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毛主席的倡議決策下，新中國廢除了建國以來實行的軍銜制度，獲得了絕大部分人的贊成。

然而到了1988年，鄧公卻主動提出要恢復軍銜制，并放出話來：出了事情我來負責！

那鄧公為何要更改主席的決策，這背后是出于一種怎樣的考量呢？

新中國軍銜制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使得人民解放軍軍隊體制與世界接軌，確立正規化與逐步完成現代化建設，同時也為了給經歷了數年抗戰和解放戰爭的軍人該有的榮譽，朱德總司令在1950年提出了要建立人民解放軍的軍銜制度。

在他的倡議下，中央軍委決定在次年試評，并建立全軍的干部等級制度，到了1952年，我軍評定的干部等級從上至下分為了：軍委主席、副主席、總司令、軍區司令員、政委、軍委等一直到副排級共9等21級。由此全國各大軍區，基本實現了干部的級別統一。

1953年，全軍開始細化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完善軍銜授銜規章以及軍銜鑒定，制服式樣與肩章款式以及標志的區別。

當時是由聶榮臻總參謀長牽頭擔任領導小組，專門負責推動軍銜實施的工作事務。

到了1955年的1月，中央軍委正式發布了《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對全體干部的軍銜評定標準進行了統一的規定，正兵團級可以評為上將；副兵團級和準兵團級可為中將；正、副軍級可以評為少將，以此類推，直到副排級可被評為少尉和準尉。

當時由中央確定元帥和大將軍的名單，中央軍委授予上將、中將、和少將，各大軍區授予校級軍官，一層推動一層，很快在1955年國慶前夕，全體官兵的軍銜評定工作基本完成。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的懷仁堂熱鬧非凡，當天在這里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軍銜和勛章授予儀式，周恩來總理則把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以上的軍銜命令狀，頒布給了駐守在北京的軍官。

這兩天，各大軍區司令員也在代表周總理授予各駐地的軍人軍銜典禮。

這次授銜一共有64.4萬名軍隊干部，被授予準尉以上的軍銜，準尉及尉官共計60.8萬余人，校官3.2萬人，將官和元帥一共1052位，而這其中就包括了令人津津樂道的開國十大元帥和開國十大將軍。

元帥名單為：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

大將名單為：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張云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些閃閃發光的名字，無一不是為了新中國的成立，在革命的道路上浴血奮戰，是他們和許許多多為國犧牲的戰士一起打造了共和國的輝煌，鋪平了新中國的建國之路。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授予將軍軍銜的人員中，還有賀炳炎、彭紹輝等八人在戰爭里失去的一條手臂，被大家尊稱為“獨臂將軍”，當毛主席在親自為他們授予軍銜和勛章時不禁感嘆：從古至今，只有我們紅軍才能培養出獨臂將軍這樣的人才來！

于是在當年的國慶節典禮上，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受閱部隊，全都身穿“五五式”軍裝，佩戴新制的軍銜肩章、領章出現在了天安門前，而嶄新的軍裝加上威武的軍容，受到了國內外人士的熱烈關注。

消失的軍銜

1955年，軍銜的出現是對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的肯定，也是軍人榮譽的一種體現。

可如此具有積極意義的大事，卻為何又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被毛主席親口給廢除了呢？

雖然軍銜制度的出現大大提升了我軍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程度，但是到了1958年的軍委會議上，有很多將領就開始對軍銜制度提出了質疑，認為這是不符合我軍實際情況的體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這些方面：

首先是很多軍官在當初授銜時就被評低了，大多數低了一到兩級，少部分甚至被評低了三到四級，這就導致了編制的軍銜評定標準表到了后面，根本無法繼續執行，針對這一情況，中央軍委到了1960年，不得不再次出臺了修訂版的軍銜表，里面將軍官的職務下限壓低了兩級左右，但依舊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

其次是關于軍銜的晉升制度并不完善，由于準備倉促以及各種地區實際情況不同等原因，軍銜晉級制度根本無法得到貫徹實施，最典型的就是條例規定少尉晉升至上校的時間為2至4年，但是大部分軍官并不能按時晉升，盡管后來將晉升的年限再次拔高一年，但依舊有著相當多的軍官不能按時晉升，這讓他們產生了極大的意見，特別是數年來沒有一個少將以上的高級軍銜晉升，這種現象在全世界范圍內來看，都是極不正常的。

還有軍銜的差距，并沒有在待遇方面給予不同的對待，其他國家的軍人都以軍銜的區別來確定待遇的差別，軍銜是全部獲得酬勞的重要依據，但是我軍卻在軍銜評定后，依然只以職務的高低作為待遇的評定標準，而軍銜成了一個擺設的空架子。

最后是軍銜的外在區分并不清晰，因為只有佩戴不同的軍銜標志，才能加以區分，雖然容易看出人員等級上的差別，更有利于軍隊的統一指揮與上下級管理，但是在當年卻被認為不利于同志的團結，所以導致許多軍官不敢佩戴軍銜，軍銜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裝飾物罷了。

基于以上幾種情況，呼吁取消軍銜制度的呼聲愈來愈高，到了1964年夏天，為了宣揚保持我軍發揚艱苦戰斗的樸素傳統，增強地方軍民的團結性，賀龍聯名羅瑞卿一同向毛主席請示減低軍委干部的工資，毛主席也大手一揮表示“減掉！”。

之后，賀龍又接著請示問是不是把胸前的軍銜牌子也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也立刻表示贊成，還說：我早就想把這個牌牌搞掉了，以前沒有它，我們總是打勝仗，有了它之后怕是要打敗仗了。

于是在，1965年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通過了毛主席提出的《關于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度的決定》，從當年的6月1日開始生效，從這一天開始，解放軍全體官兵脫下了具有象征性的“五五式”帽徽、肩章、領章和其他標志符號，戴上了紅色五角星的帽徽和領章，至此持續了不到十年的軍銜制度宣告結束，高級將領與基層士官之間單從外表再也看不出明顯區別。

直到23年后，又在鄧公的口中被重新提了出來。

再現共和國軍銜

1988年，鄧公為何要推倒毛主席的決策，堅持要恢復軍銜制度呢？

1965年，取消軍銜制度后，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軍隊中的等級矛盾，全體海陸空士兵以及公安隊伍全都穿著一樣的制式服裝，頭頂一顆紅心帽徽，領章則是繡著革命的紅旗，代表著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戰斗精神。

但是之后又隨之而來產生了更多的具體問題，尤其是在涉及到外交領域的出使和招待上，導致我國和其他國家無法按照既定的禮儀標準完成對接招待，好幾次都出現了令人尷尬的情況。

更讓人憂心的是，在對越的自衛反擊戰中，由于部隊的整編和打亂，導致每當出現作戰指揮員傷亡后，新的指揮員無法力壓眾人完成指揮權的交接工作，這也就出現了指揮的混亂和癱瘓，一度出現了戰場形勢的巨變。

沒有健全的等級制度，也看不出外在的明顯區別，軍官的成長和軍隊的指揮以及外交上的矛盾，使得大家不得不又想起了之前的軍銜制度。

于是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結束后，就有人在9月的全軍工作干部會議上，提出要恢復軍銜制，經過會議的討論，在同年的11月，總政治部向中央軍委提交了《關于加強干部隊伍建設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其中首次正式提出軍銜制的恢復。

到了1983年，中央軍委正式成立了全面恢復軍銜制度的工作小組，由總政治部牽頭，以楊得志、蕭克、王平等人為主要領導，開始研究和制定軍官和士兵的部隊服役條例，各軍區負責起草文職干部和預備役士官的有關條例。

而在此期間，又有許多老兵和將領將當年的軍銜制問題提了出來，害怕重蹈覆轍，同時這個舉動，還違反了毛主席的親自決策，萬一出現不良后果，那么將要承擔重大的過失浪潮。

對于這種情況，時任中央軍委總書記的鄧公親自解釋：這一次的軍銜制度不同于1955年，這是為了適應軍隊現代化需要，便于軍隊管理，提升軍隊作戰指揮，實現軍隊正規化所必需做的工作，同時還能提升軍人的使命感，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也更方便。

而鄧公看到大家如此畏懼不前，更是擲地有聲地說道：新的軍銜制度是建設我軍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一定要搞出來，你們不要怕，出了事情我來負責。

之后，為了表現出推動新的軍銜制度的決心，鄧公自己也以身作則推掉了自己的軍銜，這表明，地方黨委書記兼任軍職的同樣不能授銜，這為新軍銜制度中，推動軍隊文職改動起到了相當好的帶頭作用。

而在吸取了之前軍銜制度的失敗和借鑒外國的先進做法，再結合我軍實際情況，把軍人的工資跟隨軍銜制度一起改革，處理好現役、退休軍官之間的關系，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后，一個準備8年之久的，全新的軍銜制度橫空出世。

1988年4月，鄧公親自簽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干部暫行條例》，讓我軍第一次出現了文職隊伍，隨后更是在7月的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當天，鄧公予以公布并批準實行，人民解放軍的軍銜制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里程碑。

同年9月，中央軍委再次在中南海舉行了上將級別的授銜儀式，由此帶動全軍一共授予將軍軍銜1452人，校官18萬人，尉官40.5萬余人。

當年的國慶大閱兵上，時隔23年之后，人民解放軍又再次換上了新的服裝，佩戴新的肩章和軍銜標志出現在了大家的面前，這也標志著我軍向現代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從表面上來看，鄧公推翻了毛主席之前的決策，但在每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應該實施更適合的政策以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而這也不正是毛主席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寶貴精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