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時代,趕走特朗普的美國怎樣再次偉大?
作者:acel rovsion
拜登勝選美國總統以后,美國媒體很樂于把拜登比作羅斯福。在此之前,16年因民粹領袖和我們以前提到的“故土的陌生人”(鐵銹帶,圣經帶,傳統紅州選民)選出來的川普則熱衷于扮演一個怪異版本的里根。從這個角度看,從川普到拜登都處于一種對于美國黃金時代的拙劣模仿,并且體現了美國社會對強人政治的一種渴望。
如今,雖然作為民主黨激進青年勢力、民主黨建制派、反川普松散聯合體的集體大妥協的產物,拜登的上臺體現的是整個美國撕裂狀態下脆弱的平衡。但在美國因疫情的沖擊下快速走向了內部矛盾爆發和國家基礎能力虛弱的情況下,建制派和選民都不得不在拜登身上寄托了一種撥亂反正的情緒。
拜登的內閣成員中,因為媒體的吸睛宣傳,他所謂多元化的部長名單,白宮幕僚和發言人的影響被放大了。其實整個內閣設置里面,我反而認為更需要關注的兩個人是作為貿易代表的戴琦和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杰克沙利文。

為什么呢?這兩個位置其實非常微妙,對于總統整個決策思路,尤其是外交專項事務的影響力是不能被忽視的。整個川普時代的貿易戰,實際的協調者就是作為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而這位也是當年促成日本廣場協定的重要經濟鷹牌人物。
所以兩位專項事務顧問,以及新設立的印太戰略顧問等所謂幕僚團隊,其實是我們理解拜登政府可能會采取的政策方向的重要依據。相反,主要是誕生于黨派內妥協和黨派間妥協的部長們和部長級官員們往往是維持美國各部既有常規政策的橡皮圖章。
而這批人,相比于我們以前提到的川普時代以新保守主義或者現實主義為主的外交思想,他們更接近于羅伯特·基歐漢、伊肯伯里等人基于相互依賴理論、地區整合理論、自由秩序說的新制度主義模式。而這種外交理論,也決定了拜登內閣對外決策的一些愿景,那么我們一個一個來談一下。
(羅伯特·基歐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著有《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沖突》,《權力與相互依賴》等。約翰·伊肯伯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著有《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自由主義利維坦》等)

首先,貿易代表戴琦,政壇上初顯端倪的大事件是美墨加貿易協定。她熱衷于用WTO框架和美國在區域貿易的優勢地位進行議價,而她和墨西哥的談判核心的政策工具就是所謂的“勞工權利”和“貿易標準”,她的核心施壓點在于:
1.勞工條款,要求墨西哥放開對墨西哥工人的獨立集會和工會運作,建立墨西哥監管部門和工會的垂直集體談判,而非現有的企業代理模式。同時以此降低美國公司同等利用引進廉價的和兼容的勞動力并對美國內勞工進行壓價的可能。
2.國家間勞動糾紛的部長級磋商制度,而勞動糾紛的協調本身要納入國家間協議的監管,以及還要監督各方勞動法的執行情況,即形成對締約方勞工權利執行情況的總體干涉和監督。
3.醫療采購條款。對醫藥行業進行整體限制,這個在當時被普遍解讀為配合國內醫保政策。這其實也包括對美資跨國資本的限制,起到一個敲打的作用,避免跨過資本的公司利益與白宮總體的經濟政策考量脫節。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戴琦和萊特希澤的最大區別在于,萊特希澤樂于通過主權國家間的極限施壓,建立高成本消耗的邊緣博弈來形成高層磋商會議,形成定額采購或者定額匯率等政策來取得進展。而戴琦更樂于用勞工權利等多邊國際框架下的公共品來取得對方主權機器和社會團體三方之間的錯配和信息對調,從而用這種策略包來取得協議的進展空間,并且熱衷于依賴協議帶來的多邊協調體系來保證這些利益落實。
其次,我們來聊聊印太戰略。印太戰略的公開稿,也就是前任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主導的版本在川普下臺前意外地解密公開了,這個我們可以在中文世界看到主要內容的譯稿。印太戰略最初是美國軍方體系構造的一套戰略體系,相當于把原太平洋戰區的戰略支點放到了印、澳、日、美的四國聯防框架,并強化印度洋軍事支點的作用(主要是迪戈加西亞——查戈斯群島基地戰略群和印——美合作),把傳統軍事存在——預備干涉的戰略調整為了大國競爭框架。
配套的還有各軍種的戰略調整,比如海軍陸戰隊在重型兩棲遠征團的基礎上升級的遠征前進基地戰略(兩棲戒備群+瀕海戰斗團);空軍方面也提出了所謂全域聯合作戰來替代以往空地一體化作戰的戰略框架;陸軍則提出了多域戰的概念,并在傳統ABCT/SBCT框架外搞了旅級的多域戰斗群;海軍則延續了上世紀的分布式作戰+由海向陸,只是側重點由海向陸戰略轉向分布式作戰和反艦對抗上面了,相當于撥亂反正那些搞了十年卻收效微妙的軍工項目,比如著名的瀕海戰斗艦以及朱姆沃爾特。

這使得2021-2023每年的國防財政預算都會傾向于解決新戰略調整暴露的武器裝備斷檔/缺檔的問題(相對于戰略發展更穩定的中俄),比如陸軍在開發ERCA來取代老舊的M109系列,美軍甚至開始重視他從來就很糟糕的伴隨防空,即斯崔克平臺基礎上改的IM-SHORAD平臺(包含未來擬定要上的間接火力防護等模塊),以及暫時擬定開發填補以前霍克退役后空白的新地空導彈項目(Lower AD);重啟了遲到了快二十年,可能出生即落后的伯克iii,也采購意大利版的fremm,重啟護衛艦項目;反艦導彈也重新上馬了高超音速項目(AGM182和AGM183)。
面對在反艦導彈明顯感受到中俄的壓力下(中:鷹擊18、東風17、東風26;俄:匕首、鋯石、瑪瑙),開始靠自研、翻新舊平臺和購買他國軍火勉強湊齊了LRASM(agm158C)、MST(海上打擊戰斧)和NSM(就是挪威康斯伯格企鵝系列的升級版)這個以亞音速低空掠海隱形突防為主的反艦體系,終于取代了破舊的魚叉全家桶(包括SLAM ER和AGM84H的各平臺型號),但依然在美國自己的新大國戰略下面顯得依然有些捉襟見肘。
當然軍事不是本文的重點。外交上印太戰略的核心還是“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與“善?投資促進發展法”(BUILD Act)構造的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的投資模式,通過印太盟友體系去干擾我們的一帶一路并強制捆綁自己的建設和投資標準。
當然,美國在基礎設施輸出本身上已經完全不具備和我們競爭的能力。于是這出現了兩種整合模式的競爭:
我們更類似于互惠主義,即主權國家間信用擔保和直接投資,這包括我方政府主主導的高會項目的產能落地、直接投資和貸款,預期收益無是形債權和債權帶來的基礎資源抵押,從而繼續擴大投資合作的深度。
而美國印太模式延續他以往的捆綁模式,就是聯邦政府引導的產業政策,締造一個區域性的商貿協定,建立一個基于協定仲裁機構,于是通過第三軌道外交引導跨國資本、政策咨詢公司接洽相關項目并捆綁政治交換,然后逐步建立起本協議體系下的技術標準和投資標準,然后通過這種標準和政治讓渡來保證后續收益。
同時在外交上建立所謂的四方對話體系,包含美印的防長級和部長級會議機制,直接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了印度主導的SAARC(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并借由這個體系通過《部隊地位協議》(SOFA)等來捆綁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作為印度擔保下的印度洋戰略直接介入者,并加緊對印軍事出口和維護所謂印度洋的共同防務安全。
而在希拉里的所謂亞太再平衡時期,南太平洋一直是美國戰略薄弱環節,于是以澳大利亞為主體的所謂軍事合作體系,包括以達爾文為核心的軍事基地協防體系建設,同時相當于以澳大利亞為核心政治實體試圖捆綁南太平洋各國,并積極動員英國加入(這也是英國航母會來亞太參加軍演的緣由)。

當然借由南太平洋這個戰略跳板,是希望繼續將政治衍生到東盟。東盟作為我們的核心伙伴也是整個東亞——東南亞經貿合作體系的產業鏈中轉站,積累著RECP等常態化區域合作體系,而美國所謂印太戰略的重要瓶頸和制約,哪怕是他在南海問題上煽風點火,也依然不會引發東盟任何回應。
而從印太戰略我們可以看出,從特朗普末期到拜登延續的對外戰略可能是轉向新制度主義的混合戰略。
現在我們回到我認為拜登內閣最重要的人物:杰克沙利文。

杰克沙利文在拜登競選期間就已經在諸如《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他的觀點某種程度也形成了拜登未來政策導向的信號,我個人對他的總結包含以下幾點:
1.華盛頓共識下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毫無價值,美國應重新拿起產業政策,以美國目前科技優勢的“關鍵產品”重回全球供應鏈體系,保障供應鏈安全,并逐步成為新業態的標準制定者。
2.回歸美國傳統盟友體系,但應放棄過度軍事化的地區干涉主義,同時也認為特朗普孤立主義留下的權力真空暫時還無法被替代,于是回歸民主黨建制派傳統,對國際多邊協調框架和介入地區公共事務充當仲裁者,提供公共品。
3.創造統一性的經濟政策,區分跨國資本集團的公司利益和美國本身的利益,有效地重構現有全球化模式。同時相對于特朗普的減稅+削減公共投資+軍事采購模式,未來將采取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發展,科技產業投入,擴大公共投資和科技投資促進技術增長。
4.彌合國內撕裂現狀,重新建立所謂以中產階級和進步主義理念(Liberal)為主體的開放性美國價值和新國民認同,摒棄傳統保守主義和本土性的美國價值。

5.強化美國普遍主義公共理念的規范性建構,強化西方世界的內部認同,以及從美國治理轉型為美國領導。
6.加強聯邦政府戰略決策的話語權和統一性,特別是在干涉政策上采取混合策略,在保有兩院的情況下強勢介入軍工和國防利益體系,強化預算管理和項目監管,并嚴格按照既定的國家安全戰略來進行國防預算。
當然以上基本上都不可能理想地實現,尤其是糾正其國防軍工預算體系這屬于試圖墊付冷戰遺留的一系列利益分割體系,這不是一屆拜登政府能夠作為的。其次全球供應鏈已經形成既有的全球循環邏輯,供應鏈競爭最重要的產業配套、人才梯隊積累、完整工業技術體系和上下游高效產業鏈這些要素配置已經不是美國能重建起來的,所以不可能美國多年產業大規模轉移和跨國資本主導后以后,還這么容易就回歸正軌。所以這些充其量只是拜登內閣幕僚的一種提法,但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拜登未來可能的一些思路。
比如后疫情時代的所謂供應鏈關鍵物品,說白了就是疫苗,這也是moderna和biotech(資方是輝瑞)被FDA飛速推進疫苗審批,并快速投入產能,甚至在美國三月內接種率還不到百分之十的情況下急急忙忙接大量海外訂單的原因,說到底就是借由現有疫苗作為關鍵物品捆綁一系列醫療產業標準和政治協定,然后以這個伴隨醫療產業介入后疫情經濟體系的供應鏈節點。杰克沙利文也是拜登政府疫苗外交戰略制定的關鍵人物。
這一系列決策包本身也就算剛才我們提到的六條思路的混合策略產物,同時疫苗外交也在文化上建構他在西方這個建構性文化身份認同和共同規范中所謂的領導力,用美國媒體的揶揄就是拜登覺得他自己是救世主(手動斜眼)。

又比如重回巴黎協定,把氣候議題放在極高的位置。除了在國際公共事務上重新去發揮美國的話語權和重構美國對國際社會輸出的價值觀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各大國開始做碳達峰承諾后,氣候政治就不僅僅是以前碳排放權(即發展權)以及碳交易規則的爭奪,更是未來幾十年碳排放達到峰值后整個人類工業體系、產業分工體系的標準制定權。
在碳達峰導向去重構能源等基礎工業物料的底層技術變革后,對整個依賴于化石能源基礎的現有工業體系變革是巨大的,可以說目前的氣候政治決定著未來幾十年人類產業結構的標準制定權和產業分工的生態位,也是未來新技術革命的承載者。在國際政治層面,圍繞氣候政治和碳政治的國際仲裁體系和碳交易結算體系是基本的多邊協調骨架,同時也是主要大國未來介入地區經濟事務的關鍵節點。所以這對我們來說,也是重要的戰略窗口期。
而購買美國法案,在外貿上要求50%美國零件的限制(通過原產地證溯源),與其說是對我們的貿易保護干涉,更不如說是美國自己的內政,因為這個法案能影響的份額,可能占美國進口額的百分之五都不到。實際上也是杰克沙利文提到的幾個思路的混合產物,即給美國供應商讓利的方式,配合印錢帶來的企業低息貸款、債務延期以及直接發錢的紆困金,試圖解決美國國內因疫情遭到毀滅性打擊的中小供應商、餐館以及龐大的隱藏失業人群。
而延續這幾個思路延展一下,美國轉向新制度主義和盟友體系后,首先會介入的是歐洲事務和法德關系之中,特朗普時代的流氓帝國主義使得歐洲開始在法德的主導下產生歐洲整合主義意識和法德軸心框架,并積極用歐盟作為政治主體去參與國際事務。但幾年下來,當年激進的歐洲聯合軍、共同預算機制、工業體系整合等等基本上深度流于表面,無論是梅斯堡宣言,亞琛條約或者是阿爾斯通——西門子合并案,歐洲聯合護衛艦計劃和下一代戰斗機計劃等等,都還處于沒有真正落地或形成了過度妥協性的方案。
所以整體而言馮布萊恩、卡倫鮑爾等在共同安全框架和整體外交上還是歡迎美國繼續主導的,雖然老成持重的默克爾給了警告,并且德國這種歡迎態度一定程度引起了熱衷于給歐洲當面子的馬克龍的反感。但歐洲保持獨立話語權已經是歐洲的既定政策了,這使得拜登的重建盟友體系的工作不可能那么順利,歐盟會尋求在不違背美歐傳統盟友協定下,獨立去和中俄,甚至其他地區大國接觸和參與地區事務。

而延續這個思路,戴琦作為貿易代表大概率會繼續貿易戰留下的雙邊協調機制,在知識產權和勞工權利以及介入區域經貿合作體系等她擅長的玩法,在盟友體系框架內,對我們的雙邊貿易上尋求套利空間,所以在今年年末拜登可能的訪華或者雙邊貿易談判可能也會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點和艱苦戰役。
同時,疫情和特朗普時代的動蕩期,使得我們在雙邊競爭中已經慢慢占據了主導位和優勢位。面對拜登疫苗外交,我們對于疫情期間傳統幫扶對口國已經實現我們自己的疫苗外交圈地,無論是塞爾維亞還是沙特等中東國家。即使在美國傳統的勢力范圍內的拉美和歐盟,我們也最少也能夠充當美國之外的優質替代選擇,這樣部分國家會通過平衡使用我們和美國的疫苗來針對美國議價,削弱美國的政治捆綁。
而對于更為想尋求獨立話語權的歐盟,我們在對口幫扶的歐洲國家取得的成就,也會讓歐盟考慮打開對于我們的醫療產品禁令,也通過搭便車博弈的方式在不違背美國盟友體系的情況下,用我們的疫苗與美國議價,并和我們達成新的合作。
如今,在世界被新冠疫情深刻改變后的中美雙邊競爭中,世界將迎來一個后美國時代的新秩序建成期,在這種窗口期的戰略博弈會決定未來世界新秩序的構想,而機會也在我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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