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父母已經熟睡。重慶女孩小芭爬出被窩，化上淡妝，偷偷溜出家門。大約一小時后，這個17歲的女孩出現在一個陌生男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體換來了幾百元錢。之后，她奔向網吧，瘋狂地打起了游戲，直到早晨6點父母醒來前溜回家。然后起床，上學。

　　這個17歲的高中女生有著雙重身份：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懷里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讓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個是偽裝，哪個才是真實。

　　在中國一些城市的校園里，有著諸多與小芭同樣角色的女生。當你在百度以“援交”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時，會出現大約86萬個相關網頁。如果你住在高檔公寓，門縫里肯定不會鮮見類似“清純學生妹上門服務”的小卡片，北京警方甚至為此進行過“嚴打”。而在2011年11月初，上海檢方也披露了一起涉及20多名女中學生的“集體援助交際案”，涉案的女中學生大都未滿18歲，最小的不到14歲。

　　“這是一個隱藏在象牙塔里的灰色群體，‘天使’與‘魔鬼’在她們身上糾纏。”對于上海援交案，有媒體評論說。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副院長童小軍和她的學生們，曾與這個特殊群體有過一次深度接觸。當時，他們正在進行一次關于“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的調研。“從表面上看，她們和普通的學生沒有區別。”童小軍說，“這也是‘援交’的隱蔽性—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來。”

　　最終研究團隊找到16名“援交女”進行了深入訪談。她們中最小的17歲，最大的20歲，其中14個是中學生。而此前，對于“援助交際”現象的研究，在大陸幾近空白。

　　援交者身世調查

　　在對16位女孩的訪談中我們發現，金錢是她們選擇墮落的唯一目的。不同的是，其中9人是因為家境困難，需要通過援交減輕負擔，甚至要賣身還債。另外5人家境還算不錯，但零用錢始終“不夠花”。

　　18歲的乃婷生自一個小康之家，父母有著自己的生意，每個星期會給她近1000元錢。但對于乃婷而言，iPhone手機、新款的靴子，以及飄香的火鍋始終誘惑著她。她需要更多錢。

　　她至今記得她的第一次“下水”。父母出差前給她留下的錢，兩三天就被揮霍一空。她向朋友求助，一位朋友答應幫幫她，介紹她做了第一次援交。

　　“在之后的每個月，我從父母那拿到四五千塊錢，然后自己再掙個兩三千，有了錢就去買衣服、住酒店、換最新款的手機……”乃婷說，“有時候錢不夠，就打電話給喜歡我的客人要。”

　　像大多數援交少女一樣，她始終覺得“自己是個挺叛逆的孩子”，否則也不會走上這條道路。她也會顯示出女孩子的柔弱—提到前男友，她的淚水跌落在白色毛衣上。然而，這個女孩又覺得自己沒什么可惜的，“我已經沒有救了”。

　　戴上面具的時候，這個18歲女孩還會給外人留下一副“大姐大”的模樣。在她做“援交妹”沒過多久的一次聚會上，一個新認識的女孩也因為缺錢找到她。她用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口吻，答應對方“幫幫你”—同樣是介紹對方進入了援助交際的圈子。

　　“援交”像一張看不見的網，撒在學生們的交際圈里，不停地拉年輕的女孩們下水。在調研團隊接觸的16名援交少女中，包括乃婷在內的14名女孩都表示自己是經過朋友、網友的介紹“入了行”。

　　“孩子一到青春期，心

理特征首先是‘閉鎖性’。他們不理父母，遇到麻煩喜歡和同伴交流。相互介紹‘援交’，就變得非常容易。”《中國中學生報》高級編輯吳若梅稱，她有著長期主持學生情感專欄和廣播節目的經歷。

　　并非所有女孩都是自愿出賣身體。被訪談的16名援交少女中，有兩人更讓研究團隊擔心—她們是受到欺騙和逼迫后，開始了第一次援交。

　　小琪的“下水”，就是因為她的男友。16歲時，她交往了一個很帥的男孩。“心受到猛烈撞擊，所有的防備都揉碎在他溫柔的眼波里。”她說。兩人的生活平淡，小琪卻覺得開心，“雖然艱苦，但是只要在一起會很幸福”。

　　突然有一天，男孩說他有辦法讓他們不再這么辛苦，“就是做‘這個’”。女孩開始不肯，男孩一直勸導。“他就說等我們有錢了，我們就自己做生意，開個服裝店什么的。我們就建一溫馨的小家，生活得很平凡但會很幸福。我就答應了。”小琪向童小軍的研究團隊回憶。

　　后來，她常常會被關在房間里，然后看著陌生男人走進來，脫掉她的衣服。

　　“男朋友說(掙的)錢都存在他那邊，以后都是我們的。我一直都做，但是錢都是他收，我一分錢都不拿。”但她最后才發覺，自己成了男孩的賺錢工具。

　　另有調查表明，一些有組織的團伙也開始介入援助交際，甚至在背后操控女孩。最近披露的上海“集體援助交際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她們的第一次

　　對于女孩們來說，第一次援助交際的情景是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研究團隊發現，那一次之后，幾乎所有女孩都陷入了深深的懊悔與自責。“收錢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角色變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一位女孩說。

　　當時還是處女的斯斯回憶，她見到那個“男客戶”便開始心跳加速，緊張得都快暈了過去。素昧平生的男人問她，干嗎這么緊張。那個夜晚讓這個大專女生一輩子都無法忘記，后來她告訴研究團隊，那感覺只有一個字—“痛”。那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從毛發到骨髓，五臟六腑都在翻涌。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對男朋友。”斯斯說。但這也讓她拿到了平生第一次用身體換來的2000元。對于這個每月生活費只有幾百元的女孩來說，那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她決定繼續做下去，此后的“客戶”雖然沒有這么慷慨，卻也足夠應付日常開銷。

　　“之后，開始一點一點地麻木了。做完就做完了，然后就努力不去想它了。&rdq

uo;斯斯說。但這種痛楚還會時常跳出來，她像一個做錯了事兒的小孩，竭力不讓周圍的人發現這件事。她給了自己一個底線：一個月最多做4次。

　　通常，少女們的“客戶”大都是三十多歲的男人—“客戶”是她們給這些人的固定稱謂。男人們大多來自外地，各行各業都有，還包括警察和律師。女孩們則盡量避免和這些男人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純粹的金錢交易。

　　“總有男人向我提出保持長期關系，卻被我拒絕了。”斯斯說，“我覺得做這個事情認識的人，應該都不是什么好人。”

　　對于自己的“工作”，斯斯覺得不能與“賣淫”畫上等號。畢竟，自己從事“性交易”頻率與職業的性工作者無法比擬。大多數接受訪談的女孩都持有這樣的想法，但也有6人覺得自己與“小姐”沒什么不同，“找了一個也是，找了兩個還是一樣的”。

　　也不是所有援交者都會與“客戶”進行性交易。高三學生舞舞是個特例。她只陪“客人”吃飯，飯后對方給她幾十塊錢“車費”。“他們年齡太大，交流起來有困難，和他們交往是情非得已。”

　　但這并不表示，援助交際不會在某一天將這個嬌滴滴的高三女孩拉入深淵。舞舞承認：如果有一天自己走投無路，也許也會邁出那一步。“但要看對方的樣貌，否則會很不舒服。”

　　傷寒，生理上和心理上

　　女孩們的“客戶”大多來源于“公司”，“公司”會從援交的費用里提成—一般是對半分成。也有些女孩子為了多掙點錢，直接與“客戶”聯系。不過，一旦女孩私自與“客戶”交易，“公司”便不會對女孩的安全負責—援交女生被“客戶”搶劫的情況時有發生。“做這一行的，別人覺得你肯定會很有錢，不搶你才怪。”一位女孩說。

　　在一次次“接客戶”的過程中，小芭學會了保護自己：比如，客戶家里是絕對不去的，她只去賓館，“因為賓館要身份證登記，如果出事可以找到對方”。

　　援助交際對于女孩們的威脅不只是被搶劫——她們每一次交易，身體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直到朋友的一次意外懷孕，才讓小琪真正害怕了。朋友告訴小琪：“有那個了。”當時，懵懂的小琪還在一直追問“有什么”—后來才知道是有了孩子。

　　朋友管小琪借了200塊錢，但卻沒有選擇去打胎，而是自己買了打胎藥—兩顆、白色，“吃了肚子痛”。小琪在外面看著，“一口一口，好苦啊，好狠啊”。

　　這一幕讓她不敢再繼續將“援助交際”做下去。但很快，另一個朋友給了她幾只避孕套，并告訴她：“把那個東西放在那個上面，永遠都不會懷孕。”

　　但有時候，現實會讓這些女孩身不由己。斯斯就遇到過兩個不管她怎么說就是不肯戴避孕套的人，她拗不過，只得順從。不過每當她想到那兩次就十分后怕，“萬一染病或者懷孕，這輩子就給毀了”。于是，她只能祈求老天保佑，然后在每次交易后，趕緊跑去買洗液清潔下體甚至跑到醫院輸液。

　　令研究團隊最擔心的，是援交對于女孩們心理上的傷害。

　　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為了騙過家人，17歲的小軒最反感在交易的過程中，有陌生男人問她是哪個學校的、家住在哪里。她一般不予理睬，“該怎么樣就怎么樣，以后就不再聯系了”。

　　每一次，她都習慣性地閉著眼睛，讓自己逃避那些畫面。甚至有一次，一個男人責怪她“跟死人沒什么區別”。這讓她感到委屈。

　　當與研究團隊再提起此事，一直試圖擺出一副無所謂樣子的小軒情緒變得激動，并試圖將自己的目光從訪談員身上移開。這個柔弱的女孩總是覺得，未來，自己的丈夫也會如那些陌生男人一樣尋花問柳：“現在的男人，反正沒一個好的。”

　　這種想法在援交女孩的群體中十分普遍。研究團隊發現，16位接受訪談的女孩對異性的看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很多人開始覺得異性根本不可靠，甚至有些女孩對異性產生了厭煩情緒，對于婚姻也失去了憧憬。

　　19歲的小可則發現，自己的話開始變得越來越少。有些時候她很想找人傾訴，但面對同學卻覺得開不了口，“特別想找個人說說，訴一下苦，我感覺是受苦”。

　　除了介紹自己援交的朋友，這些女孩幾乎不會告訴同學、朋友自己從事援助交際，家人面前就更不敢提及。私下里，她們喜歡用“兼職”來稱呼“援助交際”，似乎這樣描述，能讓她們好接受一些。

　　換點電話，一了百了!

　　“在調查中，女孩們百分之百都告訴我‘畢業了就不做了’。”此次調查的課題組長童小軍說。但這位副教授仍無法放心，這些女孩能否真的走出這段經歷。

　　在受訪的16位援交女學生中，有8名學生為自己定了一個目標，表示掙夠錢就收手不做;有5名學生表示，只要畢業就找份正經工作。

　　“等上完學了就不會接著做這個事情了，未來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比如在辦公室里面做文員。然后再找一個男朋友，踏踏實實地過日子。”小可表示，“感覺做這個事自己的心理壓力很大，現在還不想去交男朋友，等這些事情不做了再說。”

　　另外的3名高中生，則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收手—她們只是每次拿到錢就買零食和去網吧，揮霍一空。

　　小芭就是個極端的案例。每個星期，她都會出去做一兩次“援交”，一次自己能拿到兩百塊錢，夠她花上兩三天，等到錢花光了，就再打電話“約客戶”。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癮一樣難以擺脫。有時她也會告誡自己：“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不做了。”但是她很快又會糾結：“嘖，錢啊，沒錢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沒錢，整個人就崩潰了，想想還是做吧!”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電話卡一扔。別人就找不到我了，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沒人攔得住我。”對于這個17歲的女孩來說，人生的這段經歷，似乎只需要換個手機號碼，便能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