下的「硬漢」，而必然對他們產生某種曖昧的同情憐惜，進而產生某種讀者都不一定愿意承認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