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研讀:關于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分析
引言
經濟學研讀:關于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分析--數字技術為傳統經濟行業數字化轉型賦能,助力經濟結構升級和價值創造。大量學者的分析研究指出,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就業創造效應和就業消失效應影響就業,并會進一步優化社會分工,改變就業技能結構。本文從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結構影響層面做出總覽性描述與現狀分析,分別聚焦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部結構、區域分布,我國數字經濟政策布局以及數字經濟就業的創造效應、就業消失效應和就業技能結構變化情況,展現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之間的相關性。
數字經濟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已由總量增長轉變為質量提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經濟下行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壓力下,“調結構穩增長”成為重中之重。面對挖掘有潛力的經濟驅動力,加快模式融合轉型的現實需求。

互聯網、大數據為標志的數字技術成為了發展的焦點,信息技術投入和應用幫助產業組織結構升級并提升生產效率,突破了經濟發展的阻礙,成為經濟再次躍升的巨大助力和關鍵支撐。創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生產要素平等自主地自由流轉和利用。當前,中國經濟在制造、分配、流動、消費等環節中。

仍面臨著生產要素市場化的機制障礙、社會資源配置效能不足和生產要素縱向與橫向的自主流轉存在壁壘等問題。數字經濟助力減緩生產要素“流通不暢”的問題。大數據分析可以促進科技、土地、資金、勞務等已成熟的社會產出要素價值的創新和優化,對經濟發展起到倍增效果。大數據作為新興經濟要素和傳統經濟方式、經營管理模式的交互,在再生產領域孕育出智能機器人這類的新型生產力;
在資本領域進化出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等新服務業態,大大拓寬金融服務的范圍,增強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在通信傳輸領域演變為區塊鏈、物聯網等新思維范式,疫情期間的“健康碼”、“行程卡”實現了公共領域的統一管理控制,有效支撐了常態復工。這些數字應用都凸顯出非凡的創造力和融合力。

(一)數字經濟貢獻水平與內部結構
數字經濟產業創造的價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發明顯。二〇一五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為18.6萬億,這一年,我國正式進入了數字發展新時期,數字化建設緊鑼密鼓地展開,到二〇二〇年,這一數值已經達到了39.2萬億,總量翻了一番。
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由二〇一五年的27.00%逐年提升,到二〇二〇年占比已經達到38.60%,數字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可見一斑。數字經濟發展新階段時期,世界經濟尚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仍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二〇二〇年又經受了新冠疫情的沖擊,又一次陷入了大衰退。在此乏力的經濟形勢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并未見緩,依舊高歌猛進。

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二〇年,我國數字經濟增速持續領先國民經濟總量,在二〇一八年達到增長速度的高點20.90%,此后雖有下滑,依舊保持著10%左右的增速,即使是在實體經濟嚴重下滑的二〇二〇年,數字經濟依舊有9.7%的增長率,同期國內經濟總產值僅維持了3.0%的漲幅,落后了約6.7%。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總量持續穩定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深入推動著三大產業數字化發展。在二〇一六年-二〇二〇年期間,數字經濟加速融入傳統產業,第一產業滲透率,也即數字技術創造的價值占行業整體增加值的比重由6.2%上升到8.9%,主要通過遙感、種植培育的地理信息搜集和農作物定位等技術實現農業規模化自動化發展;

第二產業數字滲透率提升了4.2%,得益于智能制造和工業機器人,到二〇二〇年已有21.0%的工業增加值由數字技術創造;服務業在三個產業之中數字化進程推進最深,數字化融合程度最高,滲透率在5年間由29.6%增至40.7%,即服務業增加值中有近一半由數字經濟的貢獻。從數字經濟內部分化和貢獻情況來看,產業數字化是價值創造的主導力量,并且隨著在傳統經濟中的融合加深,占比持續升高。
一方面,數字產業化新模式新業態競相爭鳴,實力不斷增強。數字產業化規模由二〇一五年的4.78萬億元,到二〇二〇年擴大到7.48萬億元,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蓬勃力量躍然紙上。除了數字核心產業,另一部分的增加值創造來自產業數字化,數字技術深入進工業制造業、服務業,促進轉型賦能,涌現了智能制造、共享經濟、物聯網、移動支付等新應用新范式。

產業數字化在數字經濟內部占比由15年的74.30%上升至20年的80.90%,表明傳統產業為數字技術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價值空間,是數字產業化增加值的4倍。這一現象表明了僅從數字產業行業無法全面地研究數字經濟的影響,還需要考慮傳統行業接受數字技術改造后的產業數字化部分,因此本文后續實證模型部分對上市公司是否屬于數字經濟行業的劃分具有很強的必要性。
(二)數字經濟發展區域不均衡
技術培育和產業發展無法脫離區域提供的宏微觀條件,數字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了和國民經濟水平相似的態勢,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正向關聯,一般表現為,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水平越高,數字經濟就會越發活躍。信通院統計報告顯示,從各省的數字規模來看,廣東和江蘇在數字經濟總量上領先全國,引領者新經濟變革的浪潮,是信息產業建設強省,這與全國GDP總量的表現也是一致的。

緊隨其后的,依然是GDP表現突出的地區,包括北京、浙江、上海等。在這些數字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數字產業占GDP的比重同樣較高,表明數字產業是推動各省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在總量和占比都較低的中西部省市,數字經濟的潛力尚未充分挖掘,傳統產業亟待數字化賦能。本文試圖通過數字經濟GDP數據測算產業空間發展情況。
但是由于數字產業作為新興行業,近幾年仍處在迅速變化和發展階段,對于數字產業的內涵定義也在不斷發展更新之中,因此相關指標數據統計上存在滯后性。局限于部分省份的數據不可得性,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分地區“服務業營業收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數據作為數字產業的代表指標,進行產業空間集聚情況的測算。

自二〇一六年開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區域間產業發展不均衡的情況逐漸凸顯。空間基尼系數通過對比某個產業和整體總量的比例,衡量此產業空間分布是否符合總量分布情況,正如前文所說,國民總產值較高的地區也是數字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二者之間存在正向關聯。基尼系數考察了這一正向關聯是否過分傾向某些地區,系數越大表示產業分布越不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