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要美國接受中國的崛起，至少需要五年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的混亂圖譜》（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為阿什·讓（Ash Jain），此君來頭不小，現時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之前擔任過大西洋委員會斯考克夫特政策與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該委員會的民主秩序中心總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資深從業員，長期從事整合民主國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讓認為歷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存在六種思維，分別回應“美國之于世界扮演何種角色”這問題。六種思維中，四種屬于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ts），兩種屬于非國際主義（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讓此文對于我們了解美國的國際戰略思維，很有幫助。
阿什·讓（Ash Jain），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
六種思維的說法
四種屬于國際主義的思維是：
1. 單邊國際主義（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國際主義（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3. 現實國際主義（R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4. 多邊國際主義（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兩種非國際主義的思維是：
1. 退縮派（Retractors）
2. 克制派（Restrainers）
阿什·讓這種劃分法其實既不準確，也不正確。
阿什·讓說的“國際主義”，指的是贊成和支持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國際事務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務，因為對于美洲事務，美國歷來都積極和全面地介入。作為第一種思維的“單邊國際主義”，實際指美國居于獨大、首要和主導的地位，具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自由，美國所采取的單邊行動不受聯盟和國際協定限制，美國從這至高無上地位爭取自身的利益。
作為第二種思維的“民主國際主義”，基本上與單邊國際主義的本質并沒有不同，都是以美國為首，積極介入和主導全球事務，分別只在于民主國際主義以“民主、自由”包裝，在捍衛民主的前提下，與其他民主國家協作，推動共同價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發展，維護美國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標下不惜介入其他國家的內政。這種民主國際主義思維在美國的兩黨領導人中，不時占據主導地位。
作為第三種思維的“現實國際主義”，不以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為前提，而是重視實力，講求力量的對比和平衡。此種思維認為美國應實事求是，承認自己的力量有限制，應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戰略，以保持地區以及全球的穩定，維護美國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進攻型現實主義”屬于這種思維，不同之處在于其態度更為積極和進取，更為不輕言退讓。
至于國際主義的第四種思維“多邊國際主義”，其實和第三種的“現實國際主義”有共通之處，都認為在條件具備時，實行單邊主義，盡量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但當判斷到實力不足時，改為采取多邊國際主義，面對現實，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邊的前提下重建國際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這種觀點。換言之，第三和第四種思維都是現實主義者，具備實力時，會頑強地堅持單邊主義、美國優先，實力不足時，轉而接受多邊主義，如何選取，視乎對各方實力對比的判斷。
剛剛去世的美國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被認為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踐行者
阿什·讓說的“非國際主義”，指的是美國應收縮其對外國事務的介入，這種主張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為退縮派和克制派。前者認為美國介入外國事務對美國沒有好處，介入的成本也過于高昂；后者認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財力上無法再支撐美國在全球范圍介入，因而要克制。換言之，這兩派都認為要大幅減少甚至放棄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也就是放棄二戰之后建立的單邊主義，接受多邊主義。阿什·讓認為這種思維在目前的美國仍是少數派，但力量在增長。
阿什·讓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國中上屬精英對美國外交政策未來動向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處，例如將退縮派和克制派稱為非國際主義，并不正確，因為即使鼓吹退縮、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故此，阿什·讓分析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美國是否堅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話美國會傾全力維持單邊主義，如果美國選擇放棄獨大的立場，則需要轉移到接受多邊主義。采取這樣的二分法，對弄清楚問題較有幫助。
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
有意見認為，美國最終會回到“孤立主義”，即所謂Isolationism。對此，我們不妨作點歷史回顧。
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并不是指只關注自己本國的事務。在二次大戰前的一段頗長時間，美國奉行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但這種孤立主義其實是山頭或地盤主義，基本態度是排斥外來勢力介入美洲大陸的事務，而當時排斥的主要是歐洲的勢力，同時勸戒美國國民不要涉足歐洲的混亂局面，認為這樣做只會吃力不討好，對美國沒有益處。這種孤立主義態度到了二戰美國帶領盟國取得勝利并成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棄，其間沒有發生過多少爭議和討論。
美國的“門羅主義”，不過是霸權的遮羞布
時至今日，美國要回到門羅主義已經不可能，美國的經濟已發展到以金融活動為主，覆蓋全球，要收縮回到本土或縮小到有限的范圍，完全不切實際。即使在19、20世紀時作為美國后花園的中南美洲，目前情況也大為變化，美國對此地區的影響力和管控力已大不如前，中國在拉丁美洲已開始活躍，換言之，中南美洲不再是由美國獨霸的地盤。故此，美國可以因應收縮派、克制派的主張而減少介入全球事務，但要回到孤立主義是不可能的。
孤立主義或去國際化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選項，核心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堅持以及能否維持其獨大的地位。在美國人眼中，若要維持其在全球獨大的局面，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當前中美關系的緊張，即根源于此。
美對華的幾個主要傳統思維
美國與中國的往來始于清末，和歐洲國家如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俄羅斯等相比，美國是相當遲才介入中國事務。作為后來者，美國的對華政策當時主要是爭取最惠國待遇，分享其他西方國家的特權和好處。自此之后，美國的對華外交思維大致包括以下幾種傾向。
1. 傳教的熱情：清末、民初時大量美國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人對中國普遍存有好感，或悲天憫人的情懷。傳教工作有挽救他人的心態，出發點是善良的，雖然效果和后果不一定好，手段也不一定正確。
這種熱情可說延續到當今，但不再是圍繞宗教，而是想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希望將中國變得和自己的一樣，成為西方大家庭的一份子。這種思維在當下的體現，就是高度肯定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認為中國是落后和獨栽的，以美國例外（獨特）主義為出發點，向全世界特別是中國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及政治制度，這與早期傳教士的熱情很相似。
2. 重商主義：大約在傳教士來華的同時，美國亦到中國開展商業活動，主要是貿易，包括販賣、運輸鴉片。當時美國在華的最核心政策，是保證美國商人能夠在中國得到與歐洲國家商人平等的地位，重點是爭取最惠國待遇，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因為在商業上美國的在華勢力比不上歐洲國家，所以這時期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只是個陪跑角色，沒有領導地位。
3. 有這么一群人，數目雖極少但也不應被忽視，他們經過接觸而熱愛過中國和中國文化，現在將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貓戀者）。這種人不多，在美國社會上沒有多少影響力，但也不應被忽視。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二戰前后，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轉變。這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局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對國際事務的積極介入。民國初期，美國的往來對象自然是國民政府。太平洋戰事爆發后，因應抗日的需要，美國全面支持國民政府，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排斥，甚至企圖將之納入支持范圍之內，作為打敗日本的團結對象。在日本投降、美蘇冷戰開始后，局面急速轉變，美國改為支持撤退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全面反共。在這情況下，美國的對華政策可以歸納為：
1. 冷戰下的全面反共：新中國作為蘇聯的盟友，自然被美國視為對手、敵人。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尼克松總統訪華和中美建交，才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與周恩來總理握手。圖自《外交政策》
2. 因應冷戰，意識形態的對立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這種思維在冷戰結束后仍然延續，即使到了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也沒有放棄，完全消失，畢竟中國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因為歷史原因及現時的情況，這種立足于意識形態的冷戰思維在現今的美國社會有廣泛的認同及支持，目前應是美國對華的主流態度。
3. 最后也是最關鍵和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實際上是以美國至上主義為出發點來處理對華問題，即美國認為自己的體制及文化是最好的、最先進的，應該作為全世界的領導及模范。更因為其目的、動機是崇尚的，故不應受到任何規限。這其實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這種沙文主義面對現實時要作調整的話非常困難，美國的上層現在正面對這樣的情況。
美國目前的對華攻勢
美國目前針對中國而發動的攻勢，分布在幾個主要方面，下文分別評估一下。
1. 科技：鎖定在高端芯片、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這三方面。高端芯片因華為P-60手機的出現，美國敗像已現，但中國離量產高端芯片尚遠，這方面的技術差距還是很大。但這短板只影響消費商品，對軍工的作用不大，因為軍用器不像手提電話，大小不是那么重要，不一定需要太高端的芯片。
但缺乏高端芯片，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有較大的影響。不過，人工智能目前的高速發展才剛剛開始，前景并不明確，可能是多方向發展，不是個零和游戲。故中美在這方面的競爭，最終鹿死誰手，很難預測，很可能是遍地開花，各領風騷。在量子科技上，目前在計算的應用上是美國領先。在通訊應用上，則是中國領先。故在這些范疇，誰人勝出，什么是勝出，可能也難以分辨。
2023年3月3日更新后實體清單涉華相關實體，來源：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
2. 軍事：中國在這方面采取的是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方針，立足自己的國力及科技，不受美國政策的影響。美國拖慢中國的科技發展，對中國在軍事力量某些方面的發展會有一些間接的影響。中國不尋求在全球范圍的軍事領先，但中國在其周邊地區的優勢，美國也難以改變。在這范疇，也難以定出客觀的勝敗標準。
3. 貿易：因為全球化，中美在貿易上有大量往來，不少是互相倚賴、互相利用。兩者在貿易上磨擦很多，分歧也不少，但難分高下，故此貿易不是決定兩國競爭成敗的因素。
4. 整體經濟：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速度有所放緩，但在五到十年內總體超越美國是無可置疑的，雖然一些美國人在口頭上對此不承認。對這樣的前景，美國其實非常擔心。其實，從購買力來看，中國則早在2014年已超越美國，現在已是美國的1.3倍。在實力比較上來看，購買力才是重要。
5. 地緣政治：這其實是個拉幫結派的問題，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強的基礎，本錢很多。美國近期孤立、打擊中國的舉動，也有一定成績。不結盟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雖然通過“一帶一路”、睦鄰等，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有進展，但這些關系的政治內涵薄弱，遠遠比不上美國在全球的政治及文化影響力。這方面我方會長期處于下風，當中存在很大的差距。
6. 軟實力：中國在這方面仍然相當落后，一段時間內難以扭轉。但這一因素并不是決定性的，不會左右中美搏奕大局的結果。
綜合上述的觀察和分析，在中美這場斗爭中，美方難以取得明確的勝利。對于什么是“勝利”，可能也沒有清楚的指標。故現在的問題是：在什么時候和在什么情況下，美國才會接受現實，放棄一國獨大的單邊主義？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醒覺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醒覺，應始于華為在5G技術上的突出表現，時間約在2015年。當時美方的主流反應是承認自己已失位，在移動通訊這關鍵的核心技術上落后于中國。美國隨之迅速制定應對策略，跨越5G, 直攻6G，企圖取回領先地位。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則是既輕視，又有幻想。以為將中國納入全球化的話，中產階級就會在中國壯大起來，中國就會變成像美國一樣的自由民主國家。美國現在已承認，這是個錯誤的推測與認知。
美國統治階層長期有一種戰略思維，即不能容許有同級數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出現。什么是同級數的挑戰國家？標準的定義是該國達到美國經濟能量的三成。在2014、2015年時，面對中國的崛起，這種思維迅速成為美國高層的主識，認為一定要將中國壓下去，不能讓中國超前。所以特朗普展開貿易戰，拜登上臺不單止不收斂，反而加碼。
美國人的民族特性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美國人崇尚競爭、好勝、不認輸的性格，這令美國難以接受和中國平起平坐。但美國人同時有一弱點，即不能接受美國人死亡，如果某一政策引致不少美國人死亡，則無論這政策的目標有多崇高，也會迅速失去美國民眾的支持。吊詭的是目前中美之間的斗爭尚未有涉及人命，因此，美國與中國的斗爭也就難以結束。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要點，是美國雖然是全球霸主，但一般民眾對外交問題并不關心。最近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3%的美國人將外交政策列為他們明年最關心的議題，是九個選項中最少人關心的一個。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美國統治階層在對華政策這問題上，是牢牢地控制著美國民意動向的。
美國下一步會如何走？
中美領導人在舊金山的對話，被廣泛認為令兩國的關系有所緩和，但大家同時都明白，中美之間的矛盾并沒有解決。美國的一些多邊主義者如接受中國崛起、主張共存的John Thornton、Stephen Roach等（也應該包括基辛格），積極建議及推動雙方高層開展密切的對話，或共同建立常設的協調、溝通機制，但在目前和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這些建議得到美國高層接納的可能性非常低。有變化的話要等到明年美國大選之后，還要看看大選是什么結果，以及中美之間未來的互動情況如何。
中美領導人在舊金山見面后，同意兩國進行溝通、對話，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討價還價”的互動，但針對的都是片面、具體的實務問題，不涉及雙方的整體關系。對兩國的整體關系，目前不可能用討價還價的方式進行談判，只能對諸如臺灣、貿易、軍事、科技、地緣政治等具體、個別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談，過程也會是復雜、困難而漫長的。要處理雙方的整體關系的話，首先要美方放棄一國獨大的單邊主義，改而接受多邊主義，這才會出現談判的可能性。
結語：多邊主義的未來
從以上的觀察及分析，可得兩點結論。
首先，要美國接受中國的崛起，放棄對中國的打壓，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估計不會少于五年，可能是十年到二十年。
其次，美國的打壓可能有兩個結果，一是美國經由打壓爭取到時間，自強不息，再次變得“偉大”，能夠維持其全球獨大的地位。普遍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只有當前的美國當局例外。二是美國未能壓倒中國的持續發展，本身元氣大傷，同時未能解決內部的種種矛盾，最終被迫接受“美中共管”的倡議。
不過，對這種安排，中國很可能不接受，在Chiamerica這觀點提出的時候，中國已經表示不會接受。這樣的話，不可避免地全球將走向“多邊”的局面。但也應該指出，多邊是個極不穩定的結構。雙邊即兩個頭頭的穩定性相對會好一些，但也不容易維持，難以長久。
從目前的發展來看，經過進一步的動蕩、變化后，出現三邊（美、中、俄）或五邊（美、中、俄、歐、印）的可能性很大。這將會是混亂局面的延續甚或惡化，而不是個由混亂到和平與穩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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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的混亂圖譜》（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為阿什·讓（Ash Jain），此君來頭不小，現時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之前擔任過大西洋委員會斯考克夫特政策與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該委員會的民主秩序中心總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資深從業員，長期從事整合民主國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讓認為歷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存在六種思維，分別回應“美國之于世界扮演何種角色”這問題。六種思維中，四種屬于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ts），兩種屬于非國際主義（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讓此文對于我們了解美國的國際戰略思維，很有幫助。
阿什·讓（Ash Jain），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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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屬于國際主義的思維是：
1. 單邊國際主義（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國際主義（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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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縮派（Retr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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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讓這種劃分法其實既不準確，也不正確。
阿什·讓說的“國際主義”，指的是贊成和支持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國際事務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務，因為對于美洲事務，美國歷來都積極和全面地介入。作為第一種思維的“單邊國際主義”，實際指美國居于獨大、首要和主導的地位，具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自由，美國所采取的單邊行動不受聯盟和國際協定限制，美國從這至高無上地位爭取自身的利益。
作為第二種思維的“民主國際主義”，基本上與單邊國際主義的本質并沒有不同，都是以美國為首，積極介入和主導全球事務，分別只在于民主國際主義以“民主、自由”包裝，在捍衛民主的前提下，與其他民主國家協作，推動共同價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發展，維護美國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標下不惜介入其他國家的內政。這種民主國際主義思維在美國的兩黨領導人中，不時占據主導地位。
作為第三種思維的“現實國際主義”，不以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為前提，而是重視實力，講求力量的對比和平衡。此種思維認為美國應實事求是，承認自己的力量有限制，應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戰略，以保持地區以及全球的穩定，維護美國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進攻型現實主義”屬于這種思維，不同之處在于其態度更為積極和進取，更為不輕言退讓。
至于國際主義的第四種思維“多邊國際主義”，其實和第三種的“現實國際主義”有共通之處，都認為在條件具備時，實行單邊主義，盡量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但當判斷到實力不足時，改為采取多邊國際主義，面對現實，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邊的前提下重建國際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這種觀點。換言之，第三和第四種思維都是現實主義者，具備實力時，會頑強地堅持單邊主義、美國優先，實力不足時，轉而接受多邊主義，如何選取，視乎對各方實力對比的判斷。
剛剛去世的美國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被認為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踐行者
阿什·讓說的“非國際主義”，指的是美國應收縮其對外國事務的介入，這種主張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為退縮派和克制派。前者認為美國介入外國事務對美國沒有好處，介入的成本也過于高昂；后者認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財力上無法再支撐美國在全球范圍介入，因而要克制。換言之，這兩派都認為要大幅減少甚至放棄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也就是放棄二戰之后建立的單邊主義，接受多邊主義。阿什·讓認為這種思維在目前的美國仍是少數派，但力量在增長。
阿什·讓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國中上屬精英對美國外交政策未來動向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處，例如將退縮派和克制派稱為非國際主義，并不正確，因為即使鼓吹退縮、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故此，阿什·讓分析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美國是否堅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話美國會傾全力維持單邊主義，如果美國選擇放棄獨大的立場，則需要轉移到接受多邊主義。采取這樣的二分法，對弄清楚問題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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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認為，美國最終會回到“孤立主義”，即所謂Isolationism。對此，我們不妨作點歷史回顧。
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并不是指只關注自己本國的事務。在二次大戰前的一段頗長時間，美國奉行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但這種孤立主義其實是山頭或地盤主義，基本態度是排斥外來勢力介入美洲大陸的事務，而當時排斥的主要是歐洲的勢力，同時勸戒美國國民不要涉足歐洲的混亂局面，認為這樣做只會吃力不討好，對美國沒有益處。這種孤立主義態度到了二戰美國帶領盟國取得勝利并成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棄，其間沒有發生過多少爭議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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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教的熱情：清末、民初時大量美國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人對中國普遍存有好感，或悲天憫人的情懷。傳教工作有挽救他人的心態，出發點是善良的，雖然效果和后果不一定好，手段也不一定正確。
這種熱情可說延續到當今，但不再是圍繞宗教，而是想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希望將中國變得和自己的一樣，成為西方大家庭的一份子。這種思維在當下的體現，就是高度肯定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認為中國是落后和獨栽的，以美國例外（獨特）主義為出發點，向全世界特別是中國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及政治制度，這與早期傳教士的熱情很相似。
2. 重商主義：大約在傳教士來華的同時，美國亦到中國開展商業活動，主要是貿易，包括販賣、運輸鴉片。當時美國在華的最核心政策，是保證美國商人能夠在中國得到與歐洲國家商人平等的地位，重點是爭取最惠國待遇，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因為在商業上美國的在華勢力比不上歐洲國家，所以這時期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只是個陪跑角色，沒有領導地位。
3. 有這么一群人，數目雖極少但也不應被忽視，他們經過接觸而熱愛過中國和中國文化，現在將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貓戀者）。這種人不多，在美國社會上沒有多少影響力，但也不應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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