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語道破：回顧2023年國際局勢，主打一個“擰巴”-沈逸
2023年在國際局勢的動蕩和演進中結束了，在過去的一年里，俄烏戰場繼續在泥潭中掙扎，巴以沖突因為突發時間而陡然加劇，世界經濟在艱難復蘇中尋找破局的出路，新技術的誕生和爆發也承載著人們的期待……
“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即將到來的2024年是全球范圍內的選舉年，以美國為代表涉及全球的民粹主義如雨后春筍般冒頭.
2024年第一期《逸語道破》，沈逸老師以訪談的形式談了自己在跨年之際對于世界局勢背后深層原因和未來發展的看法。
東方軍事：回顧2023年的國際局勢，很多人表示有一種非?！皵Q巴”的感覺，您是如何解讀這種“擰巴”感？
沈逸：確實有一種非?！皵Q巴”的感覺，很多事情發生之后，人們總是有一種“世界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的感嘆。
首先必須要說的就是美國，作為冷戰結束后國際體系中所謂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政策就是典型的“擰巴”——明明正確的路徑非常清晰，但它一定要硬凹著往相反的方向走。
這種情緒讓我想到了福山，在2016年特朗普贏得共和黨黨內提名的時候，弗朗西斯·福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美國政治在走向衰敗還是重獲新生？》。之前我的分析中也多次引用這篇文章的觀點，我覺得這篇文章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在持續上升的。
然而，一年前當我見到福山本人，問他對這篇文章怎么看時，他的回答讓我十分驚訝，他說：“這篇文章是錯的，你不要看。特朗普的勝選有另一套框架來解釋——俄羅斯黑客用社交媒體散布虛假消息干預了選舉”——這樣的回答就詮釋了這種非常擰巴的感覺。
一句話總結福山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特朗普現象的興起是階層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結果，而這種階層政治是美國推廣的“超級全球化”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財富在美國國內被0.1%的人拿走，而剩下的99.9%承擔了成本，卻沒有獲得感，由此產生的怨憤和不滿催生了階層政治或者說叫階級政治。
順著這個邏輯往下看，你就會知道導致美國國內出現問題的核心是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美國的金融資本進入壟斷后與信息技術革命相結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進行了一輪擴張，這輪擴張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這一輪新自由主義浪潮，我的理解就是資本主義又回到了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古典自由競爭時期，也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資本沒有任何節制，不考慮社會成本，不考慮社會福利的安全底線，從而最大化地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利潤和剩余價值的過程。
因此，美國要去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正確途徑要么動所有制，如果動不了，最簡單的也是需要用政策觸及分配的調整——正如當年美國一位年輕的女議員曾經出席一個晚會時，穿了一條印滿了“ 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稅）標語的裙子，但是在美國這些都落不了地。特朗普政府拿出的辦法是回歸里根新保守主義，他認為雖然現在窮人出現了問題，但解決的方案是先對富人減稅，然后通過所謂的“涓滴效應”把財富滲透到底層。然而事實是底層并沒有獲得感，財富就被中間的金融市場吸收掉了。
想法很好，落地很難
于是特朗普時期就朝著另一個擰巴的方向走，那就是China，China，China，把中國設置成假想敵，只要把中國打下去一切都會好起來。但美國的所有制決定了它追求的利潤必須發展同中國的關系才能維護——打又不能打，好又不能好，就又陷入了擰巴的狀態。
特朗普擰巴了四年之后，大家覺得也許換了拜登這個“正常人”一切就能恢復如初。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他仍然在回避正確答案——沒有徹底拿掉關稅制裁，同時又疊加了認知博弈和滲透，還有在科技領域對中國“小院高墻”的糾結——我們看到雖然美國的宏觀數據看著挺好，但是普通美國人依然沒有從中受益，拜登在民調中一直上不去的支持率，就是美國民眾樸素的切身感受的直接反映。
從更廣義的全球來看，歐盟作為美國的緊密盟友也呈現出一個非常擰巴的狀態，俄烏沖突嚴格意義上來講就是歐盟在自己給自己放血——俄羅斯和歐盟之間從默克爾時期建立起來的、基于地緣和資源的大宗商品比較優勢的關系，對于歐盟是利益最大化的。但是歐盟一定要打壓俄羅斯，因為那是一個“邪惡的存在”，同時由此產生負面后果時，卻又怪普京面對歐盟的攻擊和制裁沒有“納頭便拜”——你居然敢把天然氣價格漲上去？！
這套自我固化的擰巴邏輯，本質上折射出的是西方一種道路性、制度性的困境。西方走的這條路整體性是錯的，但他們永遠不承認自己是錯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的底子還在，整體的實力還占優勢，所以還可以繼續倒騰和擰巴下去。我們且看各國通過2024年的選舉如何調整，繼續擰巴出什么樣的結果。
東方軍事：2023年我們除了看到西方世界一通“損人不利己”的操作，還有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以G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似乎給了人們很大的希望，大家渴望通過技術的躍遷解決所有的問題，帶來社會革命性的改變。
沈逸：如果無法改變所有制和分配，要實現所謂生產力的躍遷，就只能把總體增量做大，這時候就需要所謂的技術革命。在我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和我們熟悉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樣真正產業級別的革命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0.5次革命，它的真正作用是和原有的產業結合，為之賦能，從而推動一種產業生態性的重組。
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衰落和古典保守主義的回歸，加上西方人那種期盼救世主降臨的宗教情緒，人們內心希望的解決方案就是：出現一個萬能的技術，實現重大躍遷。你說的ChatGPT和一度被炒作的常溫超導就是類似這樣的技術。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段子，一個物理學家、一個化學家和一個經濟學家被困在沙漠里，他們要開一個罐頭，物理學家說我可以找到什么材料把罐頭打開，化學家說我可以找到什么樣的化學原料通過化學反應把罐頭打開，經濟學家說，如果我手上有一把開罐頭刀，我就能把它打開——大家會說，這不是廢話嘛，而經濟學的一切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假設的“如果”之上的。
我們這個世界不缺“如果”之后的結論——如果常溫超導實現，如果ChatGPT打開了人工智能的大門，這個世界會怎么樣——但這個如果前面的難題其實我們并沒有解決。如果達不到前提條件，你再論證這個解決方案如何地高妙，又有什么意義呢？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另一方面，大家的這種渴望也顯示出，在生產資料和制度變遷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大家只能把大量的激情投入到這種想象之中，即使不能真的做到這一點，通過暢想也可以緩解一部分我們的負面情緒和焦慮。這就是為什么今年全世界對于技術的討論呈現出一個爆發式的高峰。
在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中，還有一種實現躍遷的方式就是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通過危機中的破產、產業的變革和調整實現市場的出清。這樣的出清看上去是斷崖式的下降，但下降到谷底開始反彈的時候，社會就進入了新一輪的“發展－繁榮－危機－蕭條”周期。
然而從2008年、2009年開始，美西方國家已經表示，要動用政府一切的手段去阻斷這種斷崖式危機的出現，把垂直下落變為一個漫長周期的蕭條——通過發行貨幣、修改經濟學理論等方式拿到一個好看的宏觀經濟數據。這種方式就催生出一種充滿焦慮，甚至是半絕望的情緒——大家都在慢慢熬，在這種漫長的煎熬中比拼耐力，比拼對于危機和壓力的消化，成為了一種新常態。
東方軍事：說到煎熬，大家都會想到正在進行的兩場戰爭——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這兩場危機背后都有美國的影子，反過來又都作用到了美國身上。您如何看待這兩場戰爭及其產生的影響？
沈逸：俄烏沖突已經快要兩年了，在漫長的變化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到幾個結論：第一，俄烏沖突的爆發是美國在歐洲安全治理機制失效的結果。進行到這一步，你很難再去說這是美國戰略的“成功”。
俄烏戰爭爆發之后，美國原本希望的“大勝”是通過一波決定性的投入，幫助烏克蘭守住，甚至把俄羅斯反推回去，最好能促成普京下臺，然后上臺一個親西方的領導人。后來，當瓦格納出現軍事上的異動后，西方覺得這個預想的場景終于可能出現了，然而并沒有。
他們預想中還有一種所謂“中等”的勝利，就是2022年9月份哈爾科夫的那波反撲之后，版圖發生比較顯著的變化，當時有消息傳出，現在已經辭職的美國參聯會主席米利將軍建議和俄羅斯開始談判。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不是一方一定要徹底消滅另一方，當達成一個有限度的目標，比如說烏東四省的歸屬，然后通過談判締結一個合約，宣布事情告一段落，維持一段時間的穩定也不失為一種可以接受的結果。但是這個機會美國也沒有把握住。
身處頓涅茨克前線的烏克蘭士兵（圖片來源：ICphoto）
現在，顯然局勢正在發生變化，美西方可支配范圍內能夠援助烏克蘭的都已經給了，地主家真的沒有余糧了。美國對烏克蘭軍事援助撥款的90%是留在國內的，美國國內的軍火商大發橫財，但是收益并沒有進入美國民眾的口袋。馬上選舉年就要到了，拜登對選民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需要美國民眾勒緊褲腰帶援助烏克蘭的必要性，但在俄烏戰場的軍事行動又綁定了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和美國的領導權問題，所以俄烏戰場實質上變成了一個沒有辦法撤離的爛尾項目。
至于巴以沖突，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沖突，但是這一次通過新媒體、短視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浮現在人們面前，尤其是中國受眾面前。
為什么這一輪的巴以沖突能夠在中國的網絡空間掀起對巴勒斯坦如此顯著的共情？是不是某些勢力說的是所謂“義和團情結”和“被害妄想”？事實上中國人對近代史是有自己的集體記憶的，在這個集體記憶中，每一個象征性的節點在這次的巴以沖突中都被精準地踩到了。
于是我們的情緒被喚起了，情緒之后還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一個是以色列這個國家原本高大上的形象被打破，前5次中東戰爭中狂飆突進的碾壓局面沒有出現，整個局勢泥潭化；第二是以色列在宣傳中表現出的那種霸道、蠻橫甚至愚昧的巨嬰形象，不加掩飾地出現在中國受眾面前，形成了巨大的刺激。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巴勒斯坦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不僅是中國民眾，而是全球范圍內的不滿情緒被全面喚醒。
更重要的是，大家不僅看到了人道主義災難，更看到了這背后美國反復舉起的那只手。大家都清楚地認識到了美國的霸權才是制造人道主義威脅的來源——美國霸權的那層人道主義的價值光環在迅速地貶損。
巴以沖突造成的人道主義危機掀起了全球范圍內對以色列和美國的不滿情緒（圖片來源：ICphoto）
說實話，如果現在執政的是特朗普政府，這種貶損對他的影響是不大的，但問題是執政的恰恰是民主黨拜登政府。拜登政府第一強調國際合作，第二強調意識形態，第三強調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價值觀。目前，這種局面對2024年大選的直接影響與其說是共和黨的選民在增加，不如說是民主黨的選民在游離——給了他們一個額外的理由不支持拜登。
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一波巴以沖突其實是拜登看到中國推動的中東地區的和解在這一地區好評如潮，他眼紅也希望在中東地區得分，再加上原先自己作為“樣板房”的俄烏沖突眼看就要塌房了，也急于建造一個新的樣板房，沒想到這個新的樣板房索性就直接栽泥坑里了——不僅讓戰爭與和平的困境再次浮現在人們面前，也讓大家借助新興的短視頻渠道看到了現代戰爭的野蠻。這不僅是美國國內的風險，也是全球治安領域美國霸權衰退所表現出來的跡象。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總之，拜登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收益0.5，基本回到了原點，外交上能稱得上政績的只有氣候變化了。從現在的民調看，在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年輕人中，拜登正在全面落后，原先壓倒性贏特朗普的地方現在都落后4—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非常嚇人的趨勢。
東方軍事：所以肉眼可見的，特朗普要回來了。2024是世界范圍內的“選舉年”，曾經很多人覺得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只是個例，但是現在全球各式各樣的“小特朗普”正如雨后春筍般冒頭。對此您怎么看？
沈逸：可以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擴散得有多嗨，這一輪特朗普式的民粹化政治人物的反撲就有多強。
全世界范圍內，只有美國在這一輪超級全球化中遇到了階層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問題嗎？不是，所有在經濟、制度和文化上復制美國模式的國家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套用一句話：“一切問題都是制度問題”，在這種制度下就是會出特朗普式的政治煽動家，這就是到處都出“特朗普”的原因。
說到特朗普，現在離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開始還有十個半月的時間，在這十個月內有一半的時間是看特朗普能否確定拿到共和黨提名候選人。民主黨在這段時間內要做的就是不斷阻擊特朗普，阻止他抵達終點，哪怕最后特朗普只剩一格血，民主黨的整條防線都有被突破的風險。
特朗普在愛荷華州的競選宣傳活動中，支持者在講臺下放置的“應援禮物”（圖片來源：ICphoto）
民主黨的第一招，勸說特朗普“識大體、顧大局”主動退出，顯然已經無效了。
第二步就是打法理牌，讓法院判決特朗普沒有選舉資格，前段時間在科羅拉多和緬因兩個州的操作就是明顯的示范。
但這樣做在程序正義上需要先確定三件事：第一，你得認定1月6日的沖擊國會山事件為叛亂；第二，你得認定在這件事中特朗普式深度參與的，第三，你得認定當時依然總統在任的特朗普是不能被任何的法律形式所豁免的。州法院作出判決后，特朗普一定會上訴，最后的決定權就移交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所以這件事的本質就變成了一個憲政危機。這件事如果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談不上偏袒，只要在它不去承擔政治責任的情況下都不會輕易下結論，因為圍繞美國憲法的每一句判詞都會被放在聚光燈下審視。一旦認定取消特朗普選舉資格合法，只要一個州通過，全美立刻遍地開花，隨即就會引發共和黨要求取消拜登民主黨初選資格的訴訟。到時候，即使不發生“紅藍內戰”，紅藍徹底撕裂的場景在法律意義上就會出現。
第三招那就是物理意義上讓特朗普消失了，正如日本安倍晉三那樣的事在美國“昨日重現”。如果這樣，美國將要發生的毫無疑問是大規模的政治動蕩。更何況，對于拜登而言，他上一次大選當選的最大籌碼就是因為“不是特朗普”，如果現在特朗普都沒了，大眾更找不到理由選他了。我想拜登不至于為了除掉特朗普如此“高風亮節”，為他人作嫁衣。
所以目前看來，圍繞2024年大選，美國的憲政危機幾乎已經躲不掉了。
東方軍事：如果總結一下大家對2024年的展望，也許讓大家感到不安和焦慮的恰恰是種種不確定性。
沈逸：我們經常開玩笑說這個世界上目前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了。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修煉內功，補足短板，堅信我們堅信正確的事，把這樣的事做好，就是第一位的。
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其中的確定性就是這條路并不容易，沒有捷徑可走。我們不應該因為對于不確定性的焦慮和恐懼，而相信和嘗試那些所謂一勞永逸的“魔術子彈”。只有提升我們的韌性，才能應對這個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的種種挑戰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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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國際局勢的動蕩和演進中結束了，在過去的一年里，俄烏戰場繼續在泥潭中掙扎，巴以沖突因為突發時間而陡然加劇，世界經濟在艱難復蘇中尋找破局的出路，新技術的誕生和爆發也承載著人們的期待……
“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即將到來的2024年是全球范圍內的選舉年，以美國為代表涉及全球的民粹主義如雨后春筍般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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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年前當我見到福山本人，問他對這篇文章怎么看時，他的回答讓我十分驚訝，他說：“這篇文章是錯的，你不要看。特朗普的勝選有另一套框架來解釋——俄羅斯黑客用社交媒體散布虛假消息干預了選舉”——這樣的回答就詮釋了這種非常擰巴的感覺。
一句話總結福山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特朗普現象的興起是階層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結果，而這種階層政治是美國推廣的“超級全球化”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財富在美國國內被0.1%的人拿走，而剩下的99.9%承擔了成本，卻沒有獲得感，由此產生的怨憤和不滿催生了階層政治或者說叫階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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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要去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正確途徑要么動所有制，如果動不了，最簡單的也是需要用政策觸及分配的調整——正如當年美國一位年輕的女議員曾經出席一個晚會時，穿了一條印滿了“ 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稅）標語的裙子，但是在美國這些都落不了地。特朗普政府拿出的辦法是回歸里根新保守主義，他認為雖然現在窮人出現了問題，但解決的方案是先對富人減稅，然后通過所謂的“涓滴效應”把財富滲透到底層。然而事實是底層并沒有獲得感，財富就被中間的金融市場吸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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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自我固化的擰巴邏輯，本質上折射出的是西方一種道路性、制度性的困境。西方走的這條路整體性是錯的，但他們永遠不承認自己是錯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的底子還在，整體的實力還占優勢，所以還可以繼續倒騰和擰巴下去。我們且看各國通過2024年的選舉如何調整，繼續擰巴出什么樣的結果。
東方軍事：2023年我們除了看到西方世界一通“損人不利己”的操作，還有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以G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似乎給了人們很大的希望，大家渴望通過技術的躍遷解決所有的問題，帶來社會革命性的改變。
沈逸：如果無法改變所有制和分配，要實現所謂生產力的躍遷，就只能把總體增量做大，這時候就需要所謂的技術革命。在我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和我們熟悉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樣真正產業級別的革命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0.5次革命，它的真正作用是和原有的產業結合，為之賦能，從而推動一種產業生態性的重組。
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衰落和古典保守主義的回歸，加上西方人那種期盼救世主降臨的宗教情緒，人們內心希望的解決方案就是：出現一個萬能的技術，實現重大躍遷。你說的ChatGPT和一度被炒作的常溫超導就是類似這樣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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