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十四:深度 | 香港風云,解讀禍港分子欺師滅祖的前世今生 |2020-07-07
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
11月4日,清政府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率部于南京起義。
在與張勛部作戰的過程中,徐紹楨麾下冷御秋部,有一位安徽籍的連長名叫方振武,因為作戰英勇,屢立戰功,被擢升為輜重營營長。
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國民黨四大元老中的蔡元培和李石曾,聯合吳玉章等教育家,發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動員有志青年到法國留學,去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踐行“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救國理念。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吳玉章去往法國,在法國組建了華法教育會。方振武避走日本,考入尚武陸軍學校,謁見孫中山,加入了中華革命黨。
1917年,方振武回國。遵奉孫中山指示,到徐州、山東聯絡舊部,組建“鐵銅隊”,準備重建革命武裝。
同年,吳玉章也從法國回到中國,在北京創辦留法儉學預備學校,選送留法學生近兩千人,其中包括周恩來和鄧小平。
在法國里昂,周恩來與一名信仰“三民主義”的中國留學生成為同窗,兩人常常就政治問題進行爭論。
這名中國留學生名叫李彥和,來自廣東惠州,是李石曾推薦的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李彥和精通法語和英語,后來獲得法國里昂大學藥劑學博士學位,成為首個法國的華人博士。
歸國后,李彥和先是做了幾年藥品生意,后來投靠了拜把兄弟余漢謀。余漢謀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二集團軍司令,李彥和加入十二集團軍后當了政治部主任。
1924年9月,孫中山在韶關誓師北伐,方振武被任命為北伐軍支隊司令。后因北伐軍回師廣州戡亂,方振武重返北方。是年,投奉系軍閥張宗昌部,任梯隊司令,后任直魯聯軍軍長。
1925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方振武在肥城起義,率部脫離張宗昌,加入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出任國民軍第五軍軍長。
此后,方振武將軍率領國民軍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
1929年,方振武與石友三等軍官密謀反蔣,不幸事泄,被蔣介石召回南京,關押于陸軍監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怒潮的沖擊下,方振武獲釋。
1932年,方振武變賣全部家產,秘密離開南京,到山西介休,與舊部鮑剛、張人杰等共商組建“抗日救國軍”。
1933年3月,方振武率軍北上抗日。蔣介石命何應欽調集7個師的兵力進行堵截。方將軍身先士卒,擊潰何應欽堵截部隊。5月10日,方振武在行軍途中發出通電,再次表示:“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耿耿愚忱,可質天日。”
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通電成立“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方振武率部來到張家口,加入抗日同盟軍,就任抗日同盟軍前敵總司令。
6月22日至7月12日,方振武、吉鴻昌兩位將軍率部先后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多倫4城鎮,將日偽軍逐出察哈爾省。日寇傷亡一千余人,俘數百人,是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民抗日的首次空前大捷。捷報傳出,舉國振奮。
為了瓦解方振武的抗日決心,蔣介石一面調集10萬兵力攻擊同盟軍,一面用重金收買同盟軍所屬部隊,致使抗日同盟軍由10萬人銳減到1.5萬人。
在蔣介石千方百計的破壞下,抗日同盟軍被迫解散,方振武只身流亡歐洲。
1936年,方振武在巴黎發起抗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同盟”,并創辦《國人公認》刊物。
同年,“南天王”陳濟棠聯合桂系軍閥,發動了反蔣抗日的“六一事變”。李彥和說服余漢謀擁蔣反陳。“六一事變”失敗后,陳濟棠經香港赴歐洲避禍。而李彥和則受到蔣介石召見,并希望其能留任南京。
李彥和辭謝后回到廣州,繼續伴隨余漢謀。
貳
1936年底,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方振武獲悉后立即由威尼斯回到南京,謁見蔣介石,要求參加抗日。但蔣介石只給了一個閑職將其打發。
八一三事變后,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方振武在參加抗日無望的情況下,去往廣西桂林興辦農場,收容安徽籍難民和流亡學生。并通過華僑捐款,購置槍支彈藥,準備再度奔赴抗日戰場。
蔣介石得悉后,派特務對其嚴密監視橫加干涉。方振武只好再次出走,避往香港繼續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同年,江蘇紡絲廠實業家方壽頤的女兒方召麐,來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留學。留學期間,方召麐遇見了方振武的長子方心誥。
1938年3月,方振武在香港當選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委員。
是年,方心誥與方召麐在國內成婚。婚后,方氏家族先后去到桂林、天津、上海躲避戰亂。
1940年,方召麐在上海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戰亂中的人們尤其渴望和平與安寧,遂取名方安生、方寧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
方振武將軍決心回國參加抗日。但他剛踏入廣東省境,即被戴笠指揮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享年60歲。
而擁蔣反陳的李彥和則于抗戰期間,出任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獲授中將軍銜。
《惠州人物志》提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清剿共產黨時期,李彥和將軍出錢出力營救了很多共產黨人。國共內戰期間,李彥和的確參與過與共產黨的作戰,但是共產黨并沒有因此對李將軍有過責怪。
1948年,方氏一門舉家遷居香港。
是年12月,黎智英在廣州出生。
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臺灣。李彥和認為國民黨太過腐敗,但他對共產黨也不信任,于是攜全家隱居香港,不愿再涉入國共政治之爭。
這一年,其子李柱銘年滿11歲。
1950年,方心誥病逝。方召麐獨自經營出入口公司的同時,還得撫養8個子女,生計一度陷入困頓,要靠孩子們的祖母和叔父幫扶才得以維持。
1951年,何俊仁出生于香港。
1953年,方召麐一邊經營出入口公司,一邊師從趙少昂與張大千學習書畫。經過半生磨礪,終成一代書畫名家。
1955年,黎智英7歲。黎父是當地有名的漢奸,“汪偽政權”時期,他多次向日軍提供情報,協助捕殺抗日人士。這一年,黎父擔心被清算,拋妻棄子叛逃香港。
1959年,方安生考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英文及英國文學。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是家中長女。為了幫補家計,大學期間當過補習老師。
1960年,12歲的黎智英經澳門偷渡到了香港。也許是命中天生帶“毒”,他很快就加入黑幫,當馬仔跑腿賣起了白粉。
1962年,方安生在大學取得榮譽學位順利畢業。畢業后,她加入了港英政府,出任政務主任,是港英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務主任之一。
次年,方安生與香港輔助警察隊后備警員陳棣榮結婚,從此在姓名前冠上夫姓,稱作陳方安生。
叁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國共政治斗爭的角力場。
李彥和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交情,但他兩邊都不想沾。李彥和在香港以教書為業,經常搬家。按照李柱銘的說法,蔣介石曾邀請李彥和去臺灣,許以高官厚祿,但李彥和認為臺灣當局過于腐敗,故而不去。
父親的老于世故,令李柱銘很早就已經認識到:香港在英國殖民者統治下,根本沒有民主與自由可言,跟英國政府立場不一致的人,都會受到嚴厲打壓。于是他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963年,李柱銘越洋遠赴英國,在倫敦林肯律師學院攻讀法律。
1964年,黎智英“跑腿”一段時間后,得到頭目賞識,開始在九龍深水埗區做“拆家”(分銷商)。
1966年,李柱銘學成返港,如愿成為一名大律師。
不可否認,李柱銘初任大律師時,還是富有斗爭精神的。他常常會頂著巨大壓力,替一些親中共的工會工人辯護。
這其中固然有律師工作的中立特質原因——誰人來聘便為誰人辯護。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里,為左派工人辯護,毫無疑問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有人說這也許是李柱銘此后被中共委以基本法起草委員的原因之一。
但在英國人的統治下,這樣的斗爭注定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李柱銘與其父一樣,并非堅定的斗士。在斗爭接連受挫之后,他逐漸違背初衷,選擇向利益低頭。
1969年,頑劣學渣何俊仁依靠父親的蔭蔽,勉強于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畢業。兩年后,再次憑借親友的關系入讀香港大學法律系。
與此同時,陳方安生卻在港英政府混得風生水起。
1970年,陳方安生升任助理財政司;1972年改任助理新界政務司;1975年短暫出任副新界政務司,同年轉任首席助理社會事務司;1976年改任副社會事務司,至1979年升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當了五年副署長后,陳方安生在1984年被擢升為社會福利署署長,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女性署長。
另一邊,越做越順的黎智英,這個時候已經不滿足只做拆家,開始從金三角采購毒品運到東南亞,靠賣白粉完成了原始積累。
黎智英用販毒賺來的毒資,在深水埗搞起一間山寨制衣廠。在此基礎上,他還成立了衣貿公司。1981年,黎智英創辦佐丹奴時裝連鎖店。
1985年,李柱銘被委任成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同時,李柱銘還成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同年,已經畢業成為執業律師的何俊仁,參與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爭取“八八直選”和民主基本法。
1987年初,陳方安生被政府送到英國皇家國防研究院深造。3月,她獲改任為經濟司,成為首位女性華人司級官員。
這一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深圳舉辦會議,李柱銘在會上高度贊揚內地法律專家:“明顯地,在司法互助及移交疑犯方面,內地法律專家的觀念和態度是非常開放和文明的。”
1988年,李柱銘竄訪美國,卻是另一套說辭:“如果香港繼續做100年英國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認為是最好的。但現在香港卻要回歸中國。”
1989年,李柱銘的草委資格被解除。他又跑到美國這樣說:“英國將550萬港人交還中國,就像二次大戰將550萬猶太人交還納粹德國。”
也是在這一年,黎智英通過連襟楊森的引薦,認識了李柱銘;不久之后,黎智英又通過李柱銘搭上了彭定康;接著又通過彭定康與西方反華勢力取得聯系,開始公開宣稱“為美國利益而戰”,最終成為美英利益在香港的代言人。
此外,李柱銘還將自己的獨生子李祖怡介紹給了黎智英,成為其私人律師。正是在這一年,黎智英與李柱銘相見恨晚、狼狽為奸,開始聯手禍害香港。
肆
1990年,李柱銘創立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并出任主席。參與組織港同盟的,還有何俊仁。
同年,黎智英將持有的佐丹奴股權全部出售,創辦了毒害人心的香港《壹周刊》。為他日后綁架煽動輿論打下了基礎。
1993年,陳方安生獲港督彭定康委任,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布政司地位僅次于總督)。
1994年,港同盟與匯點合并成為民主黨,李柱銘繼續擔任主席直至2002年底。何俊仁也一直在黨內擔任核心職位,1998年擔任副主席,2006年當選為主席,并連任兩屆。
1995年,黎智英創辦了荼毒社會的《蘋果日報》,港民喜歡形象地稱之為“毒蘋果”。
《蘋果日報》日發行量曾超過70萬份。此時黎智英掌握的財富已超過5億美元,擁有了操控輿論與支持港獨的資本實力。
1996年4月17日,李柱銘抵達華盛頓,向美國爭取把香港問題國際化,呼吁國際社會給中國施加壓力,以保證香港政權移交后得以自說自話。
同年,何俊仁發起成立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1996~1998兩年間,何俊仁先后四次擔任總指揮,親赴釣魚臺宣示中國主權。
然而看似“愛國”的“保釣運動”,背后卻只是賣國賊何俊仁的一盤生意。
自從1956年聯合國接納日本成為會員國之后,日本一直都在多方活動,謀求加入聯合國安理會,還夢想能夠成為常任理事國。
美國一來不想打破“五常”三比二的平衡局面,二來不愿與日本干兒子平起平坐。但美國明著并不表示反對,暗地里卻在尋機加深中日矛盾,達到牽制中日的目的。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設置了一座燈塔,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美國再次捕捉到了機會。
2019年10月,“港毒”黑色恐怖持續升溫。沉默了23年的前保釣委員會澳門指揮羅兆,忍不住站出來,怒罵昔日聲稱維護國家領土搞保釣、今日幕后策動分裂國土的何俊仁,撕破何的偽裝。
更大爆其實早在23年前,何俊仁勾連的美國勢力,就已經能夠直通聯合國38樓(聯合國秘書長的辦公室在38樓)。
羅兆說,他當年輕信何俊仁是為了維護國土完整,以為何愛國,才不顧人身安危參與保釣,并獲得何推薦擔任保釣海外國際聯系工作。
1996年12月,何俊仁策動反對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何俊仁欽點羅兆,遠赴美國與當地的“神秘華人”開會,又獲特別渠道直上聯合國總部,遞交聯署反對信。
年過六旬的羅兆慨嘆當年誤信所謂的“民主派”,淪為“代罪羔羊”。類似的經歷今日復印到梁天琦、黃臺仰、黃之鋒等新一代漢奸身上。他奉勸香港年輕人別再上當,不要墮入“民主”詐騙犯的圈套,沖上前線做炮灰!
保釣運動,何俊仁一箭三雕,既獲得了美國暗助的資金,又賺得了“愛國”的名聲,并且收到海內外愛國華人的海量捐款。最后,何俊仁還能得到日本的收買金。
媒體爆料,何俊仁登上釣魚島后,位于中環皇后大道中16號至18號新世界大廈閣樓的“碗屋”日本餐廳,大股東變成了何俊仁的胞弟何俊麒,這間日本餐廳原為日本十大商社伊藤忠商事持有。
自從胞弟成為“碗屋”大股東后,該餐廳成為何俊仁與多名民主黨高層的“御用飯堂”。日本駐港總領事館人員也經常在此宴請賓客。
港民慨嘆:若再由著何俊仁這么說一套做一套,恐怕釣魚島真的要成為日本仔的‘碗中之物’啊!
伍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央人民政府批準任命陳方安生為首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地位僅次于特首),令她成為特區第一位女性政務司司長。
但陳方安生對此任命并無感恩之心。主權移交之后,陳方安生和特首董建華一直貌合神離,香港政府高層出現兩個“司令部”。
1998年夏天,相繼發生了震驚全港的“五尸命案”和“張子強案”。但是,兩案犯罪嫌疑人均逃至內地,故最后,都在內地法院進行審理。
12月9日,時任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的李柱銘,在香港立法會的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逃犯危害香港安寧”,動議特區政府安排內地與香港相互移交罪犯。
日后《逃犯條例》中李柱銘反對修訂的地方,正是由他本人在此次會議上提出并支持的。
1999年7月,香港電臺(香港政府官方電臺)播出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的兩國論,香港政壇一片嘩然,認為政府沒有捍衛“一個中國”的原則。而陳方安生與當時廣播處處長張敏儀立場一致,堅持維護鄭安國。
2001年,陳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于4月30日退休。陳方安生退休后,政務司司長一職由曾蔭權接替。
2002年11月7日,陳方安生獲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頒授榮譽圣米迦勒及圣喬治爵級大十字勛章,以答謝她在殖民地時期的貢獻,而該勛銜以往通常都只授予香港總督。
陸
在2002年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設想。設想中,“中日韓自貿區”是一個由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構成的三國自由貿易區。
如果這一構想達成,將不僅僅是中日韓的自貿區,勢必會向南擴展整合,最終有可能形成一個超過5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亞洲自貿區”。
2011年11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會議。會上,溫家寶提出,三方要共同努力,確保2012年啟動相關談判,盡早完成中日韓自貿區投資協定談判。
2012年8月15日,何俊仁控制下的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保釣船“啟豐二號”成功抵達釣魚島。17時許,該團體5名“保釣”人士通過游泳方式登上釣魚島,并將國旗插在釣魚島上,宣示領土主權。
約半個小時后,沖繩警方將5名登島“保釣”人士“逮捕”。1個小時后,同船的另外9人也被“逮捕”。
2012年9月10日,日本金融大臣松下忠洋,在家中上吊自殺。
2012年9月13日,候任駐中國大使西宮伸一在自宅附近倒地昏迷。2012年9月16日上午,西宮伸一在東京醫院去世,享年60歲。
此二人,是野田佳彥的左膀右臂,也都是中日韓自貿區的積極推進者。
2012年9月15日,中國國內爆發大規模反日游行示威,西安、青島、長沙等數十個城市的民眾發起保釣行動。
隨著情緒升溫,有些地方還發生了焚燒或打砸日系車、襲擊日本人、破壞社會公物的過激行為。西安有位豐田車主李建利,被“愛國賊”用一把U形鋼鎖砸穿了顱骨。
中日關系迅速跌至冰點,中日韓自貿區被迫擱淺。
2012年12月26日,野田佳彥宣布正式辭去日本首相一職。主張與中國發展戰略互惠關系的野田佳彥,在首相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
其實這次的“保釣”行動,不過是何俊仁奉美國之命蓄意點火而已,故意刺激中日兩國的民族神經。
對于美國來說,這筆買賣穩賺不賠。
香港“保釣”人士被抓,如果中國政府不作為,則可以打擊中國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如果中國政府作為,則攪亂了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簽訂步驟。
反之對日本也一樣。還可以借機趕走對華友好的執政者,扶持右翼上臺。最終目的當然是繼續控制日本。可惜當初多數人被愛國激情沖昏了頭腦,以為香港保釣隊伍多么有民族大義、多么有擔當,一邊倒地支持他們,辱罵政府無能。
治理好一個國家,哪有那么容易!政府經常被置于左右為難、不被民眾理解卻有苦難言的境地。
之所以費這么多筆墨敘述“保釣事件”,是因為類似的陰謀往往都披著“愛國”的外衣,非常具有迷惑性,不像“港毒暴亂”那樣,不用深挖動機,單從行為上即可分辨善惡對錯。
我希望所有真正愛國的人們,都能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看清本質,不被這些表面愛國實則賣國的“愛國賊”利用。
2013年,釣魚島溫度下降,中國海警艦船在釣魚島領海實現常態化巡航。
中日韓自貿區也分別于3月在首爾、7月在上海進行了第一和第二輪談判。
美國又坐不住了,故伎重演,再次放狗。
2013年11月13日,保釣船“啟豐二號”號再次出海,趕赴釣魚島。
可惜這次美國沒能如愿,“啟豐二號”出海兩小時后,在東海海域被香港海警攔截回港。
柒
2013年10月,黎智英在暗中策劃“占中”的前夕,邀約臺灣“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前“倒扁”運動發言人范可欽、前“紅衫軍”副總指揮姚立明等人到家秘密會晤,請教學習“紅衫軍”游行抗議示威的相關經驗。
施明德問黎智英有沒有準備坐牢的決心,黎智英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但準備坐牢,還準備死。”
其實,這不過是說門面話。
黎智英借口保密,要求來客把手機放隔壁房間。自己卻預先在室內安裝了錄音系統,以此向美國報功和表忠心。
后來錄音文檔遭黑客竊取,被香港媒體全部披露。范可欽氣得大罵黎智英:“狗改不了吃屎,果然是狗仔!”
香港《大公報》注意到,每當香港局勢混亂時,黎智英所擁有的壹傳媒等企業的股票就會“一枝獨秀”,甚至會一夜暴漲。香港民眾認為這種反常現象背后隱藏著賣國賣港的秘密,有一股強大的國際暗流在支持“港獨”勢力。
一位股票公司老板透露:2014年9月25日前后,黎智英在三大行一共空了約2000張期指,部署完畢后,“占中”行動突然于28日提前啟動,黎智英隨即高調支持,旗下的《蘋果日報》大肆煽動上街,并每天向示威者提供大量餐食。
同時,黎智英聯絡多名歐美基金經紀人,并邀約掌控對沖基金的國際金融大鱷參與,全力作空港股,打壓港元。“占中”短短幾天以后,黎智英和其他背后搞手們一共獲利超過10億元。
港民對此表達不滿,稱“占中”最大贏家就是黎智英,而付錢的是港股投資者、公積金戶口和本港商鋪、旅游業者的盈利,呼吁有關機構介入調查。
黎智英一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主流政黨的主要政治捐款者,媒體曝光的近千份來往郵件顯示,除資助“占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之外,他還向反對派政黨“豪捐”4000多萬港幣。
而“Foxy解密”也披露,黎智英及其組織是反對派的大金主,近5年來,他的政治獻金分布為:公民黨1456萬、陳日君2000萬、民主黨1369萬、陳方安生350萬、香港社民連100萬。
收了錢的陳方安生與李柱銘也沒閑著,?兩人頻頻跑到國外,向外國政要匯報情況,尋求支持,幫助黎智英繼續從事亂港活動。
從2019年2月開始,《蘋果日報》在“反修例”的報道中,極力美化暴力行為,不僅連篇累牘地動員港人上街,報社還直接派人參與游行。
2019年6月以后,黎智英借香港反對派和平游行集會之名,通過在港敵對勢力糾集黑社會人員沖擊香港立法會,極大影響香港社會秩序和特區政府施政。
美國金融公司則通過買入壹傳媒集團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傳媒股票從6月5日至17日暴漲131.71%。美國通過此途徑給黎智英輸送了大量資金,再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的名義雇傭黑社會和暴恐人員對抗特區政府,沖擊警方防線。
美國“木棉樹公司”董事伊迪斯特里私下表示,該公司近期董事會上一高層人員宣稱,某大亨提及黎智英竄訪美國后,得到了美國方面2億美元的資助,相關資金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名義提供。
捌
在黎智英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暴徒們繼續以“反修例”為幌子,包圍和沖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肆意侮辱國旗、國徽和區徽,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暴力行為不斷升級,社會波及面越來越廣。
這些人肆意踐踏法治,惡意破壞社會秩序,搞得香港烏煙瘴氣、動蕩不安。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獨”,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其氣焰之囂張、行徑之惡劣,令人發指。
禍港分子在修例風波中的丑陋表演,讓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看清了他們的丑惡嘴臉,發出了“反暴力、救香港”的正義呼聲。
一切愛國愛港的人們都站了出來,敢于激濁揚清、扶正祛邪!
2019年8月9日,黎智英被廣東順德黎氏憤而剔除出族譜,斥為“逆子”。
2020年4月18日,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黎智英、李柱銘、何俊仁。同日被拘捕的還有黎智英的連襟楊森,以及另外11名非法集結召集人。
5月18日下午,案件被告于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分三案處理,暫毋須答辯。控方申請押后案件四周至6月1 日再訊,以便控方準備文件將案件轉介至區域法院處理。期間各被告獲準各以1000元保釋候訊。
6月15日下午,香港西九龍法院提訊黎智英。審訊期間,裁判官最終押后案件至7月15日再審,控方指黎智英等被告有潛逃風險,要求各被告遵守更嚴苛保釋條件,即不得離港、每周兩次到警署報到及交出旅游證件。
控方還申請添加陳皓恒和何俊仁保釋條件,要求法庭下令他們不得離港和定期向警署報到,目的是為了降低他們的潛逃風險。
6月26日,陳方安生發表聲明,聲稱自己已年屆八十,會從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
6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香港國安法堵住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它的實施是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大完善,使“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進入了新里程。
玖
2014年2月26日,香港立法會審議年度財政預算案,涉及四千多億港幣,關乎全港民眾的福祉,香港各界翹首以待。
身為議員的何俊仁列席會議,本該履行議員職責造福香港。卻被記者拍到正在上網瀏覽“艷照”。因此事件,何俊仁被港民譏嘲,并送外號“AV仁”。可見其人品修養以及職業素養極其之低下。
修例風波中,從煽動造謠到元朗暴亂,從中環密謀,再到違法游行的現場,都可以看到何俊仁上躥下跳的身影。
何俊仁油膩猥瑣、貪財好色、巧舌如簧,丑陋的外表與骯臟的靈魂集于一身。
似這等人渣,與黎智英搞到一起,不足為奇。
可笑的是李柱銘,好歹也算將門之后、律政精英。其父雖然隱居香港,不事朝堂,但從未出賣國家。
而李柱銘卻為了蠅頭小利,與黎智英這樣五毒俱全的毒瘤沆瀣一氣,并且公然宣稱:“敢于當殖民主義的走狗。”
當漢奸當得如此理直氣壯、厚顏無恥,連埋在地下的日偽漢奸都自愧不如。
李柱銘一邊鼓動年輕人上街鬧事,一邊卻把兒子送到英國精心呵護。他在兒子婚禮后的次日,還在《蘋果日報》上發文,深情追思港英當局時期香港有多么“民主”,回歸后有多么“暴政”。
其實他心里比誰都明白,港督由英國政府直接任命,港民從未有過任何自由與民主。年輕時,他自己還為此做過斗爭。
李柱銘顛倒黑白、出爾反爾,不過就是為了區區一個“利”字,實在令人可笑又可嘆。
最可氣的是陳方安生,身為特區二把手,本可發揮所長、報效國家,卻自甘墮落,與漢奸賣國賊為伍,辱沒先祖一世英名。
想起當年在宣化召開的群眾大會上,鐵骨錚錚的抗日名將方振武,咬破中指,在一塊白布上寫下“有我無敵,有敵無我”八個血字。
再看看他的孫女陳方安生,頓時百感交集、淚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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