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呂超】

56年前，時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自發下跪，因引發過巨大政治影響而史稱“勃蘭特之跪”，并且還被視為德國反思二戰罪責的象征性行為。

56年后，同樣是軸心國成員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選擇在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雙膝跪地向無名戰士墓獻花。

對此日本官方媒體是大肆宣傳，但從國際社會的聲音來看，更多是批判和恥笑高市早苗的政治秀丑行。

我們可以做個對比：當年的西德已經消滅了法西斯余孽、全社會正在清除法西斯主義思想余毒，制定法律禁止法西斯主義復活。德國民族也對二戰中的侵略罪行進行了深刻反省，并且勃蘭特總理本人在二戰期間就曾經是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

而日本至今，經東京審判被處決的14名甲級戰犯及2000多名乙級、丙級戰犯仍在靖國神社里享有國家級供奉，每年有百名左右的國會議員和各類政客肆無忌憚地前往祭拜。

勃蘭特“華沙之跪”，贏得尊重；高市早苗操弄“歷史雙標”，意在拉攏西方。

二戰之后，岸信介為首的戰犯以及軍國主義余孽不僅沒有被清算，還長期竊據首相、閣員等要職，包庇二戰要犯，長期掩蓋、否認強征鄰國慰安婦、強制勞工等歷史罪行。而高市早苗本人的執政理念，與戰后法西斯余孽的代表人物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右翼思想一脈相承。

這次，高市早苗刻意模仿歷史事件反而暴露了欲蓋彌彰的野心，“高市早苗之跪”也成為世人笑柄。這位手捧鮮花，滿口“和平”、“友誼”的高市早苗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萌發的“毒苗”，而軍備迅猛膨脹的日本必將再次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禍端，國際社會應當高度警惕法西斯主義的卷土重來。

遠超出防衛需求的軍備擴充已成既定事實

在沒有外來侵略和戰爭威脅的常態下，截至2026年5月，日本的軍費（即所謂“防衛預算”）再度超出GDP占比2%的上限，已達到9.02萬億日元（約580億美元），這是連續第14年增長并創歷史新高。

從預算重點投向來看，遠程打擊能力、高超音速武器、太空與網絡戰、無人機集群等項目，均已突破了“專屬防衛”宗旨。特別是針對中、朝、韓、俄的西南諸島軍事部署，預算高達2.1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2%，其與鄰為敵的戰略考量昭然若揭。而高市早苗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戰爭叫囂，也已具體落實在強化西南諸島的導彈部署之上。

無限擴充軍備的必要前提是法律松綁。1947年頒布的《日本國憲法》（和平憲法）是在美國占領軍監督下制定的，其中第九條限制其擁有戰爭權和軍事力量，但近年來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2014年）、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2022年）等舉措，逐步突破戰后軍事約束。

修改憲法，尤其是刪除第九條是戰后日本右翼持之以恒的目標，在安倍執政時期還被國際社會認為“癡心妄想”，被日本國內普遍認為“難以實現”的這個目標，在高市早苗執政后的全力推進下已經臨近具體實施了。

5月3日高市早苗再度鼓噪強推修憲，聲稱要在其任期內實現——這意味著日本將嚴重動搖二戰后確立的和平體制。高市早苗內閣的一系列動搖和平憲法基礎的操作，標志著新型軍國主義正在日本社會彌漫。

以“歷史雙標”手法掩蓋真實的軍國主義戰略考量

冷戰后期，日本開始謀求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后來安倍晉三將其歸納為成為“正常國家”這一看似無害、實則野心滿滿的口號。二戰時期同為軸心國的意大利，戰后已經成為了經濟自主和國防正常的國家；冷戰結束后德國不但實現了國家統一，還成為經濟和國防的強國，兩國由于清除了法西斯主義的余毒，其軍隊再沒有對鄰國或者歐洲帶來威脅。

日本的道路則有所不同。從二戰后被美國占領軍嚴加看管，到冷戰初期在美國慫恿下逐步加強軍事力量，再到近年來淪為美國“新印太戰略”的馬前卒——這一歷史軌跡，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對美國及西方國家唯命是從、對周邊鄰國狐假虎威的雙標外交理念。

前述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匍匐跪地獻花，其意并不是為了彰顯對戰爭罪行的懺悔，對曾經轟炸澳大利亞和平居民和港口以及虐殺澳軍戰俘的道歉，而是想表達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對中、俄、韓、朝是強硬的，但對作為“白人國家”的澳大利亞是“友好”的。

日本的雙標外交還試圖將其軍事力量向域外投送，深度介入地區事務。例如派遣驅逐艦在敏感日期穿行臺灣海峽；首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參加美菲“肩并肩”聯合軍演，并在境外進行進攻型導彈的實彈射擊，加速提升對外軍事投送和實戰能力；積極同北約互動，試圖將域外軍事組織引入亞太地區；挑撥東南亞國家團結，拉幫結派催化陣營對抗。

綜合美國《星條旗報》和“戰區”網站報道，5月6日，在與美國、菲律賓和加拿大舉行的“肩并肩”聯合軍演中，日本自衛隊從菲律賓呂宋島西北部沿海岸基陣地發射兩枚88式反艦導彈，擊沉約50英里外一艘退役艦艇——曾參加過二戰的美軍戰艦“警惕”號。這是日本在二戰后首次于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外媒圖片

日本不僅在反省戰爭罪行的歷史認識上與中、俄、韓、朝尖銳對立，還利用所謂“領土爭端”挑釁鄰國，激化矛盾，以挑起國民對鄰國的仇恨，制造國家不安全的緊張氛圍，為不斷擴大自衛隊的規模，通過修訂安保法等解禁集體自衛權，將自衛隊職能從“專守防衛”轉向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等政策的改變制造借口。

通過觀察分析可以看到，日本幾乎大部分的對外“領土、領海爭端”事件，都是根據國際局勢及美國或日本的外交需求故意而為之的。通過制造“外部威脅”論調，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為擴軍備戰尋求國內輿論支持或者美國的贊許。“和平憲法第九條”、“無核三原則”、“武器出口三原則”、“自衛隊專守防衛原則”，這些本來是美國占領軍為防備軍國主義復活而為日本量身定做的“緊箍咒”，目前正在高市早苗政權竭盡全力的“親美”表態下得到美國的默許而悄然解禁。

解禁后的日本在短期內對于美國和歐洲或許是“無害”的，但是當軍事力量在遠超出防衛需要而無限擴張、嚴重依賴出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生存的軍工財團經濟日益強大，政治影響力日益增強、在骨子里一直存有軍國主義思想的政客掌控了政權。當狹小而貧瘠的日本列島再也裝不下軍國主義者的野心時，美國及西方國家還會認為日本是為了捍衛“共同價值觀”而渴望“脫亞入歐”的小迷弟嗎？脫離了潘多拉魔盒的惡魔還愿意受魔盒的約束嗎？

中國沒有表演場地，高市早苗不必來南京下跪了！

面對高市早苗的演技，我們只需要記住一句話：勿忘歷史，放棄幻想，準備斗爭。

首先，歷史問題必須正本清源。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勢力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丑惡行徑，這無關個人信仰或宗教問題，而是日本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歷史的手段，是利用挑戰人類良知的行為來向國內外展示他們堅守軍國主義信念的決心。這種行徑在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都是違法的，絕無人膽敢犯禁，日本官員、政客們堂而皇之祭拜戰犯就是對世界人民的挑釁，國際社會必須共同聲討并制止這種惡行。

更進一步來說，《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聯合國憲章》等確立戰后秩序的法律文件成為具有普遍、永久性國際法意義的法律，必須得到強化。

與此同時，日本右翼一再提倡的“日本人也是戰爭受害者”的虛偽論述，必須指出在不反思侵略罪行的前提下這個論點毫無意義，其“反思戰敗而非反思罪行”的本質是在宣泄對侵略戰爭失敗的不甘和對戰勝國的不滿。高市早苗在國外到處祭拜“死難日本人亡靈”就是出于這個目的。

基于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戰勝國和二戰“受害國”應當構建防止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國際統一戰線，共同阻止日本法西斯借尸還魂而興盛起來的新型軍國主義。朝鮮、韓國、俄羅斯以及東南亞等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都有監督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動向的責任和義務，并在外交層面形成共鳴。

當日本官方大力宣傳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跪拜獻花的消息時曾有輿論指出，高市早苗更應該到南京跪拜，這當然是表達了對其虛偽行徑的譴責和必須向中國人民道歉的正義要求。不過我們更應當對堅持新型軍國主義頑固立場的高市早苗說一句：中國沒有表演場地！如果沒有對歷史的深刻反省和行動上的改變，高市早苗，就不必來南京下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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