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堀田江理，翻譯/東方軍事 郭涵】

在西方，二十世紀上半葉被視作帝國主義的衰落階段，因此人們很容易忘記在那數(shù)十年間，還有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曾快速擴張。在經(jīng)歷了兩個多世紀自我強加的孤立后，軍國主義日本當時正堅定地致力于成為一個全球大國。它在1895年侵占了中國臺灣，在1910年殖民朝鮮，并最終統(tǒng)治了東南亞的絕大部分地區(qū)。由于完全沒有準備好管理如此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日本在當?shù)胤N下了混亂與破壞的種子。它的殖民地充斥著強迫勞動、性奴役、酷刑和生物實驗。那么，為什么我們很少聽到日本關于后殖民時代的自我清算與反思——正如今天在西方大學校園里普遍看到的那種反思呢？

這并不完全是因為缺乏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比如，2019年春天，日本宣布推出印有該國近代先驅實業(yè)家澀澤榮一肖像的新款一萬日元紙幣，卻遭到了來自韓國的強烈抗議——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當局曾短暫地推行過印有澀澤榮一頭像的紙幣。日本國內對韓國的抗議做出了應有的報道，但幾乎沒有引發(fā)任何公共討論。這款紙幣將按原計劃于2024年發(fā)行。

這樣的回應與更加廣為人知的“慰安婦”問題相呼應。日本公然拒絕全面、真誠地反省這些歷史罪行，引發(fā)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包括在首爾和馬尼拉日本大使館外舉行的抗議活動。

韓國首爾民眾在街頭抗議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的立場

要理解日本為什么對其帝國主義侵略史如此避諱，有必要首先了解那個帝國是如何形成的。畢竟，在19世紀中葉，當工業(yè)化的西方列強將覬覦的目光投向亞洲各國時，日本只是勉強地逃過了淪為殖民地的命運。到20世紀，作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有資格參與大國政治游戲的非西方國家，日本試圖扮演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殖民主義者形象，自視為“命中注定”要將其他亞洲國家從西方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出來，并帶領他們走上“進步之路”。

日本宣稱的目標是創(chuàng)造一個“亞洲人的亞洲”，并以此為幌子發(fā)動對外侵略。這種主張認為，要將中國從西方勢力支持的蔣介石政權手中“拯救”出來，幫助馬來亞和緬甸擺脫英國殖民統(tǒng)治，東印度擺脫荷蘭的統(tǒng)治，印度支那半島要擺脫法國統(tǒng)治，菲律賓要擺脫美國統(tǒng)治，等等。這種主張宣稱，日本的帝國主義并不是“自私的”，而是為了反對西方殖民主義。

種族是日本所謂“泛亞主義”的核心元素。1918年底，日后成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wèi)文麿撰文敦促日本“拒絕接受英美在巴黎和會期間提出的和平方案”。他在參會后不久寫道：“事實是，白人，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普遍憎恨有色人種。這在美國對待黑人的方式中如此顯而易見。”當日本代表團試圖在國聯(lián)章程中加入支持種族平等的條款卻失敗時，他的這份懷疑顯然得到了驗證。

在全球經(jīng)濟經(jīng)歷大蕭條之后，主要大國變得更加向內看——設置了更多貿易保護壁壘，并在某些情況下，通過了排斥亞洲移民的法律——日本的主流話語開始強調經(jīng)濟安全。該國宣稱，其對外擴張計劃的每一個步驟都隸屬于一個宏大戰(zhàn)略——建立所謂的“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底，日本宣布與西方國家開戰(zhàn)的官方理由是為實現(xiàn)亞洲的“穩(wěn)定”。

正如日本人被教導要相信天皇的神性，他們也被灌輸這樣的理念：日本對亞洲負有“神圣的使命”——尤其是對東南亞的西方殖民地。那里的一部分人認為，對歐洲殖民者的不滿能夠為日本接管那些地區(qū)提供合法性。但對其他人來說，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1962年，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將日本自1942年以來的軍事占領視作一次“覺醒時刻”。日本的軍事占領讓李光耀那一代年輕人下定決心：“任何人——無論是日本人還是英國人——都無權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

直到今天，將掠奪成性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趕出日本“后院”這種看法，在日本國內依然有著深厚的道德合法性土壤。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知名漫畫家小林善紀最火爆的作品之一就是作者自詡的一本“哲學漫畫”，當中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無恥的美化與洗白。那本漫畫宣稱，日本帝國軍隊“勇敢地與白人帝國主義者作戰(zhàn)，后者傲慢地將所有有色人種視為低等的靈長類動物”。近年來，日本的鷹派前首相安倍晉三在政治上的成功，一部分應歸功于他有效地運用此類新民族主義言論。安倍去世后，這樣的言論依然在日本社會中大有市場。

無論今天的日本人愿意相信什么，事實是，日本殖民者在發(fā)表反西方殖民主義言論的同時，自身的行為卻與他們反對的殖民統(tǒng)治者如出一轍。歷史學家格蘭特·古德曼（Grant Goodman）在1991年得出結論，日本人在對殖民地的殘暴和剝削程度方面甚至“超過了”西方人。現(xiàn)實當中，認為日本有關“亞洲屬于亞洲人”的主張并不誠實，僅僅是他們?yōu)閷ν馇致詳U張事后找的借口，其實是一種誤解。這種主張的哲學基礎的形成甚至要早于日本帝國主義的興起。

19世紀末，亞洲的知識分子往往用英語寫作，試圖反擊西方殖民主義者將亞洲整體視作一個低劣的種族實體的觀點。日本藝術史學家岡倉天心是孟加拉族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相識，他也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泛亞主義”聲音之一。岡倉斷言，盡管亞洲在物質條件和軍事實力上相對較弱，但它依然是一個卓越的文明。岡倉在《理想之書》（The Ideals of the East）的序言中寫道：

“亞洲是一體的。喜馬拉雅山將兩個強大的文明分隔開，只是為了強調他們的獨特性：中國有儒家式的共產主義，印度有吠陀式的個人主義。但即便是雪山之巔也一刻無法阻隔對終極和普適真理的廣袤熱愛。”

然而，日本追趕白人國家統(tǒng)治世界地位的方式，并不是通過精神層面的探索，而是通過陳舊的軍事征服手段實現(xiàn)的。當日本贏得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后，它成為第一個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擊敗白人的非白人國家。這毫不意外地激發(fā)了日本列島之外，亞洲各地的反殖民主義情緒。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1939年寫下了他童年聽到這個消息時的興奮之情：“日本的勝利激發(fā)了我的熱情……民族主義的想法充斥著我的腦海。我思考著印度以及亞洲如何從歐洲的束縛中獲得自由。”

一系列反西方殖民主義者開始在日本尋求庇護，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民族主義者潘佩珠與彊柢王子、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拉希·比哈里·鮑斯，以及最知名的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之父——孫中山。他們中的許多人得到了日本“泛亞主義者”在道德和經(jīng)濟層面的支持。例如，電影制片大亨梅屋莊吉將自己的財富用于資助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運動；哲學家宮崎滔天也積極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合作，自愿為他們做宣傳與提供武器，甚至親自參加武裝斗爭。

與此同時，20世紀日本文學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小說家井伏鱒二曾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工作，為當?shù)氐膱蠹堊珜懮缯摗Ｋ麖娬{了在那里傳播日語的重要性。1942年2月，井伏用英文諷刺地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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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語取代英語作為馬來亞的通用語言，只是對一個為亞洲事務挺身而出的國家的自然認可。這個國家依然在努力拯救亞洲人，讓他們不再從英國壓榨亞洲財富與文化的戰(zhàn)略中繼續(xù)受害。”

井伏堅信，學習日語可以提升亞洲其他國家的地位。在他以及許多人看來，亞洲不僅如岡倉所宣稱的那樣是“一體的”；相反，“亞洲就是日本。”

盡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徹底戰(zhàn)敗，這樣一種自戀的自我意象依然保留了下來。日本天皇從未就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與擴張承擔罪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日本國內開展誠實討論的前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沒有廢除天皇的地位，主要是擔憂此舉可能引發(fā)日本內部叛亂，進而破壞將日本打造成二戰(zhàn)后對抗共產主義堡壘的努力。在戰(zhàn)后的日本社會，對帝國體制揮之不去的尊崇也讓曾經(jīng)的對外殖民歷史成為一個敏感乃至禁忌的話題。此外，在今天這個一代人都未曾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國家中，天皇也已經(jīng)成為一種和平的象征。

麥克阿瑟1946年與日本裕仁天皇合照 圖自：美國國防部檔案

上述所有內容都一定程度解釋了，到目前為止，西方關于后殖民時代的反思與清算沒有在日本引發(fā)明顯的回應。當吸收任何外部世界的社會與知識層面的運動時，日本總會出現(xiàn)一定的滯后性。例如，日本大學生花了好些年才開始接受西方社會對性少數(shù)群體權益的支持。然而，日本不愿反思其對外殖民歷史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英國，為殖民主義提供辯護的意識形態(tài)主張，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已經(jīng)被徹底揭穿。而理論上來說，軍國主義日本關于亞洲必須從西方手中獲得“解放”的主張，在道德層面上也很難全盤反對。這一切都不能成為日本曾經(jīng)犯下暴行的借口。盡管今天大多數(shù)的日本人對于帝國主義歷史的話題十分冷漠，這個話題依然會令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暴跳如雷。他們堅信有關“亞洲團結”的敘事，也就是軍國主義日本曾經(jīng)“勇敢地”面對西方的帝國主義霸凌者，而不是效仿他們。

這種敘事的支持者之一，是深受日本右翼青睞的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Radha Binod Pal）。1946年，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名東京審判）中擔任法官，因主張所有日本被告（包括戰(zhàn)時首相東條英機）應被無罪釋放而顯得與眾不同。帕爾堅稱，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很難說是“史無前例”，只需看看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歷史就能找到類似程度的暴行。他還認為，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也構成了戰(zhàn)爭罪，并指控二戰(zhàn)戰(zhàn)勝國的道德相對主義和種族偏見。由于這些言論，帕爾至今在日本被視作勇敢的民族主義者，他在西方的傲慢面前選擇站在“亞洲盟友”的一邊。

只要日本繼續(xù)認為自己是為了亞洲的福祉而發(fā)動一場“無私的文明戰(zhàn)爭”，那么將日本視作反殖民主義的殖民主義者的主張就會延續(xù)下去。與此同時，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仍然被忽略：在通往實現(xiàn)“泛亞主義”夢想的過程中，日本還遠遠沒有兌現(xiàn)其當初許下的宏大承諾。

（原文于10月31日發(fā)布在英國UnHerd網(wǎng)站評論板塊，原標題：“日本對外殖民歷史的虛偽。” The colonial hypocris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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