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凱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認知，已經進入第四階段
眼下，全球供應鏈格局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兩場還在繼續的戰爭——俄烏沖突和美以伊戰爭，迫使各國重新思考戰略資源來源的穩定性，更加關注地緣政治以及各國法律對于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
在供應鏈加速重構、逆全球化特征愈發凸顯的背景下，跨國企業如何適配地緣政治變局、規避博弈帶來的經營風險，已然成為企業戰略決策需要重點研究和考慮的問題。圍繞這一議題，東方軍事連線了企業戰略與投資顧問江凱明先生。
江先生常年穿梭于上海與華盛頓之間，憑借深耕行業的豐富經驗與跨地域的獨特視角，他將為我們解讀各國政府及跨國企業該如何應對這場數十年來最為深刻的全球供應鏈深層變革。
【對話/東方軍事 唐曉甫】
美國萬萬沒想到，稀土會成為中國手中的王牌
東方軍事：在過去十年中，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日益顯著：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的貿易戰、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中東沖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貿易戰，以及針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沖突——以上的每一個事件都擾亂了既有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首先，讓我們聚焦于中美供應鏈的動態。在您看來，這場持續了近十年的貿易戰，對中國和美國雙方產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在過去十年間，當中國和美國的企業試圖適應這些供應鏈變局時，您觀察到了哪些具體的趨勢？
江凱明：這里我提供幾個觀察點。第一是雙邊貿易層面，中美雙方的直接貿易規模有所回落，但我們可以認為這只是貿易流向發生了轉移。原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依舊由美國消費，只不過發貨地從中國原產地改為了越南、墨西哥。
從投資角度來看，美國企業雖然減少了對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卻加大了在新加坡、東南亞等其他地區的投資，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的投資。
第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邏輯已經從單純追求效率，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生產，轉變為如今更加注重防控風險。例如，和十年前相比，當下兩國企業在經營布局中，都會把關稅、制裁、出口管制、物流成本等因素納入考量。
第三，十年前美國的核心訴求是降低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當時盛行一種叫“非中國化”（“Anywhere but China”）的理念，企業可以選擇越南、墨西哥等任何地區，唯獨規避中國市場。而這一做法，反而讓東南亞及全球其他地區加深了同中國的經貿關聯。
從我的角度看來，未來供應鏈的發展趨勢同樣有三點，第一是“中國+1”（“China +1”）的布局趨勢，也就是跨國企業首先保留其在中國的產能，同時在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國增設產能，在依托中國產能的同時，又能保障對美國市場的穩定供應。
過去十年中，“中國+1”戰略成為很多公司的必備戰略
第二大趨勢是原本在中國的企業前往第三國進行成品組裝。這意味著，跨國企業將首先在中國國內生產零部件，再轉移到其他國家完成組裝。蘋果手機就是典型案例。即便如今部分蘋果手機在印度組裝，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賴中國及東亞供應鏈。這種轉變看似分散了供應鏈風險，實則是把第三國當作出口中轉平臺，在當地完成產品組裝后，再外銷至美國等市場。
第三是跨國公司布局多元化市場的趨勢。我們觀察到，不僅中國企業，甚至歐洲、日本、韓國等亞洲多國企業都在主動縮減對美業務比重，轉而提高非美地區的經貿合作比例。
美國企業也針對供應鏈變局做出了應對調整。首先就是依托中國并向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國轉移產能，這是最典型的布局選擇。美國本土企業在不完全切斷合作的前提下，主動降低對華業務依賴，采取部分脫鉤、風險隔離的模式，能分散風險的環節盡量外遷，對華剛需、高依賴環節仍可以保留中國供應鏈，其余則從東南亞、墨西哥等替代供應商處采購。
主動管控所在國對企業可能造成的地緣風險，已經成為美國企業經營的核心板塊之一。企業必須全面應對各類地緣政治風險，統籌考量關稅政策、出口管制、供應鏈選址、合作供應商資質、庫存儲備規劃等一系列問題。
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上海美國商會發布的數據：超過半數計劃撤出中國或調整布局的美國企業，都會首選將工廠遷往東南亞，其余企業則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印度。而僅有占比不到20%的企業，有意將產能遷回美國本土。就中國企業而言，只需關注中國對東南亞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就能清晰感知中企在當地的資金投入與布局力度。
同時我們也能從兩國的政策導向中看出一種趨勢：中國并不希望本國頂尖技術外流至東南亞及其他地區，避免美國、歐洲借機獲取相關技術；美國政府也在引導本土企業，要求相關產品線盡量退出中國市場，減少在華布局。
現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已有相關研究論證：美國從中國的直接進口規模有所下降，而從越南、墨西哥的進口量大幅攀升，業內將這種現象稱作供應鏈大遷移、資源重新配置。中國這邊，也可以直接通過出口相關統計數據，直觀看清商品與產業的轉移布局方向。
東方軍事：具體談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們見證了中美之間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與關稅戰。您頻繁往返于上海與華盛頓之間，擁有豐富的雙邊經驗，在去年的貿易戰期間，您是否觀察到了美國在處理涉華供應鏈問題上出現了階段性的變化或政策轉向？去年，當各方探討中美貿易“停火”的可能性時，您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整體態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江凱明：我將逐層梳理特朗普政府的態度變化。第一階段始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當時美方極力推行“極限施壓”的關稅策略。這輪關稅施壓的強度與覆蓋范圍，遠超第一任期間的貿易戰，進一步精準切入具備戰略博弈屬性的重點產業；同時美方刻意推動全球供應鏈重構，意圖倒逼美國企業把生產線從中國外遷，實現供應鏈布局多元化。
本質來看，華盛頓方面尤其是去年以來，刻意將對華脫鉤、產業回流、友岸外包等舉措，包裝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進行敘事。在華盛頓輿論場中，這種論調十分普遍：將與中國經濟脫鉤、產業產能回流美國，直接定性為國家安全議題。身處華盛頓能明顯感知到當地的主流判斷：美國自認手握充足博弈籌碼，并且愿意以激進方式動用這些優勢杠桿。
對于市場企業而言，在這一階段紛紛加速落地“中國+1”供應鏈布局策略。企業并不會完全退出中國市場，而是同步搭建一套并行的備用供應鏈體系，這也是第一階段的核心特征。
第二階段的核心主線聚焦技術管控，以出口管制為主要抓手，重點圍繞數據與前沿技術展開約束。美國方面擴大了管制清單范圍，并且在原本控制出口的半導體、人工智能硬件、高端先進制造等領域加碼限制；同時美國還強化了對外投資審查力度，專門瞄準芯片、動力電池、稀土資源等關鍵領域的核心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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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華盛頓其實也能清晰感受到，大約一年前，這類對華限制舉措就已經走向官僚化、制度化。相關政策不再僅由白宮主導，美國整個行政體系已經開始全面聯動推進，商務部、財政部等多個職能部門共同參與落地相關規制與執行方案。
所以從企業經營視角出發，為應對政策不確定性，企業會普遍選擇搭建產能冗余儲備、加大戰略庫存布局，全面推行多國分散布局的經營戰略，以此規避風險、維持長期經營存續。
隨著去年中美元首在釜山會面，以及中美雙方達成貿易戰休戰共識，華盛頓對華表態與政策基調出現明顯轉向。
不得不指出，中國亮出稀土戰略底牌的行為，對美國政界和商界形成強烈沖擊。我們都知道過往中國極少主動動用這類戰略資源作為博弈籌碼，更未曾針對性對美運用果此類籌碼，此次舉措也徹底打破了美方固有認知，引發極大震動。
在此背景下，雙方進入第三階段，美方主動試圖重塑中美博弈的話語框架、承認中美存在長期戰略競爭，但主張雙方需要建立溝通“護欄”，選擇以管控分歧替代局勢持續升級。白宮也明顯在中美貿易戰方向降溫，轉而沿用歐洲的表述邏輯：不尋求與中國全面脫鉤，只專注于降低供應鏈與產業合作中的風險敞口，同時主動尋求穩定雙邊關系。經過貿易戰后，美國開始刻意規避容易激化對華矛盾的過激舉措，也開始正視中美雙方已形成相互制衡、各有博弈杠桿的現實格局。
從事實的角度看，這也是美國政壇及精英階層，首次真正正視中國綜合實力，尤其是全球供應鏈核心地位的關鍵轉折點。越來越多美方人士意識到，單純依靠關稅戰，已經無法達成其預期的戰略目的。
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四階段，從政策上看，美方整體轉向更務實、交易型的對華處事邏輯。雖然美國方面依舊對現有關稅措施予以保留，但不再發起大規模加碼升級；出口管制的落地執行也更趨定向化。與此同時，美方政策重心向內傾斜，著力完善自身產業政策體系。
雖然經過了一輪貿易戰，但中美官方多條溝通渠道仍維持基本暢通，芬太尼治理、兩軍防務交流等領域的對話機制，均保留了常態化溝通空間。身處當下的華盛頓能夠明顯感受到：中美戰略競爭依舊存在，但輿論與政策表述的意識形態色彩大幅淡化，整體更偏向實操層面的博弈與磨合，處事風格也愈發務實理性。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東方軍事：為什么美國人直到貿易戰中后期才正視中國的實力，尤其正視中國主導了整個稀土產業鏈這一事實。他們是真的沒有想到我們會把稀土出口等事項作為一張牌來使用嗎？
江凱明：很多人都是憑著自己的固有認知去看待中國，其實道理很簡單，除了少部分人，他們絕大多數人對中文讀寫一無所知。而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十年前，完全跟不上當下中國的真實發展現狀。
與此同時，他們根本不理解全球供應鏈的實際運作邏輯。當我和這些人交流時，也會常常感到十分意外。確實也有少數人能夠看清現實，但大部分人依舊對現實毫無認知，這一點讓人非常意外。
我經常在參與相關會議時遇到一種情況，官員們會在制定政策之初無視相關風險，認為這只是行業自身會遇到的問題，和政府無關。可等到相關行業紛紛主動向政府反饋訴求后，這件事才突然變成了需要政府出面解決的事務，這種反差著實令人震驚。
即便到現在也是如此，我下個月要前往華盛頓參加會談，從提前對接、安排好相關會面就能感覺到，他們至今仍沒能真正理解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與整體架構邏輯。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原因是因為他們長期將關注點放在其他領域，并沒有深耕、研究供應鏈相關議題。所以對于我們這些長期和政府層面打交道的人來說，這一點都不意外。
正如你所說，按理來說這類議題本應該被充分探討、深度分析并形成清晰認知，但現實是，在美國，官員們對于相關問題的認知才剛剛起步。畢竟這也是中國第一次開始真正運用自身在供應鏈領域的影響力，倒逼各方開始正視和研究這一問題。
對于中國的稀土政策調整，美國沒有準備
“后冷戰時代全球供應鏈模式”面臨終結
東方軍事：如果說中美貿易戰改變了全球供應鏈的成本結構，那么俄烏沖突以及涉及伊朗的沖突，則從根本上重塑了人們對供應鏈“安全邊界”的認知。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后，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傳統的能源、產業與市場聯動紐帶已基本斷裂。隨之而來的是，歐洲的能源成本、產業競爭力以及供應鏈安全均面臨著長期的負面沖擊。您認為這種沖擊將對歐洲的長遠發展產生何等深遠的影響？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俄烏戰爭是否可以被視為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標志著那個曾將效率置于一切之上的“后冷戰時代全球供應鏈模式”的徹底瓦解？
江凱明：沒錯，這件事確實會產生長期深遠影響，尤其是在能源成本方面。舉個例子，德國如今的用電成本已經高到難以承受的水平，嚴重沖擊了制造業，導致了德國制造業增速放緩。而這也成為中國制造業進一步加速的重要原因。相關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都會受到一定拖累，高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經濟體受沖擊尤為明顯。
與此同時，全球也在加速擺脫化石能源。歐洲大陸多數國家如今都傾向于發展核電、風電和光伏，向綠色能源技術轉型的步伐大幅加快。
從產業競爭力來看，部分高耗能行業正出現選擇性產業外流與產能轉移。以化工行業為例，受能源成本高企影響，德國近兩年化工產值較此前下滑幅度達到兩位數，不少化工產能已轉向成本更低的亞洲地區。而在低成本、高附加值領域，比如醫藥、服務業、高端機械制造等行業，德國反而鞏固了一部分原有的比較優勢。
整體來看，高企的能源價格對歐洲有利有弊，但確實顯著地削弱了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產業競爭力，也重塑了歐洲大陸的國家安全戰略。如今，供應鏈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已成為歐盟經濟與產業戰略的核心議題。歐洲也不再愿意依賴單一供應方，正大力推進能源結構多元化、供應渠道多元化。
至于你提到的俄烏沖突是否終結了冷戰后的效率優先發展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俄烏沖突就是這場全球格局轉型中最顯著的分水嶺，原本就在發生的趨勢，因為這場沖突徹底走到了臨界點難以為繼。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就在沖突爆發前，中美貿易摩擦、各類制裁以及疫情沖擊就已經不斷施壓原有的全球體系。而俄烏沖突爆發后，能源和金融被迅速武器化。各方勢力也徹底看清：經濟再也無法與地緣政治割裂開來；能源、經濟、物流、金融、數據，如今全都成為各國的戰略工具，這成了一個決定性轉折點。
但是這一轉折并不意味著全球供應鏈走向終結，只意味著過去那種準時制（Just in Time）供應鏈模式走到了盡頭。如今正在形成的全球化新模式是一種受限的經貿模式，各國企業仍會開展貿易，但會更多地考慮安全、政治等因素。現在各國政府以及企業已經開始布局多渠道供應商、搭建冗余備用供應鏈、強化產業鏈韌性，并為潛在利益沖突方設置合作邊界。整體格局已然發生根本性改變，后冷戰時代的格局正式落幕。
東方軍事：你認為歐洲的工業還有未來嗎？
江凱明：我認為，如果他們能與中國達成協議，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如果無法達成，那么歐洲，尤其是全球工業強國的德國，恐怕其地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式微。
近年來，德國工業出現了部分衰退
東方軍事：2025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了美國在西半球所占據的獨特地位；隨后，我們目睹了美國劫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并因格陵蘭島的地位問題與丹麥爆發外交爭端。從美國的視角來看，美洲地區在其新的供應鏈戰略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具體角色？華盛頓究竟會更側重于構建區域性的工業供應鏈，還是會優先致力于掌控定價權及獲取該地區的自然資源？
江凱明：華盛頓方面將美洲視作關鍵制造業最安全的落腳地，因為美國可以掌控這里的物流體系。而且在這里建立制造業基地，受其他大國，尤其是中國的影響和沖擊最小，天然地可以替代中國的制造業基地角色。為此，華盛頓正在搭建兩大戰略支柱：
第一，打造區域產業鏈，比如把汽車、機械產業布局在墨西哥，農業放在巴西，鋰礦及電池原材料放在智利、阿根廷。美國其實很難把產業大規模全部回遷本土，于是轉而把關鍵產能盡量布局在自己所在的西半球。
第二，牢牢掌控西半球的自然資源，美國希望油氣資源、軍工產業關鍵原料、高端制造設備等核心生產要素，都掌握在自己的區域可控范圍內，不再依賴和中國立場相近或地緣局勢不穩定的地區。這也是美國對委內瑞拉立場變得更加強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我看來，華盛頓已經將西半球的戰略重要性提升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是因為有三大沖擊徹底改變了華盛頓的戰略思維：一是中美貿易戰，原有供應鏈體系不再穩定，迫使美國必須把產業鏈向本土及周邊回遷靠攏；二是俄烏沖突，讓能源與大宗商品安全上升為戰略剛需和國家安全議題；三是中東相關局勢動蕩，使得源自中東的運輸線和供應鏈不再可靠。
因此，美國的核心思路就是依托美洲構建不易被外部勢力封鎖，也不易受外力干擾的自主供應鏈。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東方軍事：隨著霍爾木茲海峽遭遇封鎖，加之石油供應日益趨緊，我們已在特定區域目睹了化工原料及燃料的嚴重短缺。在您看來，這樣一場石油危機將如何顛覆現有的全球供應鏈格局？它又將對不同國家的發展軌跡以及全球資源的配置產生何種影響？
江凱明：我認為這絕對是一場巨大的沖擊，而且其影響最終一定會超過新冠疫情。在我看來，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幾大核心領域發酵：
第一就是石化產業鏈，包括塑料、溶劑、樹脂原料、農業生產必需的化肥，還有聚酯等合成纖維；其次是工業燃料及通用能源品類，比如柴油、航空煤油這類產品。
與此同時，與石化產業關系緊密的供應鏈也會受到連帶沖擊，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各項成本再度上漲，全球通脹壓力全面抬頭；二是各國開始清醒意識到，僅推行“中國+1”的供應鏈布局，以及推進實現供應商多元化已經遠遠不夠，各國的能源供給同樣必須多元化。
所以在多重壓力疊加之下，全球供應鏈格局將出現新的分化與重構。原有的供應鏈可能會出現部分斷裂，全新的供應鏈體系會逐步建立。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這類能源自給充足的國家，基本能夠平穩度過這個動蕩期；中國能源也會因為之前的布局，不會受太大波及。但像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高度依賴外部能源的國家和地區將遭受重創，它們的供應鏈將會出現劇烈動蕩。
除此之外，全球還將掀起一輪大規?；A設施建設熱潮，覆蓋石油、天然氣、化肥全產業鏈。我已經了解到，日本和澳大利亞計劃新建氦氣生產基地，中國也很有可能新增一到兩處化肥生產基地，畢竟目前亞洲大部分化肥都依賴中東供應。
未來十到十五年，亞洲多國都會加快相關產能布局，逐步搭建全新供應鏈體系，從長期層面化解當前各類風險挑戰。
在此過程中也會涌現出一批受益國，我將其定義為中立型國家。這些國家的地緣位置優越、布局多元、政策靈活，能夠承接產業轉移，也可吸納高風險產業落地。典型代表有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成為這種國家的條件；北非的摩洛哥因毗鄰歐洲，也可能具備優勢。
從更廣維度看，具備能源供給能力的國家，如中國、美國從本輪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中受益。這些國家擁有化工原料、電池產業鏈、高端制造業等優勢，會吸引大量資本與投資流入。中東國家如果政策得當也可能會受益。長遠來看，能源已成為新時代的工業硬通貨，能源優勢會讓這些國家的整體產業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回到你之前問到的歐洲能源短缺問題：俄烏沖突嚴重沖擊了歐洲本就脆弱的能源基礎，而霍爾木茲海峽局勢緊張更是讓局面雪上加霜。歐洲根本無法像中國、美國以及部分中東和北非國家那樣，憑借充足能源優勢招商引資、吸引企業落地建廠。這也是歐洲最大痛點之一。
最后，全球供應鏈會圍繞電力能源供給能力重新布局重構。企業會優先選擇三類地區落戶：一是能源供應充足穩定；二是政治環境平穩；三是區位優勢明顯，能夠提供別處無法替代的產品。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北非地區，以及北美的美國、墨西哥，都會成為供應鏈布局的優選目的地。以上就是全球供應鏈未來整體演變的趨勢。
東方軍事：面對特朗普相關政策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您建議全球跨國企業在調整其供應鏈布局時，可以采取哪些應對策略？
江凱明：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首先，我主張企業要搭建我所說的組合式供應鏈。疫情之前的舊模式，以成本最優為最優先目標。但現在我們必須切換邏輯，以可控為優先。
每一輪工業轉移都伴隨著一批新工業國家崛起
對于企業來說，關鍵零部件要布局雙源頭甚至多源頭采購；無論是面向美國市場還是中國市場，都要考慮搭建平行備用供應鏈。實現全面的供應鏈多元化，避免單一地區、單一制裁或是某國一項政治決策，重創企業經營的局面出現。
其次，公司需要清晰判斷自身風險來源：風險主要來自中國、美國，還是中東？與此同時，企業需要重點在那些中立型國家進行產業布局，需要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國家建立備選基地。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印度這類國家就很有可能成為備選項，因為這些國家既能對接全球多數市場，又不會在政治層面給企業帶來連帶風險。
再者，企業必須建立全面的風控體系。對于企業來說，當前企業的風控不再只局限于庫存和物流，而應當包括三層緩沖：
第一，關稅緩沖，制定合理定價機制，能夠消化突如其來的關稅加征，尤其是美方出臺的關稅政策沖擊。
第二，監管緩沖，提前儲備替代供應商，一旦中美任意一方出臺政策限制相關產品或合作企業，立刻有備選渠道可以接續生產。
第三，合規緩沖，準備多套產品設計方案，適配不同地區的出口法規標準。
這三層緩沖，能把地緣政治帶來的沖擊，化解在可承受、可調控的范圍內。很多企業現在的短板，就是缺乏承受沖擊和應對變局的預案與能力。
另外必須認清一個現實：中美兩大經濟體如今正各行其道，發展路徑已經分化。無論你是在中國生產產品銷往美國、在美國生產產品銷往中國，還是嵌入中美雙方的供應鏈體系，都必須清醒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一個全球性問題，企業在當今條件下，需要學會適配兩套完全不同的監管規則與市場環境。
最后，我給企業的最新底層布局建議是：采用“中國+1+美洲”的全新三區布局模式。
這樣企業可以依托中國保留產能，通過在中國的布局最大化利用在華產業規模，獲得更高的交付效率與完整產業生態；同時企業可以布局東盟、印度或北非，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控制成本，同時依托其中立地緣屬性規避政治風險；最后企業需要在美洲落地，依托市場準入優勢和緊鄰美國的區位便利，這時首選國家是墨西哥。
如今全球化企業想要覆蓋全球市場、服務全球客戶，基本都要采用三區布局模式。只有這樣才能在控制成本、保證供應鏈韌性和控制地緣政治風險三者之間實現平衡。
本文系東方軍事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轉載請注明出處，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東方軍事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余下全文眼下，全球供應鏈格局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兩場還在繼續的戰爭——俄烏沖突和美以伊戰爭，迫使各國重新思考戰略資源來源的穩定性，更加關注地緣政治以及各國法律對于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
在供應鏈加速重構、逆全球化特征愈發凸顯的背景下，跨國企業如何適配地緣政治變局、規避博弈帶來的經營風險，已然成為企業戰略決策需要重點研究和考慮的問題。圍繞這一議題，東方軍事連線了企業戰略與投資顧問江凱明先生。
江先生常年穿梭于上海與華盛頓之間，憑借深耕行業的豐富經驗與跨地域的獨特視角，他將為我們解讀各國政府及跨國企業該如何應對這場數十年來最為深刻的全球供應鏈深層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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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軍事：在過去十年中，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日益顯著：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的貿易戰、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中東沖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貿易戰，以及針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沖突——以上的每一個事件都擾亂了既有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首先，讓我們聚焦于中美供應鏈的動態。在您看來，這場持續了近十年的貿易戰，對中國和美國雙方產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在過去十年間，當中國和美國的企業試圖適應這些供應鏈變局時，您觀察到了哪些具體的趨勢？
江凱明：這里我提供幾個觀察點。第一是雙邊貿易層面，中美雙方的直接貿易規模有所回落，但我們可以認為這只是貿易流向發生了轉移。原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依舊由美國消費，只不過發貨地從中國原產地改為了越南、墨西哥。
從投資角度來看，美國企業雖然減少了對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卻加大了在新加坡、東南亞等其他地區的投資，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的投資。
第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邏輯已經從單純追求效率，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生產，轉變為如今更加注重防控風險。例如，和十年前相比，當下兩國企業在經營布局中，都會把關稅、制裁、出口管制、物流成本等因素納入考量。
第三，十年前美國的核心訴求是降低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當時盛行一種叫“非中國化”（“Anywhere but China”）的理念，企業可以選擇越南、墨西哥等任何地區，唯獨規避中國市場。而這一做法，反而讓東南亞及全球其他地區加深了同中國的經貿關聯。
從我的角度看來，未來供應鏈的發展趨勢同樣有三點，第一是“中國+1”（“China +1”）的布局趨勢，也就是跨國企業首先保留其在中國的產能，同時在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國增設產能，在依托中國產能的同時，又能保障對美國市場的穩定供應。
過去十年中，“中國+1”戰略成為很多公司的必備戰略
第二大趨勢是原本在中國的企業前往第三國進行成品組裝。這意味著，跨國企業將首先在中國國內生產零部件，再轉移到其他國家完成組裝。蘋果手機就是典型案例。即便如今部分蘋果手機在印度組裝，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賴中國及東亞供應鏈。這種轉變看似分散了供應鏈風險，實則是把第三國當作出口中轉平臺，在當地完成產品組裝后，再外銷至美國等市場。
第三是跨國公司布局多元化市場的趨勢。我們觀察到，不僅中國企業，甚至歐洲、日本、韓國等亞洲多國企業都在主動縮減對美業務比重，轉而提高非美地區的經貿合作比例。
美國企業也針對供應鏈變局做出了應對調整。首先就是依托中國并向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國轉移產能，這是最典型的布局選擇。美國本土企業在不完全切斷合作的前提下，主動降低對華業務依賴，采取部分脫鉤、風險隔離的模式，能分散風險的環節盡量外遷，對華剛需、高依賴環節仍可以保留中國供應鏈，其余則從東南亞、墨西哥等替代供應商處采購。
主動管控所在國對企業可能造成的地緣風險，已經成為美國企業經營的核心板塊之一。企業必須全面應對各類地緣政治風險，統籌考量關稅政策、出口管制、供應鏈選址、合作供應商資質、庫存儲備規劃等一系列問題。
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上海美國商會發布的數據：超過半數計劃撤出中國或調整布局的美國企業，都會首選將工廠遷往東南亞，其余企業則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印度。而僅有占比不到20%的企業，有意將產能遷回美國本土。就中國企業而言，只需關注中國對東南亞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就能清晰感知中企在當地的資金投入與布局力度。
同時我們也能從兩國的政策導向中看出一種趨勢：中國并不希望本國頂尖技術外流至東南亞及其他地區，避免美國、歐洲借機獲取相關技術；美國政府也在引導本土企業，要求相關產品線盡量退出中國市場，減少在華布局。
現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已有相關研究論證：美國從中國的直接進口規模有所下降，而從越南、墨西哥的進口量大幅攀升，業內將這種現象稱作供應鏈大遷移、資源重新配置。中國這邊，也可以直接通過出口相關統計數據，直觀看清商品與產業的轉移布局方向。
東方軍事：具體談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們見證了中美之間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與關稅戰。您頻繁往返于上海與華盛頓之間，擁有豐富的雙邊經驗，在去年的貿易戰期間，您是否觀察到了美國在處理涉華供應鏈問題上出現了階段性的變化或政策轉向？去年，當各方探討中美貿易“?；稹钡目赡苄詴r，您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整體態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江凱明：我將逐層梳理特朗普政府的態度變化。第一階段始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當時美方極力推行“極限施壓”的關稅策略。這輪關稅施壓的強度與覆蓋范圍，遠超第一任期間的貿易戰，進一步精準切入具備戰略博弈屬性的重點產業；同時美方刻意推動全球供應鏈重構，意圖倒逼美國企業把生產線從中國外遷，實現供應鏈布局多元化。
本質來看，華盛頓方面尤其是去年以來，刻意將對華脫鉤、產業回流、友岸外包等舉措，包裝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進行敘事。在華盛頓輿論場中，這種論調十分普遍：將與中國經濟脫鉤、產業產能回流美國，直接定性為國家安全議題。身處華盛頓能明顯感知到當地的主流判斷：美國自認手握充足博弈籌碼，并且愿意以激進方式動用這些優勢杠桿。
對于市場企業而言，在這一階段紛紛加速落地“中國+1”供應鏈布局策略。企業并不會完全退出中國市場，而是同步搭建一套并行的備用供應鏈體系，這也是第一階段的核心特征。
第二階段的核心主線聚焦技術管控，以出口管制為主要抓手，重點圍繞數據與前沿技術展開約束。美國方面擴大了管制清單范圍，并且在原本控制出口的半導體、人工智能硬件、高端先進制造等領域加碼限制；同時美國還強化了對外投資審查力度，專門瞄準芯片、動力電池、稀土資源等關鍵領域的核心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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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華盛頓其實也能清晰感受到，大約一年前，這類對華限制舉措就已經走向官僚化、制度化。相關政策不再僅由白宮主導，美國整個行政體系已經開始全面聯動推進，商務部、財政部等多個職能部門共同參與落地相關規制與執行方案。
所以從企業經營視角出發，為應對政策不確定性，企業會普遍選擇搭建產能冗余儲備、加大戰略庫存布局，全面推行多國分散布局的經營戰略，以此規避風險、維持長期經營存續。
隨著去年中美元首在釜山會面，以及中美雙方達成貿易戰休戰共識，華盛頓對華表態與政策基調出現明顯轉向。
不得不指出，中國亮出稀土戰略底牌的行為，對美國政界和商界形成強烈沖擊。我們都知道過往中國極少主動動用這類戰略資源作為博弈籌碼，更未曾針對性對美運用果此類籌碼，此次舉措也徹底打破了美方固有認知，引發極大震動。
在此背景下，雙方進入第三階段，美方主動試圖重塑中美博弈的話語框架、承認中美存在長期戰略競爭，但主張雙方需要建立溝通“護欄”，選擇以管控分歧替代局勢持續升級。白宮也明顯在中美貿易戰方向降溫，轉而沿用歐洲的表述邏輯：不尋求與中國全面脫鉤，只專注于降低供應鏈與產業合作中的風險敞口，同時主動尋求穩定雙邊關系。經過貿易戰后，美國開始刻意規避容易激化對華矛盾的過激舉措，也開始正視中美雙方已形成相互制衡、各有博弈杠桿的現實格局。
從事實的角度看，這也是美國政壇及精英階層，首次真正正視中國綜合實力，尤其是全球供應鏈核心地位的關鍵轉折點。越來越多美方人士意識到，單純依靠關稅戰，已經無法達成其預期的戰略目的。
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四階段，從政策上看，美方整體轉向更務實、交易型的對華處事邏輯。雖然美國方面依舊對現有關稅措施予以保留，但不再發起大規模加碼升級；出口管制的落地執行也更趨定向化。與此同時，美方政策重心向內傾斜，著力完善自身產業政策體系。
雖然經過了一輪貿易戰，但中美官方多條溝通渠道仍維持基本暢通，芬太尼治理、兩軍防務交流等領域的對話機制，均保留了常態化溝通空間。身處當下的華盛頓能夠明顯感受到：中美戰略競爭依舊存在，但輿論與政策表述的意識形態色彩大幅淡化，整體更偏向實操層面的博弈與磨合，處事風格也愈發務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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