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長江經濟帶為例，基于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省際及地區比較--本文將計算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并對其進行描述性分析、動態演進分析、區域差異分析、收斂性分析和時空演變特征分析，最后基于改進的TOPSIS模型和名次差異矩陣測度并分析高質量發展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

一、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度及描述性分析

首先基于基礎指標CRITIC—熵權法權重計算出二〇〇六—二〇一九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及其年均增長率，并將11個省市分為東、中、西部地區，計算總體和各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均值及其年均增長率。

從省市的角度看，二〇〇六—二〇一九年所有省市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基本逐年上升。分地區看，東部地區三省市包攬了歷年的前三名，其中上海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在考察期內始終位列第一，但年均增長率只有1.36%，是所有省市中最低的。

另外，需要著重關注的是，二〇一八年和二〇一九年上海的高質量發展指數連續兩年下降。江蘇、浙江與上海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二〇〇六年兩省與上海的差距是0.0915和0.0723，二〇一九年是0.0363和0.0199，兩省之間差距很小，保持在0.01左右，有些年份江蘇在前，有些年份浙江在前。

在中部地區，湖北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在十個年份都排名第一，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九年只有一年落到了第二；安徽的增長勢頭最猛，年均增長率為3.21%，在中部地區排名第一，在所有省市中排名第二，雖然二〇〇六年以0.2822在四省中排名倒數第一，但二〇一九年已超越湖南排在第三位，與第二名江西非常接近；

江西省在多數年份排在第三或第四名，但是在二〇一九年實現了巨大提升，由二〇一八年的0.4087提升至0.4312，提升了5.51%；湖南的年均增長率只有2.09%，在所有省市中排名倒數第二，僅高于上海，作為后發發展主體這一增長率差強人意，要深入反思背后的原因。在西部地區，重慶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始終位列第一，年均增長率位列地區第二，在所有省市中位列第三；

四川在二〇〇六—二〇一三年八年間基本位列地區第三，但是在二〇一四—二〇一九年被貴州反超，一直位列地區最后一名；貴州的表現非常亮眼，年均增長率達到了4.31%，是所有省市中最高的，成功從二〇〇六年的地區第四躍遷至二〇一九年的地區第二，貴州迅速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實現后來居上的成功經驗值得西部地區其他三個省市，乃至全國其他省市學習；

云南在二〇〇六—二〇一四年間基本位列地區第二，但自二〇一五年開始被貴州超越。從地區的角度看，二〇〇六—二〇一九年東部地區均值從0.3966提升至0.5191，提升了30.89%，并且始終高于中、西部地區，但年均增長率為2.09%，低于其他地區和長江經濟帶總體；

中部地區均值從0.3032提升至0.4281，提升了41.52%，并且始終高于西部地區，年均增長率為2.69%，低于西部地區，略高于長江經濟帶總體；西部地區均值從0.2647提升至0.4020，提升了51.87%，年均增長率為3.27%，高于其他地區，遠高于長江經濟帶總體；長江經濟帶總體均值從0.3147提升至0.4434，提升了40.90%，年均增長率為2.67%。

由上述分析可知，東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指數的平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其增速分布特征則正好相反，如果這種特征持續下去，地區間發展差異會越來越小，最終達到一種較為協調的狀態。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及其東、中、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平均水平的變動趨勢，可以看出各地區及長江經濟帶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動趨勢具有很強的一致性，且基本均呈上升趨勢。

二、高質量發展指數動態演進分析

本文旨在探究考察期內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動態演進特征，首先利用核密度曲線揭示高質量發展指數分布特征的演變情況，再利用Markov轉移概率矩陣分析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等級轉移特征。

本文使用高斯核函數估計考察期起始年份、期中年份、結束年份長江經濟帶整體及其東、中、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核密度函數，以揭示其分布特征的動態演變情況，總體和各地區的核密度曲線均明顯右移，表明總體和各地區指數的平均水平在上升。

核密度曲線的圖形特征也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總體和西部地區核密度曲線的波峰和開口無明顯變化，說明總體和西部地區指數的離散程度無明顯變化；東部地區先經歷了波峰變陡、開口變窄的過程，而后又部分反彈，說明東部地區指數的離散程度先變小，而后又變大，但最終相比考察期初還是變小了；中部地區在二〇〇六—二〇一二年基本呈平移趨勢，其波峰陡峭度、開口寬闊度變化微弱。

但在二〇一二—二〇一九年波峰變得更平緩，開口變得更寬闊，這說明中部地區指數的離散程度在前一階段變化不大，在后一階段增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長江經濟帶核密度曲線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化趨勢，即在二〇一九年存在兩個明顯的波峰，原因可能是地區間指數差異變大，而中部地區在二〇〇六年存在明顯的雙峰。

在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九年不存在，說明中部地區指數的雙極特征消失了。從總體差異大小角度看，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指數在二〇〇八年差異最大，泰爾指數為0.0189，在二〇一九年差異最小，泰爾指數為0.0062。

總體差異基本在減小，從二〇〇六年的0.0164下降至二〇一九年的0.0062，說明各省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基本在不斷縮小。從總體差異來源角度看，二〇〇六—二〇一九年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始終保持非常高的水平，二〇一六年的貢獻率為77.52%。

其他年份均在80%以上，二〇一三年的貢獻率最大，達到了92.26%，這說明長江經濟帶東、中、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地區內差異較小而地區間差異較大，即存在明顯的集聚特征。進一步探究地區泰爾指數，從貢獻率大小角度看，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年總體差異主要源自東部地區內部差異，其次是西部地區，再次是中部地區；

二〇〇八—二〇一二年總體差異主要源自西部地區內部差異，其次是東部地區，再次是中部地區；二〇一三—二〇一四年總體差異主要源自西部地區內部差異，其次是中部地區，再次是東部地區；二〇一五—二〇一九年無明顯特征，但各地區貢獻率差距逐漸縮小，表明各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差異有趨同趨勢。

從泰爾指數均值和貢獻率均值角度看，二〇〇六—二〇一九年長江經濟帶東、中、西部地區泰爾指數的平均值為0.0019、0.0008和0.0024，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對總體差異貢獻率的均值為5.14%、2.67%和6.06%，表明十四年間西部地區指數差異最大，其次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最小。

從貢獻率變化趨勢角度看，東部地區貢獻率總體上呈下降趨勢，由二〇〇六年的10.19%下降至二〇一九年的2.09%；中部地區貢獻率在二〇〇六—二〇一三年比較平穩，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從二〇一四年開始抬升至較高水平；西部地區貢獻率在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呈上升趨勢，在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呈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