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283期：在貝爾格萊德對話世界-張維為、王震
“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
“中國可以做很多，但它需要一些時間。”
“俄羅斯是革命者，推翻這個秩序；中國是改革者，要改革這個秩序。”
今年2月在塞爾維亞舉行了一系列國際對話，在這場國際對話中，我們向全世界闡述中國視野下的世界，同時也向世界介紹中國理念。在東方衛視5月12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王震，共同探討中東歐國家面臨的現狀，以及中塞關系的前景。
張維為：
今年2月上旬，應塞爾維亞前外長武克·耶雷米奇的邀請，我們訪問了中國在歐洲的鐵桿朋友塞爾維亞，會見了不少政要，包括外交部長，也與多家智庫進行了深入交流，還與當地的政界、知識界、媒體界等進行了廣泛的對話。
我們這次訪問的一個高潮是2月5日晚，東道主選擇在貝爾格萊德一家裝飾華麗典雅的俱樂部，為我們舉行了一場主題為“蛇年：沖突還是和諧”的高端對話會。這場活動吸引了近200位嘉賓出席，包括塞爾維亞前總理、外交部國務秘書等政要，也包括知識界、媒體界的許多資深人士，還有多國家駐塞爾維亞的大使和國際組織的代表等。
我們的對話持續了兩個小時，耶雷米奇前外長說：“如您4年前所預測的，特朗普果真卷土重來，世界歷史也因此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特殊時期，整個國際秩序都遭遇嚴峻挑戰。如果我們比較中俄美三個大國，可以說俄羅斯從未真正地融入這個秩序，中國已經很好地融入了這個秩序，而美國正在退出這個秩序。我想問一下，中國今天是怎么看這一切的？”
我說：“我認為俄羅斯是革命者，它通過一場頗有爭議的特別軍事行動，要推翻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單極秩序；中國是改革者，主要是趨利避害，既利用這個秩序的合理的一面，也力求改革這個秩序不合理的一面。而革命者與改革者的目標都是向前看，希望能夠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多極世界秩序。”
我提到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曾對我們說過一番話，他很佩服中國人能夠在對手的地盤上干翻對手，他舉了WTO的例子，說這是美國人創建的，而今天美國人自己想要退出WTO。至于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對這個秩序也不感興趣了，他認為這個秩序導致美國負擔過重，導致美國經濟空心化，所以他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正在拋棄這個秩序。但他的眼光是向后看，要重回二戰前的單邊主義以及重商主義的時代。
換而言之，現在革命的力量、改革的力量、拋棄的力量，三者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客觀上加速了多極世界的到來。但對如何建立多極世界秩序，還沒有形成共識，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和俄國之間應該說對此有基本共識，但中俄與美國之間沒有。
張維為教授與耶雷米奇教授對話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耶雷米奇問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中國準備如何應付特朗普帶給中國的挑戰，特別是貿易戰與科技戰，你們是準備以牙還牙還是怎么樣？”我說：“正因為我們4年前就預測到特朗普大概率會卷土重來，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所以現在不只是以牙還牙，而是懲罰性地反擊。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增加關稅，我們就宣布對美國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關稅。”
耶雷米奇說：“中國人是以深思熟慮著稱的。”今年這個蛇年會有什么樣的特點？我說：“蛇的象征意義包括智慧和韌性，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展現出了智慧和韌性。比方說DeepSeek，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看看美國從硅谷到股市，都表現出極度的焦慮不安，仿佛從蛇年的1月份開始，什么都變了。有些人說中美已經攻守易形。我們很久以前就得出這么一個結論，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大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這也是我們判斷美國必將輸掉對華貿易戰關稅戰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行事風格與美國截然不同，美國人喜歡展示PPT，宣稱他們將推出某些最新最好的技術和武器，而我們是直接干起來，等到成功后再做一個簡單的發布，甚至不做發布。但當中國今天已經擁有了像DeepSeek、比亞迪新能源車、第六代戰機、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等等這些美國還沒有的高科技產品時，這意味著世界已經發生了巨變。我還補充說，我們公開談論某項中國技術突破的時候，這一般也意味著我們很多的成果已經在路上了，英文叫做in the pipeline。”
主持人問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些成就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我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成功了。我們從蘇聯和南斯拉夫學習了很多東西，包括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教訓。我們后來目睹了南斯拉夫的解體，感到十分痛心，但我們沒有氣餒，我們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至成功。”
這次訪問中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對話，《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巴爾干地區的主編斯馬伊洛維奇女士對我做了一個深度專訪，聊了不少我1986年訪問南斯拉夫的經歷。當時我陪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南斯拉夫，我們當時被震撼了，我們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看到五星級酒店、超級商廈、十分寬敞的居民住宅、轎車進入尋常百姓家，我們當時在想哪一天中國也能變得這么發達。
當然隨著我們在南斯拉夫訪問的深入，我們了解到南斯拉夫已經陷入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鐵托總統是1980年5月4日去世的，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這沒有辦法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結果是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更嚴重的是，當時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普遍被西方話語洗腦，天真地認為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危機就能迎刃而解。結果是內戰爆發，國家解體。
聽我講述這段經歷，斯馬伊洛維奇女士的眼淚幾乎落了下來，她說：“你知道我們塞爾維亞人回想起這一切是多么悲傷嗎？”我表示充分理解，我自己2006年實地走訪過解體后的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國，感觸萬千。我當時寫了這么一段話：“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主持人隨后又問了一個問題：“塞爾維亞這樣的小國，夾在大國之間，如何行事比較好？”我說：“從文明型國家視角來看，塞爾維亞與烏克蘭一樣，處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帶，所以塞爾維亞選擇成為連接不同文明的橋梁，我說這是十分明智的。而像烏克蘭這樣選擇成為不同文明對抗的堡壘，這是大錯特錯的。所以我理解和支持塞爾維亞提出的叫做‘四大支柱’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同時與中國、俄羅斯、美國、歐盟都交朋友。但我說我愿意與您分享一點中國智慧，也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一句名言：‘和大家都交朋友，但要做到心中有數。’”
她承認這是一種智慧。接著又問我：“你提到的心中有數，心，我就必須問一個似乎關系到每個中國人內心的問題，那就是臺灣問題。中國人從來都是以戰略耐心而聞名的，在臺灣問題上，中國人的耐心現在看來似乎逐步走向終結了，是這樣嗎？”我說：“新中國是1949年成立的，我們已經耐心等待了75年多的時間了，現在統一條件正日趨成熟。從軍事角度來看，統一已經觸手可及。我們當然希望和平統一，但我們也明確告訴美國人，希望你們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含義就是如果你們不支持我們和平統一，那我們就以其他手段實現統一。它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非和平的，可以是兩者之間的，但統一的目標必須實現。”
主持人問我：“如果美國進行軍事干預呢？”我說：“我們反復告誡美國，不要在臺灣問題上玩火，我們是非常認真的。我說中國有給人面子的文化，我們對美國表示應有的尊重，稱其為超級大國，稱其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如果在臺灣、南海等問題上美國真的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我希望這種沖突永遠不要發生。但如果發生的話，我的預測是國際社會第二天就會發現美國不再是超級大國，所以希望美國好自為之。”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塞爾維亞最大的報紙《政治報》主編也對我做了一個專訪，他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去年訪問塞爾維亞的時候，曾在《政治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中國和塞爾維亞相距遙遠，但兩國人民始終心手相連，在上世紀反法西斯戰爭的浴火歲月和國家建設時期，兩國人民培育了跨越時空的深厚的友好感情。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塞爾維亞是一個巴爾干小國，中國領導人以這樣的方式來表述中塞關系，有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政治報》頭版刊發張維為教授專訪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我說：“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是中國一貫堅持的外交原則。同時中國人有很強的歷史感，我們從不忘記老朋友。我們兩國人民在二戰期間浴血奮戰，共同抗擊法西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時至今日，鐵托的名字，南斯拉夫電影《橋》《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等，即使中國年輕一代也都耳熟能詳，《啊，朋友再見》的歌聲至今還使無數中國人淚目。今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讓我們就用這首經久不衰的反法西斯歌曲來結束我今天的演講吧。它的歌詞是這樣寫的：‘啊，朋友再見吧，一天早晨，從夢中醒來，侵略者闖進我家鄉。啊，游擊隊啊，快帶我走吧，我實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戰斗中犧牲，一定把我來埋葬，請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崗，再插上一朵美麗的花。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謝謝大家。
【圓桌沙龍】
何婕：我記得在之前有一期關注烏克蘭的話題當中，我問過張老師一個問題：“像烏克蘭這樣的小體量國家，它應該在世界上怎么樣找到自己的位置？”張老師剛才演講中說了，不要去做文明沖突的橋頭堡，要做文明交融的橋梁。那我想問第二個問題，當它想要做橋梁的時候，會受到來自于西方世界、其他陣營的伙伴，給它什么樣的壓力？
張維為：應該說塞爾維亞遇到巨大的壓力，我們這次去的時候正趕上它們發生“顏色革命”，最大規模的游行，30多萬人上街。我們是先到法國，在巴黎開會，當時就看到這個報道了。作為研究政治者我有一種直覺，這個時候最應該去，更何況塞爾維亞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應該去對他們表示理解和支持。
到那以后，看到游行規模還是蠻大的，但是我觀察這些示威游行的人，并沒有面帶憤怒，看起來好像很輕松。我們調研下來，至少到2月份的時候，政權是穩定的。但處理這個危機的時候，有些措施不夠妥當、不夠及時，所以造成示威游行擴大。我們到了之后，我跟他們一些官員聊了一次，我說一個國家的成長總要經歷過這些，英文叫ups and downs，也就是跌宕起伏，一個民族就是這樣逐步逐步成熟起來的。
何婕：當一個國家有清醒的頭腦、理性的認知，它想要做文明交融的橋梁時，也不是那么容易，因為外部會持續不斷地給它種種壓力，因為很多勢力不想讓它這么做。
王震：其實不僅是塞爾維亞，還有其他很多小的國家，因為最理性的或者最好的辦法其實是在各大國之間玩平衡，我們稱之為“小國撬動大國”，但實際上這樣做是非常困難的。
塞爾維亞在這方面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太成功的地方，這是由特殊的環境來決定的。歷史上，塞爾維亞跟俄羅斯的關系一直非常密切，歷史的、文化的、種族的等各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同時它跟其它中歐和西歐國家是相鄰的，它又希望獲得西歐大國的支持。現在我們看到，雖然冷戰結束了，但美國跟前蘇聯遺留下來的俄羅斯的關系并沒有改善，特別是俄烏沖突后，俄羅斯跟歐洲的關系也惡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想要再去撬動這樣的關系，就有很大的阻力。
何婕：這場國際對話系發生在塞爾維亞的意義，就在于這個國家還是有它的特殊性，我們可以借此來觀察它的成長。
張維為：還在于它被北約國家包圍。我們在那里有一個鐵桿朋友，北約和西方非常不高興，我們非常高興，特別是我們為塞爾維亞提供了紅旗-22防空系統，這是不得了的，如果當初它們有這樣的導彈防控系統，就不會發生北約空襲事件。它是一個系統，包括24小時的監視監測。
何婕：年輕的朋友不一定知道很多歷史細節，張老師，如果想向年輕的朋友介紹塞爾維亞這個國家，您會從哪個角度讓大家對它有多一點的認知，而且能迅速把握這個國家？
張維為：年輕人對過去社會主義陣營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從B站看得出來，無論是談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鐵托、蘇南關系、中蘇關系，這里的知識點特別多，感興趣的觀眾特別多。南斯拉夫也好，塞爾維亞也好，俄羅斯也好，都有很流行nostalgia懷舊風。你到莫斯科你去看，很多餐廳的裝修都用蘇聯風格，導游給你講蘇聯的故事，歷史在某個時間人們就會懷舊，中國和南斯拉夫、和蘇聯的關系，大家過去都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五年規劃、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列寧主義這些概念大家都耳熟能詳，還有我們跟南斯拉夫也的軍事合作特別多。
王震：對，2023年的時候，我們社科院有一個代表團到那邊去訪問，去巴爾干國家走了一趟，在黑山、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當地人對中國人非常友好。
黑山原來是南聯盟的一部分，我們到了黑山以后，當時在路上有同志要去洗手間，我們就停下來，那是在一個深谷里邊，有一個孤零零的房間，我們走進去后，女主人不會講英語，于是就叫她女兒下來和我們講話，然后我們就用她家里的洗手間，等到我們要走的時候，女主人自家院子里種了很多花，就采了一束花送給我們，她只知道我們是中國來的，也不認識，但對中國非常友好。
張維為：我在解體之前去過，是在1986年，當時叫南斯拉夫；解體之后，純粹是學術和政治興趣，我說看看6個共和國到底怎么樣，科索沃我也去了，真是感嘆萬千。我記得我們當時訪問斯洛文尼亞，這南斯拉夫最富裕的共和國；見到旅館的服務員，因為比較熟悉，幾天都在一起，我們就問他：“你是哪個共和國的人？”這就等于你是哪里人，哪個省的人。他說：“我是南斯拉夫人。”
何婕：那個時候認同感還在。
張維為：當時南共的教育還在，但是這一切后來證明敵不過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力量，政客們一喊黑山屬于黑山人民、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民，然后搞選票選舉，整個國家就瓦解了。想到這些，真的是挺難過的。
何婕：這段歷史對很多人來說，應該也是不堪回首。
張維為：二戰后歐洲最慘烈的戰爭就發生在這個地區。
何婕：現在這些原南斯拉夫成員國能逐漸走到自己的道路上，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方向，也是很不容易，畢竟經歷了那么長時間的歷史動蕩。您在跟他們當地政壇、媒體這么多系列對話里面，他們也關注全球視野，包括說到當下的世界秩序，美國人想要退出的世界秩序，它們怎么來理解這個世界秩序？
張維為：這個倒是與大家有共識，我們節目中講過多次，盡管烏克蘭戰爭有很大的爭議，但是普京講的，我們要推翻舊秩序，推翻美國主導的這個單級霸權秩序，他的這個口號大家普遍都理解，甚至支持。
所以我們當時說過這個話，俄羅斯被西方給孤立了，但西方被非西方世界給孤立了。這是真的，俄羅斯是革命者，推翻這個秩序，中國是改革者，要改革這個秩序。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王震：現在我們身處其中的國際秩序是二戰之后成立的，二戰后主要是美國和蘇聯兩個世界大國，它們確定了整個戰后的國際秩序，但我們知道現在這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GDP占全球的比例是40%左右，現在已經不到30%，大概是24%、25%左右，也就是1/4。
那么中國的話，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的GDP只有幾百億美元，但現在我們GDP已達到將近18萬億美元，占全球16%、17%左右，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你想現在的中國跟現在的美國在全球的比重跟過去能一樣嗎？當然不一樣。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非西方國家，像印度、土耳其、巴西等等，我們稱之為非西方國家的整體性崛起。原來是西方國家說了算，美國和蘇聯說了算；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已經沒有太大的話語權，于是就變成美國跟它的盟友，像日本和歐洲；現在非西方國家整體崛起之后，就不能按照原來的說法來算了。所以G7擴大到G20，現在G20其實也不能反映問題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格局、國際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原來的秩序一定要做很大的調整，如果不能在當前的機制里面增加它的話語權，這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所以國際秩序面臨巨大變革的壓力，反之美國覺得原來的權力沒法維持下去了，它要想辦法不擇手段地維持在原來體系里面的話語權，但它的力量跟它的這個地位不能匹配，那么矛盾和問題就來了。
何婕：在歐洲的國家，在塞爾維亞，我們舉行這些對話也是一種觀點理念上的一種交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視野是怎樣，我們怎么來看待這個世界的，其實有時候也可以聽聽他們怎么看。他們有沒有什么觀點是讓您覺得特別有啟發？他們問的問題也很直接，比如我們特別想和中國發展關系，“一帶一路”項目也特別好，但每當我們搞一個項目，就受到壓力。
張維為：其中最頭疼的壓力就是美元支付系統，就是動不動美國就說你們威脅我，不能使用SWIFT（國際資金清算系統）。我們現在可以說你可以用我們的人民幣結算，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人民幣數字支付系統，但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挑戰，比方有些項目，它的使用只能用美元，或者是過去的安排，因為歐盟也給它一些援助，美國也給它援助，過去的一些歷史形成的，不是這么簡單的。
所以西方有一整套干涉內政的方法，從非政府組織開始一整套的安排，包括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果讓它提供援助一定是有很多條件的，包括政治條件，你要擺脫這些不太容易的，
何婕：制度也好，格局也好，所有的配套工具，包括這個系統平臺也好，它已經生成了，你要從這里頭跳出來，完全建立一套新的體系，是難上加難的事情。
王震：中國可以做很多，但需要一些時間。比如去看二十大報告的話，對形勢的判斷其實很不一樣了，已經不再提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明確提出世界進入一個動蕩變革期，這也是我們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的應對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不是一個虛的概念，而是有具體步驟的，比如構建新型的國際關系，要實現新型的全球化，要和平發展，要維護多邊主義，都是有具體的指向的。
比如《全球安全倡議》，一共列出二十點，這里面既有全球性問題，也有地區性問題，還有十幾個是專題性問題，比如海上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是有具體的針對性的思路在里邊的。我們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自己思考的，愿意貢獻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方案，我們不是說說而已。
一輛列車運行在匈塞鐵路塞爾維亞境內貝諾段橫跨薩瓦河的大橋上。人民日報
何婕：您剛剛說到塞爾維亞也想減少美元支付，之前中國跟巴西、中國跟阿根廷，在相當多的物品上實現了人民幣結算，而且用人民幣結算還可以消除它們身上背負的巨額美元債務，這就是非常聰明的做法，也是很扎實的做法。
張維為：比如在拉美，現在中國跟它們的經貿關系超過它們跟美國的經貿關系，美國非常緊張，但又沒有實力來做這些項目，比方我們做錢凱港等等項目，他們想都不敢想，但這么大的基礎設施投資，我們做成了。
當然塞爾維亞情況復雜一點，自從黑山獨立之后，它沒有出海口，沒有海港，它就變成內陸國家了，所以被北約國家圍著，
何婕：所以它要匈塞鐵路。
張維為：一個是修鐵路，一個就是它必須和周邊小國搞好關系，因為它通過黑山才能把一些東西通過海運運出去。好在中國和周邊國家關系也很好，
何婕：所以跟中國很好的合作，可以幫助像這樣一個地緣政治歷史關聯都很復雜的國家，走出一條獨立發展的路。觀察塞爾維亞，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張維為：現在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拓展，塞爾維亞是一個支點，特別是中東歐國家，塞爾維亞非常重要，我們在那里進行的投資項目，無論是鐵路、高速公路、銅礦——我們在那里有很大的銅礦開采，還有其它項目，總體標準挺高的，比如銅礦的環保標準超過了歐盟的標準，給歐盟起了示范作用，讓人家看和中國合作可以做到這么好。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觀眾提問】
觀眾1：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梁宇賀，我的問題是：塞爾維亞與北約國家匈牙利將簽署國防合作協議，這是否說明北約后院被撕開一道口子，是否意味著美國對歐洲以及北約的控制力正在下降？謝謝。
張維為：對，這個防務協議實際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2024年的時候已經簽了，所以證明它們是很成熟的關系，包括國防、武器一類的合作，包括演習的合作，包括其它這種方面的合作。
你看出來就這兩個民族歷史上也是這樣，當初南斯拉夫跟蘇聯、跟斯大林都鬧矛盾，這個民族有斗爭精神，我們比較喜歡，當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也講過，蘇聯不敢打南斯拉夫，印度不敢打尼泊爾，我們老一輩革命家就是看一個民族，很大程度上就看你有沒有斗爭精神。
當地時間4月1日，塞爾維亞與匈牙利在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大廈簽署國防合作協議，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出席儀式。央視新聞
王震：有一個背景給大家講一下，3月份的時候，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和科索沃簽了一個三方防務協議。大家知道，因為經歷過科索沃戰爭，后來科索沃自己宣布獨立，有些國家承認，但還有很多國家是不承認的，塞爾維亞是堅決不承認的，它認為科索沃還是塞爾維亞的一部分。
現在科索沃跟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簽署這樣一個協議，對塞爾維亞來講有很大壓力，所以必須要做出反制。那么反制的辦法就是跟匈牙利尋求一些合作，其實主要目的還是應對科索沃問題。因為塞爾維亞現在不是北約成員，即便是北約的成員，本身也有一定自主權來選擇自己的防務合作，匈塞這個協議不是結盟，就是一個防務合作，只是說防務合作可能大家覺得比較敏感而已，或者程度比較高了點而已，但遠遠沒有到可以結盟的程度。
觀眾2：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胡高康，是一名律師。我國對塞爾維亞在基礎建設、能源、醫療等多方面開展了援助，我想請問兩位老師，我國為什么會幫助這樣一個東歐小國？謝謝。
張維為：實際上我覺得中國外交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它是算大賬的，我們給人家提供幫助，人家事實上也幫助我們，你只要眼光稍微長遠一點點，你就知道了。一帶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影響非常長遠。你可以相信我們做外交的也好，做經貿援助項目的也好，都是智商不低的人。
王震：我一般不太用“幫助”一說，國際關系中不太用“幫助”這個詞，因為國際關系的本質上是一種互惠，就是說沒有非常無私的，你如果純粹用道德來評判可能會把問題簡單化，而且很可能會有一些風險在里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共贏、互利的合作。為什么中國愿意跟塞爾維亞開展合作，或者為什么塞爾維亞愿意跟中國開展合作，原因可能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歷史紐帶，我們剛才聊到雙方民眾之間其實都有很強的好感，另一個就是塞爾維亞相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沒什么限制，因為它冷戰后經歷過兩場戰爭——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百廢待興，中國有投資過去，它們是很歡迎的，沒那么多限制。對中國企業來講，特別是企業想要走出去、要找市場的話，就是很好的地方，因為企業最怕風險、最怕不確定因素，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和政策雙重驅動的因素在里邊。
另外從剛才張老師談的國家戰略層面，我們算大賬來講，巴爾干半島是俄羅斯連接中歐和西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通過這個地方進入西歐比較容易，不管是在物流層面還是戰略層面，這里是一個重要的橋頭堡。
所以，這是一種基于雙方的共同需求來開展的合作，可能不是簡單的誰幫助誰的問題，是大家在一塊共贏互利的合作。
張維為：你仔細看我們“一帶一路”的文件，里邊很多概念非常新，這個是支點國家、這個是什么國家，并不是平均用力的，支點國家就是相對各個條件和基礎都是比較好的，這對中東歐來說，它是一個示范，是一個窗口，人家看你們怎么做得出這么好的鐵路，一個個項目可以做得這么好，人家就打開了視野，增加了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觀眾3：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的問題是：中歐關系受美國影響，小國需要選邊站，而塞爾維亞作為歐盟的候選國，卻在深化和中國的合作，這是否會引起歐洲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進而比較積極地轉向中國？謝謝。
王震：去年跟伊朗外交部下面一個智庫的專家聊，他們當時問了一個問題，說中國有沒有可能在伊朗搞一些項目，像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旗艦項目，他們也知道只有中國的投資可以搞旗艦項目，搞了旗艦項目就可以帶動整個的經濟發展，所以都有這樣的一個訴求。
這其實就是我們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引起了其他國家的羨慕或仰慕，希望我們到那邊去投資。我想中國和塞爾維亞的合作肯定也有這樣的示范的效應在。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句，因為前南斯拉夫解體之后，這些共和國獨立后都是小國，它們更加缺少獨立性。但是我同意這個觀點，如果你塞爾維亞項目做好了，它們看和中國合作的好處至少不亞于與歐盟的合作，至少不亞于與美國的合作。中國人做事情眼光比較長遠，很多東西都是慢慢發揮作用的，我們叫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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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以做很多，但它需要一些時間。”
“俄羅斯是革命者，推翻這個秩序；中國是改革者，要改革這個秩序。”
今年2月在塞爾維亞舉行了一系列國際對話，在這場國際對話中，我們向全世界闡述中國視野下的世界，同時也向世界介紹中國理念。在東方衛視5月12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王震，共同探討中東歐國家面臨的現狀，以及中塞關系的前景。
張維為：
今年2月上旬，應塞爾維亞前外長武克·耶雷米奇的邀請，我們訪問了中國在歐洲的鐵桿朋友塞爾維亞，會見了不少政要，包括外交部長，也與多家智庫進行了深入交流，還與當地的政界、知識界、媒體界等進行了廣泛的對話。
我們這次訪問的一個高潮是2月5日晚，東道主選擇在貝爾格萊德一家裝飾華麗典雅的俱樂部，為我們舉行了一場主題為“蛇年：沖突還是和諧”的高端對話會。這場活動吸引了近200位嘉賓出席，包括塞爾維亞前總理、外交部國務秘書等政要，也包括知識界、媒體界的許多資深人士，還有多國家駐塞爾維亞的大使和國際組織的代表等。
我們的對話持續了兩個小時，耶雷米奇前外長說：“如您4年前所預測的，特朗普果真卷土重來，世界歷史也因此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特殊時期，整個國際秩序都遭遇嚴峻挑戰。如果我們比較中俄美三個大國，可以說俄羅斯從未真正地融入這個秩序，中國已經很好地融入了這個秩序，而美國正在退出這個秩序。我想問一下，中國今天是怎么看這一切的？”
我說：“我認為俄羅斯是革命者，它通過一場頗有爭議的特別軍事行動，要推翻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單極秩序；中國是改革者，主要是趨利避害，既利用這個秩序的合理的一面，也力求改革這個秩序不合理的一面。而革命者與改革者的目標都是向前看，希望能夠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多極世界秩序。”
我提到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曾對我們說過一番話，他很佩服中國人能夠在對手的地盤上干翻對手，他舉了WTO的例子，說這是美國人創建的，而今天美國人自己想要退出WTO。至于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對這個秩序也不感興趣了，他認為這個秩序導致美國負擔過重，導致美國經濟空心化，所以他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正在拋棄這個秩序。但他的眼光是向后看，要重回二戰前的單邊主義以及重商主義的時代。
換而言之，現在革命的力量、改革的力量、拋棄的力量，三者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客觀上加速了多極世界的到來。但對如何建立多極世界秩序，還沒有形成共識，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和俄國之間應該說對此有基本共識，但中俄與美國之間沒有。
張維為教授與耶雷米奇教授對話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耶雷米奇問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中國準備如何應付特朗普帶給中國的挑戰，特別是貿易戰與科技戰，你們是準備以牙還牙還是怎么樣？”我說：“正因為我們4年前就預測到特朗普大概率會卷土重來，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所以現在不只是以牙還牙，而是懲罰性地反擊。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增加關稅，我們就宣布對美國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關稅。”
耶雷米奇說：“中國人是以深思熟慮著稱的。”今年這個蛇年會有什么樣的特點？我說：“蛇的象征意義包括智慧和韌性，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展現出了智慧和韌性。比方說DeepSeek，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看看美國從硅谷到股市，都表現出極度的焦慮不安，仿佛從蛇年的1月份開始，什么都變了。有些人說中美已經攻守易形。我們很久以前就得出這么一個結論，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大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這也是我們判斷美國必將輸掉對華貿易戰關稅戰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行事風格與美國截然不同，美國人喜歡展示PPT，宣稱他們將推出某些最新最好的技術和武器，而我們是直接干起來，等到成功后再做一個簡單的發布，甚至不做發布。但當中國今天已經擁有了像DeepSeek、比亞迪新能源車、第六代戰機、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等等這些美國還沒有的高科技產品時，這意味著世界已經發生了巨變。我還補充說，我們公開談論某項中國技術突破的時候，這一般也意味著我們很多的成果已經在路上了，英文叫做in the pipeline。”
主持人問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些成就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我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成功了。我們從蘇聯和南斯拉夫學習了很多東西，包括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教訓。我們后來目睹了南斯拉夫的解體，感到十分痛心，但我們沒有氣餒，我們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至成功。”
這次訪問中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對話，《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巴爾干地區的主編斯馬伊洛維奇女士對我做了一個深度專訪，聊了不少我1986年訪問南斯拉夫的經歷。當時我陪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南斯拉夫，我們當時被震撼了，我們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看到五星級酒店、超級商廈、十分寬敞的居民住宅、轎車進入尋常百姓家，我們當時在想哪一天中國也能變得這么發達。
當然隨著我們在南斯拉夫訪問的深入，我們了解到南斯拉夫已經陷入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鐵托總統是1980年5月4日去世的，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這沒有辦法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結果是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更嚴重的是，當時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普遍被西方話語洗腦，天真地認為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危機就能迎刃而解。結果是內戰爆發，國家解體。
聽我講述這段經歷，斯馬伊洛維奇女士的眼淚幾乎落了下來，她說：“你知道我們塞爾維亞人回想起這一切是多么悲傷嗎？”我表示充分理解，我自己2006年實地走訪過解體后的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國，感觸萬千。我當時寫了這么一段話：“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主持人隨后又問了一個問題：“塞爾維亞這樣的小國，夾在大國之間，如何行事比較好？”我說：“從文明型國家視角來看，塞爾維亞與烏克蘭一樣，處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帶，所以塞爾維亞選擇成為連接不同文明的橋梁，我說這是十分明智的。而像烏克蘭這樣選擇成為不同文明對抗的堡壘，這是大錯特錯的。所以我理解和支持塞爾維亞提出的叫做‘四大支柱’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同時與中國、俄羅斯、美國、歐盟都交朋友。但我說我愿意與您分享一點中國智慧，也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一句名言：‘和大家都交朋友，但要做到心中有數。’”
她承認這是一種智慧。接著又問我：“你提到的心中有數，心，我就必須問一個似乎關系到每個中國人內心的問題，那就是臺灣問題。中國人從來都是以戰略耐心而聞名的，在臺灣問題上，中國人的耐心現在看來似乎逐步走向終結了，是這樣嗎？”我說：“新中國是1949年成立的，我們已經耐心等待了75年多的時間了，現在統一條件正日趨成熟。從軍事角度來看，統一已經觸手可及。我們當然希望和平統一，但我們也明確告訴美國人，希望你們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含義就是如果你們不支持我們和平統一，那我們就以其他手段實現統一。它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非和平的，可以是兩者之間的，但統一的目標必須實現。”
主持人問我：“如果美國進行軍事干預呢？”我說：“我們反復告誡美國，不要在臺灣問題上玩火，我們是非常認真的。我說中國有給人面子的文化，我們對美國表示應有的尊重，稱其為超級大國，稱其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如果在臺灣、南海等問題上美國真的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我希望這種沖突永遠不要發生。但如果發生的話，我的預測是國際社會第二天就會發現美國不再是超級大國，所以希望美國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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