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鴻:中美之間減少的是確定性,不是彼此的重要性
當下,“脫鉤斷鏈”成為焦點議題,關稅壁壘層層加碼,全球化站在了十字路口。但一位有著二十年風險投資的中國投資人認為,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遠非“脫鉤”二字所能概括。
中國企業全球化已從“效率時代”進入“復雜性時代”,核心問題不再是一味追求數量和速度,而是在效率、安全、合規和供應鏈穩定等多個目標中找到平衡點。而中美之間,真正減少的是彼此的確定性,而非彼此的重要性,這一點對于理解當下的中美關系、理解全球化的新趨勢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的訪談對象上官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擁有二十年跨境投資與企業全球化實踐經驗。她就中國企業全球化的階段演進、產業創新能力、中美經貿新格局、資本市場變化及營商環境等議題,分享了來自一線投資實踐與學術前沿的觀察與判斷。
本文由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王英良對話,特此感謝。
以下為問答實錄。
問:你在中國擁有豐富的跨境投資、資本運營和企業全球化實踐經驗,目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從投資實踐到學術研究,你觀察到當前中國企業全球化已進入哪個新階段?
上官鴻:我認為中國企業全球化正在進入一個“管理復雜性”的階段。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最重要的優勢來自效率。完整的產業鏈、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快速迭代的制造能力,使中國企業能夠把產品做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本優勢。那時企業出海最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渠道能不能建立起來,品牌能不能被海外消費者接受。
但今天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即使產品足夠好,海外市場也有需求,全球化依然不一定順利。因為企業面對的已經不只是客戶,而是同時面對監管、供應鏈、數據治理、地緣政治、跨文化團隊和本地社會認同等一系列問題。今天,一家公司可能在中國研發,在東南亞制造,在美國拓展市場,在歐洲滿足監管要求。企業面臨的已經不再是進入某一個海外市場,而是如何同時管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供應鏈和不同監管體系的復雜系統。
2025年8月,比亞迪泰國工廠首次出口電動車至歐洲。 新華社
過去一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和交流,我接觸了不少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企業家、投資人和學者。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大家討論全球化時,重點已經從“如何進入市場”,轉向“如何在復雜環境下持續經營”。這背后的底層邏輯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化主要圍繞效率展開,而今天企業必須同時平衡效率、安全、合規和供應鏈穩定等多個目標。
所以,我認為未來十年中國企業全球化最大的挑戰,不再是單純的市場進入能力,而是組織能力。真正優秀的全球化企業,不一定是進入國家最多的企業,而是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規則和不同文化之間持續運營的企業。
這也是我把這個階段稱為“復雜性時代”的原因。效率時代的全球化,核心問題是“怎么做得更快更好”;復雜性時代的全球化,核心問題是“怎么在多重約束下持續運轉”。這兩個問題需要的能力完全不同,前者更依賴執行力和規模優勢,后者更依賴認知能力、組織彈性和跨文化信任。后面我們談到的產業能力、資本市場、營商環境和中美關系,其實都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下來理解。
問:在全球資本重新配置和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國際投資者當前容易低估中國的哪些產業能力和創新優勢?未來十年,哪些行業和領域最可能誕生下一批引領全球化的中國企業?
上官鴻:國際投資者對中國最大的認知偏差,在我看來不是某一個行業,而是中國把創新快速轉化為產業的能力。很多國際投資人習慣用原創創新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因此更容易關注實驗室里的突破、基礎科研成果或者前沿技術發明。但從投資角度看,創新真正創造商業價值,往往不是在實驗室完成,而是在技術進入真實世界之后。
中國最大的優勢并不只是制造能力,而是擁有全球少見的產業反饋系統。任何技術從0到1之后,都要經歷從1到100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真實場景、產業配套、供應鏈協同和持續反饋。中國有龐大的工業場景、消費場景和工程師群體,能夠讓新技術更快進入應用、更快發現問題、更快完成迭代。
過去一年在美國接觸人工智能創業項目時,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美國最大的優勢依然是原創創新能力,很多重要技術突破最早發生在美國。但中國的優勢常常體現在技術進入現實世界之后。美國更擅長創造新技術,中國更擅長讓技術快速進入產業,機器人、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應用都體現出類似規律。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它并不是某一個國家單點創新的結果。美國、日本和歐洲在電池材料、汽車工程和早期電動車技術上都有重要貢獻,但中國真正完成了從技術突破到大規模產業化的躍遷,完成了從電池到整車、從供應鏈到充電網絡的全產業閉環。把新能源汽車變成了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這個過程不是靠單一企業的技術優勢,而是靠整個產業生態的協同反饋,工廠、供應商、消費者、監管機構同步參與,問題在真實場景中被快速發現和解決。具身智能和機器人領域,我觀察到同樣的趨勢正在出現。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未來十年,我最關注的并不是某一個熱門行業,而是那些能夠同時連接技術創新和產業能力的方向。
我認為,最有可能誕生下一批全球化中國企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應用、機器人與具身智能、生命科學與醫療科技、新能源與新材料、先進制造以及全球消費品牌。這些行業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面對的是全球共同需求,同時又能夠充分發揮中國在工程能力、產業鏈協同、應用場景和創新效率方面的優勢。
銀河通用機器人在2026年央視春晚亮相,展示了機器人在家務場景中的應用。 央視網
最終決定全球競爭格局的,往往不只是最先進的技術,而是誰能最先完成產業化、最先形成規模效應,并持續迭代。
過去中國企業的優勢更多體現在制造、成本和供應鏈效率,未來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還需要具備持續創新能力、本地化運營能力,以及整合全球人才、資本和市場的能力。所以,未來的中國全球化企業,不會只是“把產品賣到世界”,而是要能夠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塑造全球品牌,并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價值。
問:當前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你認為在地緣政治、監管和供應鏈重構背景下,中國企業要成長為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需要具備哪些核心能力?投資人應如何識別這些擁有潛質的企業?
上官鴻:我認為,中國企業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過去,中國企業更多依靠制造能力、成本優勢、供應鏈效率和國內市場規模參與國際競爭;而今天,在地緣政治、監管趨嚴和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全球競爭的核心,已經從單一產品競爭轉向綜合能力競爭。
未來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需要具備幾項核心能力。首先是持續創新能力,能夠不斷推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是本地化運營能力,真正理解不同國家的消費者、文化、法律和商業環境;第三是全球資源整合能力,把全球人才、資本、供應鏈和合作伙伴有效連接起來;第四是全球治理和合規能力,在不同監管體系下建立長期可信賴的品牌和企業形象。
歸根結底,未來的全球化企業,不會只是把產品賣到世界,而是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持續創新、贏得信任,并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塑造全球品牌、創造長期價值。全球化已經不只是市場的全球化,更是人才、資本、技術、品牌和治理體系的全球化。真正能夠創造價值、建立信任的企業,才能成長為世界級企業。
做了二十多年投資,我越來越覺得,一家企業能不能成長為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很難僅從商業模式、財務數據,甚至技術本身判斷出來。真正決定它能走多遠的,往往藏在一些更具體、也更難包裝的細節里。對我來說,我通常會重點看三個方面。
第一,看團隊,而不是看口號。很多企業談全球化,戰略講得很完整,但我更關心一個具體問題:核心管理團隊里,有沒有人真正長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過,而不是只是出差考察過幾次。更重要的是,海外團隊有沒有真正的決策權,還是所有事情最終都要等總部拍板。一家把海外團隊當作執行機構,而不是經營主體的企業,很難真正理解當地市場,也很難建立長期競爭優勢。
第二,看企業如何面對挫折,而不是如何慶祝成功。幾乎所有企業進入新市場都會遇到困難,這并不可怕。我更關注的是它面對失敗時的反應:是能夠承認過去的經驗不再適用,主動調整產品、組織和資源配置;還是簡單歸因于“投入還不夠”“再堅持一下”。企業處理失敗的方式,往往比成功本身更能體現它的組織學習能力和韌性。
第三,看創始人對規則的敏感度,而不僅僅是對市場的敏感度。很多企業家談海外,首先想到的是市場有多大、機會有多少。但真正優秀的全球化企業家,會把監管環境、政治風險、社會文化和公眾信任,與市場機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今天,一個企業失敗,越來越少是因為產品不夠好,而更多是因為誤判了規則、忽視了文化,或者低估了建立信任的成本。
這三點背后,其實反映的是同一種能力——持續學習和持續進化的能力。 真正優秀的企業,并不是一開始就擁有所有答案,而是在進入不同市場之后,能夠不斷修正認知、調整組織、重新配置資源。過去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適用于未來;真正能夠穿越周期的,也不是資源最多、規模最大的企業,而是學習速度最快、適應能力最強的企業。
我始終認為,投資最終投的不是一家企業今天的答案,而是它持續尋找答案、不斷重塑自己的能力。這也是我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值得長期投資時,最看重的品質。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問:當前中美在經貿領域出現諸多要素分離與排斥現象,你如何評價目前中美“脫鉤”進程?對中美經濟出現的新依賴,你有哪些觀察和感悟?
上官鴻:我認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變化,首先是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次才是中美關系變化的結果。很多討論習慣把當前現象簡單概括為“脫鉤”,但我認為,這個詞已經不足以解釋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層變化。
類似的調整并不只發生在中美之間。歐洲、日本、印度以及東南亞等經濟體,都在重新思考供應鏈安全、產業安全和關鍵技術自主。過去三十多年,全球經濟運行的核心邏輯是效率優先:資本流向成本最低的地方,制造布局在效率最高的地方,供應鏈不斷向全球延伸。但過去幾年,疫情、地緣政治、關鍵技術競爭以及供應鏈中斷,讓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新平衡效率、安全與韌性。我認為,這才是當前全球產業重構背后的底層邏輯。
與此同時,我也觀察到,中美之間并不是簡單地走向“脫鉤”,而是在形成一種新的相互依賴。過去雙方更多依賴商品貿易和全球供應鏈,今天這種依賴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一方面,中國依然擁有全球領先的制造能力、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和強大的工程創新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基礎科研、前沿技術創新、高端資本市場以及全球創新生態方面仍然具有獨特優勢。未來雙方的聯系,可能不再像過去那樣建立在單一供應鏈上,而是更多體現在技術創新、產業協同、資本流動以及全球市場需求等多個層面。
2025年11月6日,參觀者在第八屆進博會技術裝備展區高通展臺體驗XR設備。 新華社
我認為,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依賴消失了,而是依賴的結構發生了變化。未來中美之間會在一些領域繼續競爭,在另一些領域保持合作。競爭與合作并存、風險與依存共存,很可能會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新常態。
過去一年在美國學習和研究的經歷,也讓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美國并不是一個單一聲音的社會。企業家關心市場和客戶,投資人關注創新和長期回報,大學關注人才流動和科研合作,而政府更多關注國家安全和戰略競爭。很多外界理解為“美國的態度”,實際上是不同群體基于不同目標形成的多元聲音。
我接觸過不少美國企業家、投資人和學者,一個共同感受是,大家都在重新評估風險,但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世界會重新回到彼此隔絕的狀態。更多人討論的是,如何在新的規則下繼續合作、尋找新的平衡。這也讓我更加相信,中美之間真正減少的是彼此的確定性,而不是彼此的重要性。
所以,我并不認為未來世界會回到過去高度一體化的全球化模式,但也不會走向全面脫鉤或徹底分裂。未來更可能形成的是一個多中心、多層次、多規則并存的全球經濟體系。
從我的投資實踐來看,這種變化已經在很多行業里清晰呈現。以人工智能、機器人、能源科技和先進制造為例,全球供應鏈正在明顯走向區域化和本地化。一些中國企業開始在東南亞、墨西哥、歐洲等地建立生產和服務體系,同時繼續把研發、工程創新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留在中國。這不是退出全球化,而是在重構全球化。
未來企業最大的挑戰,不再是簡單選擇進入哪個市場,而是如何同時理解多個市場、適應多套規則、整合全球資源,并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持續創造價值。我始終認為,未來全球競爭的關鍵,不是誰擁有最大的市場,而是誰能夠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和不同規則之間建立連接、贏得信任,并持續創造價值。這才是下一階段全球化競爭的核心能力。
問:從美國中國商會和中國美國商會最新年度報告來看,兩國商會均在抱怨東道國政府的營商環境。從你在美國的接觸下來,你觀察到美國國內的營商環境如何?有哪些方面值得進一步改進?
上官鴻:綜合過去一年在紐約學習、研究以及與企業界的交流,我的判斷是: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具創新活力和資本吸引力的市場之一,但企業經營環境確實比過去更加復雜了。這種復雜,并不是因為美國失去了創新優勢,而是企業需要同時面對更高的經營成本、更復雜的監管環境,以及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與企業家、投資人和跨國公司管理者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幾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首先,經營成本持續上升。無論是人工成本、醫療保險成本,還是企業合規成本,都明顯高于過去。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把提升運營效率放在規模擴張之前。
其次,政策和監管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數據安全、人工智能監管,到反壟斷政策、國際貿易政策,企業需要面對更多變量。很多企業家告訴我,真正增加成本的,并不僅僅是監管本身,而是政策預期的不確定性,因為這會影響企業進行長期投資和戰略規劃。
另外,國際人才流動效率有所下降。這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點。過去幾十年,美國最大的競爭優勢之一,就是能夠持續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來到這里學習、創業和創新。但近年來,簽證政策、國際人才流動以及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種開放優勢。
過去一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美國最大的優勢,并不是從不犯錯,而是擁有不斷修正自己的能力。企業、大學、資本市場和政府之間始終保持著大量討論、博弈和調整。短期來看,這種機制會降低決策效率,也會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但長期來看,它能夠推動制度不斷適應新的技術變革和產業發展。
這一年里,我最大的感受是,美國真正的競爭優勢,不只是擁有全球領先的企業,而是擁有一個能夠持續吸引全球人才、資本和創新不斷匯聚的生態系統。校園里的國際化和多元化,本身就是這種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哈佛大學校園景色 紐約時報
如果讓我提出幾點建議,我認為美國未來有三個方面值得持續完善。
第一,提高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企業最需要的,并不是政策一定寬松,而是能夠根據相對穩定、可預期的規則進行長期投資和戰略規劃。頻繁變化的政策預期,往往比政策本身更容易增加企業經營成本。
第二,在加強監管的同時,為創新保留足夠的發展空間。 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發展的新興領域,監管需要保護公共利益,也需要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在安全與創新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
第三,繼續保持對全球優秀人才的開放。 美國過去幾十年最大的競爭優勢之一,就是持續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如果國際人才流動效率下降,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短期的人才供給,更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的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
我始終認為,未來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不只是資源稟賦,而是制度的活力、開放的程度以及創新生態的韌性。一個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不僅能夠吸引資本,更能夠持續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企業和創新資源。我認為,這也是美國未來最值得繼續鞏固、也是最難被復制的競爭優勢。
問:近期中美資本市場都迎來超級科技公司IPO,一大批高科技企業市值攀至歷史新高,而今年中國企業在美IPO案例為個位數。這種現象你怎么看?按你的觀察,雙方資本市場對接有沒有新的可能或解決方案?
上官鴻: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我認為全球資本市場正在經歷一次深刻的底層邏輯變化:過去資本市場更愿意為增長買單,今天資本市場更加重視確定性。
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創投享受的是低利率、全球化和高流動性的紅利。那時候,只要企業增長足夠快、市場空間足夠大,投資人愿意為未來買單。但今天,利率環境、地緣政治、監管要求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產業重構,都讓資本市場更加關注風險,也更加關注企業能否持續創造確定性的價值。
因此,我們看到,美國本土的超級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企業仍然能夠獲得很高的估值,因為它們處于資本市場最熟悉、最信任的制度環境中。而對于中國企業,尤其是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投資人今天看的已經不僅僅是增長速度,還會更加關注數據安全、核心技術、供應鏈韌性、全球業務布局、公司治理以及信息透明度等因素。這些過去更多屬于合規層面的問題,如今已經直接影響企業估值,甚至影響其能否進入主流資本市場。
但我并不認為這意味著中美資本市場會完全脫鉤。資本的本質仍然是尋找優秀的企業、優秀的技術和長期價值。近期市場也出現了一些積極信號。例如,6月25日,大搜車登陸納斯達克;龍電華鑫新能源科技集團去年年底獲得中國證監會境外發行上市備案通知書,計劃赴美國資本市場上市。這些案例說明,在符合監管要求、具備透明治理和國際化運營能力的前提下,中美資本市場之間的連接并沒有中斷,而是在新的環境下尋找新的路徑。
2026年6月25日,大搜車正式在美國納斯達克全球市場掛牌交易。
過去一年,我在紐約參加了很多投資論壇和資本市場活動,一個很深的感受是,華爾街并沒有停止關注中國,而是開始更加關注哪些中國企業能夠真正實現全球化。尤其是在機器人、具身智能、能源科技、先進制造等領域,很多國際投資人仍然高度關注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產業化能力以及全球競爭力。
我認為,未來雙方資本市場對接的突破口,可能已經不再是簡單復制過去赴美IPO的發展路徑,而是企業從創業之初就按照全球資本市場的標準建立股權架構、公司治理和合規體系,根據不同發展階段靈活選擇多元化融資和上市路徑。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夠被全球投資人理解和信任的治理體系,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強長期經營的可預期性。
對中國企業而言,這一輪全球化最大的考驗,已經不只是能不能“走出去”,而是能不能真正融入全球市場。過去更多是產品和資本的全球化,未來更重要的是治理體系、合規能力、文化溝通和全球信任的全球化。我始終相信,資本不會因為國界而停止流動,但資本一定會流向那些能夠持續創造價值、建立信任并提供確定性的企業。未來真正決定一家企業能否成為全球性公司的,不只是技術創新,更是持續創造確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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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全球化已從“效率時代”進入“復雜性時代”,核心問題不再是一味追求數量和速度,而是在效率、安全、合規和供應鏈穩定等多個目標中找到平衡點。而中美之間,真正減少的是彼此的確定性,而非彼此的重要性,這一點對于理解當下的中美關系、理解全球化的新趨勢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的訪談對象上官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擁有二十年跨境投資與企業全球化實踐經驗。她就中國企業全球化的階段演進、產業創新能力、中美經貿新格局、資本市場變化及營商環境等議題,分享了來自一線投資實踐與學術前沿的觀察與判斷。
本文由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王英良對話,特此感謝。
以下為問答實錄。
問:你在中國擁有豐富的跨境投資、資本運營和企業全球化實踐經驗,目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從投資實踐到學術研究,你觀察到當前中國企業全球化已進入哪個新階段?
上官鴻:我認為中國企業全球化正在進入一個“管理復雜性”的階段。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最重要的優勢來自效率。完整的產業鏈、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快速迭代的制造能力,使中國企業能夠把產品做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本優勢。那時企業出海最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渠道能不能建立起來,品牌能不能被海外消費者接受。
但今天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即使產品足夠好,海外市場也有需求,全球化依然不一定順利。因為企業面對的已經不只是客戶,而是同時面對監管、供應鏈、數據治理、地緣政治、跨文化團隊和本地社會認同等一系列問題。今天,一家公司可能在中國研發,在東南亞制造,在美國拓展市場,在歐洲滿足監管要求。企業面臨的已經不再是進入某一個海外市場,而是如何同時管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供應鏈和不同監管體系的復雜系統。
2025年8月,比亞迪泰國工廠首次出口電動車至歐洲。 新華社
過去一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和交流,我接觸了不少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企業家、投資人和學者。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大家討論全球化時,重點已經從“如何進入市場”,轉向“如何在復雜環境下持續經營”。這背后的底層邏輯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化主要圍繞效率展開,而今天企業必須同時平衡效率、安全、合規和供應鏈穩定等多個目標。
所以,我認為未來十年中國企業全球化最大的挑戰,不再是單純的市場進入能力,而是組織能力。真正優秀的全球化企業,不一定是進入國家最多的企業,而是能夠在不同國家、不同規則和不同文化之間持續運營的企業。
這也是我把這個階段稱為“復雜性時代”的原因。效率時代的全球化,核心問題是“怎么做得更快更好”;復雜性時代的全球化,核心問題是“怎么在多重約束下持續運轉”。這兩個問題需要的能力完全不同,前者更依賴執行力和規模優勢,后者更依賴認知能力、組織彈性和跨文化信任。后面我們談到的產業能力、資本市場、營商環境和中美關系,其實都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下來理解。
問:在全球資本重新配置和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國際投資者當前容易低估中國的哪些產業能力和創新優勢?未來十年,哪些行業和領域最可能誕生下一批引領全球化的中國企業?
上官鴻:國際投資者對中國最大的認知偏差,在我看來不是某一個行業,而是中國把創新快速轉化為產業的能力。很多國際投資人習慣用原創創新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因此更容易關注實驗室里的突破、基礎科研成果或者前沿技術發明。但從投資角度看,創新真正創造商業價值,往往不是在實驗室完成,而是在技術進入真實世界之后。
中國最大的優勢并不只是制造能力,而是擁有全球少見的產業反饋系統。任何技術從0到1之后,都要經歷從1到100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真實場景、產業配套、供應鏈協同和持續反饋。中國有龐大的工業場景、消費場景和工程師群體,能夠讓新技術更快進入應用、更快發現問題、更快完成迭代。
過去一年在美國接觸人工智能創業項目時,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美國最大的優勢依然是原創創新能力,很多重要技術突破最早發生在美國。但中國的優勢常常體現在技術進入現實世界之后。美國更擅長創造新技術,中國更擅長讓技術快速進入產業,機器人、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應用都體現出類似規律。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它并不是某一個國家單點創新的結果。美國、日本和歐洲在電池材料、汽車工程和早期電動車技術上都有重要貢獻,但中國真正完成了從技術突破到大規模產業化的躍遷,完成了從電池到整車、從供應鏈到充電網絡的全產業閉環。把新能源汽車變成了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這個過程不是靠單一企業的技術優勢,而是靠整個產業生態的協同反饋,工廠、供應商、消費者、監管機構同步參與,問題在真實場景中被快速發現和解決。具身智能和機器人領域,我觀察到同樣的趨勢正在出現。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未來十年,我最關注的并不是某一個熱門行業,而是那些能夠同時連接技術創新和產業能力的方向。
我認為,最有可能誕生下一批全球化中國企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應用、機器人與具身智能、生命科學與醫療科技、新能源與新材料、先進制造以及全球消費品牌。這些行業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面對的是全球共同需求,同時又能夠充分發揮中國在工程能力、產業鏈協同、應用場景和創新效率方面的優勢。
銀河通用機器人在2026年央視春晚亮相,展示了機器人在家務場景中的應用。 央視網
最終決定全球競爭格局的,往往不只是最先進的技術,而是誰能最先完成產業化、最先形成規模效應,并持續迭代。
過去中國企業的優勢更多體現在制造、成本和供應鏈效率,未來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還需要具備持續創新能力、本地化運營能力,以及整合全球人才、資本和市場的能力。所以,未來的中國全球化企業,不會只是“把產品賣到世界”,而是要能夠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塑造全球品牌,并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價值。
問:當前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你認為在地緣政治、監管和供應鏈重構背景下,中國企業要成長為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需要具備哪些核心能力?投資人應如何識別這些擁有潛質的企業?
上官鴻:我認為,中國企業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過去,中國企業更多依靠制造能力、成本優勢、供應鏈效率和國內市場規模參與國際競爭;而今天,在地緣政治、監管趨嚴和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全球競爭的核心,已經從單一產品競爭轉向綜合能力競爭。
未來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需要具備幾項核心能力。首先是持續創新能力,能夠不斷推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是本地化運營能力,真正理解不同國家的消費者、文化、法律和商業環境;第三是全球資源整合能力,把全球人才、資本、供應鏈和合作伙伴有效連接起來;第四是全球治理和合規能力,在不同監管體系下建立長期可信賴的品牌和企業形象。
歸根結底,未來的全球化企業,不會只是把產品賣到世界,而是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持續創新、贏得信任,并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塑造全球品牌、創造長期價值。全球化已經不只是市場的全球化,更是人才、資本、技術、品牌和治理體系的全球化。真正能夠創造價值、建立信任的企業,才能成長為世界級企業。
做了二十多年投資,我越來越覺得,一家企業能不能成長為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很難僅從商業模式、財務數據,甚至技術本身判斷出來。真正決定它能走多遠的,往往藏在一些更具體、也更難包裝的細節里。對我來說,我通常會重點看三個方面。
第一,看團隊,而不是看口號。很多企業談全球化,戰略講得很完整,但我更關心一個具體問題:核心管理團隊里,有沒有人真正長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過,而不是只是出差考察過幾次。更重要的是,海外團隊有沒有真正的決策權,還是所有事情最終都要等總部拍板。一家把海外團隊當作執行機構,而不是經營主體的企業,很難真正理解當地市場,也很難建立長期競爭優勢。
第二,看企業如何面對挫折,而不是如何慶祝成功。幾乎所有企業進入新市場都會遇到困難,這并不可怕。我更關注的是它面對失敗時的反應:是能夠承認過去的經驗不再適用,主動調整產品、組織和資源配置;還是簡單歸因于“投入還不夠”“再堅持一下”。企業處理失敗的方式,往往比成功本身更能體現它的組織學習能力和韌性。
第三,看創始人對規則的敏感度,而不僅僅是對市場的敏感度。很多企業家談海外,首先想到的是市場有多大、機會有多少。但真正優秀的全球化企業家,會把監管環境、政治風險、社會文化和公眾信任,與市場機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今天,一個企業失敗,越來越少是因為產品不夠好,而更多是因為誤判了規則、忽視了文化,或者低估了建立信任的成本。
這三點背后,其實反映的是同一種能力——持續學習和持續進化的能力。 真正優秀的企業,并不是一開始就擁有所有答案,而是在進入不同市場之后,能夠不斷修正認知、調整組織、重新配置資源。過去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適用于未來;真正能夠穿越周期的,也不是資源最多、規模最大的企業,而是學習速度最快、適應能力最強的企業。
我始終認為,投資最終投的不是一家企業今天的答案,而是它持續尋找答案、不斷重塑自己的能力。這也是我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值得長期投資時,最看重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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