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帶水寄東鄰
日本和我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四月，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對這一點體會特別深刻。當我們訪問結束離開日本的那一天，坐飛機從長崎到上海，只用了一百分鐘！當我的心仍然縈繞在日本的時候，我的身體卻已經回到了中國的國土。我坐在從上海機場到賓館的汽車上，看到馬路兩旁，掛著中國的機關和商店的標志的時候，才驀然感到已經從日本回到祖國了。“一衣帶水”，真是名副其實。中國和日本，我們這兩個友好國家是多么“親”又是多么“近”呵！
早在一九二三年，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就曾經到過日本。回想起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去過日本十次。因此，我結交了許多日本朋友，不但有學者、作家、大學生，而且認識了許多工人、農民、漁民和從中國回去的日本士兵以及其他群眾。這些年來，我在中國接待過的日本朋友，更是不計其數。我們兩國之間的民間交往，始終綿延不絕，而且不斷地發展擴大。
這次訪問日本，雖然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但是在我的耳邊仍然不時地回響著中日友好的聲音。首先是鑒真大師像回國“探親”的千載一時的盛舉。在揚州和北京先后舉辦了鑒真大師像的展出。我回到北京以后，正好參加了這一盛大的活動。這使我歡喜而又興奮。
談起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我們不能不回憶起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一句話，就是“飲水不忘掘井人”。鑒真和尚就是最堅定的重要掘井人之一。他以忠貞不移的信念，使得他在千辛萬苦的十二年之中，六次行程之旅，以雙目失明之身，到達了“有緣之國”的日本，完成了他的偉大的事業。鑒真和他的中日弟子們，在中日兩國的文學、藝術、醫藥、建筑、雕刻等多方面奠立了互相了解、互相學習、合力創造、共同提高的基礎。這個優秀的友好互助的傳統，一直傳到現代。十九到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有志的青年學生紛紛到日本去留學，中國文藝界的巨星，如魯迅、郭沫若和許多知名人士，都是在日本求學或者居住過的。他們和日本人民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是中日友好事業最重要的掘井人之一。這次在日本訪問期間，我們到京都嵐山的龜山公園，參謁了“周恩來總理詩碑”。這座詩碑用的是京都東郊的堅硬的鞍馬山石，上面刻著周總理青年時期寫的“雨中嵐山”那首詩。我們獻上花、敬過禮以后，仰望這座巨大的石碑，默吟著這感人的詩句。我們真是感謝日本朋友，在這值得紀念的山頭，建立起這座豐碑，使得中日兩國的朋友們，都能把崇敬周總理的心情，呈現在這座能夠代表亂流中的一根砥柱、模糊中的一點光明的詩碑上。
當時，我的思潮從這里飛卷下去：日本朋友們一直希望周總理能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后再到日本去看櫻花的，遺憾的是這個希望落空了。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后，我們的鄧小平副總理訪問了日本；一九七九年，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副委員長又訪問了日本，都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盛大歡迎。日本人民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這種盛情厚意，中國人民不但從心底里歡喜、感謝，而且是深深理解的。
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有著兩千年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當然，歷史有主流，有逆流，有斗爭，有反復。一九七二年中日兩國建交之后不久，周總理曾經指出：“我們和日本是二千年的歷史，半個世紀的對立，二十多年的工作。”簡短的三句話，把整個中日關系史作了極好的概括。
“二十多年的工作”，每念及此，就會情不自禁地望見周總理留在中日關系史上巨大而堅定的身影和足跡。二十多年來，中日關系在兩國人民長期共同努力下，雖然屢經波折，仍然向前發展，并且導致了中日建交，揭開了中日關系史的新篇章。
中日建交，特別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來，兩國的睦鄰友好合作關系在廣闊的領域里順利地發展著。從官方到民間，從政治、經濟到科技、文化、體育，兩國交流更加豐富多彩，更富有實質內容。比如，兩國很多城市已經結成了友好城市。這說明兩國的友好合作已經從中央發展到地方，越來越廣泛和深入。
在日本訪問期間，我深深感受到：日本朋友都很關心中國正在進行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的壯麗事業。他們普遍表示愿意對此提供合作。有的還非常熱心地提出許多具體建議。
這次，華國鋒總理到日本進行正式訪問，必將是一次新的動力，把中日友好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使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更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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