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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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家看來，關于自然財富的內涵界定主要有哪些？總的來說，有學者認為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人均自然財富密切相關。有學者指出將系統服務價值納入更廣泛的經濟決策，能夠保護濕地、農田、森林和水質等生態系統服務，應對生態服務退化風險。

相關文獻述評

基于自然財富的內涵界定，進一步探討自然財富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運動關系，現有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論證。

第一，關于自然財富的研究。現有研究多從理論、性質、作用及核算等方面，對自然財富的積累路徑進行分析。首先，關于自然財富的內涵和性質。李海艦和原磊認為自然財富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包括自然環境和礦產資源兩種。

原磊和邱霞認為勞動財富、自然財富、人文財富作為國家財富總量的組成，并構建了平衡增長模型。胡鞍剛認為綠色財富本質上是生態財富，其積累表現為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二〇一二包容性財富核算報告中，將自然財富定義為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的資源供給源和環境支撐基礎。

周小亮和盧雨婷認為自然、商品和知識三維財富組成了民生財富系統，且生產力的高能夠擴大自然財富的存量邊界。汪璐、張文駒和李裕偉明確“自然資源本身就是物質財富”的理念。龔勤林和陳說則出生態財富是區別物質財富的社會財富，包涵了滿足生產生活的自然對象和自然條件。

其次，關于自然財富的重要作用，有學者明確表示自然資源需要納入國家財富組成核算，不僅利于考慮使用成本，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而且能夠使子孫后代保護自然財富。

最后，部分學者側重于衡量生態財富及其服務價值，劉君言構建了回歸模型，計算了土地利用類型的生態服務價值，并從環境污染損失視角核算了地區生態財富存量。李學峰等構建了中國生態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以評價各生態資源的服務價值。

第二，關于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學術界產生了“資源詛咒”和“資源福音”兩種背離的理論。

其中，“資源詛咒”理論中，出自然資源通過“荷蘭病”、尋租、腐敗或忽視教育等渠道約束了經濟增長。有學者驗證了礦產資源財富豐富的國家經濟發展往往越落后。邵帥和楊莉莉則認為自然資源會對人力資源、技術創新等產生擠出效應。李虹和鄒慶認為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不利于產業結構轉型。

而“資源福音”理論則認為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國民福利具有顯著的優越性，龔勤林和陳說基于政治經濟學資本循環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自然環境、自然資源具有生態功能和資源供給潛力。也有學者認為，自然資源具有“福音”和“詛咒”雙向效果，仇勇通過引入市場化傳導機制，認為資源豐裕度和依賴度分別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抑制的不同影響。

何雄浪認為國家發展因為自然資源受益或受損都是可能的，地區的制度作用往往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關于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現有研究多是分析環境規制基于不同傳導路徑對經濟活動的間接影響。汪發元和何智勵認為環境規制通過綠色創新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

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間接影響邏輯在于，一定程度的環境規制通過高要素成本或排污成本，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從而抬高資源型產業準入門檻，會扭轉地區產業結構對于資源型產業的過度依賴。此外，環境規制較強時，能夠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從而高企業生產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區之間的異質性及執行強度的不同，或短期局部利益引導的環境規制會造成污染避難轉移。

現有文獻在理論分析上形成了較為完善且系統的自然財富理論，并在自然資源可被視為自然財富組成這一方面基本達成理論共識。同時，現有研究從多個路徑研究了自然財富、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或抑制效果，為我們研究自然財富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供夯實的理論基礎。但需要說明是，

其一，現有研究在驗證自然財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及作用時，關于自然財富的指標選擇，多使用礦產資源豐裕度、采掘業從業人數占比、資源產業產值占比、資源儲采比、能源儲備或能源消費等指標。

這一類指標對于資源型產業本身具有依賴偏好，容易得到“資源詛咒”的結論，忽略了自然財富的獨立屬性。

其二，現有文獻多從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而忽略了自然財富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影響。

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已轉換發展階段性目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實力成為地區價值目標的根本導向。現有研究多選擇用產業結構或者全要素生產率作為高質量發展的代理指標，往往具有片面性，這是因為高質量發展是涵蓋了經濟動力、結構、效率等在內的綜合目標，需要多維考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程度。

其三，自然財富包含了龐大的生態系統構成，涉及生態系統的規模、結構、種群等要素，涵蓋了土地、水資源、濕地、湖泊、森林、礦產等各個領域。

而本章研究的側重點在于自然財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果，因此，僅選擇自然財富中一個可觀測的代理變量進行實證檢驗。基于此，本文重點研究自然財富積累、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理論與機制效應，擬創新之處在于，

第一，基于政治經濟學框架及視角，從自然財富的內涵、邏輯起點、功能性及價值判斷等方面，完善了自然財富理論及框架。

第二，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實現需要推進質量變革、動力變革和效率變革，其關鍵在于重塑增長動力、優化經濟結構和升發展效率。因此，為研究自然財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影響，將其拆分成人力財富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動力和效率的理論分析和邏輯推演，并出相應的研究假說。

第三，觀測到自然財富可能存在時間效應和環境規制門檻效應，進而選擇二〇〇三-二〇一九年中國30個省區面板數據，構建門限回歸模型，分別基于時間變量門限和環境規制變量門限。

驗證不同情況下，自然財富積累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影響效果。首先，自然資源向自然財富的轉化，推動了產業結構綠色化發展，擠出了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由于生產投入中減少了自然資源資本，在生產可能性邊界和技術水平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會造成生產效率的下降。

但是這種情況，會隨著環境規制的進一步加強而有所緩解，這是因為，在較為寬松的環境規制政策下，企業可能難以實現轉型和突破改變，形成原始路徑依賴。而地區執行較為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時，企業成本的進一步內化，投入產出比持續高，會推動企業不得不改變原有路徑，優化生產函數和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從而高生產效率，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率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