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丁琪:歐爾班給匈牙利帶來了什么,又帶走了什么?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趙丁琪】
正如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失敗不代表拿破侖革命的失敗一樣,歐爾班雖然敗選,但他所掀起的這股“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依然在匈牙利乃至世界蔓延。
一、“模仿政治”及其后果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
——卡夫卡
冷戰結束后,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體制在全球的傳播寄予厚望,剛剛掙脫“實存社會主義”體制的中東歐國家,就仿佛是蕭伯納筆下的賣花女,他們急切地希望能夠模仿西方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從而融入全球的“上流社會”。
這種現象被伊萬·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稱為一種“模仿政治”。中東歐國家轉型的努力被冠上了各種名稱——美國化、歐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擴大化、一體化、協調化、全球化等等。這些名稱雖然各不相同,但其內在涵義都是一致的,都意味著通過模仿西方來實現現代化。
在轉型之初,中東歐人民對未來的情緒是普遍樂觀的,人們相信他們將會像其所模仿的西方鄰國一樣,享受到同樣的自由和繁榮。但是在進行了三十年的“集體皈依”之后,中東歐的人民發現自己并沒有真正地融入全球“上流社會”,西方曾經許諾的民主、自由和繁榮都沒有實現。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引用卡夫卡《變形記》的這句開場白,來形容東歐人民在“轉型”20多年后再次睜開眼睛時的驚愕:經濟的崩潰和持續低迷,出生率的暴跌,人口的大量外流,政治上的腐敗和虛假民主。
對西方體制的機械模仿與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快速經濟轉型,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原蘇東國家大規模的經濟衰退。這場大衰退整整持續了17年的時間,直到2006年才宣告結束。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和米切爾·奧倫斯坦(Mitchell Orenstein)利用美國農業部、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的數據分析指出,原蘇東國家的這場經濟衰退,不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超過了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人類在和平時期所經歷過的最大規模的衰退。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匈牙利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轉型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中東歐國家的貧困率快速增長。截至1999年,東歐社會中有1.91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到5.5美元(世界銀行確定的絕對貧困標準)。這也就意味著在轉型的第一個十年中,該地區47%的人口陷入了貧困的境地,面臨著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基本生活資料短缺的困境。直到2014年,東歐社會仍然有8000萬人生活在每日不到5.5美元的絕對貧困線之下。
社會主義時代國家提供給人民的普遍性的社會福利(包括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食品補貼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銀行所建議的針對特定窮人的“有針對性”補貼。但是在官僚主義、腐敗、經濟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這些補貼并沒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層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貧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時,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員、資本寡頭和知識精英利用轉型的機會迅速暴富。東歐社會從1989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區之一,淪落為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地區,從而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
在經濟下滑的同時,中東歐國家的社會秩序走向了崩壞。在大規模私有化進程中,新生的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所獲得的非法財富而努力尋求政府官員的權力庇護,催生了官商勾結等腐敗現象。在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下,黑社會犯罪組織和私人的武裝安保產業也隨之泛濫,有組織暴力活動和犯罪率激增,一些東歐國家的謀殺率增長到了蘇東劇變之前的兩倍甚至三倍(俄羅斯的謀殺率從10.42/10萬人,增長到30.3/10萬人)。
在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危機之下,中東歐國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為了世界上人口減少最為迅速的國家,形成了嚴重的人口危機。
在1989年后,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業化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壓力增大等原因,前蘇東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羅斯的總死亡率在2004年上升到了16.4‰,比1989年上升了53.27%。直到2016年,仍然有19個“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死亡率高于1989年水平。
在總死亡率上升的同時,人口出生率卻在大幅下降。從1989年到1992年,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的人口出生率分別下降了23%、20%和5%,前東德地區甚至下降了47%。
與此同時,由于工業體系的瓦解和就業機會的大幅度減少,東歐的人口(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估計,自1989年以來,已有2000萬人離開了東歐地區,占其總人口的5.5%。
從表面上看,中東歐人民雖然在經濟上陷入困境,但獲得了“民主”,可以用選票去選舉他們心儀的政黨和領導人。但事實上,無論哪一個政黨或領導人上臺,他們都必須執行西方的意志。克里斯汀·戈德西說:“東歐國家的人民可以選舉政府,但這些民選政府仍然必須按照西方政府或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去做。”因此,這種所謂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它只能決定選舉哪些政黨和領導人來充當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西方代理人。
二、歐爾班的崛起與“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
“我們不想效仿德國人或法國人所做的事情……我們希望繼續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瑪麗亞·施密特
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徹底摧毀了自由主義在中東歐國家的聲譽。伴隨著西方全球主導地位的逐漸失去,其政治經濟模式的普遍適用性和優越性也開始受到普遍質疑。對于模仿者來說,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所模仿的樣板即將翻船沉沒”。這種對“搭錯車”的恐懼,成為了一種縈繞在中東歐國家中的集體心理。
與此同時,西方主導下的“模仿政治”要求中東歐各國擺脫其過去的身份和傳統文化,而采用一種新的“自由民主身份”,但“這種身份永遠不會完全屬于他們”。它引發了中東歐人民的羞恥感,激起了他們對文化被抹殺的恐懼。
正是在這種對西方的逆反性集體心理之下,以歐爾班為代表的中東歐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勢力迅速崛起,掀起了一場懷疑和否定西方自由主義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
在2014年的圖什納夫(Tusványos)演講中,歐爾班明確宣告“自由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主張構建一種區別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政治形態:“匈牙利決定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決定構建一個新國家、一個新共同體,使其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力,并獨立于西歐的教條與意識形態。我們尋求一種非自由主義、但民主的共同體組織形式。因為我們堅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奉行自由主義,依然可以是民主國家。”
在歐爾班看來,自由主義國家導致了“社會分裂、文化衰敗、經濟不平等、國家主權喪失”,因此他要構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能保護匈牙利的“民族認同、民族文化與民族利益”;這個國家是一個“以共同體、民族、家庭、傳統價值觀為根基”的國家,是一個“能讓我們具備競爭力、變得強大、走向成功”的國家。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在政治制度上,歐爾班力圖擺脫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追求一種“非自由民主”,即在國內恢復“人民主權”,在歐盟收回國家主權。對歐爾班來說,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對“人民的主權”施加了過度的限制。因此,他力圖尋求一種更強大的行政權力,來限制立法機構、法院、媒體的制衡,以實現人民的“共同意志”。歐爾班雄心勃勃地宣告:“我們將試圖找到一種不同于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教條意識形態的社會組織方法,一個嶄新的匈牙利國家,有能力使我們的社會在未來幾十年的全球競爭中再次成為強勁的對手。”
在經濟領域,歐爾班政府推行以國家干預與經濟愛國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強化國家對經濟的掌控力。政府對一些行業重新進行了國有化,國有企業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11%上升到2016年16.5%。2010年至2015年間,匈牙利的國有資本增長了兩倍半,到歐爾班第二個任期結束時,國家已控制了約300至400家公司,涉及銀行、能源、造船廠、機場、餐館、廣播、垃圾收集、電影制作和電信等多個不同行業。
同時,歐爾班政府通過政策傾斜保護本土企業,強制要求銀行50%以上資產由匈牙利本土資本控股,限制資本外流。2025年,匈牙利通過《主權保護法案》,設立300億歐元的主權基金,以“不接受外部干預”的姿態應對歐盟因法治爭議凍結的220億歐元凝聚基金,凸顯了“非自由主義民主”中主權優先的核心訴求。
在文化上,歐爾班力圖擺脫對西方文化的模仿,而實現匈牙利民族文化的復興。匈牙利歷史學家、歐爾班的首席智囊瑪麗亞·施密特(Maria Schmidt)宣稱:“我們不想效仿德國人或法國人所做的事情……我們希望繼續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歐爾班將基督教文化與匈牙利民族身份深度綁定,持續強化集體層面的民族歷史敘事與傳統價值教化,重塑國民的文化認同與身份歸屬感。一方面大力弘揚匈牙利民族奮斗史、基督教文明傳承脈絡與中東歐地緣文明特質;另一方面以保守主義價值整合社會共識,將傳統文化、宗教倫理、民族本位緊密結合,形成區別于西歐世俗化、個體化、多元化的價值體系。
在移民政策上,歐爾班堅決反對移民的涌入及其對匈牙利民族文化的侵蝕。早在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歐爾班就率先在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邊境修建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墻,部署軍警嚴防難民入境,堅決抵制歐盟的移民配額政策,甚至通過立法將幫助非法移民定為犯罪行為。
歐爾班在公開演講中多次明確闡釋其強硬移民政策的核心訴求,直言“移民潮是對匈牙利民族文化與基督教傳統的致命威脅”,宣稱自己的執政使命就是“保護匈牙利人的家園、文化與生活方式”,堅決拒絕讓匈牙利成為“多元文化的試驗場”。在他的敘事中,來自不同文明、不同宗教背景的難民涌入,不僅會沖擊匈牙利的民族構成,稀釋本土文化認同,更會破壞基督教主導的社會倫理與家庭結構,最終導致匈牙利“喪失自身的民族特性”。
歐爾班的“非自由主義民主”不僅體現在國內治理中,更延伸至外交領域。在對俄關系上,匈牙利始終保持與俄羅斯的能源與經濟合作,公開反對歐盟對俄實施強硬制裁,成為歐盟內部對俄態度最溫和的國家之一;在對華關系上,匈牙利積極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吸引中國投資、創造就業崗位,推動雙邊務實經貿合作,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與歐盟的關系中,歐爾班政府始終堅持“主權高于一體化”的原則,抵制歐盟的難民配額政策、司法改革要求等價值觀輸出,多次否決歐盟決議,被視為歐盟內部“最頑固的釘子戶”。
當地時間4月12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在議會選舉結果公布后發表講話。
三、特朗普的“歐洲導師”
“27年前,我們覺得歐洲是我們的未來;今天,我覺得我們才是歐洲的未來。”
——歐爾班
在2014年的那場著名演講中,歐爾班宣稱:“我們并非孤軍奮戰。我們屬于一場更宏大的運動:一場拒絕西歐自由主義教條、尋求新模式、新路徑、新競爭與成功之道的運動。”他野心勃勃地向世界宣告:“匈牙利能成為這個新世界、這場新運動的領導者。”
歐爾班所領導的這場“非自由主義民主”革命,不僅重塑了匈牙利政治,也對波蘭法律與公正黨、羅馬尼亞團結聯盟黨、保加利亞復興黨等中東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這場革命已經超越了中東歐的范圍,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回響,成為“全球右翼民粹浪潮的早期模板與先驅”。
歐爾班并不僅僅是要拒絕三十多年前的“模仿政治”,而是還要反過來,把自身看作是西方所要模仿的對象。在歐爾班等中東歐右翼民粹主義者看來,西歐社會向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大量開放,對原有的歐洲文化和身份認同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從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使得西歐淪為“大非洲和大中東的邊緣地帶”。因此,歐爾班反復強調,他們才是真正的歐洲人,如果西歐想拯救自己,就必須模仿東歐。歐爾班在一次演講中所說:“27年前,我們覺得歐洲是我們的未來;今天,我覺得我們才是歐洲的未來。”
2024年7月11日,歐爾班在海湖莊園與特朗普合影。 歐爾班社交媒體
正如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所指出的:“1989年后模仿游戲的參與者正在互換角色。”特朗普的橫空出世,讓這位“非自由主義民主”的導師擁有了一位美國信徒。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后,特朗普并不像其他西方領導人那樣,對匈牙利等國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持批判態度。相反,他試圖按照“非自由主義民主”的路線重新設計美國的政治制度,推動美國成為匈牙利等“非自由主義政權的鏡像”。一些西方媒體因此明確將歐爾班稱為“特朗普在歐洲的政治導師”(political mentor),認為“歐爾班的崛起及其權力運用,長期以來一直是特朗普的效仿對象”。
特朗普執政以來的一系列政策,無論是大修邊境墻、媒體干涉和司法控制,還是對民族認同和傳統價值觀的強調,都能在歐爾班身上找到影子。尤其在第二次執政之后,特朗普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系列與歐爾班政府“非自由主義民主”改革相似的變革,試圖擴張行政權力,限制立法和司法權力,將行政命令凌駕于國會立法之上。他通過這樣一場“逆向政權更迭”,打破了諸多非正式的政治規范,逐步沿著非自由主義路線重塑美國政治。
因此,特朗普將歐爾班視為其在歐洲的“知己”,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贊歐爾班,稱其為“歐洲最聰明、最強硬的領導人之一”。在此次匈牙利大選前夕,特朗普多次公開為其連任站臺。特朗普在其社交平臺上發文,盛贊歐爾班“是一位真正強大而有力的領導人,他像我熱愛美國一樣,不知疲倦地為他偉大的祖國和人民而戰”。
特朗普還派遣副總統萬斯親赴布達佩斯,在歐爾班的競選集會上現場連線特朗普,特朗普在連線中喊話:“歐爾班成功阻止了移民入侵,是匈牙利的英雄,你們應該繼續支持他,他會帶領匈牙利走向更好的未來。”即便在歐爾班在大選中慘敗后,特朗普依然沒有收回對歐爾班的肯定。他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歐爾班是個好人,他做得很好”。
4月12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匈牙利蒂薩黨領導人毛焦爾·彼得(中)在勝選晚會上講話。新華社發(鮑洛格·達維德攝)
四、結語
在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弗蘭肯斯坦》中,一個熱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學家弗蘭肯斯坦,用從停尸房偷來的尸體拼湊出了一個巨大的人體。當這個怪物終于獲得生命睜開眼睛時,弗蘭肯斯坦被他的猙獰面目嚇得棄他而逃。
這就是西方最初面對歐爾班及其“非自由主義民主”革命時的景象:他們親手將西方自由主義模式“移植”到中東歐,卻在這一模式發生“變異”、誕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態時,陷入了極度的恐慌與抗拒。西方既無法否認其民主程序的形式合法性,又極度排斥其價值取向與治理邏輯,因而在錯愕、恐慌與本能式的排斥中束手無策。
如今,曾令西方恐慌的自由主義異類終于倒下了。此次匈牙利國會選舉,以歐爾班的敗選與蒂薩黨的壓倒性勝利,為一段持續16年的“非自由主義民主”實踐畫上了階段性句號。
當這位連任四屆的政治強人坦然承認“令人痛苦但結果明確”的敗選時,匈牙利的政治航向迎來轉折。但他所掀起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卻并不會隨其政治生涯的落幕而消散。在匈牙利、中東歐、美國乃至全球,到處都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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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失敗不代表拿破侖革命的失敗一樣,歐爾班雖然敗選,但他所掀起的這股“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依然在匈牙利乃至世界蔓延。
一、“模仿政治”及其后果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
——卡夫卡
冷戰結束后,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體制在全球的傳播寄予厚望,剛剛掙脫“實存社會主義”體制的中東歐國家,就仿佛是蕭伯納筆下的賣花女,他們急切地希望能夠模仿西方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從而融入全球的“上流社會”。
這種現象被伊萬·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稱為一種“模仿政治”。中東歐國家轉型的努力被冠上了各種名稱——美國化、歐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擴大化、一體化、協調化、全球化等等。這些名稱雖然各不相同,但其內在涵義都是一致的,都意味著通過模仿西方來實現現代化。
在轉型之初,中東歐人民對未來的情緒是普遍樂觀的,人們相信他們將會像其所模仿的西方鄰國一樣,享受到同樣的自由和繁榮。但是在進行了三十年的“集體皈依”之后,中東歐的人民發現自己并沒有真正地融入全球“上流社會”,西方曾經許諾的民主、自由和繁榮都沒有實現。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引用卡夫卡《變形記》的這句開場白,來形容東歐人民在“轉型”20多年后再次睜開眼睛時的驚愕:經濟的崩潰和持續低迷,出生率的暴跌,人口的大量外流,政治上的腐敗和虛假民主。
對西方體制的機械模仿與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快速經濟轉型,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原蘇東國家大規模的經濟衰退。這場大衰退整整持續了17年的時間,直到2006年才宣告結束。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和米切爾·奧倫斯坦(Mitchell Orenstein)利用美國農業部、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的數據分析指出,原蘇東國家的這場經濟衰退,不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超過了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人類在和平時期所經歷過的最大規模的衰退。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匈牙利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轉型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中東歐國家的貧困率快速增長。截至1999年,東歐社會中有1.91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到5.5美元(世界銀行確定的絕對貧困標準)。這也就意味著在轉型的第一個十年中,該地區47%的人口陷入了貧困的境地,面臨著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基本生活資料短缺的困境。直到2014年,東歐社會仍然有8000萬人生活在每日不到5.5美元的絕對貧困線之下。
社會主義時代國家提供給人民的普遍性的社會福利(包括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食品補貼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銀行所建議的針對特定窮人的“有針對性”補貼。但是在官僚主義、腐敗、經濟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這些補貼并沒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層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貧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時,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員、資本寡頭和知識精英利用轉型的機會迅速暴富。東歐社會從1989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區之一,淪落為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地區,從而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
在經濟下滑的同時,中東歐國家的社會秩序走向了崩壞。在大規模私有化進程中,新生的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所獲得的非法財富而努力尋求政府官員的權力庇護,催生了官商勾結等腐敗現象。在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下,黑社會犯罪組織和私人的武裝安保產業也隨之泛濫,有組織暴力活動和犯罪率激增,一些東歐國家的謀殺率增長到了蘇東劇變之前的兩倍甚至三倍(俄羅斯的謀殺率從10.42/10萬人,增長到30.3/10萬人)。
在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危機之下,中東歐國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為了世界上人口減少最為迅速的國家,形成了嚴重的人口危機。
在1989年后,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業化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壓力增大等原因,前蘇東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羅斯的總死亡率在2004年上升到了16.4‰,比1989年上升了53.27%。直到2016年,仍然有19個“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死亡率高于1989年水平。
在總死亡率上升的同時,人口出生率卻在大幅下降。從1989年到1992年,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的人口出生率分別下降了23%、20%和5%,前東德地區甚至下降了47%。
與此同時,由于工業體系的瓦解和就業機會的大幅度減少,東歐的人口(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估計,自1989年以來,已有2000萬人離開了東歐地區,占其總人口的5.5%。
從表面上看,中東歐人民雖然在經濟上陷入困境,但獲得了“民主”,可以用選票去選舉他們心儀的政黨和領導人。但事實上,無論哪一個政黨或領導人上臺,他們都必須執行西方的意志。克里斯汀·戈德西說:“東歐國家的人民可以選舉政府,但這些民選政府仍然必須按照西方政府或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去做。”因此,這種所謂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它只能決定選舉哪些政黨和領導人來充當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西方代理人。
二、歐爾班的崛起與“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
“我們不想效仿德國人或法國人所做的事情……我們希望繼續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瑪麗亞·施密特
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徹底摧毀了自由主義在中東歐國家的聲譽。伴隨著西方全球主導地位的逐漸失去,其政治經濟模式的普遍適用性和優越性也開始受到普遍質疑。對于模仿者來說,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所模仿的樣板即將翻船沉沒”。這種對“搭錯車”的恐懼,成為了一種縈繞在中東歐國家中的集體心理。
與此同時,西方主導下的“模仿政治”要求中東歐各國擺脫其過去的身份和傳統文化,而采用一種新的“自由民主身份”,但“這種身份永遠不會完全屬于他們”。它引發了中東歐人民的羞恥感,激起了他們對文化被抹殺的恐懼。
正是在這種對西方的逆反性集體心理之下,以歐爾班為代表的中東歐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勢力迅速崛起,掀起了一場懷疑和否定西方自由主義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浪潮。
在2014年的圖什納夫(Tusványos)演講中,歐爾班明確宣告“自由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主張構建一種區別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政治形態:“匈牙利決定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決定構建一個新國家、一個新共同體,使其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力,并獨立于西歐的教條與意識形態。我們尋求一種非自由主義、但民主的共同體組織形式。因為我們堅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奉行自由主義,依然可以是民主國家。”
在歐爾班看來,自由主義國家導致了“社會分裂、文化衰敗、經濟不平等、國家主權喪失”,因此他要構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能保護匈牙利的“民族認同、民族文化與民族利益”;這個國家是一個“以共同體、民族、家庭、傳統價值觀為根基”的國家,是一個“能讓我們具備競爭力、變得強大、走向成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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