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姑娘：古巴革命勝利67周年，聊聊格瓦拉、“司令”和他們的五星帽徽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紅姑娘】
“我們將會繼續向前，一如追隨你的當年。菲德爾與我齊聲開言：‘司令，到永恒之時我們再相見！’”（Seguiremos adelante, como junto a ti seguimos, y con Fidel te decimos: ?Hasta siempre, Comandante!）
這是古巴詩人卡洛斯·普埃布拉1965年創作的著名頌歌——《永別了，司令》最后一段，其中“司令”指的是偉大的阿根廷無產階級革命家、古巴革命的開拓者之一格瓦拉。
眾所周知，格瓦拉的貝雷帽肖像被稱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在進一步加工成版畫后，更是成了“小資網左愛好者”們最喜愛的符號之一：
阿爾貝托·柯達（Alberto Korda）拍攝的格瓦拉照片（左）和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基于照片二次創作風靡全球的版畫（右）
現在提一個有趣的問題：
如何從真正的古巴革命擁護者中，識別出一個對古巴事實上并不了解、撞進真正的古巴社會很可能“一碰就碎”的“小資網左”？
方法可以有很多，但大多數比較費事費錢。本文作者在此給出一個簡單快捷的參考答案：讓他給肖像上的星星補色。
——把格瓦拉帽徽五星涂成金色的，是古巴革命真正的支持者。他們大概率知道這顆金星是作為早期古巴革命軍重要特色之一的“司令”軍銜，即使不完全清楚，也了解并尊重古巴革命的自身歷史；
——將那顆星星涂紅的，則是沉浸在自己“信仰”世界里、實際上并不關心現實中格瓦拉和古巴革命史的“小資網左”，或自覺不自覺投他們所好的人。
現實中古巴革命廣場上的格瓦拉巨幅勾線畫像，貝雷帽徽為金星（左）；香港公仔愛好者制作的格瓦拉人偶玩具，貝雷帽徽為紅星（右）
格瓦拉照片中的金色五星帽徽究竟是什么含義，這種含義又經歷了怎樣的語義演變？
1月1日是古巴的國慶節，67年前的這一天，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等司令們指揮的古巴革命軍進駐哈瓦那，徹底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當時他們頭上這顆小小的金星，不僅反映古巴軍事文化的演變歷史，而且映射出古巴革命早期的許多本質特征。可以說，古巴現行體制的大部分特色，都可以追溯到這段獨特的歷程。
古巴軍隊的軍銜系統歷史源流
格瓦拉的帽徽（一顆金星），是舊古巴40-50年代軍銜制中“司令”銜的標志。
對英語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英美的“海軍中校”字面義為“司令”（Commander），“007”詹姆斯·邦德在軍情六處獲得的軍銜就是這個詞。但這個用法在英語中僅限于海軍，在西語中，對應的詞Comandante也用于陸軍；下圖為19世紀末西班牙殖民軍的軍銜式樣，第三列第一排（一顆金色八角星）為“副司令”（Comandante 2o，介于大尉和少校之間），第二排（一銀一金兩顆八角星）為“司令”（Comandante），即少校。
古巴西班牙殖民軍的軍銜式樣，自左至右四列分別為士兵、尉官、校官和將官袖章
巴蒂斯塔時代，古巴的軍銜制度已經穩定，“下級中尉”（Sub-teniente，相當于其他西語國家的“少尉”Alférez）、“中尉”（Teniente）、“上尉”（Capitán）軍銜分別為一條、兩條、三條折杠，“司令”（Comandante）、“中校”（Teniente coronel）、“上校”（Coronel）分別擁有一顆、兩顆和三顆堆積排列的較小尺寸金星。
1940-1959年代的古巴軍銜，第一排（士兵）為袖章，第二排（校尉官）為肩章。巴蒂斯塔時代古巴將官軍銜的表示方法極為復雜，此處省略
可以看出，古巴陸軍的“司令”（Comandante）軍銜就是其他國家的“少校”（Mayor或Major）。
巴蒂斯塔時代末期，“肩章+折杠”表示尉官、“簡單金星”表示校官的對應關系在古巴已經完全為人熟知。因此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軍初建時，采用了和政府軍完全一樣的軍銜圖案，只是有些實物中在軍銜上增加了“七二六運動”的紅黑色襯墊：
古巴革命后期七二六革命軍的標準化肩章，自左至右為少尉、中尉、上尉、司令（少校）
古巴革命時期，幾位主要領導人的著裝風格非常個性化：勞爾和西恩富戈斯通常喜歡戴牛仔帽，菲德爾喜歡戴圓筒軍帽、偶爾也戴貝雷帽，而格瓦拉特別喜歡戴貝雷帽，等等；因此每個人實際上的軍銜圖案和日常佩戴軍銜位置都略有不同。在正式著裝時，大家都以巴蒂斯塔政府軍的裝束為準，直接穿繳獲的政府軍服、佩戴原帽徽（古巴國徽中間嵌入刀槍火炮圖案形成的古巴軍徽），只是在袖口上加綴紅黑袖章。
與此同時，直到1960年前，古巴革命的性質本質上是一場大帳篷革命，一大群政見完全不同的人各自組織了軍隊、為了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府這個“萬惡之源”暫時結合在一起。除菲德爾的七二六運動外，還有以下幾個較大的山頭：
七二六運動（左一）、三一三運動（左二）、人民社會黨（PSP，右二）、SFNE（右一）
在其中，
“學生革命指導委員會”（三一三運動）是天主教學生的右翼保守派團體，與七二六運動亦敵亦友。革命勝利后，主體被七二六運動收編，少數反共派叛出革命政府；
“人民社會黨”（老古共），沒有軍隊，曾經有黨員在古巴舊政府中任職，但當時已經非法化。他們是當時古巴唯一一批明面上的有組織共產主義者，與政治面貌一直晦澀不明看起來更像個民族主義者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日常互批居多，是亦敵亦友的關系；
“埃斯坎布雷第二民族陣線”（SFNE），1958年從三一三運動中分裂出來的大帳篷軍事組織，有一支小部隊（早期約300人），但除反巴蒂斯塔外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
1957年初秋（上）和1958年底（下）的古巴革命形勢圖。三一三運動的主要活動在大城市地下，東南部唯一的紫色小塊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亞哥
由于上述原因，前面革命軍軍銜上的紅黑菱形圖案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有的軍官會用紅黑相間的雙股鑲邊牙線代替紅黑菱形底；有的軍官，尤其是SFNE系統的軍官，根本不使用紅黑圖案。
SFNE直到1958年12月才與格瓦拉簽約并入古巴革命軍，是革命軍中最獨立的一部分，也是最早進入哈瓦那城的隊伍。后來革命政府公開“共產化”，原SFNE的少數死硬反共派叛出政府，回到大本營埃斯坎布雷發動了一場小叛亂，大部分人被革命軍鎮壓，少部分逃往美國。
下圖為美軍老兵、古巴革命軍中唯一擁有司令軍銜的土生美國人——威廉·摩根（左），他早期就效忠于SFNE而不是七二六系統：
威廉·亞歷山大·摩根和他的古巴新婚妻子，注意他的司令肩章（一顆金星無紅黑底）
摩根是古巴革命中的一個異類，一個浪漫主義的、“真正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白人，既反共，又反那些明顯受美國政府支持的拉美獨裁者。作為美軍老兵，他向SFNE的菜鳥戰友們傳授了大量寶貴的軍事知識。摩根參與了格瓦拉指揮的著名的圣克拉拉戰役，1959年因向菲德爾揭發多米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的陰謀，被美國國務院點名開除美國國籍；然而，他無法接受古巴革命在1960年以后的快速共產主義化，1961年被下屬揭發向已經叛變革命的頑固反共派——埃斯坎布雷匪幫走私武器。最終，他被自己親手參與打出來的古巴革命政府判處了死刑，菲德爾和勞爾作為老友都親自去槍決現場送了他最后一程。
游擊戰初期的起義軍中大約有25名美國人，許多是二戰老兵，還有許多古巴自由派深受二戰后北美流行的自由文化熏陶。受他們影響，革命軍官兵接受了二戰末期美軍寬松隨意的軍事文化，包括綠色戰斗服、編織腰帶、松散自由的軍容（但與戰后一路嫖娼的美軍不同，古巴起義軍的群眾紀律極好），以及在戰斗帽上顯示軍銜的習慣。
司令軍銜（一顆金星）在作帽徽時，無論是何派系，通常都不顯示紅黑菱形圖案。下圖前排不知名上尉所戴直筒帽上的三折杠軍銜是有紅黑底的，但后排所有司令的一星帽徽都沒有紅黑底：
格拉瑪檔案館保存的老照片，古巴革命勝利初期的司令勞爾（后排左一戴貝雷帽系領帶者）、司令格瓦拉（后排中）、司令阿梅爾達（后排左四未戴帽黑人）、司令拉米羅·瓦爾德斯（后排右一戴白瓦氈帽者）和其他革命者
晚年菲德爾著軍便服時通常只在帽子或肩袢中的一處佩戴總司令軍銜。該軍銜在帽子上時仍為革命時代的單獨一顆金星，而繡在肩袢上時也保留了革命時代的菱形紅黑底
上述著裝習慣，最后都成為古巴的歷史傳奇和革命傳統。
雖然古巴革命政府上臺后僅一年就與美國交惡了，但革命軍的這些“新一代美式”（區別于巴蒂斯塔的“老美式”）著裝傳統，以卡斯特羅風格化的美式綠色戰斗服為代表，大多一直保留了下來。比較搞笑的是，雖然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革命軍的敵人、巴蒂斯塔政府軍的軍裝也是照抄美軍，但由于他們照抄的是19世紀末到冷戰初期、還殘留有歐洲貴族范的美軍立領常禮服和Class A綠常：
1930（左）-1940（右）年代的古巴憲政軍服裝
結果是，同樣穿著標準“美式軍服”的古巴政府軍和革命軍在大多數時間里外觀并不相同，作戰時即使沒有紅黑菱形特殊標記也可辨認。
雖然門羅主義是面向整個拉美的，但與安第斯山脈、亞馬孫雨林和潘帕斯高原上的那些德軍衍生軍隊完全不同，古巴不僅是受美國文化和門羅主義影響最深的拉美國家（僅次于已被美國吞并的波多黎各），而且直到革命勝利，其軍隊的裝備、條令、服裝飾品等一切特征，可以說完全出自美軍一家門下。
在軍事文化上，古巴革命是“兩代美軍”的對撞；考慮到革命軍早期強烈的自由主義特質，甚至可以推廣地說，早期古巴革命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1950年代“自由民主”理想主義美國與19世紀至20世紀初“文明秩序”門羅主義美國的對撞。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古巴革命軍游擊戰時代“司令”軍銜的含金量
格瓦拉在貝雷帽上綴釘的一顆金星就是他的司令軍銜。類似地，后來菲德爾·卡斯特羅有時綴在軍帽上的一顆金星也是他的司令軍銜，與肩上的紅黑菱形底白星含義相同：
革命勝利初期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曾同時將司令軍銜戴在帽子和肩章上
在今天的古巴乃至整個拉美左翼革命者圈子里，帶定冠詞的“司令”（El Comandante）已幾乎成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專屬頭銜，以至于墨西哥恰帕斯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興起時，其露面的最高領導人馬科斯（比森特）只自稱“副司令”（Subcomandante，是他獨自發明的一個新詞，從文學意義上也可譯為“亞司令”）。在古巴革命軍中，從1976年起，“總司令”（Comandante en Jefe）是法定的最高軍銜，僅授予菲德爾一人，而原本作為營級主官銜的Comandante名稱被源自蘇軍的“少校”（Mayor）取代。
上文可知，革命時代古巴起義軍的最高軍銜“司令”就是巴蒂斯塔時代古巴軍隊中營級主官的軍銜。但是須知，巴蒂斯塔時代的古巴“憲政”軍規模不大，等級卻不少，“司令”之上還有中校和上校（團級主官軍銜），上校之上還有“準副將”（Brigadier）、“準將”（General de Brigada）、“少將”（Mayor General）、“中將”（Teniente General）、“總上將”（General en Jefe）共五級。
那么，“司令”這個營級軍銜是如何演化為起義軍的統帥象征的？
本節簡述古巴革命軍早期的“司令”到底有多大。注意，下文中的所有“縱隊”系按西語字面翻譯；與我軍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軍級“縱隊”完全不同，西語中的軍語“縱隊”正常為旅級、下轄四到五個營，例如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國人民軍22混成旅即原“佩雷縱隊”，36混成旅即原“普拉達縱隊”，46混成旅即原“烏里巴里縱隊”，等等；在戰爭規模遠小于西班牙內戰的古巴，“縱隊”一詞被實際當成了營級單位使用。
1956年格拉瑪號的登陸基本上是失敗的，82人的革命軍只有約12-20人陸續突圍進入東部貧困的馬埃斯特臘山脈會合，只夠組織一兩個班。但1957年3月中旬，馬埃斯特臘山脈的革命軍與七二六運動平原地區組織派來的第一增援部隊（約50人）會師，獲得了有生力量和補給。到5月底時，山區革命軍已經擁有128人；到7月，革命軍已經擁有200人，剛好一個缺編營，這時全軍唯一擁有“司令”軍銜的人是菲德爾·卡斯特羅，他指揮著第一縱隊（營級）和第一戰線（何塞馬蒂戰線，“戰線”高于縱隊，可以理解為當時尚屬虛擬的“旅級”單位）。
1957年7月17日，奉命保護和治療7名重傷員的格瓦拉帶著26人歸隊，菲德爾大喜過望，授予格瓦拉上尉軍銜。就在那一天，菲德爾決定分出75人組建一個新營，為了虛張聲勢，這支只有兩個滿編排規模的新分隊被稱為“第四縱隊”（La Cuarta Columna），編制為四個排，由格瓦拉指揮。格瓦拉因此在22日成為了古巴革命軍中第二個獲得“司令”軍銜的人。這里提一句，四縱后期由他的副手巴爾德斯（Ramiro Valdés）接管，他也獲得了“司令”軍銜——記住這個名字。
到1958年12月圍攻圣克拉拉時，格瓦拉仍是司令軍銜，但他已經指揮著約400名游擊隊員。雖然這也不過是一個足額步兵營的編制，但這400人僅用5天就攻占了由裝備10輛坦克和裝甲列車的3900名政府軍駐守的圣克拉拉城，近3000名政府軍望風逃竄；隨后巴蒂斯塔嚇得逃離了古巴，首都衛戍部隊不戰而降，革命軍幾乎兵不血刃接管了哈瓦那。
回到1958年2月27日。根據菲德爾的命令，革命軍組建第三縱隊，由胡安·阿爾梅達指揮；組建第四縱隊，由勞爾·卡斯特羅指揮，分別向東方和北方開辟新戰線。這兩人因此也成為了革命軍中第三和第四個獲得“司令”軍銜的人。
勞爾的縱隊在古巴最東端（東方省北部，今屬奧爾金省）的水晶山脈開出了著名的“第二戰線”，并在一個名叫Mayarí Arriba的小鎮建立了古巴革命黨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擁有完善的財政、司法、衛生、教育、公共工程部門、宣傳部、土地局、勞工局和檢察院.，鋪設了數百公里電話線，創建了武裝工人代表大會、武裝農民代表大會、400多所學校，甚至建立了一支革命空軍。
勞爾開辟的第二戰線為革命打造了穩固的后方和財源，使巴蒂斯塔政府軍控制的圣地亞哥成為孤城，對革命大局勝利和七二六運動共產主義者一脈確保對革命的主導權都產生了決定性意義。這個小鎮所在的都會區在1976年被命名為“第二戰線區”，至今一直是勞爾作為當選古巴全國人大代表的授權選區。
佩戴司令肩章（左）、帽徽（右）時的勞爾·卡斯特羅
由于宣傳不足加上手下出了叛徒，阿爾梅達在古巴之外的名聲遠不如格瓦拉和卡斯特羅兄弟，甚至不如在革命廣場有畫像的西恩富戈斯，但他實際上是古巴革命軍的第四號大佬。他根據菲德爾1958年2月27日分兵命令指揮的革命軍第三縱隊，后來發展成東方第三戰線，下轄第三、第九、第十這三個縱隊，協助勞爾的第二戰線對圣地亞哥形成了合圍。
這其中，除阿爾梅達自己指揮的第三縱隊外，指揮第九縱隊的休伯·馬托斯和第十縱隊的勒內·德·洛斯·桑托斯也都獲得了“司令”軍銜。不過馬托斯和摩根一樣有反共傾向，曾向桑托斯提議九、十兩個縱隊應該合兵一處、抵制阿爾梅達的領導，被桑托斯拒絕；馬托斯后來還在自己的轄區里抵制土改，最后被革命政府判了二十年，出獄后移居邁阿密成為反古共人士，2014年病逝。桑托斯后來奉命接管舊古巴的秘密警察系統，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拉美傳奇地下機構——古巴國家安全部（DSE）的締造者。
在帽子上佩戴一顆金星司令軍銜的馬托斯（左）；在肩袢上佩戴司令軍銜的青年阿梅爾達和菲德爾（右），注意兩人肩袢樣式不同，阿梅爾達的司令金星缺了規定的紅黑底
最后介紹一下在哈瓦那革命廣場與格瓦拉并列、由于牛仔帽和大胡子經常被誤認為“伊朗人”、卡斯特羅甚至所謂“圣馬克思”的卡米略·西恩富戈斯。
佩戴司令肩章的西恩富戈斯（左）、革命廣場東北角通信部大樓的西恩富戈斯塑像（右）。在西恩富戈斯生前的一次演說中，菲德爾在臺下插嘴道：“我做得好嗎，卡米略？”西恩富戈斯大聲答道：“你做得很好，菲德爾！”塑像右下側的文字就是這句話。
西恩富戈斯在西語中意為“一百團烈火”（Cienfuegos），這個名字很好地詮釋了他的性格——熱情似火、快樂、坦率、富有幽默感（古巴西語中甚至因他產生了一個詞“卡米略風格的笑話”Camiladas），在革命中像一團四處撒下共產主義思想的火種。
1953年，年僅21歲的西恩富戈斯為了給家人尋求經濟機會和生活保障移居美國，一年后因參加了反對古巴國內巴蒂斯塔暴政的抗議活動，被一貫支持拉美各種獨裁政權的美國當局抓獲并遣返回古巴，但很快就逃脫，再次逃亡到美國。
原本他可能就此定居紐約，成為一名普通的、那個年代很常見且無可指摘的美籍古巴人，但他在紐約聽說卡斯特羅正在墨西哥招兵買馬，于是拋棄美國居留許可前往墨西哥，不請自來地加入了七二六運動，成為隨格拉瑪號登陸并成功進入馬埃斯特臘山的12個人之一。
起初西恩富戈斯只是菲德爾親自指揮的第一縱隊里的普通一兵，但他作戰勇猛，多次負傷，因此在1957年12月被提為上尉，率一個排28人進軍巴亞莫（就是古巴國歌《巴亞莫人之歌》的那個地方）。
1958年1月，格瓦拉寫信給菲德爾，說：“卡米略簡直無所不能（原文‘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頭獅子’）。現在他就是我信心的源泉！”
從何塞馬蒂紀念碑向北眺望哈瓦那革命廣場，西側為格瓦拉，東側為西恩富戈斯。
1958年4月16日，西恩富戈斯受命指揮新建的第二縱隊——前面已經指出，1957年為了虛張聲勢迷惑敵人，革命軍的第二個縱隊被稱為“第四縱隊”。之前一直空置的“第二縱隊”實際上已是革命軍建立的第九個縱隊，卡斯特羅很有誠意地填掉了這個坑——他也因此獲得革命軍的第十個實職司令軍銜。比他更早的幾個人包括1958年2月指揮第六縱隊的埃菲格尼奧·阿梅杰拉斯，后來成為古巴國家革命警察的開創者；以及4月指揮第19縱隊的貝拉米諾·卡斯蒂利亞等，這些人后來皆善終。
1958年12月，卡米略·西恩富戈斯率領約300人攻占了通向哈瓦那的必經之地——亞瓜杰兵營，擊敗精銳守軍350人，獲得綽號“亞瓜杰英雄”。革命政府成立后，西恩富戈斯任哈瓦那省陸海空軍總司令、革命軍總參謀長，一直保持著“司令”軍銜，直到1959年10月28日在乘飛機視察時在海上意外失蹤。
這一天接近北美萬圣節和中美洲的亡靈節，隨著時間推移，當地逐漸形成了在10月底以鮮花撒海（或其他水面）紀念這位英雄的民間傳統，他的名言“你做得很好，菲德爾”也一直廣為流傳。不過需要指出，西恩富戈斯省和西恩富戈斯市的名字在古巴以外常被誤認為紀念他，其實它們是原西班牙殖民軍大都督何塞·西恩富戈斯在1829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司令”軍銜偶爾也作為一種榮譽，用來追授給犧牲者。參與攻打圣克拉拉的革命軍第八縱隊以西羅·雷東多（Ciro Redondo）的名字命名，后者是1953年7月26日參與攻打蒙卡達兵營、1956年12月隨格拉瑪號游艇回古巴上馬埃斯特臘山打游擊的革命元老之一，是革命軍最艱難的初創時刻的核心成員。前面提到1957年7月格瓦拉獲得了四個排的人手組建第四縱隊，他受命指揮其中的一個排，因此獲授上尉。1957年11月29日，雷東多在與巴蒂斯塔政府軍的鷹犬桑切斯·莫斯克拉（Sánchez Mosquera）中校戰斗時中彈犧牲；11月30日，馬埃斯特拉山革命軍總部下令追授他司令軍銜。
古巴革命烈士西羅·雷東多（左）和射殺他的政府軍營長桑切斯·莫斯克拉（右）
總結一下：
古巴革命軍早期的實際規模只有營連級，只是編制搞得很大，這和中國黨在紅軍時期動輒以一萬乃至幾千兵力出現師、軍甚至軍團編制的情形是相似的。“司令”一詞作為古巴當時的正營級軍銜，作為革命軍的最高軍銜不但不低，反而經常有過剩。
古巴革命后期（1958年底），革命軍總數僅擴充到約4000人，但由于出現了團級規模的作戰和軍師級規模的指揮系統，加上七二六運動兼并了SFNE和大批起義政府軍的部隊，革命軍授出的“司令”軍銜暴增到94個。到這時，獲得“司令”軍銜的領導人大都互相熟識，沒有基層作戰中以軍銜區分等級的現實需要。因此，出于當時軍中洋溢的平等主義情懷和對舊古巴軍官追求高官厚祿的“清教徒式”（赫伯特·馬修斯語）厭惡，革命軍廢除了所有“高級”軍銜（中校、上校、少將、中將、上將等），所有革命者的最高軍銜均被壓制在“司令”，形成了最高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與幾十個營連級指揮員（其中約20個為縱隊指揮員，還有一些縱隊的指揮員軍銜停留在上尉）在軍銜上平級的現象。
很多英文或中文資料直接將此時古巴革命軍中的Comandante翻譯成“少校”。“格瓦拉獲得少校軍銜”之類中文史料中可見的說法都是這樣來的。雖然從技術上說并沒有錯，但筆者個人認為不佳，因為這樣的翻譯丟失了對理解古巴革命歷史極端重要的信息：
1.“司令”雖然只對標舊古巴軍隊的少校，卻是古巴革命時期革命軍一方的“集體最高”軍銜，至遲到解放初期，共授予了約100個（注：1959年前幾個月又有5人獲得）；
2.這100個成為“司令”的人，除中途犧牲或如前述的威廉·摩根等被鎮壓、逃亡的外，都成為革命政權的中流砥柱，形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特殊群體——“古巴革命的司令們”（Comandante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或者“開國司令”。
這個平均年齡僅20多歲的小圈子，類似于蘇聯的“老近衛軍”或新中國的“老革命”。他們是古巴革命政權完全靠獨立自主完成（而非類似冷戰時的部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際是蘇聯扶植的政權）的結果和體現，也是30年后古巴革命賴以幸存于蘇聯東歐劇變、并沿著共產主義道路獨自堅定不移繼續前行的干部基礎和強力保障。
英雄遲暮的司令們
截至2022年，已知至少有三名未獲得上述軍銜的開國司令可能還在世：原古共第二書記何塞拉蒙·馬查多（下圖左），原交通部長胡里奧·卡馬喬（中）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國民主革命的民族英雄——德利奧·戈麥斯（右）：
已知健在的三名未獲得“革命軍司令”稱號、未叛變、未動搖的古巴開國司令
他們在輸出革命和古巴國家建設歲月中，已離開古巴革命軍系統多年，因此并未在1976年的大授銜中獲得“革命軍司令”的新軍銜，但他們一直忠于革命、忠于共產主義信念，從未叛變或動搖，仍然活躍在地方政府或其他專業領域。因此如今他們在特定場合仍然可以穿著軍裝，并佩戴革命年代的老式司令軍銜。
這種“老司令”的形象背后，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國際共運中極大的獨特性：
一方面，不同于高度軍事專業化的蘇聯紅軍、而與新中國類似，古巴軍隊是社會主義古巴的干部儲備庫，新古巴的大多數技術行業一開始都被交給了某位開國司令（或開國上尉等）領導，有的管電信，有的管住房，有的管進出口貿易，諸如此類，司令們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與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古巴的“黨組織”是一個在革命時期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嚴重缺乏必要的神圣性和號召力，黨的生態位長期被古巴革命軍自身所占據。
一個例子是，古巴是國際共運史上唯一一個憲法規定共產黨執政，但國旗、國徽、國歌、國號全都沒有任何共產黨特征的國家。直到迪亞斯-卡內爾接班后很長一段時間，外界甚至搞不清楚古共的制式黨旗到底是什么，在“表達革命”場合與古巴國旗并列的旗幟永遠是“七二六”時代古巴老革命軍的紅黑軍旗。
這導致了當今古巴極其普遍的“軍隊經商”、或者說“軍隊管一切”現象。例如，2020年被美國制裁的古巴企業管理集團公司（GAESA）是古巴軍隊直管的超級國企，在勞爾2009年以來的經濟改革后，這個巨無霸接管了古巴從房地產到銀行支付幾乎所有掙錢的部門。
然而，與越南軍隊主要作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的經商有所不同，古巴的“軍隊經商”實際上主要是“軍企”和“央企”不分造成的：古巴革命歷史的承載者、“組織”、“中央”，甚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化身，本來就是以菲德爾為代表的軍隊司令們，因此“軍隊辦企業”長期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就像在中國我們認為“共產黨辦軍隊”是理所當然的一樣——它們最終的服務對象都是國家。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截至2022年，已知只有三名開國司令仍活躍在古巴軍隊系統：吉列爾莫·加西亞（下圖左），拉米羅·巴爾德斯（中），以及上文提到的胡安·阿爾梅達（右），他們在1976年的大授銜中獲得“革命軍司令”榮譽軍銜：
已知的全部三名“革命軍司令”，該軍銜的圖案為一顆金星照耀著馬埃斯特臘山
如今雖不再擔任軍隊實職，但他們通常仍穿著軍裝，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極大的政治影響力。這三個人加上勞爾大將，構成了捍衛古巴革命專政機器的人脈后盾。他們當年帶出來的許多初級指揮員如今已晉升將軍，延續著這個小島對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承諾。
67年彈指一揮間，即使得益于古巴優秀的國營醫療系統，當年二三十多歲的小伙子如今都變成了“期之以茶”的遲暮老人，甚至他們帶出來的第一代晚輩也早過了典型將軍的退休年齡。新冠疫情帶走了一批古巴老將軍，并嚴重破壞了剩下的團隊；自疫情結束后，包括勞爾大將本人在內的大部分開國司令和1976年將軍們都很少再出現在新聞報道中，迪亞斯-卡內爾的團隊一直在疫情以來的嚴重困境中勉力維持。
在特朗普兵發委內瑞拉、對各大拉美左翼政權壓迫空前加深，玻利維亞、智利、洪都拉斯的左翼政府先后崩盤的當下，自身困難且財政上依賴委內瑞拉的古巴，承受著1980年代末以來從未有過的壓力。
筆者很清楚中古關系中存在的許多現實問題，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筆者還是希望在西半球有我們自己的、值得我們在新時代去躍進的“大別山”，或者勞爾·卡斯特羅大將當年向北躍進建立第二戰線、幫助馬埃斯特臘山主根據地徹底站穩了腳跟的古巴水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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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上一頁 1 2 3 余下全文【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紅姑娘】
“我們將會繼續向前，一如追隨你的當年。菲德爾與我齊聲開言：‘司令，到永恒之時我們再相見！’”（Seguiremos adelante, como junto a ti seguimos, y con Fidel te decimos: ?Hasta siempre, Comandante!）
這是古巴詩人卡洛斯·普埃布拉1965年創作的著名頌歌——《永別了，司令》最后一段，其中“司令”指的是偉大的阿根廷無產階級革命家、古巴革命的開拓者之一格瓦拉。
眾所周知，格瓦拉的貝雷帽肖像被稱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在進一步加工成版畫后，更是成了“小資網左愛好者”們最喜愛的符號之一：
阿爾貝托·柯達（Alberto Korda）拍攝的格瓦拉照片（左）和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基于照片二次創作風靡全球的版畫（右）
現在提一個有趣的問題：
如何從真正的古巴革命擁護者中，識別出一個對古巴事實上并不了解、撞進真正的古巴社會很可能“一碰就碎”的“小資網左”？
方法可以有很多，但大多數比較費事費錢。本文作者在此給出一個簡單快捷的參考答案：讓他給肖像上的星星補色。
——把格瓦拉帽徽五星涂成金色的，是古巴革命真正的支持者。他們大概率知道這顆金星是作為早期古巴革命軍重要特色之一的“司令”軍銜，即使不完全清楚，也了解并尊重古巴革命的自身歷史；
——將那顆星星涂紅的，則是沉浸在自己“信仰”世界里、實際上并不關心現實中格瓦拉和古巴革命史的“小資網左”，或自覺不自覺投他們所好的人。
現實中古巴革命廣場上的格瓦拉巨幅勾線畫像，貝雷帽徽為金星（左）；香港公仔愛好者制作的格瓦拉人偶玩具，貝雷帽徽為紅星（右）
格瓦拉照片中的金色五星帽徽究竟是什么含義，這種含義又經歷了怎樣的語義演變？
1月1日是古巴的國慶節，67年前的這一天，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等司令們指揮的古巴革命軍進駐哈瓦那，徹底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當時他們頭上這顆小小的金星，不僅反映古巴軍事文化的演變歷史，而且映射出古巴革命早期的許多本質特征。可以說，古巴現行體制的大部分特色，都可以追溯到這段獨特的歷程。
古巴軍隊的軍銜系統歷史源流
格瓦拉的帽徽（一顆金星），是舊古巴40-50年代軍銜制中“司令”銜的標志。
對英語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英美的“海軍中校”字面義為“司令”（Commander），“007”詹姆斯·邦德在軍情六處獲得的軍銜就是這個詞。但這個用法在英語中僅限于海軍，在西語中，對應的詞Comandante也用于陸軍；下圖為19世紀末西班牙殖民軍的軍銜式樣，第三列第一排（一顆金色八角星）為“副司令”（Comandante 2o，介于大尉和少校之間），第二排（一銀一金兩顆八角星）為“司令”（Comandante），即少校。
古巴西班牙殖民軍的軍銜式樣，自左至右四列分別為士兵、尉官、校官和將官袖章
巴蒂斯塔時代，古巴的軍銜制度已經穩定，“下級中尉”（Sub-teniente，相當于其他西語國家的“少尉”Alférez）、“中尉”（Teniente）、“上尉”（Capitán）軍銜分別為一條、兩條、三條折杠，“司令”（Comandante）、“中校”（Teniente coronel）、“上校”（Coronel）分別擁有一顆、兩顆和三顆堆積排列的較小尺寸金星。
1940-1959年代的古巴軍銜，第一排（士兵）為袖章，第二排（校尉官）為肩章。巴蒂斯塔時代古巴將官軍銜的表示方法極為復雜，此處省略
可以看出，古巴陸軍的“司令”（Comandante）軍銜就是其他國家的“少校”（Mayor或Major）。
巴蒂斯塔時代末期，“肩章+折杠”表示尉官、“簡單金星”表示校官的對應關系在古巴已經完全為人熟知。因此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軍初建時，采用了和政府軍完全一樣的軍銜圖案，只是有些實物中在軍銜上增加了“七二六運動”的紅黑色襯墊：
古巴革命后期七二六革命軍的標準化肩章，自左至右為少尉、中尉、上尉、司令（少校）
古巴革命時期，幾位主要領導人的著裝風格非常個性化：勞爾和西恩富戈斯通常喜歡戴牛仔帽，菲德爾喜歡戴圓筒軍帽、偶爾也戴貝雷帽，而格瓦拉特別喜歡戴貝雷帽，等等；因此每個人實際上的軍銜圖案和日常佩戴軍銜位置都略有不同。在正式著裝時，大家都以巴蒂斯塔政府軍的裝束為準，直接穿繳獲的政府軍服、佩戴原帽徽（古巴國徽中間嵌入刀槍火炮圖案形成的古巴軍徽），只是在袖口上加綴紅黑袖章。
與此同時，直到1960年前，古巴革命的性質本質上是一場大帳篷革命，一大群政見完全不同的人各自組織了軍隊、為了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府這個“萬惡之源”暫時結合在一起。除菲德爾的七二六運動外，還有以下幾個較大的山頭：
七二六運動（左一）、三一三運動（左二）、人民社會黨（PSP，右二）、SFNE（右一）
在其中，
“學生革命指導委員會”（三一三運動）是天主教學生的右翼保守派團體，與七二六運動亦敵亦友。革命勝利后，主體被七二六運動收編，少數反共派叛出革命政府；
“人民社會黨”（老古共），沒有軍隊，曾經有黨員在古巴舊政府中任職，但當時已經非法化。他們是當時古巴唯一一批明面上的有組織共產主義者，與政治面貌一直晦澀不明看起來更像個民族主義者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日常互批居多，是亦敵亦友的關系；
“埃斯坎布雷第二民族陣線”（SFNE），1958年從三一三運動中分裂出來的大帳篷軍事組織，有一支小部隊（早期約300人），但除反巴蒂斯塔外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
1957年初秋（上）和1958年底（下）的古巴革命形勢圖。三一三運動的主要活動在大城市地下，東南部唯一的紫色小塊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亞哥
由于上述原因，前面革命軍軍銜上的紅黑菱形圖案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有的軍官會用紅黑相間的雙股鑲邊牙線代替紅黑菱形底；有的軍官，尤其是SFNE系統的軍官，根本不使用紅黑圖案。
SFNE直到1958年12月才與格瓦拉簽約并入古巴革命軍，是革命軍中最獨立的一部分，也是最早進入哈瓦那城的隊伍。后來革命政府公開“共產化”，原SFNE的少數死硬反共派叛出政府，回到大本營埃斯坎布雷發動了一場小叛亂，大部分人被革命軍鎮壓，少部分逃往美國。
下圖為美軍老兵、古巴革命軍中唯一擁有司令軍銜的土生美國人——威廉·摩根（左），他早期就效忠于SFNE而不是七二六系統：
威廉·亞歷山大·摩根和他的古巴新婚妻子，注意他的司令肩章（一顆金星無紅黑底）
摩根是古巴革命中的一個異類，一個浪漫主義的、“真正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白人，既反共，又反那些明顯受美國政府支持的拉美獨裁者。作為美軍老兵，他向SFNE的菜鳥戰友們傳授了大量寶貴的軍事知識。摩根參與了格瓦拉指揮的著名的圣克拉拉戰役，1959年因向菲德爾揭發多米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的陰謀，被美國國務院點名開除美國國籍；然而，他無法接受古巴革命在1960年以后的快速共產主義化，1961年被下屬揭發向已經叛變革命的頑固反共派——埃斯坎布雷匪幫走私武器。最終，他被自己親手參與打出來的古巴革命政府判處了死刑，菲德爾和勞爾作為老友都親自去槍決現場送了他最后一程。
游擊戰初期的起義軍中大約有25名美國人，許多是二戰老兵，還有許多古巴自由派深受二戰后北美流行的自由文化熏陶。受他們影響，革命軍官兵接受了二戰末期美軍寬松隨意的軍事文化，包括綠色戰斗服、編織腰帶、松散自由的軍容（但與戰后一路嫖娼的美軍不同，古巴起義軍的群眾紀律極好），以及在戰斗帽上顯示軍銜的習慣。
司令軍銜（一顆金星）在作帽徽時，無論是何派系，通常都不顯示紅黑菱形圖案。下圖前排不知名上尉所戴直筒帽上的三折杠軍銜是有紅黑底的，但后排所有司令的一星帽徽都沒有紅黑底：
格拉瑪檔案館保存的老照片，古巴革命勝利初期的司令勞爾（后排左一戴貝雷帽系領帶者）、司令格瓦拉（后排中）、司令阿梅爾達（后排左四未戴帽黑人）、司令拉米羅·瓦爾德斯（后排右一戴白瓦氈帽者）和其他革命者
晚年菲德爾著軍便服時通常只在帽子或肩袢中的一處佩戴總司令軍銜。該軍銜在帽子上時仍為革命時代的單獨一顆金星，而繡在肩袢上時也保留了革命時代的菱形紅黑底
上述著裝習慣，最后都成為古巴的歷史傳奇和革命傳統。
雖然古巴革命政府上臺后僅一年就與美國交惡了，但革命軍的這些“新一代美式”（區別于巴蒂斯塔的“老美式”）著裝傳統，以卡斯特羅風格化的美式綠色戰斗服為代表，大多一直保留了下來。比較搞笑的是，雖然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革命軍的敵人、巴蒂斯塔政府軍的軍裝也是照抄美軍，但由于他們照抄的是19世紀末到冷戰初期、還殘留有歐洲貴族范的美軍立領常禮服和Class A綠常：
1930（左）-1940（右）年代的古巴憲政軍服裝
結果是，同樣穿著標準“美式軍服”的古巴政府軍和革命軍在大多數時間里外觀并不相同，作戰時即使沒有紅黑菱形特殊標記也可辨認。
雖然門羅主義是面向整個拉美的，但與安第斯山脈、亞馬孫雨林和潘帕斯高原上的那些德軍衍生軍隊完全不同，古巴不僅是受美國文化和門羅主義影響最深的拉美國家（僅次于已被美國吞并的波多黎各），而且直到革命勝利，其軍隊的裝備、條令、服裝飾品等一切特征，可以說完全出自美軍一家門下。
在軍事文化上，古巴革命是“兩代美軍”的對撞；考慮到革命軍早期強烈的自由主義特質，甚至可以推廣地說，早期古巴革命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1950年代“自由民主”理想主義美國與19世紀至20世紀初“文明秩序”門羅主義美國的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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