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印度學者“抽梯子”謬論：究竟是誰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锍衡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锍衡】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最近發表了一篇由肖米特羅·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撰寫的文章，其核心論點是：中國靠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慷慨便利，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仍占據龐大的制造業低端市場，即“抽掉了身后的梯子”，導致更貧窮的國家無法復制中國的致富道路。基于這一前提，他們提出了一項政策建議：施壓中國騰出更多低端制造業空間，以便后發經濟體能夠入場。
這種論點不僅建立在對貿易的敘事上，也建立在對歷史的敘事上。它假設世界經濟曾經提供過一條廣泛開放、相對公平且由西方主導促成的工業化道路，而中國現在卻背離了這一秩序。一旦剝離了這個假設，該論點便會瞬間土崩瓦解。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背叛了一個所謂“慷慨”的發展秩序。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是誰建立并主導了這個秩序？哪些國家被允許接受便利崛起？哪些國家又被禁錮在從屬地位？這個系統的設計究竟服務于誰的利益？
圍繞這些問題，本文提出三個核心論點：
第一，戰后的發展秩序從來就不是一個向所有人開放的階梯，它是一個由西方大國構建的等級體系。獲取產業升級的機會是被選擇性地賦予的，通常只賦予那些具備地緣政治利用價值的經濟體。
第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并非因為中國的成功而被阻斷了工業化之路。 它們早在很久之前就被債務機制、結構性調整、受限的政策空間，以及將它們永遠束縛在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環節的全球勞動分工所禁錮。
第三，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參與確實產生了一些矛盾，但用“中國粗暴竊取窮國機會”這種簡單的公式來理解，顯然有失公允。 在幾乎所有的對外援助案例中，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修建基礎設施、提升制造能力和發展本地產業，都有目共睹，而這恰恰是西方曾經忽視甚至有意阻撓的。
肖米特羅·查特吉和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 截圖自《外交事務》官網
在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一個方法論問題，因為《外交事務》文章的核心論據依賴于“附加值出口（value added exports)中低端制造業比例沒有下降”的估算。這些衡量標準可以是有用的，前提是它們必須被一致地應用。如果順著供應鏈追蹤附加值，那么顯而易見的問題不應該僅僅是中國截留了多少低技能出口價值；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是誰攫取了設計租金、技術租金、品牌溢價、物流利潤、融資收益以及下游控制權？在整個全球經濟中，西方的頭部企業依然主導著這些環節。
一個只強調中國在組裝或低端出口價值中所占份額，卻對西方控制最賺錢環節輕描淡寫的分析框架，從一開始就炮制了一幅扭曲的圖景。當你意識到這些數據遠遠滯后于實際變化時，這種扭曲就變得更加明顯。供應鏈早已在轉移，然而他們卻在用一個移動的靶子，強行支撐一個不變的道德指控。
選擇性開放的等級體系
戰后國際經濟秩序并未向所有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條共同的上升通道，而是通過權力的層級結構來組織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美國建立了一套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體系，其中，部分被選定的東亞經濟體得以實現工業化。然而，這些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是在一個特定結構框架內展開的：該框架的戰略方向、金融杠桿、技術所有權以及消費市場定價權，始終集中于發達資本主義核心區。
這一區分具有關鍵意義。工廠可以遷移，組裝環節可以轉移，但產生最高回報的活動留存于原地。專利權、金融控制、軟件、行業標準、高端零部件、全球品牌以及終端市場準入，依然高度集中于美國、西歐等國家。世界銀行對東亞發展經驗的研究也承認，外國投資者對專有技術保留了控制權，并規定了受援經濟體獲取此類技術的條件。即便生產環節在地理上實現了擴散，對產業鏈的治理控制并未發生同等程度的轉移。
這種選擇性工業化具有明確的政治邏輯。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那些被允許工業化崛起的經濟體并非偶然被選中。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與新加坡均為冷戰對抗的前沿陣地，其經濟成功強化了一個戰略陣營，使其作為全球安全架構中的工業盟友被系統性扶持。即便是中國此后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同樣遵循政治邏輯。華盛頓推動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并非出于抽象的經濟開放主義，而是基于“融入將從內部改變中國政治體制，并最終將其納入美國主導秩序”的戰略判斷。這一判斷事后看來顯然失當，但其背后的戰略算計從來都不具利他性。
從上述視角觀察，亞洲與非洲、拉丁美洲的境遇對比尤為顯著。這些地區極少被納入推進平行工業化的戰略考量，而更多是被強制嵌入“中心—邊緣”結構：其功能是輸出礦產、農產品和低附加值商品，同時進口技術、資本品與高附加值制成品。咖啡、銅、鈷、大豆、石油、鐵礦石、鋰乃至藜麥可以從邊緣向外流出，但定價權、深加工能力、品牌控制、金融資本及技術制高點則集中于西方。在中國組裝的一部手機，其最豐厚的利潤仍歸流向掌控設計、軟件、知識產權與全球分銷的企業。玻利維亞或非洲的大宗商品生產方可以擴大產量，卻無法因此獲得對等的貿易條件議價能力。
這正是這一等級體系的運作邏輯：即便生產向外擴散，底端所創造的價值仍向上層輸送。一旦清晰命名這一結構，一個順理成章的問題隨之浮現：在受青睞的東亞梯隊之外，其他國家是否獲得了類似的政策空間，以建立獨立產業升級所需的制度能力、工業基礎與政策自主性？就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上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 星洲日報
邊緣地帶的結構性鎖定
要理解當前圍繞中國的爭論，必須將分析起點前置于中國制造業崛起之前。若西方主導的體系確如某些論者所言，是開放且具有促進作用的，那么為何如此多的非洲經濟體在這一秩序下未能實現工業化？為何拉丁美洲的工業化進程屢屢停滯、逆轉或止步于轉型的臨界點？答案并不在于這些地區自身努力的不足，而在于它們被迫運作于其中的國際制度環境。
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貸款所附帶的結構調整計劃，系統性地壓縮了非洲與拉丁美洲債務國可運用的政策空間。面臨危機的政府被迫削減財政支出、取消貿易保護、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開放資本賬戶、削減工業補貼并拆解國家主導的信貸體系。這些條件并非在對等協商中形成，而是在債務國陷入財政困境、缺乏談判籌碼且急需外部融資的關鍵時刻被外部強加。
上述政策的破壞性在于其背后深刻的雙重標準。每一個成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曾綜合運用關稅保護、公共銀行體系、產業補貼、資本管制或國家引導機制。英國早期工業化如此，美國亦然，德國、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均高度依賴政府干預型政策工具。然而，一旦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需要類似工具，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便將這些工具重新界定為對“正統”經濟學原則的“扭曲”。
這種破壞并非僅停留于抽象層面。財政緊縮削弱了教育與衛生系統，公共投資停滯，基礎設施嚴重惡化，或無法跟上工業化所需的擴張速度。國內企業在尚未建立競爭力之前就喪失了保護，長期融資渠道枯竭。所有這些，疊加被迫進行的資本賬戶自由化，使脆弱經濟體直接暴露于突發性資本外流的沖擊之下，打亂了工業規劃的延續性，并系統性地放大了外部脆弱性。
上述歷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許多貧困經濟體脆弱性的真實根源。一個電力供應不穩定、信貸市場薄弱、交通基礎設施不足、技術培訓體系缺失且國家能力受限的經濟體，無論面對哪個高效的外部競爭者，都將陷入系統性的競爭劣勢。當這些國家在進口壓力下出現企業萎縮或就業流失時，表面現象清晰可見，但根本原因卻易被誤讀或被政治性地轉移。中國并未制造這些結構性弱點，中國進入的是一個早已被數十年壓抑性發展政策深刻塑造的結構性場域。將這一歷史積累的結構性赤字歸咎于中國，既不符合事實，也缺乏分析的嚴肅性。
“抽梯子”謬論的邏輯斷裂
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進口商品的沖擊對相關經濟體毫無影響。在南非及其他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中國進口滲透與制造業產出及就業的減少存在相關關系。針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企業層面的研究也表明，當國內生產商本身較為脆弱時，中國進口競爭可能對企業增長形成抑制。這些發現值得認真對待。
盡管如此，從“中國競爭可能損害脆弱本土企業”這一命題，跳躍至“中國堵死了貧窮國家的發展路徑”，在分析邏輯上存在根本性斷裂。后一命題預設了一個靜態的零和世界，在其中一國的制造業所得必然消除另一國的發展可能性。這一主張遠超現有證據所能支撐的范疇。
問題的部分根源在于分析范疇的簡化。“低技能制造業”作為一個分析類別聽起來清晰，但其背后的生產鏈并不簡單。在最終組裝階段表現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往往高度依賴于上游環節所需的機械設備、穩定能源供應、工業化學品、物流系統、標準化投入品、技術管理與質量控制能力。這些功能不會因評論者將終端產品標注為“低技能”而消失。
2026年5月，“全球南方”媒體智庫高端論壇中阿伙伴大會在埃及首都開羅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開幕。 新華社
當中國在上游環節保持主導地位時，這并不自動等同于它剝奪了較貧窮國家的“天然”工業角色。在許多案例中，中國中間產品、全球物流網絡和工業投入品恰恰是其他地區工廠得以運轉的前提條件。這正是產業接受國吸收能力這一概念至關重要的原因。相關研究表明，基礎設施質量、管理能力、制度有效性與人力資本存量，決定著外部競爭究竟帶來破壞還是促進發展。競爭力較強的企業能夠借助更廉價的進口中間品提升生產率，而較弱的企業則在同等壓力下面臨退出。
因此，分析層面的正確結論既非“中國競爭無害”，亦非“中國機械性地封堵了后發國家工業化”，而是在這片結構性不平等的土地之上，要面對強勁的外部競爭。當本土工業基礎已被早期國際制度約束所系統性削弱時，中國進口商品所做的，不過是將既有的脆弱性暴露出來。
如何解釋孟加拉和越南的工業化？
“抽梯子”論點的另一核心問題，在于其將全球制造業空間預設為封閉與靜態。然而，現有經驗證據并不支持這一預設。為應對關稅壓力、地緣政治風險、勞動力成本上升與戰略多元化需求，全球供應鏈已經并仍在持續重組。中國在美國進口總額中的直接份額較此前高點已出現顯著下降；與此同時，越南、墨西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已在這一重新分配過程中承接了相當比例的產能轉移，表明全球制造業空間對宏觀結構性變化保持著內在的動態響應能力。
孟加拉國與越南從不同角度印證了這一點。在中國總體制造業主導地位并未根本改變的背景下，孟加拉國在全球服裝業中維持了重要份額；越南則在中國未主動退出電子產品制造領域的情況下，大幅擴張了其電子產品出口規模。這兩個案例并不能證明后發工業化路徑對所有國家均同等可及，但確實表明，中國在制造業中的競爭優勢并沒有封堵全球其他南方國家的工業化道路。
當某些國家未能捕獲轉移產能時，解釋通常嵌于其國內與歷史性結構約束之中，而“中國阻擋了我們”的敘事將多元因果壓縮為單一來源。尼日利亞的工業疲弱在相當程度上根植于基礎設施的系統性不足，尤其是電力供應的長期短缺；贊比亞的制造業多元化進程停滯于債務危機與監管不確定性，這些約束條件的形成遠早于任何來自中國進口的實質性競爭壓力。
此外，超越具體國別案例，存在一個更廣泛的結構性背景：自動化的普及已在全球范圍內降低了制造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目前正面臨“過早去工業化”的困境，即其制造業比重在遠低于早期工業化國家的收入水平和更早的發展階段就已見頂。即便在中國競爭力相對更弱的反事實情境中，這一趨勢仍將構成嚴峻挑戰。
中國拓展當地工業能力建設的實踐
關于“中國商品淹沒市場并擠出本土產業”的敘事，同樣遮蔽了一些具體的實質性事實。中國企業與金融機構在全球南方完成了大量基礎性建設工作，港口、公路、鐵路、能源項目、工業園區、物流走廊與制造基地，等等。這些投資領域，恰恰是全球南方在西方主導的結構性調整框架下長期遭受資源剝奪的領域。
在許多國家，中國投資創造了就業機會，推動了技術轉移，擴展了本地分包網絡，并將當地生產納入全球供應網絡。當然，這一記錄不能被無批判地浪漫化。中國項目的合同透明度在部分案例中確有不足，債務負擔具有潛在的政治風險，勞動關系糾紛和環境標準差異化問題客觀存在。然而，這些局限性不能改變一個更宏觀的比較性判斷：在全球南方的眾多場景中，中國資本深度介入與生產能力和物流系統直接相關的部門。相比之下，西方經濟的參與更多集中于資源攫取、金融服務，以及通過重構受援國治理條件來實現其政治杠桿。
制造業領域提供了具體的經驗材料。對若干非洲國家中國工業投資的研究，記錄了中國在當地的就業創造、工廠級別的技能培訓、質量標準轉移以及本地供應商聯系的規模。在所調查案例中，中國制造企業雇用的大部分工人是當地人，且中國企業提供勞動力技能培訓的比例高于同類本土企業。在坦桑尼亞，中國對塑料回收領域的投資通過以優惠成本向前雇員轉讓設備，孵育了本地創業活動，進而催生了一個完整的本地商業部門。中國資助的工業園區和能源基礎設施，通過提供此前缺失的穩定電力與物流保障，進一步吸引了國內外追加投資。其他國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若干制造業細分領域，中國企業的本地采購比例高于同類非中國企業。
2025年3月，中國農業技術專家胡月舫在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一處中國高產雜交水稻示范基地向當地農民講解水稻的生長條件。 新華社
上述證據并不意味著中國投資能夠自動生成深度的工業轉型，但確實表明，將中國資本定性為純粹掠奪性力量的論斷，缺乏充分的經驗支撐。
在采掘業，上述對比的清晰度尤為突出。數十年來，外部行為體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資源型經濟體視為攫取特許權的場所：礦產與大宗商品被運出，深加工能力卻未留存；基礎設施即便存在，也往往僅服務于從礦區到港口的出口走廊，而非惠及更廣泛的國民經濟。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參與方式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純粹采掘邏輯，將資源開發與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本地加工能力提升及與本土企業的產業合作相結合，形成了舊有特許經營模式所未有的嵌入式產能。這種嵌入式參與模式，為受資國構建了比“飛地型”開采模式更具可持續性的行為者網絡與能力積累基礎，為其向工業化階段邁進提供了較為厚實的結構性支撐。
關鍵的比較基準因此應當明確：中國不應以一個理想化的仁慈發展伙伴形象作為參照標準來衡量，而應以西方商業與金融參與的真實歷史記錄為比較對象。基于這一比較，可以看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模式：西方參與更多通過附加條件貸款、大宗商品獲取與高附加值功能控制來維持受援國的結構性依賴；而中國的參與，盡管同樣存在權力不對稱，但更多在實質上建設了基礎設施與生產基地，拓展了當地工業能力建設的可能性空間。
誰是界定一國“發展戰略合法”的權威？
《外交事務》論點中最缺乏依據的假設，同時也是最具政治意涵的假設是：在華盛頓進行研究寫作的分析者，能夠比親歷其中的全球南方國家和社會更清晰地辨識其發展利益所在。這一論斷在認識論上存疑，且在相關論述中幾乎未獲論證。
非洲各國政府與公眾并未形成整齊劃一的立場，也不應如此被期待。在中國貸款安排、勞工標準、合同透明度和債務條款存在問題的地方，相關國家已提出批評。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在批評西方附加條件的做法、家長式的干預姿態，以及要求非洲國家在他國戰略競爭中“選邊站隊”的政治壓力。多項調查顯示，公眾對與中國接觸的支持度相當高，在某些情境中甚至高于對西方大國的認可度。來自非洲的政策研究同樣表明，許多政府尋求的是多元化伙伴關系，而非被迫接受外部主導的結盟格局，希望保有議價空間、比較選擇與自主決策的余地。
非洲國家這一立場不應被簡單地歸結為天真。它反映的是對發展主權的清醒認知：全球南方的政府無需外部勢力提醒其“任何伙伴關系都存在風險”，這是自明之理。它們真正拒絕的，是這樣一種特定主張：某一組外部大國擁有界定“何為合法發展戰略”的排他性權威，而另一方一旦偏離該腳本便預先遭到譴責。這一主張所折射的，是問題界定本身已構成一種霸權。
2026年6月，肯尼亞內羅畢舉辦的“中非農業科技產業合作論壇暨展覽會”上的場景。 新華社
真正的問題
“中國抽梯子”論題的最根本缺陷，不在經驗數據，而在概念邏輯。它將“中國拒絕遵循西方發展預期行事”直接等同于“中國制造了傷害”。在這一邏輯推進過程中，它刻意跳過了在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之前已然長期運作的選擇性、等級化與排斥性的全球發展體系。
一個更具分析誠信的起點應當追問不同的問題：誰建構了一個將高附加值功能集中于核心區域的體系？誰剝奪了許多貧窮國家運用歷史上各成功工業化國家曾經使用的政策工具的權利？誰從將非洲和拉丁美洲鎖定于大宗商品依賴與金融脆弱性中獲益？又是誰，時至今日仍聲稱擁有界定哪種產業政策形式是“可接受的”、哪種是“違規扭曲”的權威？
一旦提出上述問題，這場爭論的規范坐標便會重新校準。中國不是一個被動的行為者，它追求自身利益，維護自己的工業地位，并在競爭中力求勝出。但中國也絕非那個使眾多發展中國家陷于困境的底層結構性秩序的締造者。如果，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在應對中國競爭時出現結構性力量不足，是因為它們已被一套根本不是為其實現全面工業化而設計的舊秩序系統性削弱。
因此，核心議題并非“中國是否抽掉了曾經向所有人開放的梯子”，而是那些長期被限定在世界經濟最底層階梯的國家，能否獲得足夠的主體性，按照自身條件界定發展目標、重建國內產業能力，并在不被迫退回他人所設劇本角色的前提下，自主談判外部關系。唯有這才真正觸及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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