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強:反省不等于道歉!我們遠赴東京,向日本政府提出“八問”
日本政府所謂的“反省”等于“道歉”嗎?一個月前,在東京參議院會館中,管建強向在座的日本政府代表如此質問道。
3月26日,由20人組成的中國民間代表團遠赴日本東京參議院會館,包括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成員、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細菌戰受害調查者、侵華日軍暴行研究專家等。代表團直接就歷史罪責、戰爭賠償、領土主權、文物返還等問題向日本政府提出“八問”,要求日方給予全面、誠實的書面答復。
在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的當下,這次赴日行的背景格外敏感、使命尤為特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上臺以來,屢屢在臺灣問題上大放厥詞,挑戰戰后國際秩序;4月21日,她再次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祭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新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將日中關系降級,并持續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企圖用虛假敘事誤導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在日本右翼勢力氣焰囂張的背景下,這支民間代表團挺身而出,跨越東海,敲開了日本參議院的大門。
雖然現階段的質詢工作已經結束,但下一階段的工作早已開始。代表團明確表示,去年日方的書面回復避重就輕、含糊其詞,這次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公開所有對話細節,讓國際社會共同見證日方的真實態度。歷史不容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或許戰爭的親歷者和受害者正在離去,但我們用實際行動告訴日本——這事沒完。
近期,東方軍事與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導,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秘書長管建強展開對話,請他談談此次赴日行的感觸與所見所聞。
【對話/東方軍事 鄭樂歡】
東方軍事:3月26日,中國民間代表團前往東京參議院會館與日本政府代表進行對話質詢。從時間上看,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臺言論后,中日關系已明顯降溫。而今年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更是引發了兩國間巨大的輿論風波。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在新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將日中關系由此前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這是十年來首次。可以說,民間代表團此次訪日,正值中日關系降級、以及自衛隊官員強闖中國大使館這一敏感事件持續發酵的關鍵節點。作為代表團團長,您對此有何感想?
管建強: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以下簡稱“中國史維會”)組織民間戰爭受害者以及有關學術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代表,于3月26日前往日本國會參議院會館與日本政府代表對話,是很早之前就計劃好的。但在我們準備赴日的過程中,中日關系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去年11月高市早苗公然干涉中國內政,表現出軍國主義復活的動機,還有你提到的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
不過,這些事件并不是我們此行的直接原因。我們這次行動,更多是圍繞歷史遺留問題的角度出發,運用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為依據與日方對話、糾問。這個想法從去年9月就已經開始了。
去年9月1日的那次對話,我們主要聚焦于要求日方就戰爭受害者問題道歉。日方雖然給了書面答復,但充滿了狡辯和不誠實。因此,這次我們事先準備了八項議題,主要是中國民眾高度關注的領域中歸納的問題。我方在對話開始的致辭中通過中國史維會鐘會長的發言明確表示:“這次對話,不是私下秘密對話,整個對話過程將公諸于中日兩國人民乃至世界媒體都知道。”我們有禮告在先,做好了充分準備。
這次的問題比上次涵蓋更廣。除了戰爭受害者訴求,還包括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生化武器的處理方式——應當評估和區分日遺化武(炮彈)的安全性,將安全性高的化學炮彈運會日本。如果不依法及時處理,會對中國民眾生存構成現實威脅;此外還涉及釣魚島主權爭端、香港回歸后的軍票問題以及民眾高度關注的唐鴻臚井石碑——該石碑是中國的重要文物,卻被日本人竊據,但日方一直消極對待,不認真回應。我們要問:日本憑什么竊取、侵占中國文物?天理何在?當然,還有高市早苗首相是否會參拜靖國神社的糾問?隨著我方的再度糾問和日方的再回復,議題還會涉及到其他相關的問題,這些質問覆蓋了民間高度關注的領域。
3月26日日本東京參議院會館,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秘書長管建強發言總結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
雖然有很多敏感事件發生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但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困擾、傷害著中國人民,基于這份歷史責任感促使中國史維會組團赴日直接質問日本政府,將遺留問題的歷史和法理與日方講清楚。無論日方是否真誠回復,言之有理,抑或歪曲歷史史實、強詞奪理,我們都會將日本的書面回復公之于眾。
中國維護會組織的民間訪日代表團的對話日本政府的活動,并不意味著中日歷史遺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們清醒地認識道,對日斗爭不僅是長期的,而且民間中國史維會的作用是有限的,僅限于旁敲側擊的功能。我們堅決相信,敦促日本政府的反省歷史的主要力量是黨中央領導下的我國政府和各個相關外事部門,黨和國家必然高瞻遠矚,把握發展全局,領導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如果說這次民間訪日代表團也有某些可圈可點之處的話,那只是將日本政府的對話的內容,在境內外媒體的支持下,放在陽光下進行公開的分析和評論。我們寄希望利用這種方式來喚醒日本人民。我們不僅要與日本政府代表對話,也十分愿意與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士進行交流和公開對話。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的角色和使命。
東方軍事:“村田晃大事件”發生后,高市早苗從未對該事件有任何回應,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給出的回應,也只是稱“此事令人遺憾”,完全沒有道歉的態度。根據最新消息,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開始對村田晃大進行精神鑒定,以調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聯想到您在“八問”中的第一問便向日本政府代表提出:日本政府所謂的“反省”等于“道歉”嗎?請問管教授,您認為日方在“反省”和“道歉”之間,存在怎樣的模糊空間?
管建強:先講自衛隊闖館事件,日方只表示“遺憾”。“遺憾”通常用于外交失禮,但這起事件很明顯屬于是不法行為,屬于國際罪行,不是一句“遺憾”就能搪塞的。
自衛隊官員是日本官方人員。自衛隊官員持刀強闖大使館,屬于企圖刺殺外交官未遂,從刑法上講已經屬于“著手實施”的未遂。
在國際法上,刺殺外交官屬于國際罪行,而國際罪行意味著任何國家都有權管轄。如果日本政府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中國政府有權要求引渡。當然,日本可能以“本國國民不引渡”為由狡辯,但無論如何,不追究其刑事責任就是違反國際法。
日本政府顧及自衛隊背后的勢力,不敢處理或故意放縱,這是對中國主權和國際法的嚴重藐視。每個國家都有義務懲處謀害外交官的人員,所以這個問題沒完。
其次,中國民間代表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日本向中方道歉以及賠償。問題在于迄今為止,日本政府沒有向任何一類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直接表達過道歉。言及日本政府道歉,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是一位有良知的領導人,他于1995年8月15日之際,公開明確表示(村山談話):
“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1995年8月的村山談話
盡管如此,這并不代表歷屆日本政府的立場,更何況“村山談話”是對全世界的。日方有義務直接地書面地向中國政府通報反省的結果。
回顧中日回復邦交之際,在談及日本軍國主義者給中國造成的災難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用了一句“添了很大的麻煩”來描述。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的背景下,如此表述,當然被我們的總理拒絕了。因為面對如此巨大損害,用輕描淡寫的“添了很大的麻煩”,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于戰爭的認知完全沒有到位。就好比,國際法上的正式道歉是“apology”,你說“sorry”肯定不行。日方當時的認知以及國內環境都難以使田中內閣一步到位直接使用“謝罪”這個詞,最后,甚至連“お詫び”(日語中是道歉、賠罪的意思)都沒被采用,僅使用“反省”替代了“謝罪”或“歉意”的表述。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序言中日本政府承諾:“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需要指出的是,“反省”本身并不意味著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和道歉,它意味著承諾檢討自己過去行為的是非,以及負有直接和雙邊的匯報義務。
換言之,“反省”在日語里的本意是:低調地對自己過去的行為進行內心審視,并不等于承認錯誤。它留了一個尾巴——反省后可能認為自己沒錯。所以“反省”根本不是道歉,而是一種過渡階段的負有通報義務的責任。
中方之所以接受“反省”這個詞,是給日方一個寬限期,希望他們逐漸覺悟后正式道歉。現在時間已到,日方有義務向中國書面通報反省的結果。
中國史維會組團赴日與日本政府對話,就是要講清楚:“反省”不等于道歉,日方必須向中國政府書面通報反省的結果。如果日本國認識到這是違反國際法的侵略戰爭以及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暴行,日本政府當然有義務向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進行直接的道歉。
也許不少人誤以為日本的所謂“深刻反省”就是道歉,其實里面藏著后門。我們要打開這扇后門,讓他們把話說清楚。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東方軍事:在這次對話現場,戰爭受害者遺屬的發言令人動容——重慶大轟炸、細菌戰、慰安婦……他們的講述不僅是個人記憶的呈現,也構成了整個民族記憶的一部分。在您看來,“人證”的力量為什么如此重要?
管建強:第一,從政治意義上講,日本人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等到那些經歷過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都去世后,這事就會不了而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受害者家屬有繼承權,包括人格權、財產和精神損害賠償。所以我們要讓日本知道,這場索賠是長期的,我們不會因為過了一兩代就忘記歷史。
第二,在細菌戰等案件上,日本從未主動調查,也從未交出資料,任憑受害者離世。所以我們的人證、家傳口述歷史雖然是間接證據,但非常重要。如果日方現在還強調“沒資料”,那我們要問,為什么他們不和中國政府聯合開展受害者調查?而且,他們至今沒有向任何一類受害者道歉。向戰爭中受害的平民道歉和賠償是加害國的國際法上的責任。
東方軍事:事實上,中國的民間對日索賠事業,離不開許多日本正義人士的幫助。比如全程接待、陪同代表團的森正孝先生,還有此次見到的日本市民運動的朋友們。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您最大的感觸是什么?您如何評價像森正孝先生、以及日本市民運動代表們,在推動中日相互理解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管建強:我最大的感觸是,大多數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在價值觀、正義感上是相通的。很多日本民眾跟著右翼走,是因為被輿論引導,生活在信息繭房里,以為日本政府的說法和做法是對的。然而,我們指責日本干涉我國臺灣問題是有理有據的,因此,日本的市民運動也打出標語要求“高市向中國道歉”,反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
言及日本市民運動,3月25號晚上那么多市民游行,我們民間代表團也抵現場觀覽、目睹了現場2.4萬市民的集會。他們反對戰爭、反對修憲,還有人打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口號——因為日本干涉中國內政。臺灣的法律地位已歸屬于中國,日本不應該插手。這個道理是很清晰的,所以日本現在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特別是年輕人開始參與到反對高市早苗的抗議運動中。但仍然需要看到,在日本,這些人尚未占據大多數。
3月25日,日本女歌手坂本美雨在集會上發言,反對修改憲法。人民日報國際
這次去日本,我們團隊的成員見到很多具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比如森正孝先生,他從30歲到如今85歲,森正孝先生只做了一件艱難且勇敢的事:在日本國內,不懈地揭露并傳播日本侵華戰爭,特別是731部隊細菌戰的真相。還有很多這樣的日本人,這說明日本民眾中仍有良知和覺悟。
我們今后的主要方向,就是把日本右翼歪曲史實、狡辯的面目撕開,讓老百姓了解真相。
過去我們主要和日本左翼(親中派)接觸,對右翼則保持距離。但未來,我們的“八問”公開后,我很歡迎右翼來挑戰。我們可以公開辯論,用事實、邏輯和法理與日本右翼勢力進行法理斗爭,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人民的正義的呼聲。
所以,要堅持不懈地與日本民間交流,影響更多人,這是我們今后長期需要堅持的,我們還需要培養更多有專業知識的年輕人,目前這方面工作做得還不夠。
東方軍事:從長遠來看,解決戰爭賠償、文物返還、化武處理等歷史遺留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您看來,這場正義事業的“終點”應該是什么樣子?是日方的正式道歉與賠償,還是某種更深層次的和解與重建?
管建強:世界政治如歷史巨輪,方向雖受氣候、洋流等萬般因素牽動,然其終極航向離不開自然法則:反對帝國主義,懲治侵略與戰爭暴行,鞏固并強化和平機制。個人是微小的,難以預測今后得風云變幻,但是人除了自然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社會力量的聯合,特別是社會正義力量的聯合,對于未來世界和平的構建都是不可忽視的作用。
我認為,日本人民中還有很多具有質樸、理性思維的人,因此,需要加強中日民間的交流,不但是純傳統文化上的交流或商業上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歷史遺留問題上的交流。關于這一領域的交流需要我國培養出更多的年輕人學歷史,能掌握和運用國際法甚至是日本語。
我覺得中日戰爭歷史遺留問題中提煉出的中國人民正義的訴求和法理,要不斷傳遞給日本人民,讓他們了解歷史與是非觀念。他們只要有基本邏輯和常識,就能形成是非判斷。當然如何爭取日本市民社會的認同,不僅是長期的,也是需要更多學術界同仁共同努力的。
日本是中國不可移動的鄰居,寄希望日本政府在各種壓力影響下,能認真地反省歷史責任,真誠地向中國人民匯報反省的結果,以求得中國人民真正的諒解;在聯合國憲章框架下,在法治、人類尊嚴、不干涉內政的規則下,處理好兩國關系,維持中日兩國世代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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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所謂的“反省”等于“道歉”嗎?一個月前,在東京參議院會館中,管建強向在座的日本政府代表如此質問道。
3月26日,由20人組成的中國民間代表團遠赴日本東京參議院會館,包括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成員、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細菌戰受害調查者、侵華日軍暴行研究專家等。代表團直接就歷史罪責、戰爭賠償、領土主權、文物返還等問題向日本政府提出“八問”,要求日方給予全面、誠實的書面答復。
在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的當下,這次赴日行的背景格外敏感、使命尤為特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上臺以來,屢屢在臺灣問題上大放厥詞,挑戰戰后國際秩序;4月21日,她再次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祭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新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將日中關系降級,并持續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企圖用虛假敘事誤導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在日本右翼勢力氣焰囂張的背景下,這支民間代表團挺身而出,跨越東海,敲開了日本參議院的大門。
雖然現階段的質詢工作已經結束,但下一階段的工作早已開始。代表團明確表示,去年日方的書面回復避重就輕、含糊其詞,這次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公開所有對話細節,讓國際社會共同見證日方的真實態度。歷史不容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或許戰爭的親歷者和受害者正在離去,但我們用實際行動告訴日本——這事沒完。
近期,東方軍事與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導,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秘書長管建強展開對話,請他談談此次赴日行的感觸與所見所聞。
【對話/東方軍事 鄭樂歡】
東方軍事:3月26日,中國民間代表團前往東京參議院會館與日本政府代表進行對話質詢。從時間上看,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臺言論后,中日關系已明顯降溫。而今年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更是引發了兩國間巨大的輿論風波。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在新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將日中關系由此前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這是十年來首次。可以說,民間代表團此次訪日,正值中日關系降級、以及自衛隊官員強闖中國大使館這一敏感事件持續發酵的關鍵節點。作為代表團團長,您對此有何感想?
管建強: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以下簡稱“中國史維會”)組織民間戰爭受害者以及有關學術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代表,于3月26日前往日本國會參議院會館與日本政府代表對話,是很早之前就計劃好的。但在我們準備赴日的過程中,中日關系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去年11月高市早苗公然干涉中國內政,表現出軍國主義復活的動機,還有你提到的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
不過,這些事件并不是我們此行的直接原因。我們這次行動,更多是圍繞歷史遺留問題的角度出發,運用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為依據與日方對話、糾問。這個想法從去年9月就已經開始了。
去年9月1日的那次對話,我們主要聚焦于要求日方就戰爭受害者問題道歉。日方雖然給了書面答復,但充滿了狡辯和不誠實。因此,這次我們事先準備了八項議題,主要是中國民眾高度關注的領域中歸納的問題。我方在對話開始的致辭中通過中國史維會鐘會長的發言明確表示:“這次對話,不是私下秘密對話,整個對話過程將公諸于中日兩國人民乃至世界媒體都知道。”我們有禮告在先,做好了充分準備。
這次的問題比上次涵蓋更廣。除了戰爭受害者訴求,還包括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生化武器的處理方式——應當評估和區分日遺化武(炮彈)的安全性,將安全性高的化學炮彈運會日本。如果不依法及時處理,會對中國民眾生存構成現實威脅;此外還涉及釣魚島主權爭端、香港回歸后的軍票問題以及民眾高度關注的唐鴻臚井石碑——該石碑是中國的重要文物,卻被日本人竊據,但日方一直消極對待,不認真回應。我們要問:日本憑什么竊取、侵占中國文物?天理何在?當然,還有高市早苗首相是否會參拜靖國神社的糾問?隨著我方的再度糾問和日方的再回復,議題還會涉及到其他相關的問題,這些質問覆蓋了民間高度關注的領域。
3月26日日本東京參議院會館,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秘書長管建強發言總結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
雖然有很多敏感事件發生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但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困擾、傷害著中國人民,基于這份歷史責任感促使中國史維會組團赴日直接質問日本政府,將遺留問題的歷史和法理與日方講清楚。無論日方是否真誠回復,言之有理,抑或歪曲歷史史實、強詞奪理,我們都會將日本的書面回復公之于眾。
中國維護會組織的民間訪日代表團的對話日本政府的活動,并不意味著中日歷史遺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們清醒地認識道,對日斗爭不僅是長期的,而且民間中國史維會的作用是有限的,僅限于旁敲側擊的功能。我們堅決相信,敦促日本政府的反省歷史的主要力量是黨中央領導下的我國政府和各個相關外事部門,黨和國家必然高瞻遠矚,把握發展全局,領導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如果說這次民間訪日代表團也有某些可圈可點之處的話,那只是將日本政府的對話的內容,在境內外媒體的支持下,放在陽光下進行公開的分析和評論。我們寄希望利用這種方式來喚醒日本人民。我們不僅要與日本政府代表對話,也十分愿意與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士進行交流和公開對話。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的角色和使命。
東方軍事:“村田晃大事件”發生后,高市早苗從未對該事件有任何回應,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給出的回應,也只是稱“此事令人遺憾”,完全沒有道歉的態度。根據最新消息,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開始對村田晃大進行精神鑒定,以調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聯想到您在“八問”中的第一問便向日本政府代表提出:日本政府所謂的“反省”等于“道歉”嗎?請問管教授,您認為日方在“反省”和“道歉”之間,存在怎樣的模糊空間?
管建強:先講自衛隊闖館事件,日方只表示“遺憾”。“遺憾”通常用于外交失禮,但這起事件很明顯屬于是不法行為,屬于國際罪行,不是一句“遺憾”就能搪塞的。
自衛隊官員是日本官方人員。自衛隊官員持刀強闖大使館,屬于企圖刺殺外交官未遂,從刑法上講已經屬于“著手實施”的未遂。
在國際法上,刺殺外交官屬于國際罪行,而國際罪行意味著任何國家都有權管轄。如果日本政府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中國政府有權要求引渡。當然,日本可能以“本國國民不引渡”為由狡辯,但無論如何,不追究其刑事責任就是違反國際法。
日本政府顧及自衛隊背后的勢力,不敢處理或故意放縱,這是對中國主權和國際法的嚴重藐視。每個國家都有義務懲處謀害外交官的人員,所以這個問題沒完。
其次,中國民間代表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日本向中方道歉以及賠償。問題在于迄今為止,日本政府沒有向任何一類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直接表達過道歉。言及日本政府道歉,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是一位有良知的領導人,他于1995年8月15日之際,公開明確表示(村山談話):
“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1995年8月的村山談話
盡管如此,這并不代表歷屆日本政府的立場,更何況“村山談話”是對全世界的。日方有義務直接地書面地向中國政府通報反省的結果。
回顧中日回復邦交之際,在談及日本軍國主義者給中國造成的災難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用了一句“添了很大的麻煩”來描述。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的背景下,如此表述,當然被我們的總理拒絕了。因為面對如此巨大損害,用輕描淡寫的“添了很大的麻煩”,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于戰爭的認知完全沒有到位。就好比,國際法上的正式道歉是“apology”,你說“sorry”肯定不行。日方當時的認知以及國內環境都難以使田中內閣一步到位直接使用“謝罪”這個詞,最后,甚至連“お詫び”(日語中是道歉、賠罪的意思)都沒被采用,僅使用“反省”替代了“謝罪”或“歉意”的表述。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序言中日本政府承諾:“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需要指出的是,“反省”本身并不意味著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和道歉,它意味著承諾檢討自己過去行為的是非,以及負有直接和雙邊的匯報義務。
換言之,“反省”在日語里的本意是:低調地對自己過去的行為進行內心審視,并不等于承認錯誤。它留了一個尾巴——反省后可能認為自己沒錯。所以“反省”根本不是道歉,而是一種過渡階段的負有通報義務的責任。
中方之所以接受“反省”這個詞,是給日方一個寬限期,希望他們逐漸覺悟后正式道歉。現在時間已到,日方有義務向中國書面通報反省的結果。
中國史維會組團赴日與日本政府對話,就是要講清楚:“反省”不等于道歉,日方必須向中國政府書面通報反省的結果。如果日本國認識到這是違反國際法的侵略戰爭以及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暴行,日本政府當然有義務向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進行直接的道歉。
也許不少人誤以為日本的所謂“深刻反省”就是道歉,其實里面藏著后門。我們要打開這扇后門,讓他們把話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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