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基于常識的理性”化解極端思潮,避免中國社會內部極化、對立!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11-26 19:54:45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9 次 9 評論
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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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范圍內極端思潮都有不斷抬頭的趨勢。
在不同的國家,極端思潮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在一些國家,極端思潮表現為反移民、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或者表現為反建制派、反大資本的情緒。
在部分國家,極端思潮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相結合,出現了強烈的排外傾向。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之后,從全世界范圍看,一些國家沒有走向更加和諧、更加團結的局面,反而因為貧富分化、治理失調、網絡失序、地緣政治動蕩等原因,走向一個更加割裂、更加對立、更加緊張的局面。
以美國為樣本,我們可以發現,當前國際上極端思潮興起,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背景:
——從經濟上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新自由主義興起,過于強調“市場萬能”,削弱了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調節作用,經過40年的積累,美國出現新一輪的嚴重貧富分化和利益分配失衡,這是當前美國社會極端思潮興起的主要原因;
——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興起,美國社會本來就非常多元的意見表達變得更加混亂。面對種種亂象,美國從維護“言論自由”這一根深蒂固的立國理念出發,對網絡興起在美國社會中帶來的思想、認知和輿論混亂,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更談不上認真解決,這大大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極化現象。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內部“左”“右”對立嚴重,幾乎釀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大大小小的意見領袖出于各種目的投身輿論場,形成各自的擁護者群體,相互攻擊、指責,時而釀成線下的沖突,這導致美國整個國家未來有面臨某種形式“分裂”的風險。
在中國國內,現階段同樣面臨不同程度極端思潮興起的風險:
——長期以來,部分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上的欠缺,容易造成“塔西陀效應”,“仇官”、反特權、反腐敗的思潮有著深遠的社會基礎;
——多年來,房地產行業發展失序,導致多數一二線城市房價相對于民眾收入畸形過高,對年輕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和現實壓迫感;同時,互聯網等部分行業不斷上演“造富”神話,刺激著年輕人的敏感神經,社會上的“仇富”心理有所抬頭;
——部分行業、部分企業長期存在對《勞動法》執行不嚴、勞動監察部門執法不到位等現象,這與一些企業的管理水平不高相結合,導致“996”、“內卷”現象叢生,嚴重影響了普通勞動者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社會上“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的聲浪這幾年明顯增多;
——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監管水平毫無疑問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依然面臨網絡、社交媒體興起帶來的社會思潮割裂、對立等挑戰,特別是部分自媒體意見領袖因動機不純、責任感缺失,每每在輿論場中帶節奏,容易引發輿論風暴;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愛國”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年輕人的主流思想,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如果缺乏“理性”、“科學”、“務實”的精神,樸素的“愛國”思想容易轉化為排外思想、對內“鋤奸”的斗爭思想,突出表現為對不同觀點的不包容、排斥和打擊,容易把對具體問題的討論、爭論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層面。這種非理性的“愛國”情緒,也容易形成一種盲目自大的傾向,削弱了中國繼續向世界各國一切先進技術、理念和管理經驗學習的動力。
與此同時,要對當前各種極端社會思潮興起、傳播和強化的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必要時進行干預,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基于常識的理性”共識,以此對抗和化解民粹等各種極端思潮。
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的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已經得到了根本性改善。這是新中國成立72年來,中國經濟、科技、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不斷顯現的結果。今天,美國拜登政府明確表示,不尋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制度,就是對美國用慣常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手段顛覆中國政權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種直白承認。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民眾出于普遍的愛國情感,以及對中美在抗疫等治理問題上差異表現的認知,“四個自信”空前增強。這是當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基本態勢。
在這個基本判斷之下,今后我們在繼續筑牢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底線的基礎上,可能需要更多關注其他社會極端思潮興起對中國社會穩定、民眾團結、國家長治久安的影響,加快在全社會層面構建“基于常識的理性”。
1)充分認識到改革開放是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要取得最終的勝利,靠的依然是對內深化改革、對外擴大開放。用改革化解內部矛盾、釋放發展潛力、提升發展活力;用開放不斷做大與世界各國利益交融的蛋糕,突破美國的遏制、封鎖和包圍。現在絕對不是要讓改革開放步伐停滯、走回頭路的時候。
2)統籌用好市場和計劃兩種資源配置手段。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反復表明,市場仍是當前人類社會資源配置優化、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有效手段。同時,要打破“市場萬能”的迷思,對于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無序競爭、壟斷、兩極分化等問題,要通過更加健全的監管體系和收入分配體系來糾正。
3)警惕煽動“仇富”思想,制造社會階層對立。現階段,任何人通過誠實勞作、合法經營獲得的收入和財富,都應該依法受到保護。對于過高收入,主要通過二次分配進行調節,對于非法收入,依法進行打擊。“致富光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4)警惕煽動“仇官”思想,制造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人為對立。對于各級地方政府在具體治理上的問題和短板,要及時糾正,舉一反三,但反對將治理中的具體問題上綱上線,制造對體制和政府的攻擊。
5)繼續尊重企業家的首創精神。在法治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企業家的積極性,肯定企業家在創造就業、繳納稅收方面的積極作用,避免隨意將企業家定義為“資本家”。對于少數鉆法律空子、盲目逐利的企業家,依法進行打擊和規范。
6)繼續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跟年青一代講清楚“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危害性,允許和鼓勵良性競爭,繼續強調發揮奮發有為的民族精神,不提倡“佛系”、“躺平”。
7)堅持法治化思維,涉及具體司法案件,反對發動輿論審判和道德綁架。涉及對具體人物、機構和組織的評價,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導向,反對上綱上線、大鳴大放。
8)反對非理性攻擊,鼓勵和包容建設性批評。通過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督促地方政府重視民聲、民意,努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地方,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影響全局。同時,通過有序的輿論監督,為各級地方政府不斷提升治理能力保持壓力、制造動力、提供輸入。
9)規范輿論場中意見領袖的角色和作用。曾經,一些所謂的意見領袖出于對中國政治制度、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不認同,在中國輿論場中散播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部分人后來被稱之為“公知”。目前“公知”在中國輿論場中的作用已經日益受到限制,缺乏市場。但與此同時,也要防止一些所謂的意見領袖,在具體社會事件中煽風點火,制造社會對立,制造民眾和政府的對立。還有一些意見領袖,在“左”的錯誤思想下,煽動民粹,看似“為了國家、為了民眾”,但實際上由于其非理性的特質,往往會帶來極端思潮的擴散,極容易消解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眾多理性共識。特別是少數意見領袖,打著“正能量”、“愛國”等標簽,煽動極端思想,危害性更隱蔽。比如,前不久江蘇聯通微博賬號正常發了一篇有關蛋炒飯的食譜,卻被司馬南、明德先生等一些人惡意炒作成“污蔑英烈”,雖然經過警方調查,確認江蘇聯通微博賬號不存在違法情況,但這些在輿論場中帶節奏的行為,仍然在民眾當中形成了很大的割裂和對立,甚至讓一些人擔心“文字獄”。這種帶節奏的做法,與依法打擊各種污蔑英烈的違法犯罪行為背道而馳,本質上仍屬于一種“低級紅、高級黑”的做法,值得警惕,需要規范。
10)要在全社會倡導“愛國、理性、科學、務實”的導向。“愛國”應該成為當下中國一切社會思潮的基礎和出發點。簡單來說,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越來越好。今天,要繼續反對那種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要繼續反對超越歷史階段談“普世價值觀”,要繼續反對那種以“不愛國”來標新立異,表明自己所謂思想獨立的錯誤傾向。與此同時,要堅持“理性”,避免極端、狂躁、偏狹的觀點;要尊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一般規律;要堅持務實的導向,減少無效的爭論,避免大鳴大放,要聚焦現實問題,多解決具體問題。
今天的中國,不僅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階段,也處在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最好的發展階段。我們每個人,都要逐漸形成一種“大國國民”的心態,保持一份從容和理性,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避免極端化、避免僵化。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對于自己的國家,既要堅定“四個自信”,不要妄自菲薄,也要實事求是,反對妄自尊大。
今后若干年,如果我們能再次將“基于理性的共識”,作為中國全社會的主流思潮,不僅有利于我們在中美博弈中取得最后的勝利,也有利于消解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極端思潮,讓中國社會內部在一些重大、基礎問題上,認知相對統一,避免極化、對立,最終有利于保持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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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極端思潮在中國再次興起,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快推動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更高水平、更大范圍的共同富裕。特別是要解決好“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個關鍵問題,通過讓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個體有更大的獲得感、幸福感,化解滋生不滿、焦慮、對抗等各種極端情緒的深層心理基礎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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