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在巴西所有需要的變革中,最迫切的是土改
2025年,作為糧食出口大國的巴西再次被移出了聯合國編制的“世界饑餓地圖”,這意味著巴西的反饑餓斗爭再次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這也不禁讓人疑惑,巴西的糧食情況究竟如何?為何作為世界糧食出口大國,其國內仍有那么多人處于饑餓狀態?
對此,東方軍事連線巴西農村勞動者組織(MST)領導人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請他從巴西的角度觀察這個不公平世界對巴西經濟的影響,以及展望未來巴西改革之路。
【對話/東方軍事 段平洋、唐曉甫;翻譯/東方軍事 段平洋】
東方軍事:作為巴西農村勞動者組織(MST)的領導人,您對土地問題必然有著深刻理解。冷戰初期,我們看到在共產主義運動背景下,包括巴西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出現了土地改革浪潮,但都不太徹底。然而幾十年后再看,巴西的土地改革成效微乎其微,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您如何評價巴西過去幾十年的土地斗爭?土地集中又如何加劇了該國的饑餓問題?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首先需要向東方軍事的讀者和中國民眾說明:巴西是世界上經歷奴隸制時期最長的國家,這段歷史持續了400年,給我們的社會留下了深刻烙印。當我們在19世紀末脫離奴隸制時,最自然的做法本該是將土地分配給前奴隸——事實上連美國都這么做了。但在巴西,這一措施并未實施,導致社會不平等問題延續至今。
巴西有長達數百年的種植園經濟歷史,400年的奴隸制歷史
其次正如您所說,20世紀全球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由工業資產階級推動的土地改革,因為工業資產階級需要為其產品開拓國內市場。如果實施土改、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就能形成一個購買工業產品的龐大國內市場。但巴西在1930年才出現工業資產階級,且他們非但未將土改作為優先事項,反而與大地主結成聯盟。這些大地主繼續專注于咖啡、糖和牛肉出口,至今仍用農產品出口的收入來資助工業化進程。
最終結果就是今天看到的局面:土地所有權高度集中。一方面,僅占農村人口1%的大地主控制了巴西50%以上的土地,我們已成為全球土地集中度第二高的國家,僅次于南非。另一方面,這造就了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巴西2億多人口中,只有約1%是富人,90%生活在貧困中。即便在今天這個全球最大糧食生產國之一,仍有6000萬人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
東方軍事:您曾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加劇了巴西的貧困與饑餓。在您看來,博索納羅政府之后,盧拉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真正扭轉了這一趨勢?還存在哪些結構性障礙?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首先需要明確,盧拉政府是通過廣泛聯盟擊敗極右翼和法西斯分子而上臺的,但這場勝利并非基于變革性綱領。我們依然在農業領域面臨著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巴西的現實表明,當前存在三種相互競爭的農業模式。
第一種是掠奪式大莊園模式。大地主與金融資本結盟,專門掠奪自然資源——他們攫取礦產、生物多樣性資源、森林、水源和土地來實現財富積累,本質上并不從事生產。第二種是農業企業模式。巴西資本主義農場主與國際大宗農產品貿易巨頭及金融資本形成聯盟。第三種則是家庭農業模式,全國500萬小農家庭依靠小塊土地為國內市場生產糧食。
因為部分農業企業勢力也支持盧拉政府,現任農業部長甚至就來自該集團,所以盧拉當選并未改變這三種模式的并存格局。雖然政府在反饑餓農業政策上有所調整——2023年1月盧拉就職時,巴西每天有3000萬人挨餓,7000萬人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指飲食質量低下、依賴超加工食品、營養需求無法滿足)。當前盧拉政府主要在分配機制和月度救濟金上有所成效,使3000萬饑餓人口暫時脫離絕對饑餓狀態,轉而進入糧食不安全群體,但是問題并未真正解決。
根本矛盾在于,仍有7000萬巴西人無法獲得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飲食。唯有當我們具備足夠力量改變大莊園模式和農業企業模式時,這個問題才能解決。這正是我們持續推動土地改革的原因,通過土改擊潰大莊園制、削弱農業企業集團,才能強化以糧食生產為本的家庭農業模式。
巴西有大量饑餓人群
給中國讀者舉個典型例子:過去十年巴西出口大豆產量增長了900%,但國民主食大米和豆類的產量卻下降了30%。在人口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我們的主食供應量卻連年遞減。
東方軍事:作為農產品出口大國,人們常誤以為巴西不會面臨饑餓問題。印度、阿根廷等同樣大量出口農產品的國家也存在類似困境。您認為這種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與國際體系結構有何關聯?您如何看待國際糧食市場(包括轉基因作物和農藥依賴)對巴西糧食主權的影響?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轉基因種子和農藥在巴西農業中的使用,正是農業企業模式的產物。因為收購大豆的國際公司,同時也在向農民銷售轉基因種子和農藥——他們實際掌控著整個生產鏈條,這就是農業企業模式的本質。
這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大資本的運作模式,對巴西人民和民族毫無責任感。轉基因作物和農藥最惡劣的后果,是破壞了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打破了氣候條件平衡,導致我們在廣袤國土上目睹的氣候變化。過去這里擁有極其豐富的動植物和微生物多樣性,如今在轉基因作物和農藥的侵蝕下,只剩下大豆、棉花和甘蔗的單一作物,由此引發的單一種植模式正給巴西帶來諸多氣候問題。
這顯然也危及糧食主權。巴西絕大部分農田都用于生產出口大宗商品。全國90%的土地種植著大豆、玉米、甘蔗、棉花或者用于牛的放牧,所有這些產品最終都將流向國際市場。如果我們推行保障糧食主權的家庭農業模式,我們本可以種植360多種傳統蔬菜來養活人民,但在國際資本主義模式下,這些作物都被邊緣化了。
因此可以斷言: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巴西農業”,有的只是在巴西被國際資本主宰的農業體系。那些掌控全球農產品市場的跨國巨頭,僅僅把我們的國土當作榨取利潤和積累財富的工具。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東方軍事:您提到農業領域被大資本主導的現狀。那么您認為,當前巴西基于國際大宗商品交易的生產模式,與19世紀殖民時期(例如阿根廷、巴西、印度被迫按殖民者需求生產的模式)是否存在本質區別?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這是個非常深刻的問題。本質上,巴西從未真正擺脫國際資本殖民地的身份。四個世紀里我們是葡萄牙殖民地,使命就是向歐洲出口咖啡、糖、皮革、可可和礦產。進入20世紀后,我們某種程度上又淪為美國的殖民地,始終未能建立起經濟上真正獨立的國家地位。
這種殖民性在農業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四個世紀以來,國際資本在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時期采用的種植園模式,始終是基于出口型單一作物和奴隸勞動的大規模生產單元。這種模式被歐洲商業資本主義推行至整個全球南方:巴西、拉美、南非等非洲國家,以及英法荷控制的東南亞地區。
如今農業企業模式不過是種植園的現代化翻版。之所以不再稱“種植園”,僅僅是因為廢除了使用奴隸勞動或奴役制度(如東南亞的契約勞工)奴隸制。從生產組織角度看,資本家不過是用農藥和大型機械替代了奴隸勞動:他們用越來越龐大的現代化機械和農藥取代人力。從農業技術角度看這根本沒必要,只是為了規避雇傭勞動——資本家厭惡支付工資、社保,更害怕罷工,而機器和農藥永遠不會罷工。
巴西人工桉樹林
東方軍事:您是否認為巴西需要更激進的改革來解決饑餓問題,比如征收閑置土地或限制農業綜合企業巨頭的壟斷?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饑餓問題只是貧困與社會不平等最極端的表現。政府可以通過經濟援助暫時為貧困家庭提供購買食物的資金,但這既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即人們無法獲得有尊嚴生活的基本條件,也無法消除我們面臨的社會不平等。
巴西確實需要根本性的深刻變革,甚至可以稱之為社會革命,就像中國在1927至1949年間經歷的那樣。我國歷史上曾多次嘗試激進變革:1935年、1953年、1964年和1989年都出現過這樣的努力。但正如墨西哥人所說:拉丁美洲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美國利益集團總是扼殺我們的社會變革嘗試,甚至不惜發動軍事政變。
我相信解決2億巴西人結構性問題的方案終會出現。我們仍有7000萬勞動者沒有正式工作,900萬16至25歲青年既無法就業也不能就學,800萬成年勞動者是文盲。只有通過全國性的大規模動員才能徹底實現改變。在所有巴西需要的變革中,最能在農村實現社會平等的途徑,就是推行保障全體農民家庭獲得土地和生態農業的土改。
東方軍事:如果右翼勢力未來重新掌權,巴西左翼運動該如何守護既有的經濟改革成果?您對巴西消除饑餓的長期戰略有何構想?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短期來看,巴西民眾和左翼力量正致力于在2026年10月大選中推動盧拉總統連任。要知道右翼雖然暫時失去聯邦政權,但仍掌控著經濟、司法和媒體權力。若右翼重掌聯邦政府,很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暴力升級和未來發展的全面不確定性。
因此當前我們民眾力量的短期目標就是確保盧拉連任,以便創造更有利的政治環境來組織民眾、團結工人階級,為未來積蓄力量。我們必須與社會展開對話,圍繞我們稱之為“人民計劃”的巴西新藍圖來動員工人階級。顯然,巴西短期內并不具備社會革命或者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條件。
但我們需要構建一個綱領,一個屬于巴西人民的計劃提案。這個計劃將致力于消除社會不平等,并為未來開辟具有巴西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條件。
東方軍事:作為金磚國家民間理事會成員,您認為金磚國家(如中國、印度、南非)能否在糧食安全、農業技術共享或貿易政策等方面,為巴西緩解饑餓問題提供助力?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正如我此前所說,單靠農業領域改革無法解決巴西面臨的饑餓問題、農業模式困境、農業企業壟斷以及國際資本對大宗商品的控制等問題。因為掌控貿易體系、大宗商品和整個系統的正是國際大資本。我們在金磚國家民間理事會討論時強調,金磚國家必須推動國際經濟關系的根本性變革,首先就要從擺脫美元霸權開始。
我們必須逐步放棄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美元應當只是美國的本國貨幣。我們需要建立其他貨幣結算機制,或者像盧拉總統在金磚峰會上主張的,創建新的國際貿易貨幣。同時還需要替代SWIFT系統,這個被美國控制的金融通道,如今主導著全球資本流動。
另一方面,金磚國家必須突破WTO強加的自由貿易框架。國際貿易應當建立在國家間新型合作規則基礎上,讓各國都能受益,而非屈從于當前壟斷全球市場的跨國集團利益。
金磚國家還應推動全球采取切實措施拯救自然生態。我們亟須一項全球性計劃(至少在全球南方范圍內實施),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如果不立即行動,人類將面臨存亡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
去年夏季歐洲就有7.5萬人死于高溫,過去十年全球因氣候變化死亡人數達70萬。全球變暖已突破1.5℃臨界點,科學家警告若升至3℃,海平面上升將淹沒眾多沿海城市。巴西大部分人口居住在瀕海危險區域,氣候危機已迫在眉睫。
被海水逐漸吞沒的巴西小鎮 《華爾街日報》
而每年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30即將于11月在巴西舉行)根本是“政府旅游”,只是讓資本家借“碳信用”牟利的秀場。金磚國家政府有責任制定全球植被恢復計劃,遏制跨國公司的全球單一種植模式。
最后,金磚國家還需合力遏制武裝沖突。在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危機下,軍工復合體正通過制造戰爭、摧毀資本、消滅人口來轉嫁危機并開啟新的資本積累周期。這就是他們煽動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摧毀利比亞,如今又在巴勒斯坦、蘇丹和剛果挑起戰火的根源。
如何阻止這一切?唯有金磚國家聯合起來。我們巴西左翼力量和金磚民間理事會期待,金磚國家政府能勇敢站出來對抗美國、對抗北約,推行更果敢的止戰政策。這樣才能拯救生命、捍衛和平,實現基于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基本需求的真正和平。現在美國要求歐洲各國將GDP的5%用于軍備,這種瘋狂行徑必須被制止。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東方軍事:您提到去美元化進程,考慮到金磚國家之前的相關討論以及去年俄羅斯提出的金磚貨幣構想,在您看來,未來的世界金融格局會呈現怎樣的圖景?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這是個非常復雜的議題,也需要復雜的解決方案,但第一步必須推動全球南方貿易去美元化。美國始終把美元作為剝削全球南方勞動人民的工具,他們每周都用美元來巴西收購土地、工廠,而這些美元不過是美聯儲印鈔機隨意印刷的紙片,最終通過債務形式繼續資助軍工產業。因此打破美元壟斷是首要任務。
第二步是建立替代SWIFT的新機制。這看似是更快捷的方案,本質上只是個數字銀行系統,不需要太高技術門檻。
第三步是推動所有雙邊貿易采用本幣結算。
我認為,未來各國應創建一種新型貨幣,它不必是紙幣形態,也不取代各國本幣,而是作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參照基準。這些是我們金磚民間理事會討論的部分構想,但我們深知此事極其復雜,需要更多投入。我期待金磚國家政府能盡快組建各國經濟學家團隊,成立常設機構專門研究、設計替代美元的金融方案。
東方軍事:您如何評價中巴農業領域合作(例如大豆貿易)?除直接貿易外,未來在土地政策或農業生產等方面還可拓展哪些合作?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首先必須指出,我們對向中國出口大豆和紙漿的增長持批判態度。希望中國能逐步實現大豆自給,并開發本土飼料產品。目前巴西出口大豆采用農業企業模式,由嘉吉、邦吉、ADM等跨國公司掌控。對中國出口大豆的五大企業中,只有中糧集團這一家中國公司。因此購買巴西大豆實際是在幫助控制全球大豆市場的國際資本,而非巴西人民。
全球最大的紙漿廠在巴西
同樣,紙漿出口增長也無益于巴西民眾,大量種植桉樹這一單一樹種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50萬公頃土地上只剩連綿不絕的桉樹林,這嚴重破壞了降雨系統和氣候平衡。而為向中國出口紙漿,巴西建起了由跨國公司控制全球最大紙漿廠。我們希望中國能運用尖端科技,研發替代紙漿的包裝材料。
但問題也有積極面:中國能在幫助全球南方消除貧困、實現糧食主權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沒有中國的科技支持,這些是我們難以實現的目標。
我認為中國已積累的科技成果不應被重復研發,我們期待中國基于以國際合作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這也同樣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基因,能推動技術轉移,幫助全球南方人民解決溫飽、衣物和公共交通等基本需求。
現在,美國推廣到巴西的乘用車交通模式根本無法解決巴西社會的公共交通問題。中國若能向全球南方推廣高鐵技術,將給世界帶來根本變革。農業領域同樣需要中國經驗——中國有約8000家農機制造廠服務于小農經濟,而巴西所有農機廠都是歐美企業,只生產適合大農場的機械。我們急需適合1-10公頃小農經濟的農機設備,這在整個拉美、非洲和南亞都是普遍需求。
正如我提到的生態農業案例,中國在有機肥生產技術(如利用魚類廢料)方面具有領先優勢。我曾有幸參觀中國農業大學實驗室,其7天速成有機肥技術(自然降解需一年半)堪稱革命性突破。在巴西和拉美,這些資源都被白白丟棄。
我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中國能助力巴西、拉美乃至整個全球南方實現糧食主權。希望偉大領袖倡導的國際主義精神能繼續激勵中國共產黨,這是中華文明的使命——幫助各國人民擺脫資本主義剝削。
東方軍事:最后兩個簡短問題:首先您如何評價盧拉總統?其次我們注意到您認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并提及偉大領袖的政策。您希望中國在土改、工農運動方面分享哪些歷史經驗?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我先回答后一個問題,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革命,僅此一點就值得全世界研究。但中國的經驗只適用于中國,各國人民不應照搬他國模式,而應研究借鑒。不過科學技術知識具有普適性,在當前歷史階段,中國可以通過技術合作(而非強加模式)幫助全球南方跨越發展障礙。歐美企業帶來技術是為了加劇剝削,甚至剝奪就業機會;而中國秉承孔子“共贏”理念,這種以公共資源投入科研的協作模式,正是技術合作的基礎。
最近我們農村勞動者組織致函中國駐巴西大使,請求獲取兩種稻麥種子。一種是在半干旱地區單產可以達到7000公斤/公頃旱稻,這類種子如果引入非洲和巴西將終結饑餓;此外,我還在中國考察時發現了一種60厘米高的微型小麥,產量很高,每公頃產量也能達到7000到8000公斤,它如果能推廣也能解決以面食為主國家的糧食問題。可以說僅這兩個品種就能拯救世界饑荒。
現在我們來談談巴西的問題:人民斗爭過程中總會孕育領袖。20世紀巴西民眾抗爭中涌現過巴西共產黨總書記普列斯特斯,我曾經在中國見過他傳記的中文版,當時我就感嘆于中華文化的廣度與深度。
1961年時任巴西副總統古拉特在訪華期間會見偉大領袖
在他之后還有卡洛斯·馬里蓋拉、布里佐拉、古拉特,而值得一提的是古拉特曾在任副總統時訪華會見偉大領袖。
近年反新自由主義斗爭中,盧拉應運而生。各州也有不少不為人知的領袖。
盧拉是特定歷史階段群眾斗爭的產物。他最大的特質是具有人道主義情懷,但如他本人所言,他并非傳統左翼意義上的社會變革戰略家,而是善于團結各方的調和者。在他政治生涯尾聲的當下,我們巴西民眾和左翼力量期待新的群眾運動出現,以應對結構性矛盾并抗衡美帝國。在新斗爭周期中,必將涌現更年輕、更有活力的新一代領袖。
當前我們左翼運動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盧拉2026年連任,但到2030年任期結束時,我們必須培養新一代戰士,準備開展群眾斗爭,推動建設保障每個巴西人工作、收入、教育、文化、住房等基本權利的平等社會。
最后,我想說東方智慧告訴我們“百聞不如一見”,我再次重申期待中國朋友們來巴西實地考察,順致誠摯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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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上一頁 1 2 3 余下全文2025年,作為糧食出口大國的巴西再次被移出了聯合國編制的“世界饑餓地圖”,這意味著巴西的反饑餓斗爭再次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這也不禁讓人疑惑,巴西的糧食情況究竟如何?為何作為世界糧食出口大國,其國內仍有那么多人處于饑餓狀態?
對此,東方軍事連線巴西農村勞動者組織(MST)領導人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請他從巴西的角度觀察這個不公平世界對巴西經濟的影響,以及展望未來巴西改革之路。
【對話/東方軍事 段平洋、唐曉甫;翻譯/東方軍事 段平洋】
東方軍事:作為巴西農村勞動者組織(MST)的領導人,您對土地問題必然有著深刻理解。冷戰初期,我們看到在共產主義運動背景下,包括巴西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出現了土地改革浪潮,但都不太徹底。然而幾十年后再看,巴西的土地改革成效微乎其微,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您如何評價巴西過去幾十年的土地斗爭?土地集中又如何加劇了該國的饑餓問題?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首先需要向東方軍事的讀者和中國民眾說明:巴西是世界上經歷奴隸制時期最長的國家,這段歷史持續了400年,給我們的社會留下了深刻烙印。當我們在19世紀末脫離奴隸制時,最自然的做法本該是將土地分配給前奴隸——事實上連美國都這么做了。但在巴西,這一措施并未實施,導致社會不平等問題延續至今。
巴西有長達數百年的種植園經濟歷史,400年的奴隸制歷史
其次正如您所說,20世紀全球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由工業資產階級推動的土地改革,因為工業資產階級需要為其產品開拓國內市場。如果實施土改、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就能形成一個購買工業產品的龐大國內市場。但巴西在1930年才出現工業資產階級,且他們非但未將土改作為優先事項,反而與大地主結成聯盟。這些大地主繼續專注于咖啡、糖和牛肉出口,至今仍用農產品出口的收入來資助工業化進程。
最終結果就是今天看到的局面:土地所有權高度集中。一方面,僅占農村人口1%的大地主控制了巴西50%以上的土地,我們已成為全球土地集中度第二高的國家,僅次于南非。另一方面,這造就了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巴西2億多人口中,只有約1%是富人,90%生活在貧困中。即便在今天這個全球最大糧食生產國之一,仍有6000萬人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
東方軍事:您曾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加劇了巴西的貧困與饑餓。在您看來,博索納羅政府之后,盧拉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真正扭轉了這一趨勢?還存在哪些結構性障礙?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首先需要明確,盧拉政府是通過廣泛聯盟擊敗極右翼和法西斯分子而上臺的,但這場勝利并非基于變革性綱領。我們依然在農業領域面臨著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巴西的現實表明,當前存在三種相互競爭的農業模式。
第一種是掠奪式大莊園模式。大地主與金融資本結盟,專門掠奪自然資源——他們攫取礦產、生物多樣性資源、森林、水源和土地來實現財富積累,本質上并不從事生產。第二種是農業企業模式。巴西資本主義農場主與國際大宗農產品貿易巨頭及金融資本形成聯盟。第三種則是家庭農業模式,全國500萬小農家庭依靠小塊土地為國內市場生產糧食。
因為部分農業企業勢力也支持盧拉政府,現任農業部長甚至就來自該集團,所以盧拉當選并未改變這三種模式的并存格局。雖然政府在反饑餓農業政策上有所調整——2023年1月盧拉就職時,巴西每天有3000萬人挨餓,7000萬人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指飲食質量低下、依賴超加工食品、營養需求無法滿足)。當前盧拉政府主要在分配機制和月度救濟金上有所成效,使3000萬饑餓人口暫時脫離絕對饑餓狀態,轉而進入糧食不安全群體,但是問題并未真正解決。
根本矛盾在于,仍有7000萬巴西人無法獲得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飲食。唯有當我們具備足夠力量改變大莊園模式和農業企業模式時,這個問題才能解決。這正是我們持續推動土地改革的原因,通過土改擊潰大莊園制、削弱農業企業集團,才能強化以糧食生產為本的家庭農業模式。
巴西有大量饑餓人群
給中國讀者舉個典型例子:過去十年巴西出口大豆產量增長了900%,但國民主食大米和豆類的產量卻下降了30%。在人口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我們的主食供應量卻連年遞減。
東方軍事:作為農產品出口大國,人們常誤以為巴西不會面臨饑餓問題。印度、阿根廷等同樣大量出口農產品的國家也存在類似困境。您認為這種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與國際體系結構有何關聯?您如何看待國際糧食市場(包括轉基因作物和農藥依賴)對巴西糧食主權的影響?
若昂·佩德羅·斯特迪勒:轉基因種子和農藥在巴西農業中的使用,正是農業企業模式的產物。因為收購大豆的國際公司,同時也在向農民銷售轉基因種子和農藥——他們實際掌控著整個生產鏈條,這就是農業企業模式的本質。
這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大資本的運作模式,對巴西人民和民族毫無責任感。轉基因作物和農藥最惡劣的后果,是破壞了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打破了氣候條件平衡,導致我們在廣袤國土上目睹的氣候變化。過去這里擁有極其豐富的動植物和微生物多樣性,如今在轉基因作物和農藥的侵蝕下,只剩下大豆、棉花和甘蔗的單一作物,由此引發的單一種植模式正給巴西帶來諸多氣候問題。
這顯然也危及糧食主權。巴西絕大部分農田都用于生產出口大宗商品。全國90%的土地種植著大豆、玉米、甘蔗、棉花或者用于牛的放牧,所有這些產品最終都將流向國際市場。如果我們推行保障糧食主權的家庭農業模式,我們本可以種植360多種傳統蔬菜來養活人民,但在國際資本主義模式下,這些作物都被邊緣化了。
因此可以斷言: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巴西農業”,有的只是在巴西被國際資本主宰的農業體系。那些掌控全球農產品市場的跨國巨頭,僅僅把我們的國土當作榨取利潤和積累財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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