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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十四年艱苦抗戰終于落下帷幕，經過日本侵略者長達十數年的蹂躪，舉目望去，大好河山皆是斷壁殘垣，但只要和平安定，對于廣大中國人民來說，便是最美妙的福音。

日本投降

此時，數億中國人的視線都緊盯著國共兩黨，國家安定與否、和平是否延續，皆系于兩黨的談判結果，也就是蔣介石用三份加急電報制造出的“重慶談判”。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謂談判，實際上是蔣介石的“鴻門宴”，地點定在國民政府大本營重慶，其兇險程度自不必多言。

這場長達43天的談判，既是勇氣與膽識的較量，也是智謀上的交鋒，毛主席明知山有虎，依舊選擇親赴這場“鴻門宴”。

其中，一次會議結束后，蔣介石向一旁的親信陳布雷感慨道：“偉大領袖此人不可輕視。”

毛主席

而他之所以發出如此評價，是因為毛主席在談判過程中的一個細節，令他發現主席的意志力非常人所能比擬。

重慶談判為何是一場“鴻門宴”？蔣介石又是因為哪一細節而心生警惕？接下來請聽筆者娓娓道來。

平靜水面下的暗流涌動

1945年5月，二戰歐洲戰場結束，盟軍發起對日反攻，無論是在中國戰場還是太平洋戰場，日軍都在節節潰敗，這場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即將迎來曙光。

為了迎接戰后新世界的來臨，在抗戰勝利前夕，我黨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開了中共七大，會議上，毛主席發表了《論聯合政府》這一報告，著重商討了戰后國家經濟恢復與建設方案。

毛主席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與國民政府進行和平協商，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一人獨裁，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很顯然。

我黨深知和平來之不易，飽受戰爭荼毒的百姓絕不愿意再度回到居無定所、戰火紛飛的日常，所以我黨并不愿意重開內戰，只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新政府。

與此同時，國民黨六大也在同年5月5日至21日召開，得知我黨建立聯合政府的愿景后，國民黨內部對此反應極為激烈，堅決拒絕我黨維持和平的方案。

蔣介石還在國民黨六大的總報告中激進地指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

蔣介石

“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

“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

蔣介石猶如一只好斗的公雞，將來之不易的和平視作敝履，絲毫不顧廣大中國百姓的意愿。

正所謂“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許多人認為這句話用來形容國共兩黨的關系再合適不過。

但實際上，哪怕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國共兩黨也并沒有完全放下成見共同抵御侵略，而國民黨始終咄咄逼人的態度，要為兩黨關系的不融洽買單。

抗戰期間，隨著前方戰事逐漸陷入僵持階段，國民黨的政治方針逐漸從“對外抗日”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轉變，并爆發過多次反共熱潮，而皖南事變中傷亡慘重的新四軍以及被扣押的葉挺將軍，正是反共熱潮的犧牲品。

葉挺

自此，國統區與邊區根據地便時常出現摩擦事件，小規模戰斗宛如家常便飯，甚至于重慶談判期間，類似的摩擦都未曾停歇。

而蔣介石之所以在抗戰尚未結束時，就開始籌劃內戰，主要原因還是得到美國的支持，自羅斯福去世，杜魯門上任以后，這位以“杜魯門主義”著稱的總統就開始以冷戰思維在全世界布局。

作為當時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在遠東的戰略地位舉足輕重，毫不意外，向來親美的國民黨成為美國扶持的對象，倘若內戰一旦打響，國民政府將得到源源不斷的美式裝備和大筆軍事貸款，這也是蔣介石信心的主要源泉。

蔣介石

其次，雖然蔣介石的打仗水平費拉不堪，但身為一代梟雄，他的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始終都是在線的。

抗戰中我黨軍隊表現出的戰斗力以及點綴在全國，如星星之火般的根據地，他始終都看在眼里，并視之為心腹大患。

倘若繼續讓我黨發展下去，拖的時間越久，局勢就對國民黨越不利，這也是為什么抗戰還沒結束，蔣介石便急不可耐地準備內戰。

但對于中國人民期盼和平的呼聲，蔣介石并非充耳不聞，向來將王陽明、曾國藩視為精神導師的他，不愿意背負上“罔顧和平”、“獨夫民賊”之類的罵名，所以在這場內戰中，國軍必須“師出有名”，方能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共，平息百姓的怒火。

曾國藩

于是，在蔣介石和一眾國民黨參謀的策劃下，一招狠辣的陽謀出世，直指延安。

彌天大勇的赴險與驚人細節

從1945年8月14日至24日，短短十日間，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給毛主席，電報中，蔣介石的言語極為懇切，如同毛主席多年未見的至交好友一般，但白紙黑字背后，卻深藏著蔣介石的險惡用心。

在第二封電報中，蔣介石提出：“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介石

倘若不是過去二十多年里，蔣介石的狼子野心早就得到一次次證實，恐怕真有人會誤以為他一心向往和平，很顯然，蔣介石邀請毛主席前往重慶進行談判的舉動另有所圖。

蔣介石主動發出邀請，這是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表明自己期望迎接和平的決心，將是否維持國內和平這一問題拋給我黨。

這一邀請表面上看光明正大，但卻將談判地點定在國民黨大本營重慶，也就是說，倘若毛主席前往重慶談判，那便是深入龍潭虎穴，將人身安全系于蔣介石等人一念之間，到時面臨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局面，是生是死都由不得自己。

毛主席

可若是毛主席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那蔣介石便能將“罔顧和平”的罪名掛在毛主席和我黨身上，順勢以大義之名再起刀兵，將全國拖入內戰的泥潭中。

面對如此進退兩難的局面，面對黨中央眾人的勸說，毛主席決定慷慨赴險，前往重慶，戳破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詭計。

臨行前，毛主席安慰政治局的同志們：“我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

但他并沒有將這句話當作玩笑話，而是提前作好最壞的打算，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書記處增補陳云、彭真二人為候補書記，保證自己與周總理倘若當真在重慶遭遇不測，中央依舊能夠正常運轉，全國革命形勢不會因此受到較大沖擊。

劉少奇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主席一行人抵達重慶，當身著一套簇新布制中山裝，戴著盔式考克帽的毛主席走出機艙時，在機場等候已久的人群爆發出如海嘯般的歡呼聲。

毫無疑問，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主席會犯險來到重慶談判的情況下，主席卻以“彌天大勇”行非常之事，而這一行為直接征服了在場所有人。

盡管毛主席的舉動出乎所有人意料，但蔣介石卻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沾沾自喜，在8月30號的日記中，蔣介石寫道：“偉大領袖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從“應召”一詞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心態沒有放平，始終以上位者的身份俯視毛主席和我黨，顯而易見地對談判并不上心，這注定了重慶談判的失敗。

重慶談判

談判如期開展，周總理、王若飛等人代表毛主席在談判桌上應對國民黨方面的唇槍舌劍，毛主席與蔣介石則分別在9月2日、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有過多次會談。

其實，早在十幾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主席便與蔣介石有過多次接觸，當時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統帥、黃埔校長，毛主席則是中宣部部長、農運講習所所長。

蔣介石時常邀請毛主席前往黃埔軍校進行講演，交往頗為密切，直到中山艦事件，蔣介石暴露狼子野心，從此兩人割袍斷義分道揚鑣。

在往后的十數年中，兩人遙隔千里，以華夏九州為棋盤，隔空對弈，卻始終相識不相逢，如今再見，相較于十幾年前，蔣介石也對毛主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陳布雷

一次會議結束后，蔣介石對陪同在旁的御用文人陳布雷說道：“偉大領袖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據說每天要抽一聽（50 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后，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煙，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毛主席好煙之名舉世皆知，他的許多思想和著作都是在煙霧繚繞的環境中誕生，他也曾多次戒煙，可直到去世前兩年，他才成功完成這一壯舉，毫不夸張地說，真正陪伴毛主席走完一生并不離不棄的只有兩樣東西，那便是他心中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從不離手的香煙。

毛主席與蔣介石

如此嗜煙如命的毛主席，在與蔣介石長達幾個小時的談話中，為了表示對蔣和談判的尊重，生生將自己的習慣克制住，且一口氣堅持了43天，直到談判結束，這驚人的意志力令蔣介石為之側目，同樣心生警惕，欲除之而后快。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毛主席之所以敢以身犯險，自然不可能是憑著一腔熱血和匹夫之勇，正如臨行前毛主席說的那番話，他是準備來重慶“辦點事”，面對隨時可能暴起發難的國民黨右派，毛主席自有方法抵抗。

從前，毛主席身處蘇區，除了根據地人民以及黨內同志外，國內外對毛主席的了解甚少，在蔣介石集團的刻意抹黑下，外界看來毛主席就是一介土匪，難成大氣。

毛主席

毛主席此番前來重慶，正是為了打破這種偏見。

在重慶的每一天，毛主席的行程幾乎都安排得滿滿當當，其中時間占比較大的，便是在桂園內接待國內外記者以及民主黨派人士。

而絡繹不絕的記者，其中大部分正是蔣介石等人的安排。在他們看來，毛主席就是鄉下土包子，一定應付不了這種大場面，都等著看主席出洋相。

未曾想，主席面對摩肩接踵的記者群以及頻繁亮起的閃光燈，非但沒有怯場，還展現出從容豪邁的氣度，在記者面前揮斥方遒，令人心生敬佩，蔣介石等人的險惡用心不僅被消弭于無形，反而是為主席做嫁衣。

柳亞子

不僅如此，毛主席還借柳亞子之手發表了早年創作的《沁園春·雪》一詞。

昔年，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誤以為毛主席是個只會帶兵打仗的粗人，可《沁園春·雪》一出，其氣吞萬里如虎的磅礴氣魄震撼了整座山城，乃至全中國，“毛潤之先生能詩詞”這一消息一時間傳遍大江南北。

中國自宋代起便有“文人為尊”的傳統，相比于能文能武的毛主席，蔣介石頓時就被比了下去，變得文不成武不就。

毛主席的這些舉動，不僅是為了打破世人對共產黨人的偏見，還在于扭轉并最大程度提高自己的風評。

毛主席

主席深知，只要自己的威望越高，聲名越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便會更加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

毛主席果真料事如神，直至1945年10月10日重慶談判結束，盡管雙方在軍隊、解放區政權等方面均沒有達成共識，但蔣介石還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毛主席安然無恙地回到延安，這場驚心動魄的談判就此落下帷幕。

就如前文中所說，只要國民黨一方抱著“假和平，真內戰”的心思，這場談判就只能是毫無意義的語言體操。

敗退臺灣

雖然《雙十協定》的簽訂在客觀上為我黨爭取了幾個月的緩沖時間，但內戰最終還是在1946年6月全面爆發，接下來，僅僅用不到三年的時間，解放軍就如同秋風掃落葉般將國民政府趕到臺灣，攻守之勢異也。

如今看來，蔣介石與國民黨的失敗，或許早在毛主席登上前往重慶的飛機那一刻，便已注定，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如此。

參考文獻：

[1]:《重慶談判中的內外斗爭》 J 龔燕杰 紅巖春秋. 2021,(04)

[2]:《重慶談判前后的輿論與國民大會》 J 何科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47(06)

[3]:《偉大領袖在重慶談判后何以能全身而退》 J 梁茂芝 黨史縱橫.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