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之光】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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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2日，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致辭，勾勒了一個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互助協作，推動“和平發展的大格局”的世界圖景。在這個由“和平”與“發展”構成的秩序理念中，“全球南方”這一共同體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我們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此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發展。

無論是從中國自身的革命與現代化發展經驗出發，還是從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全球化實踐來看，我們都不難發現，發展中國家之間通過團結互助，構建強國家，并結成更大的、真正具有獨立性的共同體的方式，能夠有效地在強大的、組織化的、國際性的政治經濟文化霸權之下，獲取一定的平衡性權力，保護自身發展。“全球南方”的聯合，又進一步在機制上，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

那么，“全球南方”這種共同體的獨立性體現在哪里？“全球南方”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兩個概念間的關系是什么？中國為什么是“全球南方”當然的一份子？包含了中國的“全球南方”，對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發展的意義與作用是什么？“全球南方”能否承載這一政治使命？“全球南方”的發展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對“全球南方”作出聯通內外、整體性、長時段、廣域的理論思考。

“全球北方”視野下的“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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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球南方”？這是近些年全球學者們愈發關心的問題之一。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來自“全球北方”的討論更樂意從一種本質主義的視角出發，嘗試尋找一個清晰明確的“全球南方”概念。這種認識強調，“全球南方”所指“含混”不清。在地理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南方”最主要的人口大國，并不在南半球。在經濟上，“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國家發展程度差異巨大，其中甚至還包含了諸如“金磚國家”“新興市場”等曾被國際資本看好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潛力股”。基于此，在英語國際關系學界與輿論界，一種對“全球南方”的共識開始逐漸浮現，其強調“全球南方”面目不清，更像是“一個缺乏實質內涵的政治口號”。這個觀點也為不少研究全球南方的學者所接受。他們一般認為，“全球南方”大體上包含了地理上歐洲與北美之外的大部分地區，且主要是政治與文化被“邊緣化”的低收入國家。

從南方國家到全球南方

與這種負面認識相關聯的，是從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出發，對全球南方概念的另一種定義。這種定義將全球南方的“崛起”視為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交替。相比那種站在“全球北方”視角，從“學理”上否定全球南方的意見而言，這種“崛起”話語采用了一種更加隱秘的西方中心主義來描述全球南方的歷史與政治意義。在這條脈絡中，一些學者強調，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去看“中國帶領下的全球南方崛起”。這種觀點強調，不應當將中國視為對冷戰之后美國全球單極霸權秩序的挑戰，而是應視中國為繼續“擁抱今天的自由差序秩序”（liberal hierarchical order）的新興力量。該觀點認為，中國所期望的，僅僅是在這個自由差序秩序內部，尋求取代美國、獲得行使全球霸權的“特權”。

這種認識將“西方中心主義”轉化為一種單純的地理空間，將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變成了庸俗的權力中心轉移。然而實際上，文化與認識論層面的霸權才是西方中心主義對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過資本主義殖民全球化的物質進程，將一種從西方文明與歷史中發展出的霸權等級制意識形態帶到全球。至今，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還在不斷強調自身對全球秩序的唯一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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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南方“含混”與“崛起”的兩種認識，實際上反映的是同一種霸權中心的全球北方世界秩序觀。這種秩序觀構想了一種金字塔式的全球秩序穩定結構。在金字塔頂層是一個或者幾個扮演領導角色的核心大國，在這之下，則是為數眾多的中等國家或是剛剛形成的小國。該秩序觀還假設了所有國家的構成與國際行為邏輯都遵循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因此，處于領導國家之下的中等國家與小國均希望挑戰既有霸權，實現霸權轉移。這種對國際秩序的認識，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所形成的美國國際關系學逐漸擴展至全球，并獲得了巨大影響力。

在這兩種認識的背后，“含混”說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經典認識，即將國家視為國際行為的絕對主體。國家間競爭的基本策略就是通過自身擴張或者與其他國家形成短暫的利益共同體的方式，來保障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對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而言，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核心問題意識便是“霸權護持”。同樣，那種似乎對全球南方崛起持樂觀態度的觀點，也并未脫離上述“霸權護持”的基本認識。與現實主義不同，將全球南方崛起視為新興力量擁抱“自由差序制度”的自由主義認識，將由西方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看作是必須“護持”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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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南方的“含混”相對應的是具有清晰結構的“全球北方”。已有的世界體系理論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從長時段、廣域、整體性的視角理解這個“全球北方”構成的世界秩序。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積累及其內部的霸權競爭。對本文所關心的全球南方問題而言，這個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可以從18世紀開始。這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現代殖民-帝國主義全球積累進程的開端性事件，是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獨立，這進一步導致英國重新思考其全球秩序構想，并開始將其霸權逐步落在依靠自身優勢地位，壟斷全球貿易，而非單純的對殖民地領土與貿易專有權的占領上。也正是在這種長時段、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秩序批判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南北問題的核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全球現代化及其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發展不均衡問題。

由此，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論思考，便必須與全球北方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聯系在一起。這一秩序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兩個主要層面。經濟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從19世紀殖民-金融帝國主義開始，到20世紀中葉開始形成，并在20世紀80年代確立其優勢。政治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表現為19世紀英國全球霸權的確立與20世紀向美國及其聯盟霸權的轉移。時至今日，占據這一秩序中心位置的國家仍是被稱為“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的5個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一霸權集團以美國主導下的英美聯盟為主體，集合了其他在19世紀英國全球殖民進程中形成的所謂“白人的國家”。在這一核心霸權集團之外，該秩序還融合了極具附屬意味的盟友，共同構成了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說的“三合會”集體帝國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總旗幟”下，通過其國際性的經濟與軍事機構，共同“管理”著資本主義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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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全球北方構建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全球南方的存在，是全球北方霸權的直接結果。這種關系更需要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長時段歷史脈絡，特別是殖民歷史中進行處理。這一點也是老一輩中國政治經濟學學者的基本認識。陳其人強調，“南北關系就是（二）戰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同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戰后演變下來的一部分”。這個判斷實際上為我們今天理解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頗有價值的視角。“全球南方”指代的便是那些始終處于被“管理”、被“領導”狀態下的結構性中下層國家。因此，如果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理解在全球北方眼里面目不清的“全球南方”，其意義便能清晰呈現。全球南方的范疇，反映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占據中心地位的國家對邊緣與半邊緣國家結構性的壓迫關系。

基于此，我們便不難認識到，理解全球南方，必須從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現代化發展的整體規律入手，關注南北差異這一現實問題。而對全球南方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則是要對縮小南北差異、構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這一問題進行理論探索。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的全球南方的興起，也需要在這個背景下，被理解成為全球北方謀求建立霸權等級秩序與全球南方謀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歷史性拉扯與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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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關系中產生的“全球南方”

歷史地來看，“全球南方”話語的興起與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大變局密不可分。在地理上，“全球南方”涵蓋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在政治上，它包含了20世紀亞非拉民族獨立浪潮中新興的、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在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下，形成了聯合國內的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跨域的政治共同體。這些國家共同的政治動力是反抗霸權秩序、謀求平等，渴望并追求真正的經濟自主、和平發展。

從理論上看，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南方”最早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意大利“南方”的討論中獲得了政治內涵。在《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葛蘭西援引了意大利都靈共產黨人在1920年《新秩序》雜志上對意大利南北經濟發展不均衡狀況的意見。在當時的意大利，“南方問題”表現為在建設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進程中，工業化的北方與以農業為主的南方相較所凸顯出的巨大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差異。葛蘭西強調，面對這種由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導致的不均衡發展狀態，無產階級政黨需要通過建立一個工人與農民的聯盟來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改造與發展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政黨也需要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在文化斗爭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有機調動南方與北方的知識分子，“將北方無產階級引入南方問題”，進而提出“內涵與傳統領域不同的南方問題”。

在1919到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也就是歷史上的“紅色兩年”中，葛蘭西通過《新秩序》號召意大利社會黨（PSI）以號召“一切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革命性計劃來武裝工業無產者和貧農（圖源：公共領域）

葛蘭西對意大利統一國家建設進程中南方問題的認識，實際上為我們今天討論全球范圍內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極有參考價值的視角。討論南北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對秩序問題的思考已經開始進入全球性的尺度。物質的發展是這種全球性空間視角得以形成的前提。19世紀中葉以來，在資本主義驅動下的新一輪全球經濟擴張，將印度次大陸、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西非也融入了其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從前甚至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都算不上”的地區，迅速被以不同的方式拖入資本主義體系內，即刻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核心地帶國家全球性積累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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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發展是保障這一擴張的基本條件。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大大減少了全球貿易的時間成本。蒸汽機效率的提高，不但加快了采礦業的發展，也使得大規模內河、內陸運輸成為可能。電報與跨洋電纜的鋪設極大壓縮了遠距離通訊的時間，這也意味著由于信息化的發展，空間距離造成的屏障不再難以逾越。更進一步，隨著新聞業的發達，越來越多人開始體會到，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新的信息流動空間。在電報、新聞報紙和圖像的基礎上，一個新的全球性文化流動的空間雛形開始形成。在這個空間中，地理的維度被折疊。身處世界不同地點的人，在這個空間中開始有了全球性的共時體驗。

正是由于這種技術的發展，葛蘭西在處理意大利“南方問題”時所強調的文化斗爭也便產生了全球性意義。隨著19世紀中葉后開啟的新一輪資本主義世界性積累，一個全球規模的不平等結構開始形成。這個不平等結構包括占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工業國，以及在這個體系中基本成為了農產品與初級產品輸出國的落后國家。這種結構關系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心和外圍國家的交換與資本流動并未在實質層面改變農業／資源國的生產率、消費水平和社會發展能力。處于邊緣的農業／資源國并未因為這種交換而獲得走上現代化工業國的綜合能力。與之相反，工業國在這種全球性交換積累過程中，獲得了更高速的技術進步。這就進一步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外圍國家交換條件的加速惡化。其結果便是，在這種世界秩序中，中心與邊緣國家的巨大差距被不斷強化和擴大。

實際上，通過已有研究，特別是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討論，我們不難認識到，不平等發展與邊緣國家的不發達狀態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必要結構性組成部分。這種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壓迫還伴隨著對發展問題定義權的文化性壟斷。依附理論學者直斥，這種對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的文化壟斷“大概是科學領域中最強烈、最野蠻的思想干預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全球南方及其可能的發展模式，思考如何能夠讓全球南方擺脫依附與不發達狀態，便具有了葛蘭西式的文化斗爭內涵。

參與全球南方問題的討論，本質上是針對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現實狀態，從理論層面對發展、發展權、發展觀等問題作出解答。如何定義“全球南方”，本質上是向全世界解釋，應當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態，如何建設更合理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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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南方”與作為文化霸權的現代化理論

敘述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問題的“全球南方”，實際上包含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內涵。在這里，實踐層面上的全球南方，體現為所有國家，特別是處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與政治霸權宰治下的國家，對如何發展、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減少不平等這些現實問題的實踐探索。這個探索工作始終在不斷進行。理論層面上的“全球南方”討論，則是圍繞著全球現代化發展問題所展開的，對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等觀念的理論化敘事。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對現代化發展的理論化建構，均來自于“全球北方”知識分子。這種狀況，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文化霸權。打破這一文化霸權，需要我們系統性地反思既有理論中的目的論屬性，并在此基礎上，建設性地思考一個更具辯證法意義的現代化秩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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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南方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在實踐層面上將全球南方問題推上了前臺。而對全球南方問題進行理論層面的建構，則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作。當前，討論全球南方問題的理論核心在于討論全球南方現代化問題。既有的諸如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解釋全球南方為什么不發達的邏輯。但是，在今天的現實下，全球南方為什么能夠發展的問題卻始終懸而未決。也正是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同樣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宰治下、作為全球南方一份子的中國，又為何能夠實現發展？這種發展與既有世界體系，以及與這一世界體系演變的動態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發現全球南方發展實踐背后普遍性的規律，并對其進行概念化、系統化、邏輯化、普遍化的表述，進而與人類整體現代化哲學討論形成對話，并將其內涵向前推進，這些都是既有發展理論、依附理論沒能很好地解決，而亟待今天中國與全球理論工作者予以解答的迫切問題。

對南方問題進行語境化，將其放在一個長時段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發展過程中來理解，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對今天全球南方的現代化問題進行理論化。總體來看，全球南方問題本身包含了3個層面的內涵：對全球范圍內現代化發展不平等現象的認識（是什么），對導致不平等原因的理論探索（為什么），以及對如何消除這種不平等的道路探索（怎么辦）。而對這組問題的探究遠早于對南方問題的發現。

近期，美西方炒作“全球南方”概念，制造新興大國隔閡、誘拉分化發展中國家群體，鼓動“新冷戰”（漫畫：劉蕊）

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歷程中，從來都不缺少解釋發展不平衡現象、促進發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構想。這些構想主要來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知識分子，且帶有強烈的決定論與目的論色彩。在19世紀歐洲全球殖民擴張的進程中，促進殖民地文明與社會發展、對“蠻荒之地”的發現與開發，始終是殖民宗主國用來佐證擴張與干涉合法性的理論語言。這種以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為物質基礎的發展話語，同樣也成為了一種文化霸權，同時規訓著殖民地與宗主國的世界認識。

早在1839年，當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在牛津大學開設關于英國殖民地問題的系列講座時，殖民地貿易就被視為能夠帶動殖民地經濟繁榮與發展的重要手段。在這種發展主義的邏輯下，由強國推動的殖民地種植園經濟發展被賦予了歷史哲學的內涵。因為在其看來，商業的發展能夠帶來文明的進步：殖民地貿易的繁榮推動了殖民母國工業發展與財富積累，而這種發展又能反過來進一步繼續促進全球殖民地的經濟與文明進步。不難發現，對梅里維爾而言，貿易是殖民經濟體系的核心，而在早期歐洲殖民帝國全球擴張中占據首要地位的土地攫取，則退居從屬地位。對當時的英帝國而言，“貿易而非統治”（trade not rule）被認為是一個更加合算的霸權模式。一種在英國帝國史研究界極為流行的觀點甚至強調，英國的全球霸權秩序，是一種仁慈、和平，且能促進全球發展進步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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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殖民帝國發展主義邏輯，在19世紀晚期，透過“文明使命”的敘事，得到進一步強化，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委任統治”（mandate）制度獲得了國際普遍性與形式上的合法性。這種敘事強調，中心對邊緣的霸權干涉與“委任統治”，實質上是“文明”國家對欠發達、不發達的“野蠻”和“半野蠻”人群的使命，其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人得以加入人類“文明國家大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蓬勃發展，西方既有殖民霸權秩序遭到了空前挑戰。這種政治現實促生了西方學界對“第三世界”概念的理論興趣。這種興趣從理論根基上，延續了19世紀發展主義的思想脈絡，但在表述層面，則創造了一系列殖民色彩不那么明顯的新詞語。諸如“南方”“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等概念，都是“全球北方”知識分子嘗試描述并解答發展與發展不平等問題所創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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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經典現代化理論開始在美國成型。其核心目的是給百廢待興的戰后國家——特別是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勾勒一個人類發展的普遍道路。這種理論話語，一方面，旨在擺脫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負擔，另一方面，也明確希望與蘇聯推動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所區別。早在1960年羅斯托（W. W. Rostow）便提出，經濟增長五階段理論能夠幫助人類認識“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south）通向成熟的時間軌跡。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以美西方的現代化經驗為基礎，用一種目的論的線性史觀，將現代化過程劃分為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高度大眾消費時代五個階段。羅斯托強調，全球“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是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經濟成長的歷史并不因“民主的北方”取得了發展而獲得成功。只有當廣大的南方國家也獲得同樣的經濟騰飛之后，這個人類共同的成長才算結束。這個全球向著“民主的北方”看齊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被羅斯托稱為“現代化”。

新自由主義國際機構霸權下的“南北問題”

在美國經典現代化理論內部誕生的“南北問題”，本質上描述的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在亞非拉誕生的大量從歐洲前殖民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在實踐中，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改變貧困落后狀況，提高國民生活與教育水平，打破發達國家壟斷，在政治獨立之后，真正建立其去殖民化的經濟與文化。這類經典現代化理論就不同地區的發展問題基本給出了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這在羅斯托極具影響力的現代化五階段理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然而，經歷了20余年的全球發展探索，進入20世紀80年代，按照“標準答案”發展的亞非拉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非但沒能縮減，反而愈發增大。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全球南方”問題再次進入了全球北方政治與知識討論的前臺。

1979年由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Issues）發布的《布蘭特報告》（The Brandt Report）便是對當時這種狀況的回應。19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臨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場危機的直接觸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歐美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伴隨著此次南北方國家政治關系的惡化，全球北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也開始出現嚴重的危機。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全球北方工業國家在全球南方不發達國家處獲取的經濟利益急劇降低。一方面，這是由于發達工業國家本身經濟增長乏力。自1973年原油價格暴漲后，發達工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猛跌50%。到了1979年，OECD國家中的失業人口已經高達1800萬。與之相伴的是不斷大幅波動的國際匯率，以及這些發達國家內部與日俱增的保護主義傾向，直接導致了國際主要市場大宗商品與零售貿易價格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也未能在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捆綁中獲得有價值的增長。相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約有8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超過40%的全球南方人口無法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保障。結構上，全球南方國家嚴重依賴農業初級產品、資源出口的狀況非但絲毫未有改變，反而由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危機而引發的價格波動，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

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布蘭特報告》強調，需要進一步推動“南北合作”以擺脫這一困境。這份報告表現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在起草報告的委員會人選上，除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全球北方國家人選外，也包含了來自科威特、哥倫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等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從形式上體現了“南北合作”的報告主旨。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多元并不能掩蓋這份報告背后強烈的全球北方視角，這也是這份報告的第二個特點。以當時全球北方工業國家最關切的能源問題為例，雖然報告結論強調，迫切需要考慮產油國和石油消費國之間的需求，但是在報告最后提出的能源緊急應對方案中卻基本只反映了全球北方國家的迫切訴求。例如，方案的第一條就強調，“保障原油的穩定供給”。此外，該報告的建議還包括“穩定原油價格”“發展替代型與可再生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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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布蘭特報告》對“南北問題”的基本認識并沒有跳脫出西方傳統的經濟秩序框架。報告將“經濟力量”視為一種抽象的規則，不受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的影響。因此，從報告給出的全球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主權國家政府能夠扮演的能動性作用。相反，在結尾部分，報告將主權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視為“衰退和失業”的結果，而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產品出口造成損害。同樣，報告還強調，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保護主義會削弱其市場競爭力。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降低貿易壁壘，全面擁抱“自由貿易”政策，全球北方國家則需要利用其資金優勢，向全球南方國家大量注入資本。這一南北合作的經濟方案，毫無疑問已經開始具有了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秩序的雛形。在報告剛剛提出時便有學者指出，這份南北合作倡議中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毫無新意”。

長時段地來看，1980年代全球北方對“國際機制”的熱情與19世紀中后期英帝國對“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推崇在內在邏輯上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舊的以國家強力為基礎的全球秩序雖然有價值，但是其作用越來越弱化，且維護安全的成本高昂。而在全球貿易推動下的相互依存可以更好地完成發展使命，促進全球和平。對這一時代的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而言，英國的全球霸權雖然也依賴全球海洋貿易與金融體系，但偶爾還需要對外使用武力；而對美國而言，其全球領導地位需要在不依賴武力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國際經濟秩序實現。

當全球南方開始以國家的聯合為方法，對全球北方的霸權發起有效挑戰時，全球北方則開始強調去國家的必然性。全球北方認為，國際機制的完善必然意味著國家霸權的逐漸消退。然而實際上，看似隱退的霸權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北方國家對諸如IMF、World Bank、WTO等國際經濟機制，乃至對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等國際政治機制的壟斷上。與此同時，透過國際機制向全球，特別是向全球南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又進一步消解了全球南方國家在20世紀中葉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積累的國家能力。在這一條件下，全球北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優勢地位也確保了其能更好地通過國際機制來實現對挑戰者的整合與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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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文化霸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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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會將20世紀80年代視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退潮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趨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始大規模鋪開。與之相伴的是蘇聯的解體與東歐的去社會主義化政治經濟文化轉型，以及亞非拉諸多國家開始陸續建立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各自的國家與地區改革，并開始深度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

從全球秩序的視角看，我們不妨將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歷史進程視為其對全球化國際規制的壟斷過程。這種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化政治、經濟、法律國際機制的壟斷，打破了20世紀中葉開始形成的多樣性全球化的格局。在此情形下，一種濃厚的勝利主義情緒開始席卷全球北方的學者，西方中心主義的霸權開始在認識論層面更深刻地滲透到人們對世界整體秩序的思考之中。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強調全球流動、國家退場、徹底推行市場決定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在全球急速推進。而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化的壟斷造成的更深層次的影響是，它將一種從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發展出的現代化歷史觀、秩序觀推向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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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決定論史觀最為人所熟知的庸俗表達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對“歷史終結”的論斷。福山強調，“過去10年”（1978年～1989年）的歷史發展讓人意識到，“一種非常根本的變化開始在世界歷史中發生”，除了“西方自由主義之外，世界上再無任何有效的系統性替代方案”。這種“西方與西方觀念的勝利”以“過去10年中世界上兩個最大共產主義國家的知識潮流變遷”為重要標志。

相比福山這種庸俗的勝利主義論調，同時期的其他許多美國政治、歷史學者們則將西方中心主義秩序觀隱藏在諸如多元現代性、大國興衰等的論述中。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基于一種政治想象，即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所有人邁向現代和工業文明的步驟必然會遵循一個統一的、由西方譜寫的邏輯。

多元現代性體現在艾森斯塔特對現代化的論述中，他將“抗拒”與“變遷”這兩個歷史關系作為論述的基礎并強調，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類型變遷的過程”，發源于17～19世紀的北美，隨后擴散至其他歐洲國家，于19世紀、20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在這個進程中，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文化傳統與社會組織形式的歷史性差異，造成了現代化發展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具體面貌及其所遇問題”的巨大差異。

對艾森斯塔特而言，現代化的多元性體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對西方現代化全球擴張進程的反應之中。他認為，現代化從西歐向全球的擴展，是一個“新型國際體系”形成的過程。這種體系的擴張伴隨著對“傳統的”統治者們的挑戰，作為回應，這些傳統統治者們需要被迫開展各自的“現代化計劃”，其目的是要“自立于新的國際體系之中”。而在這個對沖擊進行回應的過程中，由于任何一個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社會都必將面對社會動員、結構分化、城市化、工業化等普遍問題，因此這些傳統社會中也會出現新的社會精英群體，他們既能“與其他國家類似的組織建立關系”，也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對統治者形成挑戰。

可以看到，艾森斯塔特多元現代性的論述背后，仍是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決定論。這里的西方中心主義一元論體現在對“國際體系”觀念的宰制上，以及那種以歐洲歷史經驗為基礎，對現代化“國際體系”組成單位及其特性的普遍性的總結上。這種“國際體系”被視為是必然的、客觀的、唯一的。同時，他的一元論還體現在對人類歷史發展趨勢的認識上，強調現代化的政治表現是注重“利益取向”與“非意識形態的政治效忠”，現代化的社會統治者“為了有效保持自己的權力”的目的，必須“通過選舉、公民投票和代表們的歡呼不斷地尋求被統治者的政治支持”。在艾森斯塔特提出的這個前提下，不同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發展的差異性結果，并不是因為這種“國際體系”本身存在任何結構性的不平等，而是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固有的文化、政治、經濟差異在與“國際體系”接觸中，出現了沖突而產生的特異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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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主義在認識論層面還體現在“大國興衰”的相關學說中。“現代歷史中的世界性大國為什么會興起，又為何衰落”？1987年，耶魯大學國際關系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其《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出這一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隨著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大國興衰”這個命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也迅速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

在這本500多頁的書里，肯尼迪嘗試勾勒一個從“1500至2000年”的宏大趨勢，并開宗明義地假定，“所有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國家，都必然會謀求進一步增強其財富與實力，以期成為富強國家，或保持其富強地位”。然而，這種國家之間權利的消長，勢必引發軍事沖突，進而直接導致某些國家的消亡。由此，肯尼迪提醒美國不要重蹈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的覆轍，將“帝國戰線拉得太長”而最終導致自身衰落。簡單說來，肯尼迪的核心觀點就是：國強必霸，國霸則衰。

然而，很少有人追問，這個論斷究竟有無普遍性？不難發現，肯尼迪的論述，基本是基于對少數幾個現代化“大國”的倒敘性分析。肯尼迪給出的理由是，全球性的大國軍事競爭與技術變革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展開。實際上，肯尼迪對“霸權興衰”的興趣，也與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對現代化、全球化秩序想象的壟斷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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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全面霸權形成相伴隨的是，“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替代性全球化模式的消退，且這種消退也是全面的。曾經被視為具有影響全球局勢走向的、具有“獨特政治文化”的、作為“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的“第三世界”，開始在全球思想界中面臨衰退。一些曾經積極參與討論“第三世界”意義的全球北方學者，也開始修正他們的認識，通過“全球南方”、“發展中”與“不發達”國家等概念，將亞非拉國家重新編織進一個整體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敘事之中。同時，在這個經濟勝利主義的敘事背后，全球北方的學者也不忘傳達“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勝利。而對那些曾對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充滿理想的人來說，這個新自由主義化的時代意味著“萬隆時代”的“終結”。這一終結似乎也反過來“印證”了新自由主義宣布世界“別無選擇”的預言。

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反抗者的中國式現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對現代化、全球化機制的壟斷，實際上并沒有其表現的那么堅不可摧。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上刊載了羅榮渠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一文。文中格外強調了從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建立現代化理論，并理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程及其方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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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文中，羅榮渠將當時既有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劃分為5個流派。但是，他強調，這種對現代社會發展問題的分析，并不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獨創。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傳統中也有對此的系統性解釋。但是，恰是由于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政治的影響，一方面，使得馬克思主義更加關心對資本主義的反抗與社會革命問題；另一方面，在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由于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壓迫，發展問題還無法被提上思想議程。在此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發展與現代化問題實際上始終被擱置。進入1980年代，新技術革命迅猛發展、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高速增長、舊殖民體系瓦解、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訴求高漲，這一系列的時代變遷促使發展與現代化問題走上歷史前臺。

羅榮渠承認，全球一體化趨勢是客觀現象。但是，單純夸大“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來抹煞國際矛盾與沖突的增長”，顯然“都是錯誤的”。全球化作為一種基本現象，直接導致了世界各國開始普遍聯系起來，“世界生產”更開始變得與“世界貿易”同等重要。同時，科技、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影響和聯系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因此，社會科學必將需要對這種現象作出回應，“重建國際新秩序”。而這種“重建國際新秩序”的理論討論，除了要吸納西方資本主義經驗與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通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現代化實踐與問題的研究探討，豐富并創造一個“馬克思的現代社會發展理論”。

換句話說，在1980年代，當西方知識分子正在興奮地嘗試進行“西方自由主義”對全球化機制與現代化理論的全面壟斷敘事時，羅榮渠等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初期便有意識地要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邏輯下，將西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從所謂“歷史的終結”的地位上，還原為其作為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本質；同時，也嘗試在這個普遍邏輯中，將中國與整個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實踐，納入到人類整體的現代化發展探索進程中。

不難發現，當1988年羅榮渠提出進行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思想探索的時候，他便清楚地意識到了現代化的兩種思想傳統與實踐道路：一種是資本主義式的，另一種是社會主義式的。同時，他并未將兩者決然地對立起來，而是希望通過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接續社會主義的脈絡，并對當代西方的全球化、現代化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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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從1980年代開始之初，便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其重要的理論特點之一，就是在全球性的對第三世界全球化實踐和通過南南合作實現國家自主發展的反感與徹底失望的浪潮中，有意識地將中國現代化作為全球南方現代化、全球化實踐的當代延續，并將中國的現代化實踐視為一個可能推動建構“非西方世界發展的系統理論”，以及推進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化理論發展的重要堡壘。正是因為這承上啟下的理論的存在，才使我們今天得以發現，那原本似乎堅不可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文化霸權，即便在它宣稱的勝利之初，也已由中國撕開一線。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全球南方的政治再興起與賦能式新型全球化的結構

反觀第三世界全球化的實踐，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被薩米爾·阿明稱為“萬隆時代”（1955年～1975年）的歷史大變局時期，世界秩序第一次呈現出了真正多元化的可能。在這一時期，在過去100年資本主義大規模全球化浪潮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國家對于發展模式與發展觀念的全面壟斷開始出現裂口。首先，新獨立的國家開始考慮，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本國經濟與舊殖民帝國貿易高度捆綁的客觀現實下，如何能夠盡可能地實現本國經濟發展。其次，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蘇聯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脫離資本主義陣營，重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全球秩序。最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也面臨著中心從歐洲向美國轉移的挑戰。這種政治狀態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全球發展的壟斷，并在客觀上一度為全球形成兩極多元的權力結構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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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兩極多元的秩序結構里，廣大亞非拉國家獲得了更大選擇空間。在這種多樣性選擇創造的空間中，亞非拉國家開始進行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嘗試，探索去殖民發展的道路。然而，隨著20世紀末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這種政治動力開始衰落。政治的衰落也伴隨著文化領導權的喪失。在那之后，“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釋權逐漸被西方主導的發展經濟學所把持。在這種思想與政治環境下，“全球南方”愈發成為了一個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國家的松散集合。而這個集合中國家的共性包括：國家經濟多為自雇，且多從事勉強維持基本生計的生產；人均產值低，收入分配不均；市場發展不完善；低生產力；大量依賴出口與外來資金；公共行政部門體量小，沒有或者較少有現代工業部門。在這種基本認識下，第三世界若想發展，除了向西方發達國家徹底開放、走上“南北合作”這一道路之外，別無他法。要么新自由主義化，要么徹底衰敗，這便是198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面臨的最嚴酷的挑戰。

然而，這些判別標準，切斷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落后與全球不平等秩序之間的關系。這種認知與邏輯，既用靜態的經濟決定論否定了全球南方國家渴求發展的意志，也徹底忽視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探索的多樣性，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現代化模式，表述為通往發展的唯一途徑。這不但為新自由主義霸權干涉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借口，也是最近美西方鼓吹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不屬于“全球南方”所依據的理由。

實際上，在西方左右翼知識分子中普遍流行的觀點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便開始迅速新自由主義化。然而，這種分析顯然忽略了改革開放發生的基本歷史條件，并且將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強行切割為兩個相互無關的時期。因此，這種短時性、碎片化的解讀，根本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極為重要的共同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如何在不與世界霸權經濟秩序徹底脫嵌的前提下，實現最大程度的自主發展，并在體系上實現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壟斷的突破。

推動國際關系的平等化，推動合作發展，是中國討論“全球南方”問題一以貫之的立場。1960年代，在美國主流媒體上，有一種從西方中心的霸權競爭認識出發，將“第三世界”描述為美蘇競爭之間“霸權平衡天平上的砝碼”的傾向。1970年，偉大領袖同志在會見索馬里政府代表團時表示，“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那種干涉主義的大國觀念，目的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就不跟你們和我們講平等，就不肯讓你們自由、讓我們自由”。偉大領袖同志將亞非拉“三角”與“報紙上經常吹”的那種以大國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平衡秩序觀區別開來。他認為后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秩序體系下，推動有限的、大國權力平衡意義上的“平等”“自由”；而前者在亞非拉聯合基礎上形成的全球性秩序，則是在西方大國構成霸權的全球秩序中，被壓迫者謀求平等、自由，并達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徑。

這種以大陸而非僅以大國為單位，構想全球地緣平衡，并在此基礎上謀求主權平等與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視角極具想象力，且與在西方歷史傳統中形成的霸權中心主義秩序觀截然不同。我們不妨用“霸權中心”來替代“西方中心”，對現有國際關系理論話語進行建設性批判。中國非霸權中心的秩序認識，并不否認大國在既有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更強調廣域空間合作對制約大國霸權、保障小國主權平等、促進全球和平發展的關鍵意義。以亞非拉團結為重心，結合傳統的國家間雙邊外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交實踐一貫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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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國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合作觀念。全球安全倡議強調，以和平協商為基本途徑，不但依靠傳統的雙邊外交，也充分發揮國際組織、區域聯盟等多樣、多邊的合作機制，促進國際社會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實現“各國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實現“集體安全、永久和平”。在全球安全倡議提出后不久，伊朗與沙特在北京舉行對話，并達成協議，宣布恢復外交關系，并展開各領域合作。從談判現場的新聞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會談的桌子被整齊地擺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中國、沙特、伊朗三方代表分別落座一邊。這一頗具象征意義的場景從視覺上便與傳統大國主導下的雙邊合談區別開來，頗能讓人聯想到偉大領袖同志在廣域空間合作角度上對新型多邊關系的構想。

這種從中國視角出發對自身命運與現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對全球秩序關系中不平等問題的自覺，也包含了對如何實現多樣性全球化所需的國際性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機制保障的思考。全球南方的再回歸，其背后重要的現實基礎就是，中國對自身是全球南方當然成員的堅持。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永遠是發展中國家大家庭的一員。”這一表態的背后是對全球秩序中霸權關系的反思。從霸權中心出發，對戰爭、和平與發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思考，往往與自上而下的干涉主義、經濟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術話語密切相連。而相應的，中國表述國際秩序關系的政策性語言則更多傾向于圍繞著“平等”問題展開。這一基本認識與秩序理想，充分體現在中國一直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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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后，偉大領袖同志多次表示，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則，可以說是建立外交關系的基本前提。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談判中，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集中體現了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隨著全球局勢的不斷變遷，逐漸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在2023年7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總則之一，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則之一。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將中國實踐的人民民主定義為一種賦權民主（empowerment democracy），它不僅包含了對本國人民的賦權，更帶有在全球秩序體系中對大小國家平等賦權的理想。

這種賦權的實現，必須包含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相關數據，在工業增長方面，全球南方工業增長值從2004年占全球總工業增長值的30%，迅速躍升到2022年的56.3%，其中中國工業增長占了將近一半。這種工業增長“提現”到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的層面上，便表現為購買力平價（PPP）的增長。與包括美國在內整體下滑的全球北方購買力平價相比，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基本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過去近20年的現代化發展，為全球南方整體和中國分別帶來了69.4%、25.7%的高額增長。

2018年，開羅。中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中的建設項目（圖源：紐約時報）

中國全球治理理念與實踐，為全球南方既有合作機制的國際性共識達成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為其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同時，中國推動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立體化的對外工作布局。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發展同周邊國家關系，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2023年11月，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呼吁，“盡快召開更具權威性的國際和會，凝聚國際促和共識，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這個平臺上，主動對巴以問題發聲，表明中國立場，呼吁形成促和國際共識，無疑是中國推動南南合作機制發揮更大國際作用，為南南合作機制“賦能”的積極行動之一。也正是在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理念所推動的全球平等合作、實現各國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過程中，那個自“萬隆時代”便開始形成的、真正的多樣性全球化，開始重新走上人類現代化發展歷史的前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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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第三世界”“亞非拉”“全球南方”等概念的競爭，是對世界大變局政治現實的反應。其間，多種政治現象確實存在著霸權競爭的色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這個進程中不存在積極的政治力量。中國積極主動團結亞非拉國家，參與對“第三世界”“亞非拉大團結”“不結盟運動”“全球南方”等概念的討論，并用實際行動真誠支持并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發展、構建南南合作的國際機制，推動全球化真正朝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中國諸般政治與思想行動都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等話語注入了新思想與新政治動力。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重新為全球南方謀求平等與發展的訴求提供了政治動力。這也為我們的理論工作提供了新方向。作為理論工作者，需要通過探索全球南方現代化實踐經驗及其訴求，填補現有國際關系理論中對發展中國家能動性研究的不足；在更多樣的秩序理想、世界觀與歷史實踐中尋求最大公約數，發現可以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同時，在這個更廣大的知識基礎上，為現實中的大國互動、大國與小國關系以及南南合作關系構建一套更為普遍、系統的敘事體系。這是新時代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對世界的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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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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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年8月22日，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致辭，勾勒了一個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互助協作，推動“和平發展的大格局”的世界圖景。在這個由“和平”與“發展”構成的秩序理念中，“全球南方”這一共同體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新時代領導人主席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我們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此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發展。

無論是從中國自身的革命與現代化發展經驗出發，還是從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全球化實踐來看，我們都不難發現，發展中國家之間通過團結互助，構建強國家，并結成更大的、真正具有獨立性的共同體的方式，能夠有效地在強大的、組織化的、國際性的政治經濟文化霸權之下，獲取一定的平衡性權力，保護自身發展。“全球南方”的聯合，又進一步在機制上，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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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全球南方”這種共同體的獨立性體現在哪里？“全球南方”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兩個概念間的關系是什么？中國為什么是“全球南方”當然的一份子？包含了中國的“全球南方”，對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發展的意義與作用是什么？“全球南方”能否承載這一政治使命？“全球南方”的發展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對“全球南方”作出聯通內外、整體性、長時段、廣域的理論思考。

“全球北方”視野下的“全球南方”

什么是“全球南方”？這是近些年全球學者們愈發關心的問題之一。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來自“全球北方”的討論更樂意從一種本質主義的視角出發，嘗試尋找一個清晰明確的“全球南方”概念。這種認識強調，“全球南方”所指“含混”不清。在地理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南方”最主要的人口大國，并不在南半球。在經濟上，“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國家發展程度差異巨大，其中甚至還包含了諸如“金磚國家”“新興市場”等曾被國際資本看好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潛力股”。基于此，在英語國際關系學界與輿論界，一種對“全球南方”的共識開始逐漸浮現，其強調“全球南方”面目不清，更像是“一個缺乏實質內涵的政治口號”。這個觀點也為不少研究全球南方的學者所接受。他們一般認為，“全球南方”大體上包含了地理上歐洲與北美之外的大部分地區，且主要是政治與文化被“邊緣化”的低收入國家。

從南方國家到全球南方

與這種負面認識相關聯的，是從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出發，對全球南方概念的另一種定義。這種定義將全球南方的“崛起”視為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交替。相比那種站在“全球北方”視角，從“學理”上否定全球南方的意見而言，這種“崛起”話語采用了一種更加隱秘的西方中心主義來描述全球南方的歷史與政治意義。在這條脈絡中，一些學者強調，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去看“中國帶領下的全球南方崛起”。這種觀點強調，不應當將中國視為對冷戰之后美國全球單極霸權秩序的挑戰，而是應視中國為繼續“擁抱今天的自由差序秩序”（liberal hierarchical order）的新興力量。該觀點認為，中國所期望的，僅僅是在這個自由差序秩序內部，尋求取代美國、獲得行使全球霸權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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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識將“西方中心主義”轉化為一種單純的地理空間，將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變成了庸俗的權力中心轉移。然而實際上，文化與認識論層面的霸權才是西方中心主義對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過資本主義殖民全球化的物質進程，將一種從西方文明與歷史中發展出的霸權等級制意識形態帶到全球。至今，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還在不斷強調自身對全球秩序的唯一解釋權。

對全球南方“含混”與“崛起”的兩種認識，實際上反映的是同一種霸權中心的全球北方世界秩序觀。這種秩序觀構想了一種金字塔式的全球秩序穩定結構。在金字塔頂層是一個或者幾個扮演領導角色的核心大國，在這之下，則是為數眾多的中等國家或是剛剛形成的小國。該秩序觀還假設了所有國家的構成與國際行為邏輯都遵循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因此，處于領導國家之下的中等國家與小國均希望挑戰既有霸權，實現霸權轉移。這種對國際秩序的認識，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所形成的美國國際關系學逐漸擴展至全球，并獲得了巨大影響力。

在這兩種認識的背后，“含混”說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經典認識，即將國家視為國際行為的絕對主體。國家間競爭的基本策略就是通過自身擴張或者與其他國家形成短暫的利益共同體的方式，來保障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對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而言，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核心問題意識便是“霸權護持”。同樣，那種似乎對全球南方崛起持樂觀態度的觀點，也并未脫離上述“霸權護持”的基本認識。與現實主義不同，將全球南方崛起視為新興力量擁抱“自由差序制度”的自由主義認識，將由西方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看作是必須“護持”的霸權。

與全球南方的“含混”相對應的是具有清晰結構的“全球北方”。已有的世界體系理論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從長時段、廣域、整體性的視角理解這個“全球北方”構成的世界秩序。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積累及其內部的霸權競爭。對本文所關心的全球南方問題而言，這個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可以從18世紀開始。這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現代殖民-帝國主義全球積累進程的開端性事件，是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獨立，這進一步導致英國重新思考其全球秩序構想，并開始將其霸權逐步落在依靠自身優勢地位，壟斷全球貿易，而非單純的對殖民地領土與貿易專有權的占領上。也正是在這種長時段、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秩序批判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南北問題的核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全球現代化及其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發展不均衡問題。

由此，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論思考，便必須與全球北方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聯系在一起。這一秩序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兩個主要層面。經濟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從19世紀殖民-金融帝國主義開始，到20世紀中葉開始形成，并在20世紀80年代確立其優勢。政治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表現為19世紀英國全球霸權的確立與20世紀向美國及其聯盟霸權的轉移。時至今日，占據這一秩序中心位置的國家仍是被稱為“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的5個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一霸權集團以美國主導下的英美聯盟為主體，集合了其他在19世紀英國全球殖民進程中形成的所謂“白人的國家”。在這一核心霸權集團之外，該秩序還融合了極具附屬意味的盟友，共同構成了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說的“三合會”集體帝國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總旗幟”下，通過其國際性的經濟與軍事機構，共同“管理”著資本主義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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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全球北方構建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全球南方的存在，是全球北方霸權的直接結果。這種關系更需要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長時段歷史脈絡，特別是殖民歷史中進行處理。這一點也是老一輩中國政治經濟學學者的基本認識。陳其人強調，“南北關系就是（二）戰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同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戰后演變下來的一部分”。這個判斷實際上為我們今天理解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頗有價值的視角。“全球南方”指代的便是那些始終處于被“管理”、被“領導”狀態下的結構性中下層國家。因此，如果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理解在全球北方眼里面目不清的“全球南方”，其意義便能清晰呈現。全球南方的范疇，反映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占據中心地位的國家對邊緣與半邊緣國家結構性的壓迫關系。

基于此，我們便不難認識到，理解全球南方，必須從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現代化發展的整體規律入手，關注南北差異這一現實問題。而對全球南方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則是要對縮小南北差異、構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這一問題進行理論探索。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的全球南方的興起，也需要在這個背景下，被理解成為全球北方謀求建立霸權等級秩序與全球南方謀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歷史性拉扯與震蕩。

霸權關系中產生的“全球南方”

歷史地來看，“全球南方”話語的興起與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大變局密不可分。在地理上，“全球南方”涵蓋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在政治上，它包含了20世紀亞非拉民族獨立浪潮中新興的、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在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下，形成了聯合國內的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跨域的政治共同體。這些國家共同的政治動力是反抗霸權秩序、謀求平等，渴望并追求真正的經濟自主、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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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看，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南方”最早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意大利“南方”的討論中獲得了政治內涵。在《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葛蘭西援引了意大利都靈共產黨人在1920年《新秩序》雜志上對意大利南北經濟發展不均衡狀況的意見。在當時的意大利，“南方問題”表現為在建設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進程中，工業化的北方與以農業為主的南方相較所凸顯出的巨大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差異。葛蘭西強調，面對這種由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導致的不均衡發展狀態，無產階級政黨需要通過建立一個工人與農民的聯盟來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改造與發展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政黨也需要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在文化斗爭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有機調動南方與北方的知識分子，“將北方無產階級引入南方問題”，進而提出“內涵與傳統領域不同的南方問題”。

在1919到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也就是歷史上的“紅色兩年”中，葛蘭西通過《新秩序》號召意大利社會黨（PSI）以號召“一切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革命性計劃來武裝工業無產者和貧農（圖源：公共領域）

葛蘭西對意大利統一國家建設進程中南方問題的認識，實際上為我們今天討論全球范圍內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極有參考價值的視角。討論南北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對秩序問題的思考已經開始進入全球性的尺度。物質的發展是這種全球性空間視角得以形成的前提。19世紀中葉以來，在資本主義驅動下的新一輪全球經濟擴張，將印度次大陸、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西非也融入了其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從前甚至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都算不上”的地區，迅速被以不同的方式拖入資本主義體系內，即刻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核心地帶國家全球性積累的對象。

技術的發展是保障這一擴張的基本條件。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大大減少了全球貿易的時間成本。蒸汽機效率的提高，不但加快了采礦業的發展，也使得大規模內河、內陸運輸成為可能。電報與跨洋電纜的鋪設極大壓縮了遠距離通訊的時間，這也意味著由于信息化的發展，空間距離造成的屏障不再難以逾越。更進一步，隨著新聞業的發達，越來越多人開始體會到，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新的信息流動空間。在電報、新聞報紙和圖像的基礎上，一個新的全球性文化流動的空間雛形開始形成。在這個空間中，地理的維度被折疊。身處世界不同地點的人，在這個空間中開始有了全球性的共時體驗。

正是由于這種技術的發展，葛蘭西在處理意大利“南方問題”時所強調的文化斗爭也便產生了全球性意義。隨著19世紀中葉后開啟的新一輪資本主義世界性積累，一個全球規模的不平等結構開始形成。這個不平等結構包括占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工業國，以及在這個體系中基本成為了農產品與初級產品輸出國的落后國家。這種結構關系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心和外圍國家的交換與資本流動并未在實質層面改變農業／資源國的生產率、消費水平和社會發展能力。處于邊緣的農業／資源國并未因為這種交換而獲得走上現代化工業國的綜合能力。與之相反，工業國在這種全球性交換積累過程中，獲得了更高速的技術進步。這就進一步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外圍國家交換條件的加速惡化。其結果便是，在這種世界秩序中，中心與邊緣國家的巨大差距被不斷強化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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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通過已有研究，特別是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討論，我們不難認識到，不平等發展與邊緣國家的不發達狀態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必要結構性組成部分。這種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壓迫還伴隨著對發展問題定義權的文化性壟斷。依附理論學者直斥，這種對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的文化壟斷“大概是科學領域中最強烈、最野蠻的思想干預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全球南方及其可能的發展模式，思考如何能夠讓全球南方擺脫依附與不發達狀態，便具有了葛蘭西式的文化斗爭內涵。

參與全球南方問題的討論，本質上是針對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現實狀態，從理論層面對發展、發展權、發展觀等問題作出解答。如何定義“全球南方”，本質上是向全世界解釋，應當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態，如何建設更合理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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