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中國需要更精準地“定義”美國!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11-28 06:54:2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9 次 9 評論
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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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博弈中,中國一直面臨一個隱隱的“痛點”:美國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定義”中國。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國無視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從西方政治傳統、概念出發,將中國定義為“極權主義國家”;
——對中國共產黨,美國無視其在中國民眾中享有的廣泛支持,以及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將其定義為一個類似蘇聯共產黨那樣的“獨裁”、“專制”、“僵化”的組織;
——對中國新時期的外交政策,美國無視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事實,將中國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正當行為稱之為“咄咄逼人的外交”;
——對中國在香港撥亂反正,美國將其描述成“對香港民主的鎮壓”;
……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這種局面,一開始可能會讓很多中國人感到非常不理解,因為我們覺得,美國是“誤解”了中國;到后來,我們都知道了,美國這么做其實是故意為了“污蔑”、“抹黑”、“攻擊”中國,這個時候我們又感到很氣憤。
這么多年來,不管中國做了什么事情,到了美國嘴里,就沒有什么好事兒。
在這背后,實際上是美國在中美博弈中采取的一個策略——用自己的方式定義對手、攻擊對手,讓對手有口難辯。
在中國的傳統思維里,我們強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強調“實事求是”。整體來說,中國強調走正道,堂堂大國,不玩“歪門邪道”的功夫。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在輿論戰,在溝通方面,在如何精準地定義對手方面,在如何制造流行的概念方面,確實比美國落后。
對美國來說,“定義對手”、“打敗對手”,從來都是美國內部選舉政治中最常見的手段,甚至是最有效的手段。
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信息溝通策略”(messaging)。
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意外獲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成功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反建制派的“政治素人”,要去華盛頓“清除積弊”(drain the swamp)。同時,特朗普則成功利用美國民眾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思潮,將希拉里·克林頓定義為一個“邪惡、腐敗的政客”(crooked Hillary)。
在美國內部選舉中,一旦一方被對方成功定義、惡意定義,政治“人設”一旦確立,就有口難辯,事倍功半。
在2020年的選舉中,特朗普最大的難點就在于如何用一種極其消極的方式定義拜登,他曾先后用了各種綽號,包括“瞌睡蟲拜登”(sleepy Joe)、“北京拜登”(Beijing Biden)等,但都沒有對拜登構成顛覆性的傷害。
美國在國內選舉政治中玩的這一套,自然也會用在大國博弈上。當年,美國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成功將蘇聯定義為一個“邪惡的紅色帝國”,在冷戰中徹底搞臭了蘇聯的名聲。
今天,當美國將全部注意力轉移到中國身上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承受美國這種強大的定義別人的能力所帶來的“傷害”。
中國人一般認為,真的不會是假的,假的也不會是真的,這是一種樸素的、正道的思想。但實際上,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輿論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還是企業,一旦被輿論“定義”,要改變這個“定義”,會非常困難。到那個時候,真相是什么,大家已經不感興趣,每個人只相信自己的認知和結論。
這就是現代版的“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在傳播學里,甚至有一句話——“感知即事實”(Perception is reality),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中美的體制不同,長期以來,美國在國內選舉政治中,已經將溝通、傳播的技術,提煉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同時,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強大的“制造概念”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這么多年來,美國人、西方人制造了多少概念。從“軟實力”到“巧實力”,從“中等收入陷阱”到“修昔底德陷阱”,各種概念令人眼花繚亂,但其背后說的事情往往還是老一套,但新鮮的概念總是能抓住人們的注意力,在輿論中形成更大的影響力。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認真分析和學習的地方。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面對美國的各種“定義”(實質上是污蔑、攻擊、惡意解讀),我們不僅要努力為自己“辯解”,我們也要嘗試用美國通行的概念去更加精準地定義美國,在輿論戰、信息戰中主動出擊。
以下是我總結的中國可以用來“定義”美國的一些概念,供大家參考:
1)寡頭政治(oligarchy):這是新加坡戰略學者馬凱碩給美國政治制度的“定義”。美國長期以來,自己給自己的定義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arcy)和“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但實際上,現在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異化,與美國“國父們”(founding fathers)設想的那種“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已經想去甚遠。今天,美國普通民眾對一項政策的支持率高低,跟這項政策最后能否成為法律已經完全沒有相關性。調查顯示,無論是美國普通民眾對一項政策的支持率是100%,還是零,最后這項政策成為法律的幾率都是30%。相反,美國富人對一項政策的支持率,與這項政策最后成為法律的相關性超過80%。今天的美國政治制度,就是典型的“寡頭政治”,就是為大資本家、大企業家服務。同時,今天美國的政治中還伴隨有民粹主義的興起,美國的政治制度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榜樣”。美國在全球張羅所謂的“民主峰會”,也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舉措。時至今日,美國每天平均仍有1000多名公民因為新冠疫情而失去生命,在這種血淋淋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去倡導召開所謂的“全球民主峰會”,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如果“民主”連民眾的基本生命和健康都無法保護,這樣的“民主”有什么用呢?
2)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irresponsible individualism):在疫情當中,美國一些人拒絕戴口罩、拒絕接種疫苗,在“捍衛個人自由”的口號下,反對科學,不遵守基本的防疫措施,這是一種極其自私的行為,這是美國疫情失控、死傷慘重的重要原因。
3)非市場政策(non-market policies):美國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中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這是一種典型地不遵守市場規則的行為。同時,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對中國優秀的高科技企業搞斷供、搞封鎖,這也是一種明顯的非市場化行為。
4)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面對來自中國的市場競爭,美國對中國投資、貿易采取多種保護主義政策,這跟美國宣揚的自由貿易主張背道而馳。
5)惡性競爭(malicious competiton):中國歡迎美國的競爭,但美國應遵循市場經濟原則,應遵循基本的道義原則,把競爭的焦點放到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上,而不應該放到“使壞”、“下黑手”、“使絆子”這些下三濫的招數上,不應把心思放在如何破壞中國的發展上,不應該把重點放到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上。
6)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irresponsible provocation):在中美博弈中,美國一直采取攻勢,挑釁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論是縱容和支持臺獨分裂勢力,還是鼓動立陶宛打“臺灣牌”,美國采取的各種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破壞了中美關系,也破壞了地區和國際和平。相反,在中美博弈中,中國并沒有主動去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
7)挑起國際關系中的派系沖突(fac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國通過北約、四方對話機制、美英澳等各種小團伙,試圖包圍、打壓、遏制中國,這在本質上是在國際關系中制造派系矛盾、挑起派系沖突,危害了地區和國際和平、穩定。
8)不可靠的伙伴(unreliable partner):特朗普上臺后,動不動玩“退群”,撕毀美國加入的國際協議,讓美國成為了國際社會一個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在中美關系中,拜登政府也有說一套、做一套的趨勢,如掏空“一個中國”政策內涵等,這讓美國在中國眼中也成為了一個“兩面派”,一個“不可靠的伙伴”。
9)存心不良(in bad faith):美國現在為了維護自身霸權,對中國采取了各種惡意競爭動作,甚至一些美國人公開宣稱,要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在跟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明顯地存心不良。
10)魯莽的超級大國(reckless superpower):進入21世紀,美國在中東地區采取的一系列軍事和外交政策,造成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政局動蕩、難民潮涌現,對國際和地區穩定帶來很大的破壞,美國表現得像是一個“魯莽的超級大國”。在當前跟中國的博弈中,美國依然缺乏理性、缺乏自我克制,在臺灣等涉及中國國家利益“紅線”的問題上反復挑釁,讓中美關系和地區穩定面臨顛覆性風險。美國應放棄魯莽的挑釁政策,扮演一個真正的負責任的超級大國的角色。
以上10個概念,中英文對照,都是美國人比較常用、可以理解的概念。
在中美博弈中,我們要多用美國人可以理解的概念來更精準地定義美國的言行,以此作為輿論戰、信息戰的一部分,以此爭取輿論的主導權。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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