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動輒要求中國“出手”或哀嘆“滿盤皆輸”，實則陷入一個思維陷阱
【文/劉燕婷】
如果2025年的“特朗普沖擊”始于對等關稅，那么2026年的震蕩起點無疑就是委內瑞拉“變天”：美國在1月3日直接擄走總統馬杜羅，并且表態掌控石油、接管國政。
可想而知，這種做法不僅引爆拉美的中左翼國家反彈，也在全球乃至美國內部引發批評，畢竟從極限施壓到擄走總統，美國的所為已不僅是簡單的跨國執法，而是政權更迭的地緣布局。這就恰好聯系到沖突背后的經緯：這次事件并非單一的區域與歷史孤例，而是某種大國意志與博弈的往復循環，既貫穿美國對拉美的漫長干涉，也一次切開國際政治的兩大剖面。
首先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真實樣態。從歷史發展來看，這套秩序始于1945年，以冷戰之下的美國為核心，涵蓋主權平等、捍衛安全、開放市場、自由民主四套規范，并在蘇聯解體后逐漸席卷全球。毫無疑問，這次美國入侵踐踏委內瑞拉主權，就等于是從核心直接爆破秩序。
不過問題在于，這也不是“秩序”的首次碎裂，甚至不是“核心”的初次犯規。因為回顧過去，“自由國際秩序”看似理想平等，其實始終存在階級：小國可以通過聯合國憲章及其附屬公約，勉強爭取“形式平等”的脆弱屏障；但在秩序的實際運作上，大國就往往享有更多發言權，既能制定規則、實踐領導，更能凌駕規范為所欲為，例如長期干涉拉美又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美國，以及把中亞當后花園又引爆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基本都是用對撞、繞過“自由國際秩序”的方式，來推進自己“間接統治”的大國意志。
1月3日，西班牙馬德里。一名抗議者舉著諷刺特朗普飲用委內瑞拉石油的橫幅。 IC Photo
再來就是持續輻射的中美博弈。眾所周知，除了反毒名目與選舉算計，石油無疑是這次美國出兵的最大關鍵，而這就連動中美博弈的影響力消長。
一來，委內瑞拉的最大原油買家就是中國，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2023年委內瑞拉有近三分之二原油出口到中國；
二來，“以油換貸”無疑是中國投射影響力的重要模式，且這套模式不只為馬杜羅政權提供政治與經濟支持，也在技術輸出、探勘礦產、鐵路興建的配套下，促進中國相關企業與工程在當地生根。
因此，中委雙方的持續靠近，其實并不只有能源意義，而是反映了多重的支點價值：第一，這是“一帶一路”深入拉美的縮影，也是當前美國所不樂見的“后院隱憂”；第二，馬杜羅作為拉美少數主打反美的政權，其存在本身就是“后院秩序”一大破口；第三，由石油交易衍生的結算機制，已經成為石油美元與人民幣國際化博弈的一環。
從這個脈絡來看，此前中美圍繞巴拿馬運河的博弈，其實已經拉開拉美角力的序幕，只不過主角不是石油、而是港口與水道，巴國政府與相關企業則因此懷璧其罪。
再看這次入侵委內瑞拉，美國同樣在行動前制裁4家牽涉委內瑞拉油業的中國公司；行動后則放話掌控石油，明顯是要截斷“以油換貸”的合作模式，同時連帶占有中國資產、消減中國影響力。
當然，有鑒于委內瑞拉目前動態不明，美國的支配進度也必須打上問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會是美國干涉拉美的終點，也不會是中美博弈的完結。
而與委內瑞拉變天同步延燒的伊朗動亂，似乎就預示了另一場角力的開演。
美國想如何改造伊朗？
時間回到2025年12月28日，因為不滿通脹飆升、食品價格上漲、里亞爾重貶，伊朗商販開始大量上街，之后伴隨各處大學響應、不同社群集結，示威又在全國蔓延，如今已變為2022年“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頭巾示威”）后的最大規模動亂。
與此同時，美國的外交施壓也同步升級。一開始，美國國務院對示威者表示支持，接著是特朗普在1月2日表態稱，如果伊朗暴力鎮壓示威者，美國將會介入；1月3日馬杜羅被擄走后，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迅速在X上嘲諷，“如果我是伊朗領導人，我會去清真寺祈禱”；1月4日特朗普再警告，如果伊朗當局升級對示威活動的鎮壓，美國可能介入、伊朗將“遭受重創”。
不過即便美國沒有出手，伊朗局勢其實也已不容樂觀：里亞爾暴跌至歷史新低，央行行長法爾津引咎辭職；出身改革派的總統佩澤希齊揚雖然宣稱“我們正與以色列、歐洲、美國處于全面戰爭狀態”，卻也同時坦承“如果不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我們就會下地獄。”
顯然，即便伊朗近年積極動員“抵抗軸心”、在中東樹立反美反以的強硬形象，甚至一度迫使海灣阿拉伯國家低頭，卻也始終無法挽救經濟傷口，并導致政權的持續潰爛。而這種現象也同步證明，即便美國沒有像干涉委內瑞拉般直接入侵、用軍事力量顛覆伊朗政權，卻已明顯在經濟制裁、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的多年攻勢下，逐漸掏空了1979年革命的正當性，并將神權政府推到危險邊緣。
而這種“間接統治”的現實操作，其實廣泛體現在美國對于中東、拉美的長期干涉上，目的就是確保在“自由國際秩序”的表皮下，維持一套美國主導的層級秩序。說得更直接，就是迫使被施壓方產出相對符合華盛頓利益的對外政策，對委內瑞拉來說是停止反美、交出石油、疏遠中俄；對伊朗而言是停止用“抵抗軸心”包圍以色列、停止集結中東的反美勢力，并與中俄拉開距離。
當然，美國不是不想“直接統治”，只是這種作法往往附帶高昂成本，例如美軍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直接入侵，最后也還是要回到扶植政權的道路上。但即便如此，伴隨美國的干涉力道下降，兩國的親美政權也終究異變：伊拉克被伊朗的“間接統治”持續滲透，如今德黑蘭在伊拉克不僅擁有各種代理政黨，還有龐大民兵；阿富汗則直接在2021年變天，曾經的親美精英大量流亡，反美的塔利班入主中央。
可以這么說，間接統治雖然等同大國干涉，卻也有方法與程度之分。而聚焦伊朗案例，美國的間接統治主要展現兩種變形：發生在1979年革命前的政權顛覆，以及1979年之后的促成改革派掌權。
1月6日晚間，西部城鎮阿卜達南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BBC視頻截圖
首先是政權顛覆，案例就是1953年的伊朗政變。當時伊朗首相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意圖將石油國有化，引發了美英緊張，兩國于是結合伊朗內部的反摩薩臺勢力，先由沙阿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頒布法令罷免摩薩臺，美國中情局則收買幫派、教士、政客、軍官等團體，對摩薩臺政府進行了全方位圍剿。最終，政變成功、巴列維掌權，美英得以共享伊朗的石油財富，直到政權在1979年被蘇聯支持的伊斯蘭革命再度推翻。
顯然，這種作法能夠迅速收效，卻也附帶重大缺陷，那就是容易催生大量反美情緒，導致各種陣營在“反美”旗幟下集結，最終再度摧毀被扶植的政權，1979年革命就是代表案例：左翼、教士、自由派、軍隊全都站到了巴列維對立面，原本評估示威不成氣候的美國，最后也只能接受政權垮臺的意外結果。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再來是促成相對親美的改革派掌權，套用在伊朗的案例上，就是以長期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持續削弱保守派能量，促使改革派在選舉中獲勝。不過這種操作首先要滿足一個前提，那就是伊朗存在路線之爭，而現實也的確如此，2009年“綠色革命”就是證明。
表面來看，這次沖突起于總統大選爭議：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指控時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選舉舞弊；但深入底層，改革派無疑進行了高強度動員，包括前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議長邁赫迪·卡魯比（Mehdi Karroubi）都出面號召抵制結果，示威者甚至奉已經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為精神領袖，開始了對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政治圍剿。
雖說從結果來看，改革派并沒有心想事成，沖突最終停在鎮壓槍響中，穆薩維、卡魯比也遭到軟禁，但“綠色革命”作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的最大示威，所揭露的政權裂痕已經不容忽視：即便霍梅尼為鞏固革命路線，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梅內伊、取代主張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澤里，改革派卻還是在20年后全方位崛起；而構成示威主體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產，則明顯與烈士政治、伊斯蘭革命等話語嚴重疏離，所以一經改革派號召動員，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婦女平權。
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全球六個主要國家達成核協議。EPA
當然，改革派不能等同于“美國代理人”，但與保守派相比，這群人毫無疑問是美國相對理想的互動對象。因此當前者在2013年大選中成功統一戰線，促成立場溫和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臺，美國與伊朗的關系也就明顯和緩，2015年“伊朗核協議”因此應運而生。
不過這種解禁制裁換政治轉向的做法，最終還是敗給雙方內部的各自抵制。
首先是伊朗，即便美國可以通過制裁與宣傳削弱保守派，營造有利改革派勝選的選舉環境，卻還是突破不了制度的高墻：那就是總統之上還有最高領袖，也就是霍梅尼欽定的保守派接班人哈梅內伊；而最高領袖控制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則可以在選舉中輕松取消候選人資格。基本上這就注定了一個現實：無論總統如何替換、國會如何改選，伊朗都很難真正親美，也不會停止動員“抵抗軸心”。
再來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或許基于撤出中東的考量，愿意用核協議緩和與伊朗的對峙，特朗普政府卻明顯不肯蕭規曹隨。這背后或許來自以色列的大力游說，也或許受到蓬佩奧等強硬派牽引，總之從結果來看，美國在2018年單邊退出核協議、開始對伊極限施壓，改革派在伊朗的政治能量也因此受到重挫。
但這不代表保守派就能漁翁得利。事實上從后續發展來看，美國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所發揮的效力已經不在于促成改革派上臺，而是要促成神權政府垮臺，近年幾場大型示威就是例證。
例如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導火線雖是燃油價格上漲，走上街頭的卻不只有財富被腐蝕的城市中產，還包括原本在“綠色革命”中堅定支持保守派、哈梅內伊的底層民眾。這就揭露一個駭人現實：“綠色革命”或許停在了路線之爭，“血腥十一月”卻已上升為對神權政府的反對、對1979年革命體制的憤怒。
而這種動員結構，也同樣被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始于2025年12月的反通脹示威繼承，并且反復重演類似情境：不論議題屬性，示威的最終訴求都是推翻政府；只要出現導火線，結果就是全國規模的星火燎原。當然，保守派政府執行宗教規范的強悍立場、對于普遍貪腐的視而不見、面對階級分化的毫無作為，也同樣在民怨滔天上難辭其咎。
可以這么說，美國或許無法在伊朗重演1953年的直接顛覆，卻正通過經濟制裁與民主推廣，搭配伊朗政府的治理失敗，將局勢愈發推向1979年的革命氛圍。
加沙戰爭后的美伊博弈
當然，爆發多次大型示威本身，也或許是某種韌性的反面證明：神權政府確實千瘡百孔，卻也始終潰而不崩，所以能夠不斷來到危險邊緣，卻又屢屢化險為夷，這次或許也會如此。
但即便是這樣，問題也還是沒有解決：只要制裁枷鎖沒有卸除，教士與革命衛隊作為“新貴族”的現實未改，下一次的燎原星火就是隨時倒數，美國的間接統治也就永遠有操作空間，尤其是在加沙戰爭之后的中東。
如前所述，美國干涉伊朗的終極目的，就是推進以下戰略目標：迫使伊朗停止用“抵抗軸心”包圍以色列、不再集結中東的反美勢力、開始與中俄拉開距離。雖說這些目標都相當遙遠，但美國其實已經通過加沙戰爭意外達成階段性目標，那就是促成敘利亞變天。
而這本身其實牽涉了兩種間接統治的消長：一種是以美國為首，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為代理人，在經濟、軍事、政治上環環相扣的中東親美秩序；另一種是以伊朗為核心，各種民兵、失敗國家反對派為代理人，突出軍事力量的反美反以武裝帶，其實也就是“抵抗軸心”。
可以這么說，不論“抵抗軸心”有沒有道德正當性，其本質都是伊朗對于阿拉伯國家破碎地帶的間接統治，這也注定了伊朗很難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真正和解：在內戰后疲軟的黎巴嫩扶植真主黨、在南北內戰下的也門支持胡塞武裝、在拒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的加沙武裝哈馬斯、在被反抗軍圍剿的敘利亞 援助阿薩德政權、在經歷美國入侵的伊拉克培養什葉派民兵。
基本上，這套秩序確保了伊朗的地緣影響力，也構筑了外于海灣、圍堵以色列的反美地帶，所以能夠迫使沙特放棄對峙點頭復交，甚至在2023年策動哈馬斯成功閃擊以色列。當然，閃擊成功不等于打贏戰爭，從后續發展來看，即便哈馬斯仍在抗拒解除武裝、以色列不算心想事成，“抵抗軸心”都已因為戰爭傷痕累累，而這無疑來自美國與以色列的左右夾擊，包括重傷哈馬斯、削弱真主黨，以及促成敘利亞變天。
2025年3月9日，敘利亞安全部隊人員在拉塔基亞省杰卜萊的街道上巡邏。新華社
不過所謂變天本身，其實也有一定偶然性。最一開始，美國或許只想牽制伊朗，所以偕同土耳其形塑一波叛軍攻勢，要迫使德黑蘭抽調力量回防敘利亞，放棄對加沙、黎巴嫩的挹注。但沒想到阿薩德政權如此不堪一擊，再加上俄羅斯又同時深陷烏克蘭，叛軍基本上是一馬平川、一路挺進，只用了8天就迫使阿薩德逃亡。
而這種發展無疑導致兩個結果。第一，伊朗喪失貫通黎巴嫩、伊拉克的地緣孔道，“抵抗軸心”即便沒有崩解，也很難回到巔峰狀態；第二，美國開始偕同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在敘利亞建立間接統治，由以色列與土耳其分別滲透南北地塊，沙特帶領海灣國家進行經濟挹注，美國則逐步解開對敘制裁。
當然，俄羅斯最后還是通過經濟援助與政治協商，成功保住了在敘軍事資產，但這終究不及變天前的大權獨攬，伊朗就更不用提。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可以這么說，敘利亞變天本身，來自加沙戰爭對于伊朗的持續削弱，并且導致美伊兩種間接統治的此消彼長。可是即便如此，“抵抗軸心”也仍在運作，失去敘利亞的伊朗并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反而是在加沙戰爭后持續對也門、伊拉克、黎巴嫩運送導彈。
這就揭示一個區域動態：只要神權政府沒有瓦解、伊朗能爭取足夠時間，受傷的“抵抗軸心”就還是會在未來持續圍堵以色列，同時鞏固伊朗版間接統治形塑的反美武裝帶，并與美國版間接統治打造的親美空間繼續對峙。
顯然，這就聯系到了前述的伊朗政治動態：不論總統如何更換，只要哈梅內伊在任、革命衛隊勢大，伊朗都不可能放棄“抵抗軸心”走向親美。當然，這也會同步強化美國與以色列釜底抽薪、顛覆伊朗政權的決心，畢竟打上地面決戰或許勝負難分，內部爆破卻是有機會一勞永逸。
而從現實局面來看，這也不全是美以兩國一廂情愿。畢竟聚焦這次示威，許多民眾都喊出了“?? ??? ?? ????? ???? ???? ?????”，也就是“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屬于伊朗”。基本上這句口號自2009年“綠色革命”開始便一路貫穿后續動蕩，包括2019年“血腥十一月”、2022年“阿米尼示威”、始于2025年的反通脹示威，反映伊朗內部對于“抵抗軸心”的嚴重對立，以及對于政府不顧民生、窮兵黷武的強烈反感。
而這毫無疑問是美國與以色列最好的施力點，也是神權政府必須面對的統治危機。就算這次示威最終沉寂、美以沒有心想事成，伊朗也很難靠著鎮壓永遠回避問題，尤其是在上層教士與革命衛隊吃香喝辣、高談反美激情，底層民眾卻連雞蛋都買不起的現實里。
近日伊朗爆發民眾不滿生活成本高漲而發起的示威潮，德黑蘭民眾商販們1月5日在示威時走過一座橋。法新社
中美如何博弈中東？
不過淡出伊朗、聚焦中東，中美博弈又是另一番視角。
許多分析都認為，一旦伊朗如同委內瑞拉那般，中國的中東布局便是滿盤皆輸。平心而論，政權更迭確會影響對外關系、沖擊所有投資，正如委內瑞拉的變局，對中國也不是無關痛癢。但要說“滿盤皆輸”，恐怕就誤讀了伊朗在中國中東棋局的角色與份量。因為聚焦中伊這段關系，始終是伊朗更需要中國，而非中國必須依賴伊朗。
這就涉及1980年代開始的外交轉型。眾所周知，經歷1970年代的革命狂潮、毛主義外交后，中國便不再支持中東、拉美各地的反政府武裝，而是改以“不輸出革命”的平實姿態，最大程度修補同西方、乃至中東拉美政府的正式關系。顯然，這種做法對應了全球左翼浪潮消退的背景，也契合中國自身的實際發展需求。
在這種脈絡下，已經在1979年轉向反美、又身負制裁枷鎖的伊朗，自然就不會是中國的中東布局首選。一來，這類政權的存續風險較高，可能因為美國顛覆、制裁重擔而瞬間垮臺，不是理想的戰略焦點，也不適合進行大量戰略挹注；二來，在中東各國政府普遍不反美的現實下，過度靠近伊朗必然損害整體外交布局，導致與其他區域大國的離心，尤其是雖在近年與伊朗修好、卻始終存在心結的海灣阿拉伯國家。
基本上這兩大考量，也就貫穿了中國近年的中東外交動態。
首先是石油貿易。確實，從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對伊極限施壓起，中國就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甚至有第三方數據顯示，約90%的伊朗原油出口到了中國，足見北京是德黑蘭不可或缺的戰略伙伴。
不過從北京自身視角出發，情況恐怕就相對耐人尋味。關鍵在于，中國真正的原油進口大宗，其實始終是與伊朗同在中東的沙特，以及同為產油大國的俄羅斯，雙方長期在一、二名輪流，伊朗原油的進口量反而沒有名列前茅。當然，這其中或許涉及規避制裁的“轉口”操作，卻也說明一個現實：在石油貿易上，中伊的互賴程度并不對等，這背后當然有一定的地緣風險考量。
再來是中東的“一帶一路”部署，中國同樣把長期重點放在具有更大經濟潛力、相對親美的海灣阿拉伯國家，而非受到制裁、立場反美的伊朗。
證據就是2014年開始的中阿“1+2+3”合作格局規劃。其中“1”，是以能源合作為主軸，持續深化油氣領域的全產業鏈合作，維護能源運輸通道安全，構建中阿能源戰略合作關系；“2”，是以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兩翼，加強中阿在重大發展項目、標志性民生項目上的合作，并規劃將中阿貿易額從2013年的24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增至6000億美元，以及中國對阿非金融類投資存量從2013年的100億美元在未來10年增至600億美元以上；“3”，則是以核能、航天衛星、新能源三大領域為突破口，設立中阿技術轉移中心，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研究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落地阿拉伯項目。
而觀察之后的10年進展，也確實是依循前述路線推進：在中國能源進口來源前10名中，有一半以上是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在2021年的中阿3000億美元貿易額中，光是與海灣國家的貿易額就超過2000億美元。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利雅得會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秘書長布達維。中國外交部網站
人文領域的交流當然也同步進行。例如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就在2023年新設“石油工程＋阿拉伯語”聯合學士學位培養項目，錄取生可在第一、二學期于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學習石油工程專業相關必修課程，第三至第五學期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阿拉伯語專業必修課，第六學期赴阿聯酋開展生產實習，實際接觸國際油氣項目，第七至八學期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完成學位。
與此同時，中國也持續在阿拉伯世界擴展漢語教育的版圖，截至2022年10月，已有阿聯酋、沙特、埃及、突尼斯4個阿拉伯國家將漢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15個阿拉伯國家在高校開設中文院系，13個阿拉伯國家建有20所孔子學院、2個獨立孔子課堂。
毫無疑問，這種布局強化了中國與阿拉伯的經貿互賴、能源戰略、基建合作，也為中國在阿拉伯世界形塑了良好的輿論環境，有助緩沖美國營造的“中國威脅論”。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阿能在2024年召開第一屆峰會，并也即將在2026年召開第二屆，持續推進北京在中東的重點戰略：與海合會國家簽署自貿協議。
可以這么說，如果中國只注重反美意識形態、舍棄發展規劃，也就不會有當前面向中東的全方位戰略，而是更可能被鎖進“抵抗軸心”與美國、以色列的無盡纏斗里，失去耕耘海灣的發展機遇。
無獨有偶，這也是中國面向拉美的一貫姿態：既要與反美政權來往，更要與其他區域國家交朋友，甚至出于風險考量，后者順位往往高于前者，所以“一帶一路”不只連結委內瑞拉，更向南美其他國家延展，中國更是烏拉圭、阿根廷、巴西等國的最重要貿易伙伴。
如果不了解這種背景，也就容易陷入某種地緣政治的“軸心”思維，認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中國理應為所有反美政權的存續負責，因此不斷期待中國能在某些時刻“出手”、或是認為失去某國就會“滿盤皆輸”，其實都是同一思維的兩面體現；但問題在于，所謂“軸心”或許有其政治意義，卻不是經貿與戰略的完整現實，中國不會為了支持伊朗站到所有區域國家的對立面，也不會為了保住馬杜羅而與美國在拉美決戰，因為這些風險從一開始就已被刻意分散。
歸根結底，大國外交有其歷史積累的復雜性，也必須回應變動環境的現實需求。革命外交曾是一段時間的中國外交主流，卻不能貫穿當前復雜的地緣布局，正如中國當然是伊朗的重要戰略伙伴，但這不代表中國只能有一個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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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25年的“特朗普沖擊”始于對等關稅，那么2026年的震蕩起點無疑就是委內瑞拉“變天”：美國在1月3日直接擄走總統馬杜羅，并且表態掌控石油、接管國政。
可想而知，這種做法不僅引爆拉美的中左翼國家反彈，也在全球乃至美國內部引發批評，畢竟從極限施壓到擄走總統，美國的所為已不僅是簡單的跨國執法，而是政權更迭的地緣布局。這就恰好聯系到沖突背后的經緯：這次事件并非單一的區域與歷史孤例，而是某種大國意志與博弈的往復循環，既貫穿美國對拉美的漫長干涉，也一次切開國際政治的兩大剖面。
首先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真實樣態。從歷史發展來看，這套秩序始于1945年，以冷戰之下的美國為核心，涵蓋主權平等、捍衛安全、開放市場、自由民主四套規范，并在蘇聯解體后逐漸席卷全球。毫無疑問，這次美國入侵踐踏委內瑞拉主權，就等于是從核心直接爆破秩序。
不過問題在于，這也不是“秩序”的首次碎裂，甚至不是“核心”的初次犯規。因為回顧過去，“自由國際秩序”看似理想平等，其實始終存在階級：小國可以通過聯合國憲章及其附屬公約，勉強爭取“形式平等”的脆弱屏障；但在秩序的實際運作上，大國就往往享有更多發言權，既能制定規則、實踐領導，更能凌駕規范為所欲為，例如長期干涉拉美又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美國，以及把中亞當后花園又引爆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基本都是用對撞、繞過“自由國際秩序”的方式，來推進自己“間接統治”的大國意志。
1月3日，西班牙馬德里。一名抗議者舉著諷刺特朗普飲用委內瑞拉石油的橫幅。 IC Photo
再來就是持續輻射的中美博弈。眾所周知，除了反毒名目與選舉算計，石油無疑是這次美國出兵的最大關鍵，而這就連動中美博弈的影響力消長。
一來，委內瑞拉的最大原油買家就是中國，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數據，2023年委內瑞拉有近三分之二原油出口到中國；
二來，“以油換貸”無疑是中國投射影響力的重要模式，且這套模式不只為馬杜羅政權提供政治與經濟支持，也在技術輸出、探勘礦產、鐵路興建的配套下，促進中國相關企業與工程在當地生根。
因此，中委雙方的持續靠近，其實并不只有能源意義，而是反映了多重的支點價值：第一，這是“一帶一路”深入拉美的縮影，也是當前美國所不樂見的“后院隱憂”；第二，馬杜羅作為拉美少數主打反美的政權，其存在本身就是“后院秩序”一大破口；第三，由石油交易衍生的結算機制，已經成為石油美元與人民幣國際化博弈的一環。
從這個脈絡來看，此前中美圍繞巴拿馬運河的博弈，其實已經拉開拉美角力的序幕，只不過主角不是石油、而是港口與水道，巴國政府與相關企業則因此懷璧其罪。
再看這次入侵委內瑞拉，美國同樣在行動前制裁4家牽涉委內瑞拉油業的中國公司；行動后則放話掌控石油，明顯是要截斷“以油換貸”的合作模式，同時連帶占有中國資產、消減中國影響力。
當然，有鑒于委內瑞拉目前動態不明，美國的支配進度也必須打上問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會是美國干涉拉美的終點，也不會是中美博弈的完結。
而與委內瑞拉變天同步延燒的伊朗動亂，似乎就預示了另一場角力的開演。
美國想如何改造伊朗？
時間回到2025年12月28日，因為不滿通脹飆升、食品價格上漲、里亞爾重貶，伊朗商販開始大量上街，之后伴隨各處大學響應、不同社群集結，示威又在全國蔓延，如今已變為2022年“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頭巾示威”）后的最大規模動亂。
與此同時，美國的外交施壓也同步升級。一開始，美國國務院對示威者表示支持，接著是特朗普在1月2日表態稱，如果伊朗暴力鎮壓示威者，美國將會介入；1月3日馬杜羅被擄走后，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迅速在X上嘲諷，“如果我是伊朗領導人，我會去清真寺祈禱”；1月4日特朗普再警告，如果伊朗當局升級對示威活動的鎮壓，美國可能介入、伊朗將“遭受重創”。
不過即便美國沒有出手，伊朗局勢其實也已不容樂觀：里亞爾暴跌至歷史新低，央行行長法爾津引咎辭職；出身改革派的總統佩澤希齊揚雖然宣稱“我們正與以色列、歐洲、美國處于全面戰爭狀態”，卻也同時坦承“如果不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我們就會下地獄。”
顯然，即便伊朗近年積極動員“抵抗軸心”、在中東樹立反美反以的強硬形象，甚至一度迫使海灣阿拉伯國家低頭，卻也始終無法挽救經濟傷口，并導致政權的持續潰爛。而這種現象也同步證明，即便美國沒有像干涉委內瑞拉般直接入侵、用軍事力量顛覆伊朗政權，卻已明顯在經濟制裁、民主推廣（Democracy Promotion）的多年攻勢下，逐漸掏空了1979年革命的正當性，并將神權政府推到危險邊緣。
而這種“間接統治”的現實操作，其實廣泛體現在美國對于中東、拉美的長期干涉上，目的就是確保在“自由國際秩序”的表皮下，維持一套美國主導的層級秩序。說得更直接，就是迫使被施壓方產出相對符合華盛頓利益的對外政策，對委內瑞拉來說是停止反美、交出石油、疏遠中俄；對伊朗而言是停止用“抵抗軸心”包圍以色列、停止集結中東的反美勢力，并與中俄拉開距離。
當然，美國不是不想“直接統治”，只是這種作法往往附帶高昂成本，例如美軍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直接入侵，最后也還是要回到扶植政權的道路上。但即便如此，伴隨美國的干涉力道下降，兩國的親美政權也終究異變：伊拉克被伊朗的“間接統治”持續滲透，如今德黑蘭在伊拉克不僅擁有各種代理政黨，還有龐大民兵；阿富汗則直接在2021年變天，曾經的親美精英大量流亡，反美的塔利班入主中央。
可以這么說，間接統治雖然等同大國干涉，卻也有方法與程度之分。而聚焦伊朗案例，美國的間接統治主要展現兩種變形：發生在1979年革命前的政權顛覆，以及1979年之后的促成改革派掌權。
1月6日晚間，西部城鎮阿卜達南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BBC視頻截圖
首先是政權顛覆，案例就是1953年的伊朗政變。當時伊朗首相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意圖將石油國有化，引發了美英緊張，兩國于是結合伊朗內部的反摩薩臺勢力，先由沙阿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頒布法令罷免摩薩臺，美國中情局則收買幫派、教士、政客、軍官等團體，對摩薩臺政府進行了全方位圍剿。最終，政變成功、巴列維掌權，美英得以共享伊朗的石油財富，直到政權在1979年被蘇聯支持的伊斯蘭革命再度推翻。
顯然，這種作法能夠迅速收效，卻也附帶重大缺陷，那就是容易催生大量反美情緒，導致各種陣營在“反美”旗幟下集結，最終再度摧毀被扶植的政權，1979年革命就是代表案例：左翼、教士、自由派、軍隊全都站到了巴列維對立面，原本評估示威不成氣候的美國，最后也只能接受政權垮臺的意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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