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 “以貿促變”：西方對華政策為何成少敗多？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揚之】
鑒于國際局勢紛亂，危機四伏，德國新政府亟待處理的內政外交事務很多。默茨擔任總理之后，穿梭于諸國之間，但只與中國國家領導人通過一次電話。
乍一看，中國似乎還沒真正進入德方的議事日程。
根據德國政府官網上發布的信息，默茨在通話中表示愿意在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以“伙伴關系方式”（partnerschaftlich）進行合作，強調德中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此外，雙方還就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不久后繼續直接交流，以進一步推動德中合作的發展。
這說明，默茨“冷處理”德中關系只是表相。
一方面，他必須先把歐盟內部和德美關系捋順，方能顧及其他事務。另一方面，默茨也在觀察中美關系的走向。畢竟，北京與華盛頓如何相處，對國際局勢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何經營對華關系，是任何德國政府都無法回避的課題。
“以貿促變”政策的來龍去脈
德國對華長期執行的“以貿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勃蘭特總理（Willy Brandt）針對蘇東集團所采取的“新東方政策”（Neue Ostpoltiik）的延續和翻版。
勃蘭特及其助手巴爾（Egon Bahr）提出的“東方政策”之所以被冠以一個“新”字，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對之前西德推行的“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 Doctrine）的反動。
這個以當時西德外長命名的“舊東方政策”，基于阿登納政府的兩個既定國策：融入西方（Westbindung）和拒絕東方（Diplomatische Ablehnung des Ostblocks）。
前者可以被稱為德式的“一邊倒”政策：當時華約組織的部隊已推進至易北河一線，阿登納認為，西德若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體系，以獲得包括核保護在內的安全保障；經濟上，聯邦德國也需要“馬歇爾計劃”的財金輸血。
后者的具體內容是：西德是德國的唯一代表，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不和與東德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和保持外交關系。類似于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堅守的“一個中國”原則（“漢賊不兩立”）。
該政策導致一系列“斷交”事件：南斯拉夫、古巴等國因與東德建交而被西德政府斷交；埃及因接待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而遭到西德的威脅，最后導致10個阿拉伯國家一起主動與西德斷交。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民主德國的外交承認，自然也就被西德排除在建交名單之外。
當時，德國是冷戰的最前沿，而柏林則是前沿中的前沿：1961年8月13日午夜，東德政府開始執行建筑“柏林墻”的“玫瑰行動”（Aktion Rose）；1962年，美蘇之間爆發了臨界核戰爭的“古巴導彈危機”。
巴爾（左）和勃蘭特，攝于1963年。dpa
在這個大背景下，時任柏林市長的社民黨人勃蘭特和他的政治助手巴爾，開始思索并尋找克服東西方陣營劍拔弩張局面的途徑。
1963年7月15日，巴爾在巴伐利亞圖青福音新教學院（Die 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講中說：“是否有可能通過漸進的方式，讓（東德）當局逐漸消除他們那些完全合理的擔憂（指對開放的顧慮），從而使放寬邊界和柏林墻的限制變得可行——因為風險已降至（他們）可承受的范圍。這種政策可以用一個簡明的公式來概括：以接近促轉變（Wandel durch Ann?herung）。”
這份演講在媒體上一經發表，批評聲浪一波接一波地洶涌而至。
執政的基民盟（CDU）擔心社民黨所代表的“軟化趨勢”（Aufweichungstendenzen）在兩德關系中會產生導致決堤的“蟻穴效應”，所以故意將巴爾概念中的“接近”（Ann?herung）換成“獻媚”（Anbiederung），指摘“以接近促轉變”無異于“以獻媚促轉變”（Wandel durch Anbiederung）。
勃蘭特所屬的社民黨內也有批評聲：以言辭刻薄著稱的黨內長老級人物魏納（Herbert Wehner）在挖苦和批評這個方案時說：“這簡直就是一派胡言！”（“Dies ist bahrer Unsinn! ”）老魏在此也玩了個文字游戲，將德文“bar”中間加了字母“h”，巧妙地將形容詞“簡直”的意思變成了巴爾的德文名字“bahr”，意思是“巴爾的胡言”。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本意是要緩和與東德及東歐關系的政策設想，不僅受到西德國內政黨的譴責，還得罪了民主德國當局。當時主導“對抗性外交”的東德外長溫澤爾（Otto Winzer）稱巴爾方案是“柔性侵略/溫和蠶食”（Aggression auf Filzlatschen）。
說到當年的“四面楚歌”，巴爾后來不無自豪地說：“當時我們的確‘里外不是人’，但慶幸的是，這個方案在后來的勃蘭特政府期間得以實施，并深刻影響到后來的歷史進程，包括蘇聯的解體。”
“新東方政策”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歷史概念，包含當年勃蘭特政府與蘇東集團簽署的一系列“放棄武力”和“通郵、通商、過境”等雙邊和多邊協議，如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和《華沙條約》、1971年的《柏林四強協定》及兩德《過境協定》、1972年的《兩德基礎條約》等。
回望這段歷史，筆者認為，“以接近促轉變”的新政，從其設計理念而言，并沒有像歷史的最終結果那樣“厥功至偉”。
當時，勃蘭特/巴爾等德國政治精英首先關注的并非“促使對方變革”，而是“自我解圍”，給地處冷戰最前沿的兩德拓出一條緩沖帶，以免武裝到牙齒的北約和華約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
換而言之，這一新政的出臺首先是內政的需要。“促變”則更多是這一新政的“副產品”。而且，這里的“轉變”未必就一定單指對方——民主德國。實際上，西德政府也想以此來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
當然，“新東方政策”客觀上的確為緩和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關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把當時的人道和安全出發點上升為拖垮蘇東集團的一種戰略設計，多少有扭曲和夸大事實之嫌。
冷戰結束后，該政策被德國和西方的政治精英視為改變他國政體的“靈丹妙藥”，同時也成為重商主義和經濟牟利的一塊“遮羞布”。
明明是要做生意掙錢，要獲得對方的市場和資源，但都要冠以一個名正言順的說辭：鴉片戰爭時的口號是“自由貿易”；在“政治正確”盛行的今天則是“自由民主”；因為單純牟利而不推廣自己那些“惠及世界的價值觀”，在西方社會里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
為了籠絡選民，夯實自己政策的“正義性”，政府會編排出各種名目來：譬如，9·11之后分明是被迫啟動北約的“互助條款”，卻非要將其說成是為了保衛本國的自由民主而出兵阿富汗；明明是瞄準中國的巨大市場、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卻非要整出一個“以貿促變”來。
不過，“以貿促變”雖然是“以接近促轉變”的延續和翻版，但在戰略動機上，兩者之間還是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如前所說，勃蘭特/巴爾當年的緩和新政主要是為了“自我解圍”，“促變”更多是“無心插柳”。但冷戰結束后的“以貿促變”則明顯帶有更多的戰略自信。德國和西方的政客們堅信，以前在蘇聯那里能奏效的，今日在其他國家也能成功。而且，這次就是奔著“掙錢+改制”這個雙重目標去的。
德國對華政策演變過程中的“美國元素”
眾所周知，包括德國在內的美國盟友，其外交、安全和經濟政策長期受制于華盛頓。沒有美國的點頭，像德國這樣的盟國是不敢正式與中國交往的。
但不能正式交往，不等于雙方沒有秘密接觸。
早在1964年，也就是被譽為“德國經濟奇跡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執政時期，波恩和北京就在瑞士伯爾尼首次嘗試談判簽署貿易協定。
雙方在這一年共進行了三次秘談，但最終因“柏林問題”、“臺灣問題”以及來自美國的“事實性否決”而于1964年11月無果而終。
時任美國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在一次會談中告誡艾哈德，美國因中國支持越共而視其為“敵人”，故拒絕北京成為貿易協定的談判伙伴。迫于美方壓力，艾哈德趕緊轉調，聲稱他實際上從未打算與中國就真正的貿易協定進行談判，而只是想談一個“商品協定”（Warenabkommen）。
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在中蘇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利用北京，并希望中國在與北越談判中提供幫助，美國才“允許”德國（以及日本）與中國建交。
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握手寒暄。這張照片其后成為冷戰的標志性畫面之一。圖左是其夫人帕特·尼克松。
可是，1969年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上臺時，恰逢中蘇關系緊張。勃蘭特因擔心得罪蘇聯，影響其對蘇東集團緩和的進程，所以決定“先蘇后華”，即在簽訂《莫斯科條約》之后再著手與中國建交。1972年，德國副總理兼外長謝爾（Walter Scheel）到京簽署了建交公報。
德國政界雖然對美國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心知肚明，媒體也都清楚，可大家對此似乎不以為然，并不認為這是個需要強調，或需要引以為誡的狀態。
在談及“新東方政策”時，華盛頓的作用鮮有提及，似乎該新政是勃蘭特/巴爾一干有遠見的政治家自己獨立精心謀劃出來的。其實不然。
一如中德建交是在美國肯首的情況下才得以實現，德國的緩和政策也是有美方政策松動作為鋪墊的。
巴爾1963年7月15日首次公開談論“以接近促轉變”政策的前一個月，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一次基調演講時已公開表示，美國將放棄以武力來支撐“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打算對蘇采取“和平戰略”（Strategy of Peace）。
此次演講的背景是肯尼迪在1962年秋季的經歷：他通過與赫魯曉夫的直接談判，達成了雙方撤回瞄準彼此的中程導彈的協議，從而制止了古巴危機的惡性發展，形成了通過軍備控制來避免核戰爭的新局面。
但肯尼迪本人卻因此在國內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他的大多數顧問及五角大樓（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除外）都持反對態度，但他還是保持了戰略定力，促使蘇聯從古巴撤出核導彈；作為交換，美國也從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核武器。
肯尼迪在那次演講中闡述孤獨決策的動機時坦言，自己之所以認為“全面戰爭”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建立的一切……都將在最初的24小時內毀滅”。
因此，巴爾在圖青福音新教學院為未來“新東方政策”提煉出來的“以接近促轉變”公式并非“空穴來風”，更不是“神來之筆”，而是以肯尼迪的對蘇“和平戰略”為范本和前提的。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推出歐洲對中國“伙伴、競爭者和對手”的三重定義
同樣，德國和歐盟在當今新形勢下制定的對華戰略，也離不開華盛頓的政策轉向。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與此前略有不同的是，“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個“三重論”的具體表述的確是歐盟委員會的“發明”，最先出現在歐盟2019年擬定的《對華戰略》文件中。但美國政府早在2017年就已拋出北京是“長期戰略競爭者”（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這個概念。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以貿促變”針對的是西方之外的政體，“外向性”特征很明顯，而“三重論”卻不僅針對中國，同時也是在防范不要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不靠譜操作拖入可能殃及德國和歐盟利益的漩渦中。
拜登上臺后，國務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說時，提出了對華“三點論”，即：
1.投資——加大在本國的投資，包括基礎設施、供應鏈、教育科研等，以提高對華競爭力；
2.結盟——加強與歐洲、印太等地區的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形成統一戰線，以共同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
3.競爭——在經濟、科研等多個領域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維護歐洲及其盟友的利益和全球影響力。
顯然，特朗普和拜登的執政風格截然不同：前者熱衷“單挑獨斗”，后者則喜歡糾集同伙“打群架”。
美國的政黨輪替讓德國朔爾茨政府看到了一線曙光，認為美國終于又回到北大西洋框架之內，所以對華盛頓亦步亦趨（特別在烏克蘭問題上），但在對華政策上，朔爾茨還沒有跟著拜登走太遠。
德方沒想到（或發自內心不希望）的是，才過四年，特朗普就載著滿滿的“民意”又殺了回來，而且民主黨中短期內翻盤的可能性不大。直到此時，德國和歐盟才認真考慮應該真正邁步走自己的路。
在中國問題上，德國歐盟和美國有著不同的利益。按理說，這是爭取戰略自主的理想領域，但是，默茨本質上是個“大西洋派”：他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躉，擔任過“大西洋橋”協會主席，并堅定支持北約。因此，他的政府能否擺脫對美的長期依賴，筆者并不樂觀。
德國和西方對華政策為何注定失敗
2023年夏，時任德國外長、綠黨籍的貝爾伯克照抄歐盟的對華“三重定義”。她在闡述德國政府的對華新戰略時，說了以下這段話：
“因為中國變了，所以德國的對華政策也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過去那種自由主義的設想——即西方通過與威權國家進行貿易，不僅能促進共同繁榮，還能在這些國家推動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積極變革——如今似乎已經不合時宜了。”
她這段總結性的話語充分反應了德國（西方）對華的以下認知和心態：
1.“以貿促變”的潛臺詞無非就是“我不僅要掙你的錢，還要試圖改變你的家規”。這是典型的西方“零和游戲”，自己必須全贏。
2.中國“變了”，意指中國“羽毛漸豐”，不聽招呼了，要踢開西方制定的國際秩序自立門戶，所以，德國（西方）必須制定新的策略，以制止這一發展趨勢。
3.承認“以貿促變”在中國這里已經失敗，不再合時宜。
2023年7月，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介紹德國政府的“中國戰略”。德媒
那么，德國和歐盟的對華“三重論”（合作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能達到預期效果嗎？
很難！因為該政策其實就是一種“死要面子”和“退而求次”的無奈選擇：既有求于對方，又要遏制對方。翻譯成大白話就是：
一，德國在不少領域已離不開中國，所以不得不合作。但具體到哪些領域時，最常被提及的是“氣候和環保”，其實德國最依賴中國的是供應鏈、關鍵資源、產品市場以及雄厚資本等。德方避談這些，因為那樣很沒面子。
二，德國“以貿促變”的對華政策不僅失敗，而且已進入“反噬”階段：中國的產品、技術和資本不僅構成相當的競爭力，在某些領域甚至已超越德國和歐美。
三，德國和西方的“制度自信”和“制度優越感”正在被“焦慮”和“不安”所取代，歐美的對華遏制幾乎無一不以“危及國家安全”為理由。這個理由可以說“半真半假”：“真”在于中國的挑戰實實在在，且不可小覷，“假”在于用夸大事實的手段來為自己“非民主、不道德和破法規”的操作找借口。
四，最關鍵的是，“中國模式”的成功，給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選項，無形中遏制了西方在全球的影響力。
人們不僅要問，德國和西方的對華政策雖然一段時間內看似成功，但為何最終都流于失敗？筆者歸納了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這類政策大多基于“宗主國”和“制度優越”派生而來的傲慢與偏見。
西方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是掌握話語權和制定規則的一方，是“精神燈塔”，發展方向和現代化楷模。中國只應充當西方理念和價值觀的學生、中低端產業鏈上的“加工廠”、廉價勞動力和重要能源的供應方以及西方產品的傾銷市場。
其次，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國情認知膚淺，過于主觀。
以中國執政黨為例：中共自誕生之日起，長期處于被敵人和對手“圍剿孤立”的惡劣環境中，譬如大革命時期的“白色恐怖”、長征途中的圍追堵截、抗美援朝的“立命之戰”、蘇東集團的孤立排擠、改開時期的武器禁運等。但中共每一次都能在汲取經驗教訓后重新站立起來，認識并壯大自己，最終引領國家走向繁榮。
西方如果足夠了解這點，就應該知道，任何對中國的封鎖、限制、抵制、制裁，不僅不能壓垮中國，反而能倒逼中國用自己的方式結成正果。
再以援朝和援越戰爭為例：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與中國直接較量，結果是一場打平，一場打敗。這種戰績對華盛頓而言應該說是很丟臉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在盟友的支持下，都沒能打垮當時國力尚弱的中國，那么，面對今日之中國，西方諸國又哪來的自信，覺得靠派幾艘軍艦去臺海和南海就能起到威懾作用呢？
最后，西方國家政黨輪替，智庫林立，媒體泛濫，但意識形態痕跡過重。這容易導致戰略誤判、自我消耗，政策短視。
以德國對美國和中國的政策為例：德國減少使用華為技術，是擔心該公司有可能向中國政府提供數據；從技術層面說，美國的科技公司更有這種可能，美國的情報機構對德國政要和各行各業的監聽監控更嚴重，但就因為一個是與自己體制不同的中國，一個是價值觀盟友的美國，德國對華為就采取了抵制和排斥的立場，而對谷歌、臉書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就網開一面。
新冠疫情期間，口罩也成了“戰略物資”。德國政府發現這個“緊俏”產品幾乎被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壟斷了，認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于是鼓勵和資助本國企業生產口罩，完全拋開市場規律，結果不了了之。媒體還以此興風作浪，“中國威脅論”再次喧囂塵上。
這種以意識形態來區分敵友的方式就是“冷戰思維”，它既不符合國家利益，還可能阻礙自身的發展和進步，更不能造福于自己的國民。那么，以這種思維方式制定出來的政策方針，又怎么可能成功？
結語
當然，即便在“以貿促變”的年代里，德國政府雖然時不時要打“人權牌”，但最終又不得不執行某種“意識形態模糊”的務實外交。無論是施密特、科爾、施羅德還是默克爾，幾乎無一例外。
德國總理默克爾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中山公園玩中國空竹。CFP
“以價值觀和規則為主導”的對華外交，似乎始于上屆“交通燈”政府。這是綠黨主持德國外交政策的緣故嗎？
如果是，那么施羅德總理執政時，當時的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也屬綠黨，而且他也的確嘗試走意識形態這條路，那為何最終并未影響德國務實的對華政策呢？
歸根結底，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國際大局出現了變化，具體說就是中國變強后，美國開始視中國為戰略對手，作為盟友的德國必須跟進；第二，根據以往的經驗，德國政府總理如果弱，外交部就會“自說自話”。譬如，費舍爾最終未成氣候，因為施羅德比較強勢；而貝爾伯克之所以對華指手畫腳，是因為總理朔爾茨個性偏弱。
如今，默茨上臺，外交部掌握在本黨手中，政令應該非常統一。所以，未來德國的對華政策如何，完全取決于默茨本人的戰略判斷和利益取舍。
還有，德國和歐盟的“三重論”對華政策看似繁瑣沉重，其實歸根結底就是四個字：伙伴+對手。至于在“對手”這個概念之前是加“貿易”、“競爭”還是“制度性”，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對手就是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說，稱中國為“對手”，其實也是對中國實力的一種承認。
德國和西方若認為中國是“貿易對手”、“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說明中國人會做生意，產品具有競爭力，技術創新不輸歐美，制度優勢明顯。
越南和中國的體制很近似，德國和西方在視其為減少對華依賴的“替代國”時，為何不認為它是“制度性對手”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它還不夠強，還成不了“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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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國際局勢紛亂，危機四伏，德國新政府亟待處理的內政外交事務很多。默茨擔任總理之后，穿梭于諸國之間，但只與中國國家領導人通過一次電話。
乍一看，中國似乎還沒真正進入德方的議事日程。
根據德國政府官網上發布的信息，默茨在通話中表示愿意在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以“伙伴關系方式”（partnerschaftlich）進行合作，強調德中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此外，雙方還就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不久后繼續直接交流，以進一步推動德中合作的發展。
這說明，默茨“冷處理”德中關系只是表相。
一方面，他必須先把歐盟內部和德美關系捋順，方能顧及其他事務。另一方面，默茨也在觀察中美關系的走向。畢竟，北京與華盛頓如何相處，對國際局勢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何經營對華關系，是任何德國政府都無法回避的課題。
“以貿促變”政策的來龍去脈
德國對華長期執行的“以貿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勃蘭特總理（Willy Brandt）針對蘇東集團所采取的“新東方政策”（Neue Ostpoltiik）的延續和翻版。
勃蘭特及其助手巴爾（Egon Bahr）提出的“東方政策”之所以被冠以一個“新”字，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對之前西德推行的“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 Doctrine）的反動。
這個以當時西德外長命名的“舊東方政策”，基于阿登納政府的兩個既定國策：融入西方（Westbindung）和拒絕東方（Diplomatische Ablehnung des Ostblocks）。
前者可以被稱為德式的“一邊倒”政策：當時華約組織的部隊已推進至易北河一線，阿登納認為，西德若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體系，以獲得包括核保護在內的安全保障；經濟上，聯邦德國也需要“馬歇爾計劃”的財金輸血。
后者的具體內容是：西德是德國的唯一代表，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不和與東德建交的任何國家（蘇聯除外）建立和保持外交關系。類似于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堅守的“一個中國”原則（“漢賊不兩立”）。
該政策導致一系列“斷交”事件：南斯拉夫、古巴等國因與東德建交而被西德政府斷交；埃及因接待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而遭到西德的威脅，最后導致10個阿拉伯國家一起主動與西德斷交。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民主德國的外交承認，自然也就被西德排除在建交名單之外。
當時，德國是冷戰的最前沿，而柏林則是前沿中的前沿：1961年8月13日午夜，東德政府開始執行建筑“柏林墻”的“玫瑰行動”（Aktion Rose）；1962年，美蘇之間爆發了臨界核戰爭的“古巴導彈危機”。
巴爾（左）和勃蘭特，攝于1963年。dpa
在這個大背景下，時任柏林市長的社民黨人勃蘭特和他的政治助手巴爾，開始思索并尋找克服東西方陣營劍拔弩張局面的途徑。
1963年7月15日，巴爾在巴伐利亞圖青福音新教學院（Die 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講中說：“是否有可能通過漸進的方式，讓（東德）當局逐漸消除他們那些完全合理的擔憂（指對開放的顧慮），從而使放寬邊界和柏林墻的限制變得可行——因為風險已降至（他們）可承受的范圍。這種政策可以用一個簡明的公式來概括：以接近促轉變（Wandel durch Ann?herung）。”
這份演講在媒體上一經發表，批評聲浪一波接一波地洶涌而至。
執政的基民盟（CDU）擔心社民黨所代表的“軟化趨勢”（Aufweichungstendenzen）在兩德關系中會產生導致決堤的“蟻穴效應”，所以故意將巴爾概念中的“接近”（Ann?herung）換成“獻媚”（Anbiederung），指摘“以接近促轉變”無異于“以獻媚促轉變”（Wandel durch Anbiederung）。
勃蘭特所屬的社民黨內也有批評聲：以言辭刻薄著稱的黨內長老級人物魏納（Herbert Wehner）在挖苦和批評這個方案時說：“這簡直就是一派胡言！”（“Dies ist bahrer Unsinn! ”）老魏在此也玩了個文字游戲，將德文“bar”中間加了字母“h”，巧妙地將形容詞“簡直”的意思變成了巴爾的德文名字“bahr”，意思是“巴爾的胡言”。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本意是要緩和與東德及東歐關系的政策設想，不僅受到西德國內政黨的譴責，還得罪了民主德國當局。當時主導“對抗性外交”的東德外長溫澤爾（Otto Winzer）稱巴爾方案是“柔性侵略/溫和蠶食”（Aggression auf Filzlatschen）。
說到當年的“四面楚歌”，巴爾后來不無自豪地說：“當時我們的確‘里外不是人’，但慶幸的是，這個方案在后來的勃蘭特政府期間得以實施，并深刻影響到后來的歷史進程，包括蘇聯的解體。”
“新東方政策”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歷史概念，包含當年勃蘭特政府與蘇東集團簽署的一系列“放棄武力”和“通郵、通商、過境”等雙邊和多邊協議，如1970年的《莫斯科條約》和《華沙條約》、1971年的《柏林四強協定》及兩德《過境協定》、1972年的《兩德基礎條約》等。
回望這段歷史，筆者認為，“以接近促轉變”的新政，從其設計理念而言，并沒有像歷史的最終結果那樣“厥功至偉”。
當時，勃蘭特/巴爾等德國政治精英首先關注的并非“促使對方變革”，而是“自我解圍”，給地處冷戰最前沿的兩德拓出一條緩沖帶，以免武裝到牙齒的北約和華約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
換而言之，這一新政的出臺首先是內政的需要。“促變”則更多是這一新政的“副產品”。而且，這里的“轉變”未必就一定單指對方——民主德國。實際上，西德政府也想以此來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
當然，“新東方政策”客觀上的確為緩和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關系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把當時的人道和安全出發點上升為拖垮蘇東集團的一種戰略設計，多少有扭曲和夸大事實之嫌。
冷戰結束后，該政策被德國和西方的政治精英視為改變他國政體的“靈丹妙藥”，同時也成為重商主義和經濟牟利的一塊“遮羞布”。
明明是要做生意掙錢，要獲得對方的市場和資源，但都要冠以一個名正言順的說辭：鴉片戰爭時的口號是“自由貿易”；在“政治正確”盛行的今天則是“自由民主”；因為單純牟利而不推廣自己那些“惠及世界的價值觀”，在西方社會里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
為了籠絡選民，夯實自己政策的“正義性”，政府會編排出各種名目來：譬如，9·11之后分明是被迫啟動北約的“互助條款”，卻非要將其說成是為了保衛本國的自由民主而出兵阿富汗；明明是瞄準中國的巨大市場、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卻非要整出一個“以貿促變”來。
不過，“以貿促變”雖然是“以接近促轉變”的延續和翻版，但在戰略動機上，兩者之間還是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如前所說，勃蘭特/巴爾當年的緩和新政主要是為了“自我解圍”，“促變”更多是“無心插柳”。但冷戰結束后的“以貿促變”則明顯帶有更多的戰略自信。德國和西方的政客們堅信，以前在蘇聯那里能奏效的，今日在其他國家也能成功。而且，這次就是奔著“掙錢+改制”這個雙重目標去的。
德國對華政策演變過程中的“美國元素”
眾所周知，包括德國在內的美國盟友，其外交、安全和經濟政策長期受制于華盛頓。沒有美國的點頭，像德國這樣的盟國是不敢正式與中國交往的。
但不能正式交往，不等于雙方沒有秘密接觸。
早在1964年，也就是被譽為“德國經濟奇跡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執政時期，波恩和北京就在瑞士伯爾尼首次嘗試談判簽署貿易協定。
雙方在這一年共進行了三次秘談，但最終因“柏林問題”、“臺灣問題”以及來自美國的“事實性否決”而于1964年11月無果而終。
時任美國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在一次會談中告誡艾哈德，美國因中國支持越共而視其為“敵人”，故拒絕北京成為貿易協定的談判伙伴。迫于美方壓力，艾哈德趕緊轉調，聲稱他實際上從未打算與中國就真正的貿易協定進行談判，而只是想談一個“商品協定”（Warenabkommen）。
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在中蘇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利用北京，并希望中國在與北越談判中提供幫助，美國才“允許”德國（以及日本）與中國建交。
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握手寒暄。這張照片其后成為冷戰的標志性畫面之一。圖左是其夫人帕特·尼克松。
可是，1969年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上臺時，恰逢中蘇關系緊張。勃蘭特因擔心得罪蘇聯，影響其對蘇東集團緩和的進程，所以決定“先蘇后華”，即在簽訂《莫斯科條約》之后再著手與中國建交。1972年，德國副總理兼外長謝爾（Walter Scheel）到京簽署了建交公報。
德國政界雖然對美國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心知肚明，媒體也都清楚，可大家對此似乎不以為然，并不認為這是個需要強調，或需要引以為誡的狀態。
在談及“新東方政策”時，華盛頓的作用鮮有提及，似乎該新政是勃蘭特/巴爾一干有遠見的政治家自己獨立精心謀劃出來的。其實不然。
一如中德建交是在美國肯首的情況下才得以實現，德國的緩和政策也是有美方政策松動作為鋪墊的。
巴爾1963年7月15日首次公開談論“以接近促轉變”政策的前一個月，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一次基調演講時已公開表示，美國將放棄以武力來支撐“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打算對蘇采取“和平戰略”（Strategy of Peace）。
此次演講的背景是肯尼迪在1962年秋季的經歷：他通過與赫魯曉夫的直接談判，達成了雙方撤回瞄準彼此的中程導彈的協議，從而制止了古巴危機的惡性發展，形成了通過軍備控制來避免核戰爭的新局面。
但肯尼迪本人卻因此在國內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他的大多數顧問及五角大樓（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除外）都持反對態度，但他還是保持了戰略定力，促使蘇聯從古巴撤出核導彈；作為交換，美國也從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核武器。
肯尼迪在那次演講中闡述孤獨決策的動機時坦言，自己之所以認為“全面戰爭”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建立的一切……都將在最初的24小時內毀滅”。
因此，巴爾在圖青福音新教學院為未來“新東方政策”提煉出來的“以接近促轉變”公式并非“空穴來風”，更不是“神來之筆”，而是以肯尼迪的對蘇“和平戰略”為范本和前提的。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推出歐洲對中國“伙伴、競爭者和對手”的三重定義
同樣，德國和歐盟在當今新形勢下制定的對華戰略，也離不開華盛頓的政策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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