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姚錦祥】

8月8日起到21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將集中展示了一批所謂的“終戰文獻”，其中就包括非常著名的終戰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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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詔書，自1945年8月15日由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發表以來，一直被視為日本二戰結束的標志。然而，近年來，圍繞這份詔書的歷史解讀和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卻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那么這份詔書的展覽有何意義與價值呢？它與戰后8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間點，又會產生怎樣的碰撞與張力呢？

《終戰詔書》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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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詔書》背后的日本戰爭觀

《終戰詔書》是日本昭和天皇仁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公開表示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無條件投降的詔書，一般被視作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的象征。實際上，這并非第一次展示《終戰詔書》，它在1990年被首次公開展出后，在2005年的戰后60周年、2015年的戰后70周年也都被展出過。

但無論如何，日本在處理《終戰詔書》問題時，內心是極為敏感和謹慎的。從1945年到1990年，因為昭和天皇依然在世，擔憂公開該文件可能引發對天皇責任的討論，影響天皇制度的穩定，因此選擇將《終戰詔書》封存。而即便是在1990年之后，也只會在“逢十”的重要日子進行展覽。這實際上也體現出日本社會對歷史認知的分歧嚴重，左右翼在看待《終戰詔書》時也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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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看，對右翼來說，他們通常傾向于將《終戰詔書》視為日本“為了避免更大犧牲”做出的理性選擇，而非簡單的“戰敗”。他們強調天皇在戰爭結束時所作的決定是為了保護國家和國民的利益，認為天皇的行為具有英雄性或正當性。因此，他們往往忽視或淡化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行為和對外擴張的責任。

此外，日本右翼常常避免過多討論日本的侵略歷史，尤其《終戰詔書》中并未提到日本的戰爭罪行，反而強調這場戰爭的目的是“東亞解放”——他們認為這表明日本并不需要為戰爭負全責。右翼也通常試圖淡化或否認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行為，認為戰后應該更多聚焦于重建國家和維護天皇制度的尊嚴。右翼對《終戰詔書》的解讀常常帶有“日本是受害者”的情緒，強調日本國民的犧牲和英勇?？梢钥闯觯@對當前日本社會的戰爭觀、歷史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但與右翼不同，左翼勢力則更加關注《終戰詔書》所未提及的戰爭責任和日本的侵略行為。左翼傾向于批判天皇及當時政府在戰爭中的責任，并強調《終戰詔書》中的措辭未能直接反映日本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鄰國的侵略行為和戰爭罪行。左翼通常認為，《終戰詔書》中的模糊措辭反映了天皇及日本政府對于戰爭歷史的回避，未能承認侵略戰爭對受害國帶來的災難。

此外，左翼對于《終戰詔書》的解讀常常涉及對戰后日本歷史的反思和批判。他們認為，天皇的聲明并沒有給戰后日本社會提供一個深入的歷史反思框架，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求和國家體制的需要，避免了對戰爭的全面責任追究。在左翼的觀點中，《終戰詔書》未能傳達足夠的歷史懺悔和對侵略行為的自我批判，反而為日后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空間。

這種左右之間的嚴重分歧，不僅體現了日本國內政治的深層次對立，也反映了戰后日本社會在歷史記憶、責任承擔以及對未來方向的分歧。戰后至今，左右翼之間相互角力、不斷交鋒，左翼和平主義思潮曾經有過繁盛期，但目前右翼觀點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政治改革、歷史教育和外交政策上，右翼對歷史的“修正”逐漸獲得更多支持，形成了現今日本右翼占上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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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八十周年，日本卻在討論是否“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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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年前的2015年戰后70周年相比，今年的戰后80周年在日本顯得格外冷清。2015年正值安倍晉三如日中天之時，不僅發表了極為倒退的“安倍談話”，而且舉國會之力，推動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實現了日本正常國家化的又一大步。那一年從頭到尾，日本社會上下彌漫著左右之爭、歷史之爭，以及關于天皇制的辯論，社會運動更是風起云涌，儼然有當年“反安保運動”的架勢。但反觀今年的戰后80周年，日本社會顯得異常的平靜和平淡，似乎在準備用“忘卻”來紀念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這一切的根源，恐怕還要追溯到2015年的“安倍談話”。那次講話在“侵略”、“道歉”等問題上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安倍談話”的定位就是要徹底終結“道歉外交”。在他看來，在70周年談話之后，今后的日本首相和民眾已經沒有必要再發表任何的講話或者道歉了，也不應該再陷入這種“自虐史觀”當中。這也是當時的安倍談話引發國際劇烈反彈和批評的重要原因。

2015年8月14日，安倍的發表戰后七十周年談話。資料圖

因此，在戰后80周年到來之際，自民黨執政集團最初的設想，還是在安倍路線的基礎之上，不再發表類似的談話，讓歷史“到此為止”。但沒想到，關鍵時刻卻出現了石破茂這樣一個X因素。從政治路線上來看，他既長期和安倍晉三是死對頭，同時也是他的政治導師田中角榮外交路線的切實奉行者。

因此，從今年年初開始，他就不斷與“安倍談話”的基本路線唱反調，并且嘗試在3個領域做重大突破：第一，堅持然要發表戰后80周年講話或書面聲明，向世界傳達出日本的“信號”。第二，提出可以用“敗戰”來取代“終戰”，這更有助于日本反思戰爭開啟的原因。第三，提到了在9月2日“投降日”而非8月15日“終戰日”發表講話的可能性。這里面的樁樁件件，可以說都是直接捅了日本保守右翼力量的“肺管子”，引發了他們的集體不滿和反彈。

目前看來，石破茂和保守派的博弈仍在進行當中。這場博弈，可以說就是一場“忘卻”與“記住”之間的斗爭?！巴鼌s”是要擺脫戰爭責任和侵略歷史，試圖讓日本重新回歸自信的國家形象；而“記住”則是要求日本真正面對歷史，承擔責任，從而為未來的和平與和解奠定基礎。這不僅僅是權力之爭，而是涉及到日本如何看待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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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基礎的改變更值得憂慮

在前不久結束的日本參議院選舉中，打出“日本優先”旗號的“參政黨”獲得歷史性勝利，反映出日本社會基礎和結構的深刻變化，尤其是右翼思潮在社會中已經深植根基，并表現出強烈的排外和對抗傾向。近年來，日本社會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如經濟疲軟、自民黨貪腐、外來移民以及與周邊國家的緊張關系，逐漸使得極右翼言論開始迎合一部分民眾的情緒。這些人群普遍對戰后所承受的“戰敗”歷史和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滿，渴望恢復民族的“自豪感”，他們的情緒成為了右翼政治力量汲取的土壤。

而在自民黨內，隨著社會右傾浪潮的推波助瀾，以及眾議院、東京都、參議院三場選舉的接連失敗，使得部分激進派的聲音在黨內開始占據上風。高市早苗等極端派借勢崛起，甚至已經成為下屆日本首相的最熱門人選。這一趨勢令日本的政治走向愈加不確定，也意味著日本社會在歷史問題、外交政策，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上，可能出現倒退。高市早苗等極端派若上臺，或會強化“修正主義”立場，可能會采取更加對抗性的外交政策，激化中日矛盾，推動歷史問題上的對立，尤其是關于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等歷史事件的討論，可能會進一步走向扭曲與否定的方向。

據日本時事社等媒體報道，當地時間7月31日上午9時左右，兩名30歲左右的中國籍男性，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街頭行走時，突遭4名不明身份的年輕男子持鐵棍襲擊，造成頭部嚴重受傷。

即便在日常生活當中，近來針對中國人的襲擊和安全事件也頻繁發生，體現了日本社會中反華情緒的升溫，這也是過去所十分罕見的。而最近一段時間包括《南京照相館》和《731》在內的二戰題材電影，更是遭到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強烈抨擊和抹黑。他們認為這些作品是在進行反日宣傳，而非真實的歷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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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在他們看來，南京大屠殺僅僅是教科書上不痛不癢的“南京事件”，也是日本在中方抵抗之下的“不得已而為之”。而731部隊更是在日本教科書中罕見蹤影，更多只是學術小圈子的談資，官方既不承認，對相關的檔案文獻資料更是嚴密把控。這顯然并非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戰后80周年，對于日本來說，是一個房間里的大象，很多人裝作看不見它，但大象卻一直存在。這是一場忘卻與記住的博弈，也是對二戰歷史話語權的一場爭奪。石破茂似乎展現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主義，渴望在這種歷史爭論中找到平衡。但在自民黨內強大的右翼力量及社會整體的保守氛圍下，他的這條路注定艱難。八、九兩個月是關鍵期，能否突破現有框架，推動有意義的“戰后80周年談話”，仍然充滿不確定性。但這場圍繞歷史與權力的博弈，將深刻影響日本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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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姚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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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詔書，自1945年8月15日由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發表以來，一直被視為日本二戰結束的標志。然而，近年來，圍繞這份詔書的歷史解讀和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卻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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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詔書》是日本昭和天皇仁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公開表示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無條件投降的詔書，一般被視作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的象征。實際上，這并非第一次展示《終戰詔書》，它在1990年被首次公開展出后，在2005年的戰后60周年、2015年的戰后70周年也都被展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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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日本在處理《終戰詔書》問題時，內心是極為敏感和謹慎的。從1945年到1990年，因為昭和天皇依然在世，擔憂公開該文件可能引發對天皇責任的討論，影響天皇制度的穩定，因此選擇將《終戰詔書》封存。而即便是在1990年之后，也只會在“逢十”的重要日子進行展覽。這實際上也體現出日本社會對歷史認知的分歧嚴重，左右翼在看待《終戰詔書》時也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具體來看，對右翼來說，他們通常傾向于將《終戰詔書》視為日本“為了避免更大犧牲”做出的理性選擇，而非簡單的“戰敗”。他們強調天皇在戰爭結束時所作的決定是為了保護國家和國民的利益，認為天皇的行為具有英雄性或正當性。因此，他們往往忽視或淡化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行為和對外擴張的責任。

此外，日本右翼常常避免過多討論日本的侵略歷史，尤其《終戰詔書》中并未提到日本的戰爭罪行，反而強調這場戰爭的目的是“東亞解放”——他們認為這表明日本并不需要為戰爭負全責。右翼也通常試圖淡化或否認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行為，認為戰后應該更多聚焦于重建國家和維護天皇制度的尊嚴。右翼對《終戰詔書》的解讀常常帶有“日本是受害者”的情緒，強調日本國民的犧牲和英勇?？梢钥闯?，這對當前日本社會的戰爭觀、歷史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但與右翼不同，左翼勢力則更加關注《終戰詔書》所未提及的戰爭責任和日本的侵略行為。左翼傾向于批判天皇及當時政府在戰爭中的責任，并強調《終戰詔書》中的措辭未能直接反映日本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鄰國的侵略行為和戰爭罪行。左翼通常認為，《終戰詔書》中的模糊措辭反映了天皇及日本政府對于戰爭歷史的回避，未能承認侵略戰爭對受害國帶來的災難。

此外，左翼對于《終戰詔書》的解讀常常涉及對戰后日本歷史的反思和批判。他們認為，天皇的聲明并沒有給戰后日本社會提供一個深入的歷史反思框架，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求和國家體制的需要，避免了對戰爭的全面責任追究。在左翼的觀點中，《終戰詔書》未能傳達足夠的歷史懺悔和對侵略行為的自我批判，反而為日后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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