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的新經濟周期!
原創: 顧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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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文章,好多朋友私下說都說感覺像是沒寫完,今天就沿著昨天的內容,盡量寫一些能發出來的內容吧。
城市,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
每一輪的城市工作會議,都是要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換引擎。
每次換引擎,都需要解決兩個核心的問題:
一個是錢(資本、技術)從哪里來,一個是人(勞動力、資源)從哪里來。
以第一輪從西柏坡進京趕考為例,那一次的資本是從蘇聯來,勞動力從農村來,推動十余座大中型城市加速工業化,把蘇聯的資本和中國農村的資源相融合,這套符合國情的卓越設計理念,迸發出了“一五”的工業奇跡。
只是很遺憾,隨著之后中蘇交惡,蘇聯資本和技術開始撤離,西柏坡時期指定的城市發展規劃開始走形,不得不試圖通過大躍進來填補蘇聯撤離后的資本空缺,并最終形成了三年困難時期。
60年代的第二輪不方便聊,80年代的第三輪,那一次確定的是資本從日本(變相戰爭賠款)和美國(抗蘇援中)來,勞動力從村鎮來,在中國的沿海城市當中,把西方的資本跟中國農村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相融合,迸發了改革開放的驚人活力。
同樣很遺憾,變量還是來自于蘇聯,隨著80年代末蘇聯陣營迅速走向解體,西方對中國的依賴大幅降低,后續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
等到90年代的第四輪,其實是對第三輪的恢復,跟上一輪類似,搞定了日本和美國的投資,勞動力還是從村鎮來,但相較于第幾輪有著很明顯的民族(資本家)獨立精神,不再過分依賴于外資,在資本方面,引入了大量各國的華裔資本家,并啟動房地產作為募集資本的重要補充,中國也迎來了一輪長達二十余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
雖然房地產政策廣受詬病,但并不算是最差的選擇,畢竟肥水沒有流了外人田,不會被西方資本撤離時通通帶走。
縱觀這幾輪城市工作會議,同期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標志性“外事活動”:
第一輪是會議召開前,劉同志秘密訪問蘇聯,達成秘密協議,會議召開后,毛同志訪問蘇聯。
第三輪是會議召開前,鄧同志訪問美國、日本
第四輪是會議召開前,江同志訪問美國、日本
正所謂大軍未動糧草先行,每一次城市工作會議之前,也都會伴隨著外部環境的大幅改善,用來解決城市開啟新一輪發展所需要的資本與技術。
而同樣,回顧每一次城市發展后期出現的各種變故,也都來自于城市與資本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激化的矛盾,最終資方與勞方不得不以分手告終,之后再開啟一輪新的引擎發展之路。
站在西方的角度,這叫做康波周期,站在中國的角度,這叫做政治周期。

對于我們指導意義最大的,自然是距離我們最近的第五輪2015年的那一輪經濟周期。
會議召開前,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情,一家中國企業完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輪IPO融資,另一個是重磅的訪美,先去了西海岸會晤硅谷的科技巨頭,之后再去東海岸跟奧巴馬在合同上簽字。
伴隨著資本與技術的涌入,憑借著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制度優勢,我們也迎來了“閉眼進大廠”的五年,中國的互聯網巨頭也一度能跟美國掰手腕。當然,那些投資中國的美國資本也同樣賺的盆滿缽滿。
擁有了宏觀視角,很多容易引發爭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譬如房價,第四輪開啟的商品房、大基建和第五輪開啟的棚改與PPP,也可以算是當時不想過多依賴于西方資本,想讓更多國內的老百姓和資本家們用儲蓄投資中國,跟著國運一起致富,別讓錢都給外資掙了。
這也是為什么,剛剛召開的第六輪會議,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棚改并沒有出現,因為每一輪城市會議都是要換上一輪會議的經濟發展引擎,這一輪堅決反對繼續通過讓有錢人分紅的房產方式來分享改革帶來的紅利,而是要把紅利往更底層來發。
譬如外交,跟歷史上的幾次類似,召開城市工作會議前后,作為人力大國的我們,跟資本大國和資源大國的關系都在迅速升溫,既可以說外交談不好我們就不會開這個會,也可以說開了這個會就證明我們已經跟外面都談的差不多了。
最后,歸根結底,城市工作還是要回歸兩個問題:
一個是錢(資本、技術)從哪里來,一個是人(勞動力、資源)從哪里來。
這一輪的資本層面很清晰,那就是人工智能技術,如同前幾輪周期,看在錢的份上,中國與硅谷也會迎來短暫的一波蜜月期,就像硅谷跟美國一樣(參考萬斯與特朗普),這會間接推動中美之間的關系大幅緩和
當然,基于生產力的沖突,中美之后的撕逼有可能也會比以往歷次更嚴重,這個是要警惕的。(參考馬斯克與特朗普)
中國絕不可能把資本和技術都寄希望于美國,所以中歐中日關系的緩和都是歷史的大趨勢,同樣,中國的資本家們也迎來了可以掏錢參與到國家分紅的經濟周期當中,參考2015年的PPP(政府資本合作模式)、金融科技開放等等,眾多國家壟斷領域將嘗試允許向民營企業開放混改。(馬云、馬化騰、張一鳴笑瘋了)
勞動力層面,重點解決的就是人口流動與人權的平齊,跟以往類似,依舊會是從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人口,這也是文件公開內容中所展現最多的,要為人口轉移搞好各種后勤工作。
但是本輪產業升級相較于以往有著非常顯著的不同,過去中國一直是以勞動力大國的身份出現,這一次中國是以勞動力大國+資源大國的身份出現,這也使得“消費”成為了本次工作的重點。即使民眾沒有消費人工智能的意愿,政府也會通過大規模的政府采購來帶動AI基建消費,這也是巨大的藍海市場。(任正非、黃仁勛笑瘋了)
而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大干快上”搞出來大量的重復建設,這一輪產業升級只會聚焦于少數城市,但少數城市的消費群體數量不足(不是消費力不足),最終就一定會形成AI城市消費群的概念,譬如上海的AI將服務包郵區,北京的AI將服務于京津冀,一個中心城市將會依靠于大規模的AI基礎設施投資,把周邊城市變成自己的AI衛星城,攤平各項研發運行成本。
參考2015年后杭州對全國收鑄幣稅,這也意味著接下來經濟發展將會迎來非常顯著的城市間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