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點贊“只提地點不提人”的原因并不簡單
近日,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流調報告中,相繼出現了“只提地點不提人”的信息公布新方式,得到了輿論的高度認可。在新增確診病例的流調報告中隱去患者的個人信息,改為以涉及區域和場所信息披露為主,這一做法受到了不少媒體和網民的稱贊。@人民日報發表微評,認為“不提人”更顯尊重人。有網民調侃道,“不提人”的方式終于令人感到“體面”了一些,再也不用擔心別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狼狽。
輿論高度認可“只提地點不提人”的背后,不僅反映了公眾對“體面”的渴望和隱私的重視,更折射出大眾在疫情防控中隱私保護的長期需求得到了階段性與區域性的滿足。
頻頻出現的隱私泄露事件:
誰是泄露者?誰的信息被泄露?
關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隱私、信息保護工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已多次被聚焦。統計顯示,公安機關依法從嚴從快打擊侵犯涉疫情公民個人信息違法犯罪,截至2020年12月20日,共治安處罰違法人員1500余名。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隱私保護不力、涉疫情相關人員遭遇網絡暴力的事件屢屢發生。梳理發現,從去年12月以來,成都、大連、北京、麗江等多地皆發生流調信息被泄露事件。
表 部分案例相關信息綜述
觀察發現,在上述7起事件中,泄漏信息者包括市民、醫護、公職人員、航空公司職員等多種角色。信息被泄密者則范圍廣,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及其家屬、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人員、境外輸入復陽無癥狀感染者等都有所涉及。泄密內容包括且不限于個人姓名、電話、行動軌跡,乃至新冠患者家屬隱私等信息。
“半月談”微信公號文章寫道,一名天津無癥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隱私信息遭到曝光后,一夜之間接到無數陌生來電,幾度精神崩潰。上述信息泄漏事件背后,是多名受害者所遭受的人身攻擊、精神傷害,甚至“社會性死亡”。
隱私保護的五點精細化要求
“只提地點不提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眾既往對流調信息的擔憂,在保障公眾充分了解疫情信息的同時,弱化了患者及家屬的壓力,使疫情防控工作進一步趨向精細化。新華社文章稱,“只提地點不提人”的流調報告方式把握好了信息披露的分寸,值得贊譽和提倡。不過,從過往疫情信息泄露的案例來看,疫情防控中個人信息保護工作還可從以下五個方面加強:
其一,個人隱私信息采集范圍的精細化。據《南方都市報》調查顯示,僅有20%左右的受訪網友知曉數據存儲期限和疫情過后會被如何處理。盡管不少媒體和專家呼吁防疫工作數據收集中應強調最小必要原則,但仍有不少網民反映,在疫情防控面前個人信息“交”得太輕易,小區物業、菜市場、超市等場所都要求登記姓名、電話、住址,甚至身份證號碼。對此《人民日報》曾指出,如此詳細的信息收集內容,顯然超出了防疫必要的限度,違背了“最小范圍”原則,也增加了不必要的個人信息暴露風險。
其二,個人隱私信息儲存環節的精細化。疫情防控是一個需要各方團結一致的系統工程,尤其需要相關人員極其配合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密切接觸者,溯源傳播鏈,然而從上述案例中可知,信息泄漏案件大都歸咎于流調報告及其相關調查文件的泄漏,如北京某航空公司員工因傳播初步流調報告而造成信息泄漏。此外,廣東省疾控中心流調工作人員也在《南方都市報》中談道,成都確診女孩軌跡圖的泄漏可能是因行程調查文件的曝光。
其三,個人隱私信息脫敏處理的精細化。中央網信辦在《關于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因聯防聯控工作需要個人信息必須要經過脫敏處理。盡管規定已明確,落地卻出現難處。央視新聞客戶端評論,大眾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愈發清晰的認識,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大眾對披露他人隱私存在分歧,甚至錯誤的認知。如部分相關工作人員和網民對“必要”和“非必要”信息存在誤解,認為最大化公開患者信息,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
其四,個人隱私保護相關保障的精細化。《法制日報》文章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數據處理和運用應遵循目的合法原則、最小必要原則和權責一致原則。但眼下法律對疫情防控中個人隱私保護工作仍有不適用的狀況,如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工人日報》采訪時所言,目前我國對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更多集中在網絡范疇,針對此次抗疫中出現的關于信息保護的問題,現有法律并不能完全適用。《新民晚報》文章評論,伴隨著大量個人信息采集,隱私保護不規范、不到位的現象也愈加突出,對于信息泄漏案件的通報無疑給大眾敲響了警鐘。
其五,保護公眾個人隱私主體的精細化。國家和有關部門通過出臺或調整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對個人隱私進行保護,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對數據收集主體進行限制,亦如《關于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等相關行政法規要求各部門要高度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工作。但目前個人信息被不當處理的風險仍存在,如“中青評論”微信公號寫道,對于疫情后個人信息的去向問題,僅部分地區給出了明確答復,如何進一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及時告知個人信息的去向、防止相關信息被用作他途等問題亟待精細化解決。
回到這次舉措,網民點贊“只提地點不提人”的輿論現象,背后原因并不簡單:
首先,“只提地點不提人”可以看作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對于隱私保護訴求的積極回應。網民為此點贊。
其次,隱私保護的問題,不僅僅存在于當前這波疫情防控工作中,更是一個存在于當代互聯網與社會發展中的難題。“只提地點不提人”一定程度上更是可以視作是網絡社會治理精細化的體現。
再者,上海、北京在過往的疫情防控中并未出現過嚴重的信息泄露問題,但在隱私保護上仍走在了前方,也得益于對全國其他地方防疫出現的經驗教訓的有足夠重視。社會治理、疫情防控,網民點贊的是政府的工作視野與學習心態。
最后另值得一提,在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際,《網絡輿情》便已刊登評論文章《疫情精細化防控須注重對隱私權的保護》。一年過去,疫情精細化防控取得矚目的進步,風險等級判別精確到街道、小區;流調更為精準與迅速。這也是我們面對當前疫情零星散發情況的信心所在。
但在隱私保護上,我們工作進步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工人日報》評論曾直言,在技術進步背景下,開展疫情防控與保護個人隱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疫情防控不是犧牲個人隱私的借口,保護患者隱私也是做好疫情防控,保護個人權利的應有之義。正因如此,上海、北京相繼在疫情防控信息公開中“只提地點不提人”的做法,得到網民與媒體高度認可。而這份認可背后,不僅是輿論對于舉措能被全國更多地方所借鑒與落地的希望,更是人民群眾對于隱私保護工作、疫情防控工作精細化的長期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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