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校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究竟能否引領世界？
新病毒的傳播，舊秩序的崩潰，讓我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辛格在去年4月向全世界吶喊：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全球秩序。
站在當下的歷史節點看中國，我們控制了疫情，跑贏了經濟，那接下來的中國能否在禮崩樂壞的秩序中為人類指引新的方向、讓熄滅的燈塔在黑暗中重燃？
這個問題有點兒虛，但又是當下的中國實實在在面臨的問題。
而想要搞清楚中國究竟能否引領世界，就必須搞清楚中國在當今世界的真實地位。帶著這些疑問，我在2018年出版的《樞紐》一書中找到了答案，書的副標題是“3000年的中國”，作者是外交學院的施展教授。老蔣試圖在今天的這篇文章中把這些問題說明白。
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中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國能為全球秩序提供什么價值觀念？
01
中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也不是一般的大國，金燦榮教授在演講中將中國稱之為“超大型國家”，而在《樞紐》一書中，中國被歸類為“超大規模國家”，這樣的國家，注定就是要引領世界的。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最重要的體現就是人口，中國今天有14億人，是世界第一。然而回看歷史，中國的人口暴增實際上是從清朝才開始的。
在清朝，中國人口第一次突破了1億，并在清末增長到四億，這樣的人口大爆發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
分析清朝人口爆發的原因，很多人會想到美洲作物的引進，但這個解釋有問題，因為直到清末民初，美洲作物占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比重也沒有超過10%。
清朝人口爆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和平紅利。
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與草原部落經常打仗，這里先說下中原和草原的一個根本區別：中原是農耕，草原是游牧。
在中原農耕地區，資源豐富，而且人都是定居的，統治者可以低成本地征稅；而在草原游牧地區，資源貧乏，人是無法定居的，所以沒有辦法低成本地征稅。
草原上資源貧乏，他們想要活得更滋潤，就需要去中原地區掠奪資源；而中原地區為了防止資源被掠奪，就不斷地抵御侵略甚至遠征漠北。總之，中原和草原就一直打來打去打個不停。
任何時候，打仗都是要燒錢、燒糧食、燒資源的，但古代打仗不能直接發金圓券，所以只能向老百姓征收軍餉。上面說了，中原可以征稅，中原的軍隊就是靠中原農耕地區老百姓交的稅來養；而草原沒辦法征稅，那草原打仗的“軍費”就仍然只能靠去中原地區搶，相當于“以戰養戰”，所以草原的軍隊也是靠中原農耕地區的老百姓來養。
說白了，中原老百姓既要供養中原王朝的軍隊、又要供養草原部落的軍隊，這兩支軍隊經常打仗，屬于高強度動員的軍隊，動員強度大，所需的資源就多，那么中原老百姓的負擔就重、生活成本就高、生養就少。所以只要草原與中原的戰爭不停止，中國的人口規模就很難有較大的突破。
要想讓中原與草原停止戰爭，只能把這兩家整合成一家，但問題在于這兩家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原是依靠稅收去養活龐大的官僚體系去治理社會，而草原無法征稅、只能依靠部落聯盟去掠奪資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就一直面臨著一個難以突破的困境：
中原王朝難以長期、穩定、低成本地統治草原，草原部落也無法長期、穩定、低成本地統治中原，兩邊就只能一直打下去。
但清朝建立之后，這一切就變了。
大清是在東北地區崛起的，東北地區屬于中原和草原的過渡地帶，既有農耕區也有游牧區，所以他們既懂得征稅去建立官僚體系、也懂得怎么籠絡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
當同時掌握中原和草原兩種治理方式的大清統一中國之后，他就可以在中原和草原分別實行長期、穩定、低成本地統治，還可以用從中原地區收來的稅把草原上的軍事貴族全都收買，這種“轉移支付”的成本比長期打仗要低得多，所以康熙才有底氣喊出“永不加賦”。
中原和草原不打仗了，“中華帝國”的版圖擴大到極致，帝國內部在大一統的狀態下展開低成本地運行，舊有的“內耗”就消失了，這就是和平紅利。
緊接著，雍正繼承了明朝的“一條鞭法”強推“攤丁入畝”，你要沒有地就不用納稅，那老百姓的生存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中國人口在乾隆年間連續突破兩億、三億大關，中國“超大規模”的基礎也就完備了。
人口暴增之后，很快新的困境又來了。
人口一暴增，勞動力也隨之暴增，而且極為廉價，那么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工業革命就無法在中國出現了，中國的發展也就被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技術水平的狀態上，這就是“內卷化”。
爆發工業革命憑的不是英國的自然科學有多牛逼，改進蒸汽機的瓦特、發明飛梭的凱伊，他們都是普通的技術工人，懂個屁的科學。要想爆發工業革命，你首先得有需求，但是大清不缺勞動力，根本沒有這種需求。
人口暴增、又爆發不了工業革命，這是很可怕的，因為農業經濟消化不了過剩人口，得靠工業經濟才行。人口越來越多，地里長出來的糧食又有限，那么過剩的人口只能通過“自我屠殺”（內戰）的方式消耗掉。
但這個時候，西方人來了。
西方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讓中國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需求引進了先進的工業技術，并被迫打開國門開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西方工業技術和全球市場的到來，讓中國過剩的人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化吸收，中國也就從“內卷化”困境中跳了出來。
跳出來之后，中國馬上又面臨新的問題。
外來技術和外部市場確實可以消化過剩人口、拉動中國經濟，但是中國太大太大了，根本無法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只能拉動一些沿海、沿江的口岸地區，如此一來，這些地方和廣大的內陸、農村地區就會產生巨大的撕裂，沿海地區越發展，他和內陸地區的“裂隙”就會越來越大。比如，民國時期的上海雖是遠東第一大都市、歌舞升平，但離上海幾百公里的內陸農村地區可能就是餓殍遍野。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就必須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整合，從而整體性地加入到全球經濟秩序當中。只有如此，中國才能實現可持續地發展，否則越發展就越撕裂。
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整合，這太難了。
中國各路勢力折騰了好幾十年，直到1949年才完成政治上的統一，統一之后又下大力氣搞社會改造，搞土改、搞掃盲，把舊有的社會秩序全部推倒、把數億人口全部納入高效的治理體系當中……這一切，都是為了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整合，完成之后，才有了“全國一盤棋”、才有了“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超大規模的人口資源才得以被高效地組織動員起來、真正的“人口紅利”才會出現。
在建國之后繼續進行政治整合的過程中，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急速推進。可以說，新中國建國之初的工業化過程也是政治整合的一部分，因為他把大量的人口都整合到了現代生產體系當中。
政治整合的過程走完之后，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重新加入全球經濟秩序。雖然剛開始也是部分沿海地區先開放，但這會兒不用擔心撕裂，因為中國已經完成了整合，整個開放的過程是循序漸進、平穩可控的，而且還有一套“轉移支付”的機制進行資源分配。
這一次，中國成功地、整體性地加入到了全球經濟秩序當中，中國經濟也因此重新獲得了崛起。
在未加入全球經濟秩序之前，中國的超大規模人口實際上會成為某種負擔，但是當我們加入到全球經濟秩序之后，超大規模的人口反而會成為中國的比較優勢。
你人多了，那你的勞動力成本就低，西方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就開始大規模地向中國轉移。由于中國足夠大、人足夠多，所以中國可以把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業產能全都給承包過來，與此同時，中國的工業體系也在技術的推動和需求的拉動下變得愈發完備，中國也就變成了“世界工廠”。
而在西方中低端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技術也在快速迭代、生產分工也就越來越細，單個工廠為了追求效率只負責單一的生產環節，成百上千家工廠組合起來就是一張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
中國的規模足夠大、這使得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就足夠大，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國的供應鏈網絡就會向東南亞地區溢出，但大部分仍然是留在中國，因為東南亞國家的體量太小，無法承接中國這么大規模的供應鏈轉移。
所以說，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成為“永久性”的全球生產中心，全球經濟秩序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雙循環的新結構：
在這個雙循環的新結構中，中國就是全球經濟秩序的樞紐。
在可見的未來里，全球這種雙循環的經貿結構不會發生實質性改變，而中國在這其中的地位，從上圖就可以看出：缺了中國，世界就不轉了。
02
中國能為全球秩序提供什么價值觀念？
當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全球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美國主導的舊有秩序已經無法順應時代的發展。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秩序混亂的時代，這就需要人類去建立能夠順應未來發展的新秩序。
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當然可以在未來秩序的建構中出一份力。
人類想要建立一套新秩序，就必須要找到一套新的價值觀念，這套觀念要有非常高的普世性，要讓世界上大多數的人相信，這套觀念可以引領人類走向未來。
這種普世價值觀念，在過去是有的，但現在都不怎么靈了。
在冷戰時代，蘇聯和美國把整個世界劈成兩半，而且各自分別向全世界輸出了一套普遍主義的觀念，即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
蘇聯和美國之所以能輸出這種觀念，是因為這倆國家的文化傳統中都有一種普遍主義的精神動力，他們相信，自己就是要拯救全人類、就是要領導全世界！
先說蘇俄。
由于宗教和歷史的緣故，俄羅斯自詡為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他把自己視為一個“彌賽亞帝國”，“彌賽亞”就是希伯來語中“基督”的意思，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承受苦難、救贖人類。2001年，俄羅斯社會學家做了一項社會調查，問俄羅斯人對世界的責任和義務是什么，結果大部分人都認為俄羅斯人是“各族人民解放者”、“大文化創造者”、“各族人民保護者”。
俄國人的這種彌賽亞意識，與共產主義的天然普遍性有著高度的契合，所以俄國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他的彌賽亞意識也能隨著革命的輸出得到釋放，然后他們成立共產國際、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的觀念和革命，以求實現全人類的解放。
再說美國。
美國和歐洲都天天倡導自由民主、普世人權那套東西，他們都有一種普遍主義的信念，但是美國的普遍主義信念來自于清教精神。相對于歐洲來說，美國的清教更講究信仰的“無條件性”，就是不許質疑，即使有問題、也不會反思。那么，美國人在推廣普世價值的時候，就會比歐洲擁有更堅決的意志、更強勁的動力。
這里需要強調一下，清教精神不僅會使得美國表現出普世主義的一面，也會使美國表現出孤立主義的一面。如果美國的力量很強，他就覺得世界需要美國去拯救；如果他的力量相對弱了，他就覺得整個世界都墮落了、就會關起門來自己過日子。
二戰之后，美國的力量變得無比強大，同時發現有一個同樣強大的蘇聯也在推廣一套普遍主義觀念，這套觀念還恰恰跟美國的自由主義是相沖突的，那美國普世主義的一面馬上就激發出來了：美國要做“自由世界”的領導者！
蘇聯的共產主義倡導階級利益，美國的自由主義倡導個體權利，這兩套觀念都具有非常高的普世性，從而可以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推廣，并且可以讓接受其觀念的國家認為：他們的價值觀念代表著人類的未來。
但是價值觀念這種東西畢竟還是有點兒虛，想讓其他國家相信，就必須給他們帶去實實在在的利益。否則，我信了你宣揚的那套觀念、沒變得更好反而混得更差了，那我為什么要信你？
所以，價值觀念的輸出與維系需要以其他國家切實地獲利為前提。對于蘇聯或美國來說，想要讓其他國家長期信奉自己倡導的觀念，就必須與這些國家建立良性的、可持續的經濟合作。
冷戰中，蘇聯建立經互會，打造起大陸秩序中的計劃經濟共同體；美國推動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打造起海洋秩序中的市場經濟共同體。這兩套相互平行的體系，使得蘇聯和美國都能與他們各自的小弟之間開展良性的、可持續的經濟合作。
蘇聯是大陸國家、美國是海洋國家，蘇聯主導大陸秩序開展計劃經濟、美國主導海洋秩序開展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主導不了海洋秩序，美國也主導不了大陸秩序。
當美蘇雙方都存在的時候，蘇聯和美國可以相互指責說：不是我的價值觀念不行、而是對方這樣的“邪惡力量”太強大了，我們必須打敗他！但我們發現，當其中一方不行了之后，另一方也就不行了。
蘇聯后來漸漸不行的原因有很多很多，這里就只說一下蘇聯計劃經濟的一個極大的缺陷，就是極度地抑制創新（這里的創新既包括創意本身，也包括創意的落地；蘇聯創新成果的“物化”需要10-12年，而美國只需5年、日本只需3年）。蘇聯崛起正吃上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紅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重工業、大工廠、大機器生產，這個其實并不是以創新作為驅動的，它特別適合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等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臨、真正需要以創新作為驅動的時候，計劃經濟的模式也就走到頭了。
當蘇聯快不行的時候，美國學者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覺得“自由民主”以后就獨步天下了。蘇聯倒臺之后，美國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四處開戰、或者是搞顏色革命，很多還觸及到了蘇聯的傳統勢力范圍，然而結果卻很悲催，很多地方美國用武力根本打不下來，而且他與一些大陸深處的國家難以開展良性的、可持續的經濟合作。
所以即使蘇聯解體了，美國也無法在新的地方建立起良好的秩序，這時候兒大家反應過來了，你美國人的那套普世價值，是真的不行。
蘇聯不行了，美國也不行了，他們的價值觀念也都不行了，那中國是不是可以提供新的價值觀念呢？
蘇聯的解體使得大陸秩序陷入了某種混亂的狀態，美國試圖進入蘇聯的傳統勢力范圍重建秩序，但是他失敗了，這些地方變得越來越混亂，然后美國感到力不從心、也不想玩兒了，美國精神傳統中孤立主義的一面就被激發出來、進而各種退群，使得美國曾經主導的海洋秩序也開始陷入混亂。
因此，能夠重新整合起大陸秩序與海洋秩序的國家，只有中國。
由于中國是全球經濟秩序的樞紐，所以理論上中國可以同時整合起大陸秩序與海洋秩序、使得大陸世界與海洋世界實現良好的經濟循環。蘇聯和美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就有可能被中國完成。
中國想要做到這一點，既要與大陸世界與海洋世界同時建立良性的、可持續的經濟合作，也要嘗試提供一套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念，使得大部分的國家相信，中國真的可以引領全世界。
中國與大陸世界、海洋世界同時開展的經濟合作，就是“一帶一路”倡議。
早在2013年，中國就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即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可以整合東北亞、東南亞經濟，融合之后再通往歐洲，在沿途地區帶動中亞內陸國家的發展，從而完成歐亞經濟的海陸大整合。
“一帶一路”既可以幫助中亞這些傳統的大陸國家實現經濟騰飛、使失序的大陸秩序回歸正常，也可以使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建立起可持續的經濟聯動，從而使大陸秩序與海洋秩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區域乃至全球的共同發展。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有著“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成為首批積極響應的國家。
在冷戰時代，阿富汗身處蘇聯主導的大陸秩序之中，但是政權一直不穩，蘇聯想用武力在阿富汗重建自己可以主導的秩序，打了十年不僅沒把秩序建立起來、還把自己耗死了；美國也一樣，美國想通過武力把這個地方納入自己主導的海洋秩序當中，打了二十年、同樣是無功而返。
而當阿富汗加入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之后，他就可以引進外資、利用自身優勢努力進行經濟建設，并且與海洋世界和外部新興市場連接起來，從而實現國家的發展與崛起，蘇聯和美國死活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可以在中國提供的方案下得到解決。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不僅僅帶動一個小小的阿富汗，而是要帶動整個歐亞大陸、乃至整個人類世界共同發展，相比于“民主”、“人權”，“能發展、能賺錢”這樣的樸素想法在人類世界顯得更為普遍。
與大陸世界、海洋世界同時開展經濟合作并不難，而為世界提供一套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念，其實也不是非常難。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來就蘊含著一種普遍主義的精神動力：即天下觀念。
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古人思考問題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地、某一國，而是喜歡以“天下”為單位思考問題，這就是一種普遍主義的視野，它伴隨著后來的儒家文明，深深地烙印在中國人的精神傳統當中。
中國古人講的“天下”與今天我們講的“天下”當然有所不同，但“天下”這個概念是隨著中國人視野的擴大而擴大的，在古代，它可能就是單指中國或東亞，但到近代，它自然就代表全世界。
今天的中國人將全世界視作“天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平天下”。
商周時期，中國還沒有大一統的王朝出現，所以中國最早的天下觀念是一種“協和萬邦”的普遍理想。當中國的大一統王朝開始形成的時候，中國人自然把“平天下”作為自己的理想擔當。
到了現代，中國已經實現內部整合、并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當今中國人對于“天下”的期望，仍然是達成一種“協和萬邦”的理想狀態。
天下觀念被儒家文明發揚光大，它是儒家關于世界秩序和人類文明的一種宏大構想。
天下觀念的核心，既包括“仁義禮智信”這種個人的價值追求，也包括“仁政”、“王道”、“和而不同”這種對于國家行為的倡導，儒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大同社會”的構想，那么對應到今天，它不就可以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源泉嗎？
天下觀念倡導的這套東西并不是烏托邦式的想象，它所蘊含的軟力量絕不輸于美國標榜的“普世人權”。天下觀念在秩序混亂的今天，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比如，面對美國日益膨脹的霸權主義心態，天下觀念倡導“王道政治”，“王道”與“霸權”天然就是勢不兩立的，“霸權”喜歡蠻力、而“王道”講究“天下歸心”；
再比如，面對日益劇烈的國際政治沖突，天下觀念蘊含的普世力量可以壓倒孤立主義，天下觀念倡導“和而不同”、倡導“克己復禮”、倡導“天下大同”；
又比如，面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自然危機，天下觀念倡導“以天下為一家”、倡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當下，人類處在一個秩序混亂的時代、處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處在一個陰云遍布的時代，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急切地需要團結起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未像今天這樣更有需求、更有意義。
我們相信，蘊含于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觀念”，不僅可以作為當今中國人獨有的普遍理想，更可以作為未來世界全人類的普遍追求。
寫在最后
2021已經來臨。
身處這個時代的我們，在目睹中國不斷走向復興、又因為疫情跌倒而重新站起來的同時，也眼睜睜地看著美國親手推翻自己曾經建立的秩序、并一腳陷入疫情的泥潭里難以拔起。
1991年歲末，當克里姆林宮的紅旗緩緩降落，美國開始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號令世界各地。然而到今天，僅僅過去了不到三十年，美國高喊的“自由民主”化為了中東戰場的露野白骨，美國標榜的“普世人權”變成了在疫情中升天的數十萬亡魂，美國身體力行地詮釋了什么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其實自從2016年特朗普勝選的那一刻開始，美國的墮落就不可避免地開始了。然而美國不只是美國的美國，也是世界的美國，由于美國的墮落，人類世界漸漸走向失序。
2021年的今天，雖然拜登上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美國普世傳統的回歸，但世界仍然還在混亂的秩序中上下求索，人類還在疫情的長夜中艱難前行，誰也不知道新的秩序會何時重建，誰也不知道新的黎明會何時來臨，人類很久沒有像現在這樣、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人類一定會想盡辦法、讓混亂的世界重新回歸到穩定的秩序當中。
舊秩序不行了，那就建立新的秩序。新秩序的建立，不僅需要全人類的協作，更需要有擔當的大國來引領。
這個唯一可以引領人類走出黑暗的大國，就是今天的中國。
引領未來，既是我們的機遇，也是大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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