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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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劍龍
來源：Epoch非虛構故事（ID：epochstory2017）
臘月27，我拖著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從印度班加羅爾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鄉，這是我四年來第一次在老家過春節。
在鍵盤上敲打這篇文章時，我才意識到，過去三年的春節，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準備去旅行。
2015年春節前，規劃去剛果（金）采訪，因簽證延誤，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過一個焦躁的春節。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給巴爾島，對著藍寶石一樣不真實的海面發呆時，我接到電話，通知我拿到去美國的獎學金。這是我“折騰史”的開端。
2016年春節，在華盛特區北郊一個叫銀泉的小城，我給班上十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和老師做了一頓“豪華”中餐。這是我頻密的旅行里，難得的靜謐時分。
最近的2017年春節，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買的火車上，還是停駐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記憶完全失焦。總之，過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遠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車，脫離了一個35歲的中國年輕人的“正常”軌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個比北京還擁堵的新興城市，但我更愿意稱那里為家。而江漢平原上的這個普通村莊，是家鄉，更重要的意義，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國特色
在我們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讀書，就可以像叔叔一樣，去國外。”在不少場合，我被當著榜樣，展示給我的侄兒侄女（嗯，還有侄孫）。在他們面前，我是個符號，代表知識改變命運，或者，寄托著村里同齡人的單純夢想，去遠方，跳脫出當下生活的種種限制。
當然，我沒有告訴他們，國外也許并不是美國，還有可能是印度——一個由各種玩笑和蔑視組合起來的國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關。小時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畢業了。
“什么時候結婚？該結婚了！”在和鄉鄰碰面不得不打聲招呼時，這些玩伴永遠是最直白的。
我不時在朋友圈調侃家鄉的催婚戲碼。其實，對待婚姻的態度，隨著閱歷見長，我變得愈發從容。男性角色或許給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從全人類高度認識這個像“難民”一樣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催婚還真不是中國的特殊國情。
在印度，這個“問題”同樣令年輕人頭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記者，來自加爾各答，我在新加坡亞洲記者項目里的同學。
你父母催婚嗎？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時，我問她。她說，就因為婚姻問題，她沒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選擇和祖母住在一塊。“和你不一樣，我們女性身體里，成天有個鬧鐘在噠噠響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壓力大多落在女性頭上（至于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會解釋）。
這次回鄉，父母和姨媽似乎達成某種默契，催婚調門不再像村頭的高音喇叭。臨走時，父親也只是旁敲側擊：“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裝修下嗎？”
我不清楚，這是表弟表妹們不斷洗腦的結果，還是鄉村社會的進步。
印度父母和中國父母
到家當天，母親指著院子里晾著的兩條秋褲，說這是你姐給你買的。
從印度回國前，幾番和她通電話，我們在“秋褲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路線之爭。
在美國那年，我變成了一個時尚的、忠誠的不穿秋褲主義者。母親得知，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我竟然不穿秋褲，她嚇壞了。這兩年，我們沒為這個少吵，在她看來，“秋褲”維系健康，“婚姻”則是安身立命之處，一樣都不可或缺。
自從我游歷的國家越來越多，母親對外國的印象越來越抽象，但也越來越具體。
在她眼中，外國分兩類：必須穿秋褲的和不用穿秋褲的。美國是前一類，印度是后者。
無論在“秋褲”還是“婚姻”問題上，按照印度標準，我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問題？主流價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廣泛接受，包辦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給自己兒子物色一個合適對象，更多被認為是父母的責任。
不止一次，我問班加羅爾的年輕司機們，你談戀愛沒？
回答沒有。
那你不著急結婚嗎？
司機笑笑，我母親會給我找的。
如果說，印度司機寬容包辦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觀念還沒開化。但印度精英階層，在歐美留學過的海龜，同樣不排斥包辦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國的同班同學，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結婚，她專門趕回去。后來得知，她的弟媳是從印度相親網站上找的。不過，他弟弟在德國工作，他父母經營著他的賬號。
類似情況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國城市的父母在相親角里為子女舉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據地則在相親網站，緊盯電腦屏幕。
包辦婚姻背后，也折射著家庭的權力結構。在家庭場域，印度父母比中國父母享有更多權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說話，就好像在通電話。說不了幾分鐘，我們就當著面掛斷了。長時間的獨處和異國旅程，疏離感成了我個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濃烈的情感包圍，我變得很不自在。
不過，春節期間，無論我起床，還是入睡時，母親似乎永遠在廚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鮮蠶豆。四月份收割時，母親把它們裝在塑料瓶里，急凍，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齊，然后解凍，和濃烈的散裝白酒一起下喉。
母親做的家鄉小吃，米團
在湖北老家，春節少不了藕。為了讓我們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親沒有去市場買。去年，母親下荷塘，從淤泥里挖出來幾十斤。
母親用她調制的食物和我對話，我們好像都習慣了這種對話方式——中國式的對話方式。
在地上打滾的人
和母親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臥床四年多，精氣日漸暗淡。每次離開她，我都覺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動力，相當一部分來自她。
站在外婆床頭，家長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溝通，似乎還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兒童吧。
1995年，我開始上初中，靠種十幾畝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說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開始，農業稅費開始在湖北急劇增長。同時，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開始大面積拋荒。這場系統性危機被學者溫鐵軍稱為“三農問題”，即所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湖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糧食生產主要依靠腹地江漢平原，家鄉成為媒體解剖“三農問題”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頭版。給總理上書的著名鄉鎮書記李昌平，和我來自同一個鎮。
父母那時候出過最遠的門，是省會武漢。母親一個字不識，他們都不會說普通話。但是，1995年春節后，父母決定去深圳養鴨，自此，他們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雖然無法填補父母的角色， 他們成為青春期的在場者。外婆家離我家直線距離不到兩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無差別。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訴我，她想回自己家里過年，即使在女兒家住了這么久，她仍不習慣。但是，如果她能站起來回自己家過年，恐怕也會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經很淡。
在老家，只有兩項鄉俗未被拋棄：三十晚上，吃頓年夜飯；初一那天，給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幾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員，在墳頭上一起燒紙錢、放鞭炮。
這項儀式對我有特殊意義。那些新添的墳頭，就像沉默之書，講述家族里的變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剛過世。 去年9月，在他家門口，我見過他最后一面。他那時剛做完手術，手里攤著一本雜志。母親說他腦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著問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誰？
家鄉習俗，夜里要在鍋里點一掌燈
他沒有猶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憑我吼什么，他再沒答一句話。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認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養鴨失敗后，他們到湖南瀏陽走街串巷收廢品。大伯一家也干著同樣的營生。有回，去他們家串門，遠遠的看到大伯拉著一滿車廢銅爛鐵，正在上坡，身體幾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則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這個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學，多少與在瀏陽受得刺激相關。父輩們在異鄉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墳前，母親在廚房里回憶，當年我去大學報到前，大伯還給我50元當路費。我不知道，這需要多少車廢品才能換回來。這有對知識的尊重，也有對我的期望。
剛到班加羅爾時，在一家臨街咖啡館，我和遠在美國的土耳其裔導師通過電話，她問我：你如何克服內心恐懼下這個決定到印度來的？
正月初一，上墳時，我在燒紙錢，濃煙熏得睜不開眼，大伯母站在旁邊，不知道是和我還是大伯說話，“一輩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滾打過來的。
她意思是說，大伯一輩子都在打滾求生。這也是我要傳遞給我導師的準確答案，因為我也是個在地上打滾的人。
階層
大伯的喪事是父親一手張羅的。他去世時，他的大兒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兩個兒子分別在貴州和湖南。
父親在村里當會計，春節前，為了幾十塊錢的排灌費，大堂哥到我家，和父親起了爭執，差點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輕，50出頭，但還像年輕時一樣莽撞沖動。我讀小學三年級那年，縣里特警在夜間摸進我們村，大堂哥和十幾位青年人被一網打盡，成為縣里著名的“流氓團伙”，他們還因此上了《知音》雜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間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們，無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風從不罷休。犯罪事實中的一條，因一起瑣事，打到鄰村，把對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們囂張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時，少不了我們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擔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塵。
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春風以不可阻擋之勢吹到村里，年輕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線上。
如今，在適應了城市節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齡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區經營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種不真實感籠罩，我的歸屬該和他們一樣，在深圳或者廈門的街頭賣早點。
其中的機緣，或者只能由命運解釋。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書，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
這也只是我這樣鄉鎮青年的矯情。
但從家鄉出發，我沒有上過學的母親，扛著被褥行李去深圳養鴨；從家鄉出發，我的兄弟們在深圳的工廠邊擺起一個早餐鋪子。從家鄉出發，我不管是途經華盛頓，還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羅爾做一個要面向亞洲區域的科技媒體。這并無本質差異。
或許是因為來自中國最底層，我仍然不適應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級制度。
帕拉維·艾亞爾曾是《印度教徒報》常駐北京的記者，她曾撰寫《煙與鏡：親歷中國》一書。在書中，她寫到一對在胡同里掃廁所的安徽夫婦。他們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覺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強烈的關聯。在班加羅爾，如果你工資超過2500元人民幣，就可以請得起一位傭人做飯、打掃衛生。因為他們的工資只有200到300元。
與中國保姆不同，印度傭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識。譬如，我們在聚餐時，曾多次邀請印度傭人和我們一起享用，但從未成功過。
在中國，當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許來自戶籍制度，而在印度，仍與敏感的種姓問題有關。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顛簸的鄉村公路上兩邊，油菜花已經盛開，田間散落兩層磚樓，像極老家的風景。
印度北方的農村
在比哈爾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鎮上的一間咖啡館內工作，傍晚到菩提樹下靜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麥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樹，依然枝繁葉茂。后來的佛教徒們，在樹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樹
立在摩訶菩提寺門口的一塊碑銘，記錄著佛祖一句平淡無奇的話：人是否成為婆羅門，唯一能決定的，乃他在世的行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剎帝利種姓，僅次于婆羅門。他在2000多年前就試圖實行平等革命，而至今，這對印度底層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過嗎
正月初三，離開老家去岳陽東站坐高鐵，姐夫在開車，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問我：還在印度待多久？
無論在中國抑或印度，這是我遇到的最頻繁的問題。我常犯難，因為口袋里并沒有具體計劃，某年某月離開印度。
但提問者，無論中國人還是印度人，背后隱藏著一致的假設：印度只是我的中轉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國吧。
中國人對印度的盲目厭惡和優越感，則來自印度糟糕的衛生條件、時刻處于失控狀態的交通狀況以及駭人聽聞的強奸案件。
中國和印度互為鏡像。中國基礎設施的進步確實令人震撼。即便我們老家偏僻的湖鄉小村莊，自來水、公路已經通到每家每戶。父親說，今年村里會通上管道天然氣。
而在班加羅爾，即便市區最繁忙的商業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別說管道天然氣，我在班加羅爾的家里做飯，只能買液化石油氣。而買一罐新氣，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氣站申請。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國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羅爾。
這聽起來像是某種印度受虐癥。但，不得不說，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讓在印度過得遠比中國舒坦。
“在印度，盡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里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帕拉維·艾亞爾寫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給我的回饋遠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關系數十年的低谷。自去年6月中旬，兩國軍隊在中國和不丹邊界對峙，一直持續到8月底。近三個月時間里，甚至今年春節期間，仍有人不斷問我：那段時間，有沒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嘗試解釋，印度東北七邦的民眾，屬于蒙古人種。和我們長相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在大街上，很難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國人。
我沒有解釋的是，兩國關系不在狀態，但是我從未因中國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敵意。
在洞朗對峙期間，我從班加羅爾機場去孟買出差，經過安檢時，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語打招呼，發現我是中國人后，硬是拽著我，要我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過我。
在班加羅爾大街上，經常發生交通事故。和中國不一樣，一旦出現類似狀況，所有的人都會沖過去搭一把手。
這些在場的觀察，捅穿了我對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貧窮，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國尊重和學習。
在印度，我也重新開始打量中國。
兩國關系緊張時，也未阻擋中國企業對印度的熱情。當兩國外交部宣布對峙結束，騰訊就公布了對印度最大電商Flipkart的投資計劃。
阿里在印度的動作更早。Paytm號稱印度“支付寶”，目前估值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資Paytm。
不僅僅是阿里、騰訊這些巨無霸，今日頭條、滴滴、美團均已進入印度。中國資本和企業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創投格局。
而印度的創業企業也開始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連鎖茶飲企業Chai Point。我帶著它的創始人Amuleek去參觀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們三個人買了六杯茶，Amuleek還把喜茶的杯子帶回印度去研究。
中國科技企業走出國門，進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場，在新興市場掀起波瀾。這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媒體卻集體失語。
當資本跨境流動變成常態，中國科技企業變得更加國際化，中國媒體已被甩在浪潮之后。這造成中國和國外市場巨大的信息落差。在班加羅爾的一年，我清晰看到這個巨大的裂縫，這也構成我創業的基礎。讓外界了解的科技發展，同事，也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試一位印度記者時，給他寫郵件說，我們現在從事的工作，談不上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要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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