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強:“民主自由”的美國為何侵略成性?
作者 :郭海強 2021-07-13 00:31:23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相繼發(fā)動了越南戰(zhàn)爭、海灣戰(zhàn)爭、科索沃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等一連串對外戰(zhàn)爭,更通過成功實施“和平演變”戰(zhàn)略,促成蘇聯(lián)解體,最終贏得了冷戰(zhàn)的勝利,并因此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對全球秩序的影響力及對世界各國的威懾力在今天達到了歷史頂峰。
人們在談論美國的霸權行徑時,大多是籠統(tǒng)地指責為“追求霸權的單邊主義”或“控制石油的地緣戰(zhàn)略”。事實上,所謂“綱舉目張”,我們在了解美國國家本質和解讀美國對外政策的時候,必須緊緊抓住以下兩大基本因素:一為基督新教意識形態(tài);一為軍工-政治利益集團(一般稱為“軍工綜合體”),才能穿透種種表象洞悉美國各種國家行為的決策依據及利益動機。
美國:一個鮮為世人所知的“政教合一”國家
表面看來,美國是一個物欲橫流的世俗化國家,但實質上,美國是一個具有濃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化神權國家,基督新教在美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生活、國民心理上起著關鍵的主導作用。據美國蓋洛普調查顯示,高達95%的美國人“信仰上帝”,其中86%為基督徒,基督教徒中,60%的人為新教徒,28%的人為天主教徒,10%為東正教,其余的信仰猶太教或伊斯蘭教。成年人中,70%的人從屬某個教堂。從這幾個反映國民信教程度的數據可以看出,美國在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前列。其中,基督教占絕對的優(yōu)勢,而其主體又為新教。
首先,罕為外國人所知的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即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響。起草《獨立宣言》的美國開國元勛們把建國的合法性依據基本上訴諸于上帝,以及基督新教中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和“政府為民”的思想。《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宣告:“人人都從上帝那里被賦予了一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近代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思想實際上起源于基督教宗教改革和以后形成的新教教義,起源于新教教徒對《圣經》的新的理解和詮釋。沒有新教特別是清教徒對人權和民主的執(zhí)著,也就不會有美國的獨立。因此,美國自建國以來,絕大多數總統(tǒng)都是基督教徒。美國國父華盛頓在總統(tǒng)就職典禮上,親吻《圣經》并手按《圣經》宣誓,且特別在正式誓詞外加說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歷屆總統(tǒng)都向《圣經》宣誓,并在就職演說中祈求上帝的保佑。
在大多數情況下,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候選人必須強調自己具有虔誠的基督教信仰,這樣才會獲得廣泛的選民支持。因為作為總統(tǒng),必須首先滿足選民的信仰訴求。2000年總統(tǒng)競選期間,美國的皮尤研究基金會(PewResearchFoundation)就選民的態(tài)度與總統(tǒng)競選者宗教信仰的關系作了個調查,結果顯示高達70%的美國人希望他們的總統(tǒng)“篤信宗教”。
美國總統(tǒng)林肯在華盛頓國會大廈手按《基督教圣經》宣誓就職
其次,美國的兩大政黨也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共和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大小布什等總統(tǒng)均為共和黨人。共和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后,一直主導著美國政壇,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基督教保守勢力逐步擴張的緣故。
美國在民主黨總統(tǒng)肯尼迪(唯一信仰天主教的美國總統(tǒng))執(zhí)政時期,產生了脫基督教化傾向,如嬉皮士興起、同性戀流行、性解放泛濫等,造成了美國宗教保守派的不滿,掀起了“耶穌運動”,主張美國應該回歸傳統(tǒng)的基督教價值觀,此后基督教保守派勢力日益壯大。
在六十年代后至今的三十余年時間里,民主黨執(zhí)政時期僅為十二年。因此,民主黨為贏得政權,不得不回應美國社會的宗教復興和日益加劇的宗教化傾向,開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漸成為一個與共和黨沒有什么差別的政黨。所以美國政治家喬治-華萊士說,“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qū)別還沒有一美角(1Dime)那么大”。
關于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美國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說,美國人是個“信教的民族”。法國著名的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其《美國民主》一書中說,“在美國,宗教雖然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但卻是政治設施中最為重要的設施”。美國政治學者肯尼斯-沃爾德說,“對美國的宗教實證性歸納看來,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現在,美國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國家之一”。猶太作家凱文-愛布拉姆斯說,“美國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挪開《圣經》這一引導美國這所大船的星座,整個美國文明的大廈就會轟然倒塌”。
在許多歷史時期,美國的宗教性幾乎使其政治成為了神權政治,而非世俗政治。美國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宗教性,除了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之外,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基督教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主導美國政治及社會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
美國沒有接受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主義,也是因為基督教的緣故。美國建國時期,歐洲正處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初期發(fā)展階段。但是,美國作為脫胎于歐洲文明的國家,深受歐洲政治文化影響,卻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沒有產生過有勢力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并且成了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急先鋒,其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基督教勢力強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緣故。
社會主義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其中的唯物論和無神論,對基督徒來說,是違背基督教義的,沒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無神論往往被認為是來自魔鬼的誘惑。共產主義理想在基督教徒看來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基督徒相信,人生而有罪,并且罪孽深重,靠身負原罪的人是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天國”的,這樣的理想天國只有在神的主導下才能建立。因此,基督教信徒很容易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生敵對情緒的抵制。
事實上,美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產生于一些進步知識分子之間,如芝加哥學派等。左派知識分子受理性化世俗化思想影響,對基督教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因此同情和支持社會主義運動。但由于廣大工人農民的主要力量都被基督教俘虜過去了,沒有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基礎,也就難以發(fā)展成為社會主流。
當我們深切了解基督新教意識形態(tài)主導美國的歷史背景后,就不難理解產生以下一連串歷史事實的深層原因。二戰(zhàn)還未結束,英美兩國即迫不及待地制訂了遏制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計劃。日本投降后,美國馬上幫助蔣介石政權發(fā)動內戰(zhàn)意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黨;而曾為殘酷血戰(zhàn)敵手的日本經過美國的“民主改造”后,即可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忠實盟友”(如果紅色中國當年也愿意接受美國的‘民主改造’,司徒雷登自然就不用‘別了’)。朝鮮戰(zhàn)爭中,以反共著稱的麥克阿瑟狂妄地越過三八線,硬要將戰(zhàn)火燒向鴨綠江邊。
從二戰(zhàn)后的杜魯門直至八十年代的里根,歷屆美國政府在全球范圍內堅持推行遏制、圍堵、顛覆以中蘇兩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zhàn)政策(尼克松改善中美關系之舉,實質上不過是利用中蘇矛盾的一種謀略,何況仍為美國保守勢力從中作梗)。作為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代表人物的里根總統(tǒng)更是常把“朝自由民主邁進,會將馬列主義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一語掛在嘴邊,號召發(fā)動一場反對蘇聯(lián)極權主義的“爭取自由的圣戰(zhàn)”,果然通過實施“和平演變”戰(zhàn)略,先削弱了中國,后瓦解了蘇聯(lián)。今天的小布什追慕里根遺風、重拾里根牙惠,屢屢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以各種名目發(fā)動一場場“新十字軍東征”妄圖“替天行道”。
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和神學家大衛(wèi)-雷-格里芬(DavidRayGriffin)在其名著《后現代宗教》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性的核危機和社會公平危機,就其屬于本來的基督教國家的帝國主義實踐這一點說,蓋源于超自然主義的、極端唯意志主義的上帝觀,而這種觀念在美國始終占據特殊的統(tǒng)治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唯意志論的超自然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基督教神學的特征,而在現代世界中,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加爾文教派的國家中,唯意志論的超自然主義更是一直占據統(tǒng)治地位”。“這種超自然主義的上帝觀,一般地說是助長了現代帝國主義,特殊地說則是助長了核威懾論”。
證諸美國的現實作為,確實可見這種堅持超自然上帝觀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對于美國政治精英產生了巨大影響,致使其將凡是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國家都當成敵人,從而在政治上表現為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和單邊主義。
美國歷屆政府所推行的反共政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小布什的“反恐戰(zhàn)爭”、“大中東民主計劃”以及其它外交策略,無不帶有基督新教的宗教意識形態(tài)色彩及理念依據。由此可見,美國在本質上其實是一個披著“民主自由”迷彩衣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美國:一個鮮為世人所知的軍國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美國之所以自二戰(zhàn)結束后屢屢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成為現代世界史上最具侵略性的霸權國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由于美國國內存在著多個勢力龐大的軍工綜合體利益集團;而軍工綜合體的構成,決定了它是一個靠發(fā)戰(zhàn)爭財,靠發(fā)軍備財的特殊利益集團。軍工綜合體還因其權力炙手可熱而被稱為美國的“第一政府”,又因其好戰(zhàn)而被稱為美國的“第四個軍種”。
1961年1月17日,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在其告別白宮的演說里憂心忡忡地指出,在美國存在著一個軍事-工業(yè)綜合體,即“軍事領導機關與私人工業(yè)的結合”。它對美國的“經濟、政治、甚至精神”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軍工綜合體”一詞首次被人們使用。
作為一種獨特的政治及社會現象,軍工綜合體在美國早已有之。一般認為,軍工綜合體起源于美國在二戰(zhàn)期間建立的戰(zhàn)時經濟體制,因為該體制具有工商界與軍政要員共同操縱經濟生產的特征。亦有西方學者指出,“雖然軍工綜合體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朝鮮戰(zhàn)爭、至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但其最為顯著的特征(即軍事對聯(lián)邦預算的主導、對外武裝冒險和干涉、知名軍事官員的政治影響等)則可以上溯到美國誕生之時”。
冷戰(zhàn)期間的多次戰(zhàn)爭和軍備競賽,使軍工綜合體從美國政府手中總共拿走了10萬多億美元的國防開支,從而成為冷戰(zhàn)期間美國國內最大的獲利集團。現在它已經變成一個由軍事部門、軍工企業(yè)、部分國會議員和國防科研機構所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它擁有200多萬軍工產業(yè)人員,100余家軍工企業(yè),幾十個科研機構。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軍工企業(yè)在政府安排下進行了大規(guī)模改革和并購。1995年3月,洛克希德公司和馬丁·瑪麗埃塔公司宣布合并,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就成為全球最大的軍工企業(yè),其訂單占據了美國國防部采購預算的1/3左右,還控制了40%左右的世界戰(zhàn)斗機市場,幾乎囊括了美國所有軍用衛(wèi)星的生產和發(fā)射業(yè)務。1996年12月,波音公司宣布與麥道公司合并,成為世界第二大軍工企業(yè)。1995年4月,雷神公司出資23億美元收購了大型軍用電子公司的電子系統(tǒng)公司,隨后又兼并了休斯電子公司和得克薩斯儀器公司。新雷神公司即壟斷了美國空對空導彈的生產,成為世界第三大軍工企業(yè)。
目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和通用動力公司已經成為支撐美國經濟的五大軍工企業(yè)巨頭,無論其資產數額還是產品覆蓋領域在美國都處于壓倒性的壟斷狀態(tài),形成了代表美國國家水平的軍工集團,牢牢保持美國在軍事技術上的世界霸主和頭號軍火商的地位。
美國的軍工綜合體現象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的存在由美國經濟對于軍工生產的高度依賴以及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所決定的。從美國政治運行的基本方式來看,美國防務政策的制定主要由選舉政治、統(tǒng)治階層、新聞媒體、利益集團政治所左右。
美國國內雖然也存在著各權力部門的相互制約,但美國防務政策的制定與國內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不同,美國憲法賦予了美國總統(tǒng)在外交和國防上以更多的權力。實際上,美國的防務政策長期以來主要由總統(tǒng)以及由總統(tǒng)領導的國家行政機構來制定和實施,國會則對總統(tǒng)施行有限的制衡,而聯(lián)邦法院則幾乎不涉及防務政策領域。軍工綜合體左右美國的防務政策,就是利用美國防務政策制定機制的這個特點來實現的。
在美國,全國約有1/3的企業(yè)與軍工生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作為美國經濟龍頭的軍工企業(yè)自然就與美國政治有著廣泛而微妙的關系。無論在美國政府還是在國會,都有不少代表軍工企業(yè)集團利益的政治家。對于軍工綜合體集團來說,“維持軍火需求”與“維護國家安全”同等重要。去年中期選舉后黯然下臺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是這種“雙重利益”代表者的“典范”。
不少西方觀察家都認為,拉姆斯菲爾德之所以大張旗鼓地推行導彈防御計劃,就是因為他曾擔任過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系統(tǒng)的智囊團——蘭德公司的董事長。規(guī)模空前、耗資巨大的導彈防御計劃無疑將為軍工綜合體集團提供大發(fā)橫財的好機會。美國副總統(tǒng)切尼的夫人也曾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領導層人物,而財政部長奧尼爾據說也曾擔任過蘭德公司的董事長。
可見,美國軍火商與政界的緊密合作由來已久。從華爾街到大企業(yè),在各個貿易領域都可以看到軍隊和政府機構的人員在活動,他們都在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影響力爭取獲得大宗的軍火訂單。
軍工綜合體還利用手中的財力和權力,資助、組織和控制了一些右翼的思想庫(如“美國新世紀計劃”、“安全政策中心”)、團體(如“院外集團”)和刊物(如《旗幟周刊》、《國家評論》)作為宣傳、游說工具并為其制造輿論,這也是它影響和控制美國防務政策的一個主要方法。
首先,他們大力宣揚“上帝的選民”、“山顛之城”和“白人優(yōu)越”這些帶有極強的宗教意識的美國政治文化,稱頌以美國優(yōu)越為核心的“愛國主義”,以使他們能夠在愛國的名義下,為輸出美式民主占領“道德高地”,為其大力發(fā)展軍工企業(yè)和造就強大的美國軍力提供借口,逼使政治對手及民間反對者不敢或不愿冒被人指責“不愛國”的危險來反對它。
其次,為美國“制造”敵人。比如“安全政策中心”經常發(fā)表《國家安全簡報》,主題多為諸如朝鮮威脅、軍控條約對美國的危害之類。其三,為美國的軍事霸權出謀劃策。2000年9月,“美國新世紀計劃”在其網站上公布了一個戰(zhàn)略計劃,為美國實現全球霸權提出了11點綱領性建議。其核心就是要加強美國的實力,維護“美帝國霸權下的和平”和“美國在21世紀的單極地位”。報告斷言:“歷史已證明,美國式的和平(即美帝國霸權下的和平)可以持久地維持全球的和平與穩(wěn)定”。報告鼓吹,為了在整個21世紀維持“美國式的和平”,全球秩序只能建立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上,即美國的軍事霸權”。
為了更加有效地對美國政府及國會施加影響,軍工綜合體集團還專門組織了勢力龐大的“院外集團”,并利用提供競選經費和拉選票等手段對美國立法機構、行政部門和法院進行游說,以確保他們制定和執(zhí)行的政策符合本集團利益。
美國官方資料顯示,在2000年總統(tǒng)選舉中,作為總統(tǒng)候選人的布什從軍工企業(yè)集團籌集的資金是戈爾的15倍。連美國前副總統(tǒng)納爾遜·洛克菲勒也不得不承認:“院外利益集團在指導美國的對外政策”。由此可見,美國無論從政治體制、經濟形態(tài)以及指導思想等方面,其性質都屬于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
結語
通過綜合分析以上兩個方面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美國之所以極力追求成為獨霸世界的單極霸權國家,首要原因在于主導美國政治及社會的基督新教意識形態(tài)與軍工綜合體利益集團在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密不可分的結合。
正是由于美國人自命為“上帝的選民”從而堅持在全球范圍內“替天行道”推行“民主自由(實質為基督教核心價值觀)”,才產生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才制造了“自由世界”與“邪惡國家”的劃分,才促使美國成為一個深藏于種種表象和外衣之下的“政教合一”神權國家。同時也由于美國獨有的以軍工產業(yè)集團利益為主導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才導致美國狂熱追求單向毀滅性的超強軍力,才促使美國成為一個動武成癮、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
當然,諸如自由貿易、美元霸權、科技實力和流行文化等等,都是美國追求全球霸權的重要戰(zhàn)略工具。正是由于受到上述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全世界人民在“幸運地”擺脫了冷戰(zhàn)的陰影后卻又不幸地身處于美國的“陽謀”之下。
美國擁有世界最強軍力,其軍費開支超過全球一半,卻在時刻宣揚“中國威脅論”以及“俄羅斯威脅論”;美國不僅隨心所欲地以雙重標準制造各種“邪惡帽子”扣在那些“非我族類”的國家頭上,還劃了一條“反恐”界線要求世界各國“站班排隊”。美國本來是一個由世界各國移民組成的國家,今天卻反過來企圖成為永遠統(tǒng)治世界各國人民的“單極霸主”,對此人們不能不作出深刻的思考:這究竟是源于歷史的吊詭,還是對于人類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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