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針對石油、電信、金融等行業和領域存在的準入難問題，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非公經濟36條”等文件中有關放寬市場準入的政策規定，更加具體地提出了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相關行業和領域的范圍。

　　之后，厲以寧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為民營企業家發聲，每一次，都離不開“要對民營經濟一視同仁”的核心思想。

　　正是這樣不遺余力為民營企業鼓與呼的他，因而被很多人尊稱為“厲民營”。

　　【誤入行的經濟學家】

　　這樣一位經濟學界泰斗級人物，卻是誤打誤撞入行的。

　　1951年，厲以寧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但他卻高興不起來。

　　四年前，即將高中畢業的他參觀了一家大型化工廠，看著一排排轟鳴的機器，厲以寧心中燃起“工業救國”的夢想，他立志成為一名化學工程師。

　　本就數理化成績出色的他，如愿被保送到金陵大學化學系深造。然而，才剛上大二，金陵大學就停止了運轉。

　　新中國成立后，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在北京的老同學不僅替他報了名，還填了志愿。事后來看，老同學眼光相當準，他覺得厲以寧有扎實的文學功底、思路又開闊，還當過會計，學習經濟學有優勢，厲以寧就這樣被推上了經濟學理論研究道路。

　　大學的四年，厲以寧要比其他同學更勤奮，寒暑假基本沒回過家，整天泡在圖書館里。即便是在學校上課，他也起得比別人更早，爭分奪秒學習新知識。

　　北大經濟系代理主任陳振漢教授就非常喜歡這個勤奮用功的弟子，給他的評語是“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甚至將他視為學術接班人。

　　入學的第二年，厲以寧就在一份報紙上發表了萬余字的文章，歌頌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這在當時不足為奇，中國經濟學界以蘇聯政治經濟學為主導，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信奉的多是蘇聯那一套。

　　日后提起那篇文章，厲以寧沒有回避，他直言：“那時太年輕了”。

　　1955年，厲以寧以優異的成績得以留校工作，他選擇到資料室做編譯，理由是“自己口才不好”。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年，期間他還被下放到江西、北京等地農場勞作。

　　讀萬卷書，又行萬里路，厲以寧逐漸對過去所學產生了懷疑。他堅信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厲以寧把所思所想記錄下來，偷偷藏到床鋪下，生怕被別人發現。

　　日后，憑借這些積累，厲以寧在學界逐漸嶄露頭角。以至于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發表就夠了。

　　【堅定的“厲股份”】

　　1978年10月3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調整政策，逐步縮小上山下鄉的范圍，有安置條件的城市不再動員下鄉。

　　這為知青返城撕開了一道口子。據不完全統計，1968年至1978年十年間共有1776.43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一窩蜂返回城市，卻不得不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找不到工作。

　　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大多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無法消化這么龐大規模的勞動力。此時的厲以寧已經回到學校，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那些壓箱底的稿子也得以發表，逐漸在業內聲名鵲起。

　　1980年，一場專門針對如何解決知青就業問題的會議召開，厲以寧受邀出席。當著中央一眾領導的面，他說出了自己的策略：大家可自行集資，興辦企業，并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國家不用投入一分錢，就可以解決就業問題。

　　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建議，“姓資姓社”的問題糾纏不清，股份制更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象征，是洪水猛獸，厲以寧觸動的是最為敏感的所有制問題。

　　可想而知，厲以寧被圍攻了，指責他的人認為“這是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但在厲以寧看來，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地配置。

　　此后，厲以寧更是多次提出要實行股份制改革，但反對者依然居多。實際上，股份制改革的背后，是厲以寧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

　　在改革開放之初，關于中國經濟該如何改革的問題，大致分為兩種觀點，一種是仿效曾經的西德，主抓價格改革，全面放開價格，接受市場波動，另一種便是厲以寧主張的所有制改革。

　　厲以寧認為，西德以私營企業為主，而中國是計劃經濟模式，國有企業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不可能因價格放開而變得靈活，所以不能生搬硬套，還要結合實際情況來。

　　1986年4月25日，厲以寧在北京大學校慶學術論壇上直言：“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關鍵，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他這么判斷的依據是：“價格改革主要是為經濟改革創造一個適宜于商品經濟發展的環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業體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責任、刺激、動力問題”。

　　但這種觀點，依舊不為主流所接受，當時甚至已經有很多高校停止教授和討論股份制改革。但面對壓力，厲以寧始終以一個誠實嚴謹的態度闡述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

　　在他看來，股份制本身沒有什么社會性質，其性質取決于投資者的性質，股份制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社會主義實行股份制并不意味著改變企業的公有制的性質，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傳統的公有制。

　　直到1992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發表南方談話，關于股份制的爭論才結束。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

　　而隨著股份制的推行，相關立法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992年6月，厲以寧出任《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歷時六年，1998年12月全國人大終于高票表決通過了《證券法》。

　　期間，厲以寧帶著起草人員摸著石頭過河，付出了大量心血，為證券市場的規范運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讀書人】

　　2008年1月12日，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出現了戲劇性一面，厲以寧和吳敬璉竟然同臺亮相了。

　　這兩個同齡同籍、來自同一高中的經濟學泰斗，在數十年中，論戰不斷。

　　在80年代中后期，兩人對于經濟改革的方向就截然不同，厲以寧認為企業改制勢在必行，吳敬璉則認為應優先考慮價格改革。因為二者的主張鮮明，分別被戲稱為“厲股份”和“吳市場”。

　　兩人最著名的一次爭論，是2001年的股市大辯論。

　　2000年10月，《財經》雜志刊登《基金黑幕》一文，引發基金公司強烈反應。其后，吳敬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明確反對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的行為，并主張規范市場，引發熱議。股票市場隨后出現大幅波動”。

　　在他看來，“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范，賭場里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做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

　　言下之意，股市比賭場還可怕。對此，厲以寧則針鋒相對，和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等經濟學家一起召開記者會，公開回應吳敬璉觀點。

　　厲以寧表示，“基金黑幕問題引發了證券市場問題大討論，但投資基金業的成績不能抹殺，接下來要在提高透明度、加強監管、提高工作人員素質等。”

　　盡管兩人的爭論大多時候相當激烈，但當記者問及和吳敬璉的學術分歧時，厲以寧直言：“我和吳敬璉有過幾次爭論，其實我們倆關系挺好的。我們倆是高中同學，我們倆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終是一致的”。

　　在他看來，“經濟學家學術觀點的分歧，是社會的福祉，經濟學科具有超前性、預期性，也許，它恰恰需要一種建設性的對抗”。

　　而面對學生，厲以寧臉上多是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有學生回憶，厲以寧總是會提前十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寫下要講的提綱，從大處著手，抽絲剝繭，引人入勝。

　　而投入學術六十多年，厲以寧一路走來，曾面臨過質疑，也遭遇過挑戰，但他堅定如一。他說：“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