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越落后越保護，越保護越落后”，曾經引領技術變革的歐洲如今也陷入到了這樣的怪圈中。歐洲能否“破心中賊”，重新實現技術引領？歐洲又將如何處理與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在2023年12月23日舉辦的“時代轉折期的歐洲與中歐關系”——上海歐洲學會2023年年會上，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余南平教授做主題發言，回應以上問題。本文根據現場速記稿整理，供讀者參考。

余南平：

在技術常規化變遷時代，并不會出現技術本身對政治和經濟會產生巨大影響，大部分的技術都是平坦過渡，缺乏“驚艷”的變遷。而只有在顛覆性技術掀起產業革命的時候，才會加強政治和經濟的分裂。回顧歷史，情況莫過如此。

現在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可控制核聚變等技術，已經介入我們的經濟生活，正在改變我們熟悉的政治經濟場景。在這個劇變中，我們已經感受到歐洲人面對技術壓迫時的落后感，現在歐洲所有的政策、所有出臺的法案都在保護自己既有的利益，這是清晰可見的。

今天開會很高興看到復旦的戴炳然老師在這兒，這讓我想起來十幾年前，華東師范大學來了兩個法國教授，在交流中，戴老師非常善意地提出來，如果法國持續做香奈兒衣包這樣的奢侈品、消費品等等，將來會非常沒有競爭力。當時兩個法國教授聽了非常不高興，說我們法國有空客公司和法國高速列車（TGV），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的技術優越感和自豪感是非常強的。

但現在情況已經變了，十幾年前中國人想買歐洲的許多東西，但是沒錢，也買不起。現在中國人有錢了，買的東西卻也已經發生改變。客觀事實很簡單，空客飛機中國人不能多買，買太多缺乏平衡性，因為還要考慮到波音和自己未來的C919客機，因此從未來長期來看，中國可能不需要再買那么多空客飛機。目前就連奔馳車，中國人也不大想買了，因為國內新能源汽車發展出現了性價比問題。而中國想買阿斯邁爾（ASML）的高端光刻機，但人家不賣。

這種情況下，中歐貿易逆差怎么解決？所以，無論歐洲怎么討論，包括動用什么樣的政策性工具，在我看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技術鏈的競爭未來場景和格局已經基本確定了，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場景。

從技術角度來講，中歐關系從過去的互補性變成更強的競爭性，那么雙邊關系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有人講，假如德國現在默克爾還在位就好了，我說默克爾在，也一樣沒用，要遵循歷史發展基本規律，誰在都沒有用，因為現在中德之間已經形成非常典型的競爭關系。

我們看一下目前國內汽車市場，11月份和10月份的汽車銷售占有率，總體上德國車已經不再有以往特別明顯的優勢；美國車占比也在明顯下降，日本車還有一些存在感，韓國車、法國車基本找不著了。這就是現實，誰能改變這些事情呢？任何政治家在馬克思所講的物質力量面前都是無能為力的，這是我的基本判斷。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感受到技術快速變遷的壓迫之后，采取的動作也非常簡單。本來歐洲的想法是，如果按照它在十年前做的所有規劃推進，那么此時此刻歐洲在許多領域應該領先我們。其實歐洲當時“祭”出了兩個比較大的戰略，比如能源轉型，比如芯片、電動汽車，這些產業它都想做，但現在看來歐洲進展緩慢。我們看一下新能源汽車的情況就很清楚了，我們目前從德國進口的整個份額里，除了最大的整車（油車）以外，剩下只有一些汽車零配件。根據我的了解，這些零配件進口目前也正在逐步被國產產品替代。

應該看到，我們有一項能力是歐洲目前沒有的，中國有大量的軟件工程師，我們可以把程序通過芯片寫到新能源電動汽車里去。現在中國的電動汽車變得越來越智能，所以奔馳車在這方面并沒有任何優勢。相比國內智能汽車，奔馳車是輛“傻瓜車”，你不能跟它說話。我們國產電車企業蔚來、理想、小鵬都能做到這一切，你可以直接通過語音對話讓它做什么，這就是技術帶來的時代變遷。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極右主義、保守主義思潮就出來了，因為在全球化環境下他們確實競爭不過我們。他們甚至說，需要沿著當前極右的道路，“掉頭走”。本來就有很多人認為，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已經對歐洲是個約束，而這次歐盟新的《人工智能法案》雖然沒有完全達成，但還是沿著GDPR的道路往前走。

歐洲的態度已經從過去開放或者擁抱世界，目前變得相對比較保守，不僅順應了整個歐洲內部的極右翼運動思潮，同時它的政策法規也是保護自己，而不是擁抱世界的。這同歐盟嘴上講的“多邊主義”已經形成了一種背離。而且從某個角度來講，歐洲一直是自視為站在所謂的領導力和制高點上，這就是為什么相比美國和中國，是歐洲率先出臺所謂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實在我看來，這是它沒有競爭力的一種直觀表現。有競爭力的國家，比如美國，內部討論了半天，最后還是沒有出類似的法案，因為頒布就意味著自我約束。美國人可以在國會聽證會上討論這件事，但是沒有人會提出來需要馬上頒布《人工智能法案》。

盡管中國也出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條例，但是中國并沒有阻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B端的拓展和應用。歐洲的做法是保護落后者，就跟我們看到的歐美各種產業政策一樣。因此，將來歐洲在技術壓迫下，會做出什么樣的政治性選擇呢？

第一個問題，歐盟需要跟美國合作，但同時又反感美國投資自己的行為，這就是目前美歐之間爭議的焦點。美國通過《芯片法案》補貼了自己很多東西，美國人叫投資自己。歐洲人也想投資自己，但是它跟美國不一樣，差別并不在于簡單意義上的歐洲有技術代差或者人才上的問題。因為我們看到，在資本的驅動下，很多優秀的歐洲工程師或者科學家會跑到美國。目前谷歌最牛團隊的工程師里有許多歐洲人，首席科學家是德國人，他們為什么不在歐洲和德國工作，而是跑到谷歌去工作？這就是目前美歐在人才競爭，包括基礎研發能力的中進行的人才競爭。現實選擇是歐盟只能跟美國合作，但合作過程并不是那么愉快，歐洲需要保護自己，這就是他們目前爭論的核心問題。

第二個問題，反過來看，從某種角度來講，歐盟肯定會把中國視為另類的競爭對手，因此在技術上會對中國更加保守。過去我們常說“科學無國界”，這個提法現在已經不存在了。而在國際合作項目，以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ITER）為例，目前全球，也是歐洲最大的核聚變合作項目依然進展緩慢。據我了解，大概到2045年都不會有特別先進的新核聚技術被植入項目，因為所有參與的人都知道，他們不會把最好的東西貢獻在這個國際合作的場子里，但大家都在想著自己如何干。

美國在自己做，中國也在自己做。美國在一個國家實驗室調集了六千人，發起了新的可控核聚變“曼哈頓工程”，這是美國人正在做的事情。而歐洲人有沒有能力在自己的本土調集六千人，做新的歐洲可控核聚變項目呢？我想這個比較難。因為，除了歐洲之外，美國還可以有其它外圍的補充，比如美國可以跟英國、日本合作，共同開展新的托卡馬克裝置的研究。

在量子計算上，雖然歐盟制定了一些計劃，但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全球產業、投資補貼的背景下，歐洲的補貼是涓滴式的，就是說歐盟可以弄那么多錢，每個人分一點，但最后可能還是沒有一個被我們稱之為“國家工程”的項目。這類顛覆性的科研領域項目必須要靠國家工程項目，比如美國過去有曼哈頓計劃，現在搞新曼哈頓計劃。涓滴式的做法不會產生匯聚效應，也很難出新的“驚艷跳躍”，因此，我的基本判斷是，在面臨新技術壓迫的背景下，結合歐洲整體的現狀和技術儲備，歐洲政治經濟發展前景可能已經或者正在錯過未來的時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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