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陳鴻斌】

日本富士電機集團兩名日籍員工于今年5月在大連相繼被中國海關部門依法拘留，涉嫌觸犯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物品罪。

中國自今年1月起加強了對日本的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其中涵蓋七類稀土、稀有金屬等關鍵資源。受此影響，近半年來日本企業取得中國稀土出口許可證的難度顯著增加，部分稀土產品的采購陷入停滯。據日媒報道，今年4月部分稀土產品從中國出口至日本的數量較去年同期大減超過八成，對日本產業界造成了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有日媒分析認為，中國方面一直認為有人持續將稀土及相關制品非法輸往日本，因此對相關活動進行了長期監控。

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此次被拘留的兩人為日本電機巨頭富士電機集團的員工，其中一人在該公司大連企業擔任高管，另一人據悉為赴華出差人員。兩人分別于5月18日和5月25日被大連海關拘留，海關部門均在拘捕次日向日本駐華使領館通報了相關情況。

關于被拘留的具體原因，兩人被指試圖將中國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磁體以可拆卸狀態加工成電機等產品后出口。中國海關方面懷疑，其目的可能是在出口后拆卸產品以取出稀土磁體，從而規避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

此前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記者會上就此事如此回應：“兩名日本人因違反中國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門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報了有關個案情況。”郭嘉昆同時強調：“日方應教育提醒在華日本公民和企業遵守中國法律法規。”

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在同日的記者會上證實了兩名日本公民被拘的消息，并透露兩人涉嫌觸犯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木原稔表示兩人健康無虞，但由于案件正處于調查階段，不便透露更多詳情。

從2014年中國頒布實施了《反間諜法》以來，日本在華企業員工已有多人因觸犯此法而相繼遭到拘留、逮捕、起訴和判刑。

此前的一個典型案例是2023年3月被捕和被判刑的制藥企業安斯泰來公司在華高管。

位于東京的日本安斯泰來制藥（Astellas Pharma）總部前的公司標識 法新社

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莊嚴肅穆的法庭內，一起持續28個月的跨國司法拉鋸戰宣告結束。60多歲的安斯泰來制藥公司高管西山寬，因間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面色凝重地離場，向媒體表達了“令人極為遺憾”的強烈不滿，此舉顯示出中日雙邊關系再次出現負面因素。

據日本相關律師分析，此案的判決令日方感到意外，因為宣判前一般估計會判12年至15年。如此從輕發落，也許是中方向當時的石破茂政府傳遞的一個積極信號，因為石破茂上任后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相對積極的動向。從拘押之日算起，此人應該在兩個月后就可以刑滿釋放了。

西山寬曾任“中國日本商會”副會長，他在華工作時間前后超過20年。2023年3月，在他即將結束任期返回日本前夕，突遭中國國家安全機關拘捕。此后，案件審理過程是非公開的：2024年8月，他被正式起訴間諜罪；同年11月，首次庭審禁止媒體和公眾旁聽；每月允許一次領事探視，且探視內容嚴格限制，禁止討論案情細節。

日本方面在這一過程中處于被動應對狀況。日本大使館相關官員進行了數十次領事探視，也只能確認西山寬“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對于核心指控卻無從得知。判決當日，日本外務省緊急約見中國駐日本大使，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包括西山寬在內的五名被拘押的日本公民，金杉更直言“此類案件已成為改善兩國國民感情的最大障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則明確回應稱，中國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只要遵守法律，外籍人員無需擔憂。

這場竊密和反竊密的博弈背后，是2014年《反間諜法》實施后構建的嚴密法律框架。該法不僅擴大了間諜行為的定義，也賦予了國家安全機關更強的監管權力。

據日本駐華使館統計，自2014年以來，已有17名日本公民因間諜罪或相關罪名在中國被捕，目前仍有5人被羈押，其中4人已被判處12年至15年有期徒刑。去年5月上海法院對另一名日本公民判處12年監禁，成為迄今為止刑期最長的判例。

日本企業界對此紛紛采取應對措施。日本駐華使館緊急發布《在華安全手冊》，提醒公民避免攜帶工作資料出入境，警惕商業咨詢陷阱。東京商工會議所更直言，此舉進一步動搖了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信心。許多在華日資企業相繼減少在華員工，盡可能避免來中國出差，實在無法避免的則盡量縮短在中國逗留的日期。

日本媒體也對此大肆炒作，向中國大興問罪之師，仿佛是竊密有理，防間有罪，如此混淆是非實在令人瞠目結舌。這番炒作使得相關日本企業對在華員工的人身安全充滿憂慮，一些本打算來華調研的日本學者和研究人員也對來華產生了風聲鶴唳的感覺，裹足不前，擔心“有去無回”。

其實這樣的擔心完全是那些別有用心的媒體惡意炒作的結果。目前在華日本人仍有近10萬，身正不怕影子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一如往常地安心于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受到上述間諜案的影響。也有一些學者照樣頻繁前來中國開展相關調研，他們對這些“中國缺乏人身安全”的炒作嗤之以鼻。

安斯泰來公司則始終對此案三緘其口。面對媒體的追問，該公司公關僅回應“不便置評”。這一沉默反映出日企在華經營的困境：中國是安斯泰來公司全球第二大市場，2024年營收占比超過18%；但日益增長的政治風險導致日企對華新投資額同比驟降32%。日本商會內部更流傳著警示：高管赴華需“行程加密、會議記錄清零”。

這十多年來，已經有17名日本公民因為間諜案件在中國被捕，其中有10人先后遭到起訴和判刑，他們中的4人已相繼刑滿獲釋，另有5人未受到起訴而被驅逐出境。他們偽裝成不同身份，進行著竊取機密的活動。是什么讓他們敢于跨越國界，在中國境內公然搜集敏感情報呢？

自2014年《反間諜法》實施以來，中國打擊間諜犯罪已經成為常態化的工作。曾擔任《光明日報》社評論部副主任的董郁玉潛伏多年，表面上是知名評論員，實則為日本提供情報，2024年因間諜罪被判刑7年。還有一個名叫阿尾博政的間諜，以學者身份潛伏在中國居然長達34年，利用旅游名義深入西南地區，拍攝大量軍事目標，包括導彈發射陣地，直到2016年他試圖收買軍工企業人員時才被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 視覺中國

三井物產公司也以合作研究為名，捐贈了一臺價值480萬元的水稻病害檢測設備，秘密將超過1.4萬份中國東北水稻葉片的顯微圖像傳送回日本，試圖竊取優質水稻種子資源。甚至有一名40歲的日本男子，受日本外務省支持來華，通過間諜活動成功獲取某通訊社的內部文件，為此每月獲取10萬至20萬日元的報酬。這些案例展示了日本間諜滲透的固定模式和成熟套路。

并非只有在華日資企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此前的一個案例在日本社會更廣為人知。自稱曾到過中國200次的鈴木英司，2016年7月以“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身份出席北京的一個論壇。在北京機場欲搭機返回東京時，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逮捕。7個月后被起訴，經歷不公開審判被判刑六年，2022年10月刑滿獲釋返回日本。

他對日本媒體表示沒有從事間諜工作，對遭遇的“冤屈”感到不滿。鈴木英司發現日本幾乎沒人知道他的案件，于是出版了《在中國被監禁的2279日》一書，以此為自己辯白。他坦承接受了日本內閣調查室的委托事項，但否認其為情報機構。他矢口否認曾接受該機構的報酬，但有人指控他領取過報酬。

此外，2017年，6名日本人以“考察溫泉資源”為名，先后潛入山東蓬萊和三亞等地進行非法勘測。他們不僅非法竊取了大量敏感基礎地理信息，還大膽偷拍軍事區域和設施，因形跡可疑被出租車司機舉報。東窗事發后，主犯（大連和源溫泉開發負責人）被海南省中級人民法院判處15年徒刑，另一名涉案人員被山東省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5年6個月，其他涉案者均被驅逐出境。

當然在華從事間諜活動的并非只有日資企業員工，外交官也曾經直接赤膊上陣。2002年10月26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天野寬雅擅自闖入浙江省某軍事基地并非法偷拍，被中方有關人員當場制止，天野事后對這一違法行為供認不諱，中國外交部因此要求日本召回該外交官。

更早的案例是在1996年，當時一名美國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潛入海南省，企圖搜集中國海軍新型潛艇的情報，結果被中國安全機構逮了個正著，從兩名武官的身上搜出了有關軍事機密的照片和錄像帶，隨后中國驅逐了這兩名武官。

日本似乎對從中國竊密已習以為常，甚至公開曝光非法竊取的中國絕密文件。7月12日《朝日新聞》網站就發表了大東文化大學一名教授有關中國軍方估計美國和日本會介入臺海沖突的分析文章，其中的根據居然是原南京軍區政委于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福建上杭古田鎮由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交的書面發言。此人顯然是通過非法渠道獲取的這一絕密文件，他居然同意報紙網站予以公開披露，說明日本竊取中國機密已經到了何等猖獗的程度。

對于這次富士電機員工被拘押一事，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僅表示：“目前這兩人身體健康，日本政府將繼續與這兩名被拘押員工保持聯系，并從保護本國公民的角度妥善予以應對。”而沒有出現以往“表示強烈抗議并要求立即予以釋放”這類氣勢洶洶的表述，這表明日本政府也已確認這兩人確系違法而遭拘押，這是無法開脫的罪行，任何對中方施壓的做法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所以這次就學乖了，以便讓自己有臺階可下。

一名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就曾如此對媒體坦承：此前被中國拘捕的日本人中，有人確實與情報機構有所合作，有些回到日本的企業員工也有這類合作，當然日本政府是不可能承認這一事實的。

由于此前日本并沒有國家層面的情報機構，所以日本政府對如何應對這些案例也茫然無緒，以致每每發生這類案例就會出現一片混亂局面。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急不可待地推動成立國家情報局的原因所在。于是日本媒體也只能與政府同步，不再肆無忌憚地惡炒。

早在10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發動侵華戰爭，曾經大量派遣成千上萬名日本人以各種身份前來中國，詳盡調查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地理等重要情報，手繪了無數詳盡的地圖，在那個根本沒有衛星遙感測量的時代為此后日軍推動對華戰爭做好了重要鋪墊。

一個名叫村上千代吉的日本間諜，二戰前曾化名花田寬在中國繪制軍用地圖，還假扮藥商對中國測繪。圖為村上千代吉的日記。 環球時報

殷鑒不遠，如今日本在華人員居然不思悔改，故伎重演，頻繁竊取中國機密，侵犯中國的國家利益。但在如今政府有效行使主權、法治昌明的中國，日本的這一罪惡勾當絕對不可能再度得逞。

顯而易見，在華日資企業最好的自我保護，就是在商言商，絕對不與任何情報機構合作，嚴格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不以身試法，采用各種變通手段“打擦邊球”，絕不越雷池一步，這樣才不會產生任何所謂的“人身安全風險”，兩國的經濟合作才能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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