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分化:美國社會的不平衡與外交信用的削弱
來源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4月下旬對10,000多名美國成年人就醫學科學家的看法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43%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對醫學科學家能夠按照公眾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動充滿信心,超過新冠疫情爆發前35%的比例。但是,只有民主黨人對醫學科學家的信任有所提高。53%的民主黨人和傾向于民主黨的人對醫學科學家為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動充滿信心,這一數字高于2019年1月的37%;共和黨人和傾向于共和黨的人中,只有31%的人對醫學科學家表示出極大的信心,與2019年大致相同(32%)。

圖片來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對單一社會問題的看法只是兩黨分歧的一個縮影。近日,美國兩極分化的政治生態引發了國內學者的廣泛討論。面臨新冠疫情和種族問題的雙重挑戰,黨派分歧不斷擴大,嚴重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外交。而區別兩黨的標準也越來越沒有“儀式感”,即簡單地用單一或多重身份標簽來定義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身份,比如種族、宗教、地理位置,甚至是否支持墮胎或者移民等,使得黨派政治日益建立在單純的“身份差異”之上。
超級身份:
政治兩極分化的根源
兩極分化與就如何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的分歧不同,極化不僅僅是在某些議題上與別人有不同的看法,而是將己方聚集在零和博弈中互相競爭的群體中,不計代價等爭奪一方利益,而談判和妥協被視為背叛。
美國政治生態分裂已久,就政黨分化的原因而言,學界亦是眾說紛紜。左翼作家、民主黨人以斯拉·克萊因(Ezra Klein,Vox的總編輯及創始人)在著作《為什么我們會兩極分化》(Why We’re Polarized)中指出,心理因素、身份特征以及黨派關系根深蒂固是美國政治兩極分化的原因。

圖片來源:The Atlantic
克萊因首先從認知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揭示了人類對于群體認同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沖突的傾向。今天,美國人的政治身份已成為“超級身份”。“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標簽越來越多地包含其他身份來源,包括種族,宗教和地理,憑借這種“超級身份”不僅可以預測人們在墮胎或移民的地方,而且可以預測他們在哪里購物,喜歡什么運動,他們觀看什么新聞等等。
他引用了一項蓋洛普的調查,到2012年,只有9%的自認共和黨人是非白人。隨著該國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以及美國成為“少數族裔”國家的可能性越來越真實,美國白人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對克萊因來說,2016年特朗普當選代表了受到威脅的美國白人的勝利,這些勝利源于黨派初選和“身份新聞”,媒體在此爭奪眼球。通過發布挑釁性故事來加深點擊,這些故事旨在增強人們對自己政黨的偏愛,并激起對他人的敵視。在美國,任何具有階級層面的事物都必然具有種族層面,并有可能加劇種族緊張局勢。如今,一個黨派的歸屬感和對特朗普的看法幾乎完全決定了一個人的想法,即誰應該為未能遏制冠狀病毒而應受到指責,以及何時應解除封鎖令。

圖片來源:Berkley Edu
美國社會的不平衡:兩極分化滲透日常生活
2019年白宮史上最長罷工期、美國外交的“霸主”影響力不再、新冠等大型社會災害治理不力等等,只要主要政黨未能做出足夠的妥協,兩極分化的政治生態就會繼續在美國社會孕育新的土壤。
兩極分化下的政治對美國的家庭、社區以及社會結構帶來壓力。在不公正的情況下,敵對情緒可能是必要的,這種政治文化會越來越有對抗性,使得政治運動更多地集中在打敗對手,而不是支持自身的立場與想法上。牛津研究百科全書(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一項“負面廣告的影響”(The Effects of Negative Advertising,2016)調查顯示,在1960年總統大選期間,播出的政治廣告中只有大約10%是負面的;而2012年,只有大約14%的系列廣告是正面的。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政黨和意識形態將自己隔離開來,越來越多的人與有著類似政治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
黨派之間的“妖魔化”更是將這種政治生態推向極端。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發現,有47%的共和黨人說民主黨人比其他美國人更“不道德”;35%的民主黨人認為 “共和黨人是冷漠的,有很少或沒有民主黨朋友的共和黨人對民主黨是更加敵視的”。極化不僅表現為群體間的沖突,也改變了群體內部的動態,因為成員感到有更大的壓力要遵循自己的信念和行動,這使得內部分歧和多樣性的可能性降低。歐洲研究理事會、達特茅斯學院和埃克塞特的聯合研究《誤解的性質和起源》(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s)(2016)中指出,在兩極分化的情況下, 美國人面臨與重要的群體認同相一致的思考和行動的社會壓力。我們不去為自己思考,而是傾向于“得出可以增強現有忠誠度的結論,而不是客觀觀察者可能認為是正確的結論”。

圖片來源:Ted Talk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學中心(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研究人員 扎伊德·吉拉尼(Zaid Jilani)和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A。 Smith)在《美國兩極分化的真正代價》(What Is the True Cost of Polarization in America?)一文中寫道,“如果美國不學習彼此之間架起橋梁,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政府關閉、說謊、隔離甚至暴力”。
外交信用削弱:國家利益將受到“反噬”
鑒于民主黨與共和黨就外交政策未能達成共識,美國外交政策出現較多盲點和不平衡。在過去十年中,美國國內政治的激烈分歧正在削弱美國的外交。這將在多方面對美國外交造成影響。
首先,美國的信譽、可靠性和能力受到損害。美國的分裂外交政策將削弱美國動員其他國家就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與美國“站邊”的能力。同時,其他國家會對美國談判的真誠度存疑,對美國政府能夠兌現外交承諾缺乏信心。分裂的外交政策將美國置于進退兩難之地,失去在世界范圍的“威信”。美國陷入了兩極分化功能障礙的泥潭中。卡耐基基金會主席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兩極分化的政治影響了美國的外交》(Polarized Politics Has Infected American Diplomacy)一文中寫道,世界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政策及其地緣政治影響始終心懷不滿,同時也對美國的外交能力和榜樣的力量感到不滿。如今,美國政府無法通過預算,也不能將世界團結起來以制止新冠疫情的蔓延。美國的外交輻射能力正在逐漸削弱。
其次,兩極分化會毀壞外交的非政治功能。美國的歷任國務卿都對將國內政治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持謹慎態度。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勢必會削弱外交官的功能、干涉美國內政,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同政黨執政帶來的全新外交政策勢必給其他國家造成“前后不一”的印象,在這一過程中,外交官的談判能力不再是兩國外交的亮點,而是別國對美國內政的“適應能力”成為了談判的基礎。
長此以往,美國的外交會逐漸滲透至內政,美國國家利益將會遭受“反噬”。最后,美國領導人將美國國內兩黨“不妥協政治”的套路搬到國際社會,無形中削弱了美國外交的潛力。在煽動外交政策兩極分化的火焰中,美國政府做了比其前任更大的努力來壓制美國外交的潛力。但是去極化的道路非常艱難。美國的兩極分化是一種特別尖銳的形式,它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存在時間更長,而且根深蒂固,影響廣泛,是種族,意識形態和宗教鴻溝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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