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2日開始預售、3月3日正式銷售至今，《文城》已面世一月有余。市場的反響依然十分“余華”：小說甫一上市就引發廣泛關注，首印50萬冊，預售次日又加印10萬冊，穩穩占據當當網新書熱賣總榜第一名。另一方面，讀者和評論界的反應也很“余華”——從《兄弟》《第七天》開始的撕裂式爭論在《文城》身上體現得有過之而無不及，叫好者認為“那個讓我們激動的余華又回來了”，吐槽者認為余華“越寫越差”，《文城》不知所云。

　　巨大的爭論，加上“余華為培訓機構上作文課”等話題屢屢刷屏，讓余華和《文城》持續“出圈”。在亂花迷眼的各種聲音中，回到小說本身，或許是我們尋找答案的最好路徑。

　　故事及其敘事動力

　　“在溪鎮有一個人，他的財產在萬畝蕩。那是一千多畝肥沃的田地，河的支流猶如蕃茂的樹根爬滿了他的土地，稻谷和麥子、玉米和番薯、棉花和油菜花、蘆葦和竹子，還有青草和樹木，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一年四季從不間斷，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榮。”

　　這個人，就是小說的主人公林祥福。《文城》開頭就寫林祥福，卻是拎出他人生“中段”的一個片段，一個風雪中懷抱嬰兒突然出現在南方的北方男人，懸念足夠吸引人。余華畢竟是講故事的高手，在拋出懸念后迅速回到林祥福的人生起點，那個距溪鎮千里之外的黃河以北的村莊。敘述不緊不慢展開。林祥福出生于一個家道中落的富裕人家，五歲死了父親，“母親一邊織布一邊指點他學習”，“十三歲開始跟隨管家田大下地視察”。十九歲母親去世，林祥福開始掌握家業，他勤勤懇懇，還擅長做木工。這個溫厚、老實、能干的北方男人，在屢次相親都不順利之后，遇到了從南方來的“小美”和“阿強”。兩人自稱兄妹，要去北京投奔親戚，臨走之前，小美發燒，獨自留了下來。孤男寡女，流水長情，林祥福和小美情意相投。當林祥福每次回家都聽到母親生前常常響起的織布聲，他覺得幸福的日子來臨了。

　　但小說的“情節轉折點”出現了。小美消失了，隨同小美消失的，還有林祥福祖輩攢下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積蓄——家里的“十七根大金條剩下十根，三根小金條少了一根”。一個騙局成為小說前半部分的敘事動力。騙局之為敘事動力當然是小說常見的手法，但問題是，以這樣一個騙局作為林祥福此后人生的“動力”，顯然讓小說失去了向更為博大的歷史深處掘進的可能。更讓人覺得莫名其名的是，數月之后，小美居然大著肚子空手而回，“要把林祥福的骨血生在林家”，卻拒不說出金條的下落。林祥福沒有追問，歡天喜地迎接孩子的出生。于是生下孩子后，小美第二次離家出走，林祥福遂拋家舍業，抱著孩子南下尋妻。小美的兩次離家顯然是林祥福人生走向的“決定性因素”，但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林祥福面對這樣“決定性時刻”的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連對欺騙者刨根究底的勇氣都沒有，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個忠厚的北方男人身上也有著太多愚癡。只剩下一個理由，那就是林祥福對小美無條件的愛，但小說又沒有深刻的愛情描寫作為支撐，于是林祥福此后的整個人生都讓人感覺糊里糊涂。被很多評論家認為的林祥福身上的所謂仁義、孤勇，因為人物的心理動因和敘事動力的不足，而難以豐滿挺立。打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方，當我們讀《包法利夫人》時，即便知道了最后的結局，人物身上那種強大的心理動因依然讓我們心動，正是這個強大的心理動因讓包法利夫人最終走向悲劇人生。而林祥福的心理動因卻漏隙百出，其悲劇人生因而難以讓人產生更大的共鳴。

　　人物及其自主意識

　　敘事動力的問題當然導致了人物刻畫的單薄，甚至給小說帶來了基于庸常想象的“贅疣”一般的敘述，比如小美第一次回來后林祥福補辦的婚禮，民俗式的描寫當然可以，但在沒有搞清楚小美的身份以及為什么欺騙自己的前提下，這樣的描寫其實是一種敘事的“贅疣”。對林祥福而言，這不過是以一種花團錦簇來逃避對真相的追問。

　　人物核心心理動因的欠缺，落實到《文城》中的人物形象，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扁平”和“模糊”。林祥福落腳溪鎮后，溪鎮商會會長顧益民等人物也次第出場，土匪、軍閥、老百姓等等人物群像也紛繁出現。基于庸常想象的描述也紛至沓來：土匪殺人不眨眼，綁肉票、施酷刑，多出自概念化的想象。對于殘酷和血腥的描寫或是余華的“長項”，但恕我直言，血腥和殘酷一旦脫離了具體而扎實的時空和人物心理，也便失去了其深刻的意義指向。如此，即便那個名叫和尚的“好土匪”，也沒有讓人看到復雜人物的人性力量。

　　至于小說中的老百姓群體，《文城》甚至讓人感受到了一種“智力矮化”的傾向。比如，溪鎮百姓害怕被軍閥洗劫，遂紛紛上山砍毛竹做竹筏，在謠傳軍閥要進城的夜晚，百姓紛紛逃亡，以至于竹筏潰散，死傷無數。與此同時，實力強大的溪鎮商會已經在商討策略。令人疑惑的是，商會既然實力強大，何至于連個通風報信的“偵查人員”都派不出去。另一個細節是，村民救出被土匪綁架的商會會長后，救人者明確告訴村民盡快逃亡，以免土匪報復，但村民卻非要“按兵不動”，直到土匪屠村。種種細節合理性的喪失，讓小說如一條四處漏水的沉船，顯得漫漶而沉重。

　　小說中一些次要人物也令人莫名其妙。林祥福的女兒到上海讀書后杳無音訊，顧益民的大公子顧同年吃喝玩樂最后莫名其妙被騙上澳大利亞的輪船去當了勞工。顧家幾位公子集體撐桿跳河去嫖娼的情景，更是小說之“贅疣”。面對小說中第二代主要人物林百家和顧同年的“下落不明”，評論家丁帆解釋說，“無疑，這個浪漫故事給讀者留下的想象空間太大了，而且，從’史詩’的角度去考察，時間的長度可以再延伸一百年，我們就不知道這是否是作者有意留下的一個’扣子’。……《文城》是一個三部曲嗎?這個時代能讓余華充分展示他的才華，讓他的想象力插上浪漫主義的翅膀飛翔起來嗎?!”以尚未出現的所謂“三部曲”來為小說的缺失尋找合理性，評論家的這番苦心，也實在只能讓人“呵呵”了。

　　概而言之，《文城》中的人物讓人強烈體會到了“獨立意志”的缺失，在小說中，說這是被歷史挾裹的無奈，體現了歷史的殘酷和無情，不如說是小說本身“獨立意志”的喪失。

　　歷史及其生命苦難

　　如付如初《現在的余華為誰寫作》一文所言，“在專業讀者看來，余華之所以沒有隨著先鋒文學的曇花一現而寂滅，是因為他在技法和故事之間捕捉到了微妙的平衡，寫出了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而且，因為把苦難反復堆疊到極致，反而寫出了歷史和現實的寓言意味，給專業評價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

　　在《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中，苦難的反復堆疊之所以動人心魄，在于其與歷史節點的絲絲入扣。而在《文城》中，“清末民初”只是一個背景式的存在。軍閥混戰和土匪是概念性的想象，歷史的殘酷血腥和人物的人生、心理顯然脫節。所謂的生命苦難于是變得輕佻，于是當我們讀到林祥福的死，會覺得如此突然，如此莫名其妙;當我們看到小美和阿強的死，內心也無法產生震撼。和林祥福以花團錦簇的婚禮來逃避對被騙真相的追問一樣，小美和阿強的人生也讓人覺得，他們事實上是在以追求愛情為由逃離家庭的責任，所謂愛情，成為了行騙以及逃避由此帶給他人的創傷的借口。對小美而言，她和阿強是愛情，那么她和林祥福呢?從人的獨立意志而言，小美和阿強只是不敢面對人生中的一切問題，而選擇毫無尊嚴地茍活。而這一切問題，并非出自歷史對人性的擠壓，亦無歷史和現實的巨大的張力。生命的苦難，也就變得瑣碎而輕飄。——顯然，這不是回到了《活著》，而是輕慢了“活著”。

　　誠如評論家金赫楠《期待是否落空》中所言，“……最期待的還是他能再次突圍當下普遍平庸和匠氣的敘事慣性，將’先鋒’作為一種文學和精神資源、一種寫作的自我要求，對今時今日的文學現場重新造成沖擊。這才是讀者心目中，余華繼續成為余華所應該做的事情。”如果說《第七天》余華是企圖以對社會新聞的大量移植來對社會現實展開“正面強攻”(雖然其文學價值堪可商榷)，那么《文城》中作家不僅再次退入歷史，甚而自我消解了《活著》里經由歷史和苦難交織出的人性力度。至少以《文城》而言，所謂“突圍當下平庸和匠氣”的期待，已然落空。

原標題：余華新作《文城》：回到了《活著》，還是輕慢了“活著”？

值班主任：田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