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盲目提升第三產業占比!
服務業已經是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今年新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將“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作為重要的戰略方向,指出要聚焦產業轉型升級和居民消費升級需要,擴大服務業有效供給,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品質。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4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4533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970.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8.6%(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其中,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129.4億元人民幣,占比高達78.8%,金額同比增長46.8%。
實際上,在一系列開放舉措帶動下,我國服務業已經多年成為外資增長的“主引擎”。“十三五”時期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年均增長4.4%,占比從2015年的69.8%提高至2020年的78.5%,助力我國2020年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表示,“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服務業吸收外資增加,帶動了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消費升級的需求,也為穩外資作出了重要貢獻。”
而服務業不只在吸收外資方面貢獻重大。
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自2004年首次開展全國經濟普查的十五年間,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市場主體大量涌現,規模不斷擴大,比重持續上升,結構明顯優化,成為帶動經濟增長、吸納就業人員的主要力量。
從占GDP比重的角度看,從2012年開始,服務業成為我國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2015年,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2019年則達到53.9%。服務業成為名副其實的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及經濟增長主動力。
也許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已經支撐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服務業仍舊只是圍繞人們生活的、依賴面對面的、低端的、邊緣的產業,殊不知它已悄然崛起、不斷豐富。
現代意義下的第三產業,不只是餐飲業、小商業和生活服務等傳統產業,還包含信息、現代物流、金融、咨詢、研究設計和文化產業等,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特征就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
如歐美國家的汽車行業中,80%的利潤來自服務過程,包括設計、廣告、信貸、經銷、維修、保養等,而制造過程只獲得了20%的利潤。
伴隨共享經濟、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也邁入了新階段,成為一股升騰的中國力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了幾乎所有的行業,餐飲、娛樂、旅游、航空等傳統服務業首當其沖,“陣亡”企業名單不斷拉長。但是在線教育、餐飲外賣、遠程辦公和零售電商等新興服務業逆勢增長,在疫情催化之下深度普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認為,傳統服務業恢復、新服務不斷涌現,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正在穩步推進。朱民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根本的最大的事,是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工業占GDP的比重會逐漸下降,服務業會超過工業,然后繼續不斷往前走,服務業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很大的結構調整。”
為什么總在說要提高三產占比?
目前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已成為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程度的主要標志。
三產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70%,甚至超過80%似乎是主要發達國家的“標配”——2019年,日本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超過70%,美國第三產業占比甚至高達81%。
美國四大優勢產業包括以華爾街為核心的金融服務業,以硅谷為核心高科技產業,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產業以及美國的航空航天軍工產業。這四大產業中,除了航空航天以制造業為主外,其余三大產業皆為服務業。
即使是眾所周知的工業超級強國德國,第三產業占比也超70%。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必然會追求“更輕松、但更賺錢”的行業。對這些發達國家來說,他們人均收入高,傳統的制造業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因而需要利潤更高、勞動更輕松的少部分高端制造業,以及大量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來聚集資本和人力。
相信很多讀者也深有體會,以前家中祖輩是在農村從事農業勞作,到了父輩則是在城鎮從事工業生產。而到了自己這一代,則多是在大中城市辦公室做白領。相比起祖輩和父輩,現在我們的生活條件、工作環境和薪水都得到了明顯提升,而這,就是典型的從一產到二產再到三產的演進。
當工業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再多的投入只會變成過剩產能。而且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只需要更少的工人參與,就能生產和以前同等甚至更多數量的產品。
政府通過支持第三產業,提高人民的需求,可以促進工業出現新的增長點。這種需求在過去,體現在數量上,而現在,則體現在質量上。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能夠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在吸納就業方面,第三產業優勢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大部分第三產業屬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其次,大部分第三產業進入門檻相對較低低,在吸納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轉移勞動力方面具有先天優勢。第三,第三產業輕資產重模式,具有投入少、周期短、見效快的特點,適宜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2020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就業人員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分別占23.6%、28.7%、47.7%。
隨著我國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居民對服務形式的產品需求快速增長,消費熱點從工業時代的物質產品需求更多地轉向高技術含量、知識密集型、高附加值和高管理水平的現代服務業,第三產業隨之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各類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也應運而生。
另外,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第一、二產業產值達到一定程度,卻不發展第三產業,或國內現有第三產業水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而消費者又必然需要消費這些服務,那么這些消費者就會去國外第三產業發達的經濟體消費,為國外經濟發展做貢獻,如我國出現的“出國旅游熱”、“出國購物熱”和“留學熱”現象。
最常見的,假如國內的旅游沒那么多坑人的地方的話,也不至于很多人就想出國旅游了。
因而,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對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增進人民福祉、增強國際競爭力而言,的確很有必要。
誰能從大力提升三產占比中受益?
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了我國非農經濟總量的絕大部分,且在各地區發揮著經濟中心的作用,因而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濟效率基本上決定了我國經濟的效率。
城市產業結構作為城市經濟投入產出的資源轉化器,其調整方向和組合類型決定了城市的總體經濟效率。從長期來看,調整產業結構的確是提升經濟效率的重要途徑。
通常來說,隨著城市規模擴大,服務業比重會逐漸上升,而制造業比重會逐步下降,因為從事標準化生產的成熟制造業從大城市中獲得的集聚效應較小,卻要支付高地租和高工資,于是它們將向成本較低的中小城市轉移。
如我國東部地區經濟起步較早,其同等規模的城市產業結構質量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等區域一體化戰略的影響下,中西部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優化內部產業結構等方式,也加快了城市產業結構變遷。
目前,第三產業份額不斷上升成為我國城市產業結構變遷的重要趨勢。然而,此類產業結構變遷是否能帶來地區經濟效率提升效應,尚無確定答案。
理論上而言,產業結構變遷與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一致的,因為長期內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變遷的根本動力,在要素充分流動的情況下,新興產業不斷出現,落后產業逐漸被淘汰,資源從低效率產業流向高效率產業,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理論上必然促進地區經濟效率提升。
但是,我國產業結構變遷具有政府主導的特征,在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遷不一定伴隨著技術進步,各種投入要素也不一定能在產業間充分流動以實現要素結構轉換。
此外,產業結構優化包括合理化與高級化兩個方面,二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離,而在我國的經濟實踐中,多數決策更偏向產業結構中某一維度的優化。
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一種重要表現。產業結構高級化通過兩種途徑對城市經濟效率產生促進效應。
其一, 發展高端服務業可以促進服務業自身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高端服務業具有知識密集型和專業化程度高的特點,其科技含量與創新能力領先。
其二,服務業會帶動其它產業生產率提高從而實現整體經濟效率的提升,即生產性服務業通過技術溢出和外部性特征促進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與效率提升。
產業結構合理化是產業之間的聚合質量,城市市轄區范圍內,主要反映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協調程度、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協調程度。
產業結構變遷可以通過市場配置與政府引導兩種方式來完成。如果地方政府的產業發展規劃與城市資源稟賦結構、市場需求結構相協調,則政府推動的產業結構變遷,會與基于市場需求和技術積累內生的產業結構變遷方向一致。
在外生技術進步和政府主導產業依次推動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中,不同產業均存在產出效率差異。因而,勞動等投入要素將從邊際產出率低的行業,流向邊際產出率高的行業。隨著要素轉移到高效率或高效率增長產業時,資源再配置效率提高,由此帶來的“結構紅利”,就是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總體經濟效率提升的核心原因。
然而,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經濟效率提升的促進效應,則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如城市資源條件、工業化階段、人力資本結構及市場需求結構等,產城關系的不匹配將導致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城市經濟效率提升產生阻滯效應。
盲目追求三產占比提升不可取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發達國家的農業、工業合起來占GDP的比重只占約30%,在美國這比例甚至不到20%,然而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德國并未完全放棄制造業。
這些發達國家只是將低端“制造環節”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美國蘋果公司為例,其掌握著品牌、設計、標準、專利、營銷等等,而只是將整個手機產業鏈上的“制造環節”轉移到低成本國家而已。蘋果手機雖不直接在美國大量制造,但如何制造,在哪里制造,制造的質量控制以及相關因素,都由美國企業掌控。
強大的實體經濟和高端制造業是促進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基礎,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服務經濟的支撐,只有擁有強大的基礎制造業,我國的服務業才有發展的根基。切不可將提高三產占比作為目標,而應增強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
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戰略引導下,地方政府競相出臺“退二進三”的產業發展規劃,通過行政資源配置,推動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然而部分城市盲目追求三產占比提升,導致產業結構與城市規模不相匹配,資源配置效率損失較大。
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更加依賴于本地市場,大城市集聚了生產性服務密集型的制造業,這些制造業由于后向關聯產生了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所以大城市發展高端服務業,有利于改善結構的不平衡。
對于高效率的服務業,如高級生產性服務業依賴于高素質人才,會受到人才歸類效應的影響。而高素質人才往往積聚在核心城市,此類服務業如果偏離核心城市,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吸引知識密集型的人力資本要素。
因而,中小城市往往缺乏發展高端服務業的外部基礎條件,服務業占比過高可能導致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平衡,資源和要素過度集中于低效率的服務業,資源配置扭曲,反而會降低中小城市的經濟效率。
一個典型事實是,我國城市市轄區三次產業占總體國民經濟比重由2003年的4.5%、51.6%和43.9%轉變為2015年的2.9%、43.8%和53. 3%,也即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但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潛在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呈下降趨勢。
產業發展與城市化發展相互依存,城市產業結構應與城市功能相匹配,因此,對于發展水平、規模各異的城市,其產業結構的調整路徑也應有所區別。
欠發達地區應有序推動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擴大作為地區增長中心的地級城市規模,積極從發達城市承接制造業,吸收滯留在低端服務業的額外勞動力,增強制造業與生產形服務業的關聯效應。
通過選擇與城市資源稟賦特征、市場需求結構及城市化階段相匹配的產業發展次序,中小城市應立足自身比較優勢,推進制造業集聚和特色產業的專業化發展,才能吸引高效率服務業的集聚,避免過度追求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導致的產業結構不合理。
而經濟發達的大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等國家中心城市,應著力提升“中國服務”的競爭力,培育對生產性服務有更多需求的高附加值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的高端服務業,并通過擴散效應輻射帶動周邊城市群中小城市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增強城市群或都市圈內產業間的關聯度及互補性,形成城市間產業發展的合理梯度與協作網絡,最終構建服務業與工業融合共生、效率導向的城市現代產業體系。
參考資料:
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05/25/content_5611278.htm
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0/content_5453869.htm
漢哲管理咨詢:《服務業:中國經濟升騰的力量》
衛平,余奕杉.產業結構變遷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以中國285個城市為例[J].城市問題,2018(11):4-11
柯善咨, 趙曜. 產業結構,城市規模與中國城市生產率[J]. 經濟研究, 2014, 049(004):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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