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診2024中國經濟】張燕生：脫鉤還是合作？中國經濟突圍面臨一場拔河賽

作者 :中華軍事 2024-02-01 09:55:42 圍觀 : 次評論

【編者按】2023年，中國經濟在“疫情后遺癥”、全球經濟低迷和地緣政治變局等不利因素下，仍實現5.2%的年增長，實屬不易。

在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費和投資兩大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超過111.4%; 外需表現最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1.4%，這也是繼2018年外貿貢獻為負之后時隔5年再現。

與此同時，2023年第三季度，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DI）出現118億美元凈流出，這是1998年有該統計數據以來第一次出現FDI凈流出。

上述問題是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必然現象，還是地緣政治下脫鉤、去風險的產物？本期【問診2024中國經濟】，東方軍事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燕生，聚焦地緣政治之下的中國經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如何突圍？

【采訪/ 東方軍事高艷平】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東方軍事：2023年是疫情結束后的第一年，中國進出口表現不佳。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在疫情前就已經在逐步放緩，地緣政治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其實很有限。在您看來，脫鉤、去風險等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

張燕生：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這意味著過去四十年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代結束了。這些年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博弈出現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講的新全球化，本質上是去中國化。事實上，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三場百年一遇的沖擊。

第一場沖擊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沖擊。疫情造成全球人員往來和供應鏈中斷，對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全球貿易投資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這種隔膜并沒有隨疫情而消失。

比如，我去年下半年到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做多次調查研究和訪問，發現這些國家的國際旅游都恢復了正常，但來華的人卻很少。境外朋友們反映，疫情形成了難以想象的信息鴻溝和不信任，加之簽證難獲得，信息難獲取，航班難保證等問題，加深了隔膜。

甚至有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老板來華后問道，晚上出去安全嗎？同時，疫情時西方形成的各種限制來華的規定被變本加厲地沿襲下來。我們似乎很難回到疫情前了。

第二個沖擊是百年一遇的地緣政治的沖擊，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其中包括三層含義：

一是中美戰略競爭尚處于初始階段。美國從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到1945，美國稱霸前學習了50年，戰后又鞏固了霸權七十多年。現在美國擔心霸權轉移。如果對目前中美競爭進行評估，會發現美國暫時占先。未來如何增強中國應對復雜國際環境的綜合能力，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二是當前中美技術能力競爭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博弈階段。美國和西方擔心，這次工業革命中國會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戰爭行為阻遏中國數字技術發展。未來中國需要從優勢出發，不和美國最強的領域正面對撞，而是在中國最強的領域與之比拼，進而縮小差距贏得數字技術革命機遇。

三是中美博弈發生在東西方大國之間。美國軟硬兼施，試圖迫使更多國家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加入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那么，如何構建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孤立少數推動脫鉤的極端分子，團結大多數，是中國必須要做好的一項重要工作。

第三個沖擊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較量。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協議的實施，將對我國鋼鐵、鋁、水泥、化肥和電力等高碳企業、出口企業帶來重大挑戰。美國同樣采取新產業政策和貿易保護措施，將全球氣變和能源轉型變為美國創造新就業機會、新投資和產業發展機會的重大機遇。

因此，在這三場沖擊下，中國的外貿、外資、外經，外包、外智等對外開放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重大轉型和變化。其情景很像1978年，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過去45年改革開放是在經濟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經貿合作的國際環境中前行的，而未來將可能面對全球經貿活動被地緣政治化、數字技術革命的競爭類戰爭行為，中美競爭很可能在兩個平行體系的新國際環境下繼續前行。

要堅持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必須全面推動反脫鉤戰略，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為抓手，大力推動高增值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和雙向投資向前發展，實施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三個方面均衡開放戰略，與世界經濟掛鉤不脫鉤；就必須全面推動反遏制戰略，把少數極端分子與廣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業和民眾區分開來，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就必須推動反熱戰冷戰沖突戰略，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

支持合作共贏占多數，中國做外資工作尚有空間

東方軍事：具體到202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數據，出口增長0.6%；進口下降0.3%，進出口表現低迷，是否也和這三大沖擊有密切關系？

張燕生：這三大沖擊是中長期的。短期來說，2022年和2023年的外貿主要是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遺癥；二是外需萎縮，內需不足；三是地緣政治的沖擊。

正是因為這三個因素的影響，2023年的全球貿易增長顯著低于2022年，預計也將低于2024年。2022年全球的貿易增長率為2.7%，2023年全球貿易僅增長0.8%，WTO預測2024年的全球貿易增長率為3.3%。中國的形勢與全球的外貿形勢是一樣的。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我們可以看到，與安全相關的供應鏈美國強行推動脫鉤，與安全不相關的供應鏈美國強行推動產業、訂單外遷，要和中國在第三方市場競爭。

歐洲強調要去風險，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實現產業多元化，我們要弄清楚歐洲究竟是要“去中國化”還是多元化，這兩者之間也有很大促進合作的空間。

我們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只有極少數歐洲企業選擇與中國脫鉤，斬斷與中國過去長期形成的經貿合作聯系；更多的歐洲企業選擇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堅持跟中國企業保持傳統經濟貿易和商業聯系。因此，這在外交、安全、政治、經貿等方面，給中歐合作而不是脫鉤留下了空間。

我們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日韓企業與歐美企業不同，對日韓企業而言，美國長臂管轄的合規紅線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斷改變和調整。歐美企業敢踏紅線的邊緣，把經濟損失降到最低。而日本企業不敢。韓國企業則會積極游說，最大限度地爭取豁免。這就為我們做工作留下了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內閣辦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感從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韓國年輕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我們的宣傳部門和外交部門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對外講明中國的合作共贏的立場，營造良好的外部形象，這對增進戰略經貿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地緣政治正在陷入一場“拔河賽”，一端是極端分子，希望搞“脫鉤”、“去風險”；另一端則是倡導合作，最終走向共贏，中國始終是支持合作共贏的一方。我們在2023年的調查研究發現，這二者之間留給我們做工作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如果考慮政治正確，在地緣政治的壓力下，歐美、日韓企業想像往常那樣與中國合規做生意是非常難的，他們選邊站的壓力非常大。比如說蘋果的產業鏈不想離開中國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在這種情況下，2023年的世界經濟和貿易比2022年更艱難；但是經濟會更有韌性。2024年，預計將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47個國家舉行大選）的影響，美國經濟會大幅度下滑；共和黨一定會要求2024年美國財政預算案實行緊縮，因此財政緊縮會對2024年美國經濟造成向下的壓力。如果說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為2.5%，那么，2024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是1.5%左右。

2024年的中國經濟會怎樣？國際社會、國際機構大多數都認為中國經濟會逐年走低。這取決于中國宏觀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臺更多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措施，經濟和非經濟政策能否有效實施統籌協調和一致性評估，使經濟發展重回合理區間？這需要精準施策，統籌施策。

IMF預測到2028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都會低于長期均衡水平。在這種情況下，2024年的中國外貿，一是要有中長期過苦日子練內功的準備；二是把握今年一些國家經濟形勢好轉帶來的機遇逆勢而上；三是積極應對“新三樣”可能面對的貿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計穩住美國市場、歐洲市場、日本市場和韓國市場；五是外交、安全、宣傳、經濟貿易等各部門要聯手促進外貿形勢好轉。

我到國外做調研時，境外企業歸根結底就一句話，一切取決于中國經濟的前景。中國經濟好，誰也離不開中國。因此，對我們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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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31日，韓國濟州島，自上海出發的“藍夢之星”號郵輪靠港停泊，下船的中國游客正在前往客運站。

全球化在倒退，中國怎么辦？

東方軍事：一種說法認為，在疫情之前，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大比例下滑了，進出口出現疲態，所以目前的進出口低迷，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您怎么看？

張燕生：這是兩件不同的事。一是外貿依存度下降是大國地位決定的。我國外貿依存度2006年為64%，2021年為34%，我預計未來10年后可能下降到24%。這意味著我國內需支撐的GDP增速將長期高于進出口貿易，可能處于高于美國低于日本的水平。二是貿易保護主義降低了全球貿易增長率。

去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把對華芯片制裁法案提升到了與俄烏沖突同等的關注高度，題目為這是一場戰爭行為，美國想把中國的芯片和微電子、特定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術一鍋端掉，并認為這是決定中國國運和美國存亡之戰。

中間品貿易反映的是各國供應鏈分工和合作程度的貿易方式。中間產品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從2019-2022年平均占比51%，降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48.5%。也就是說，受益于全球化的中間產品貿易已出現了下滑的趨勢。而且亞洲在美國零部件貿易的份額，也從2022年上半年的43%降到了2023年同期的38%。而中國的中間品貿易逆勢而上，把中間品賣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東歐等地，然后在那里完成加工、組裝，最終把成品賣到歐美。

然而，中國與美國、日本的中間品貿易份額在下降，顯示脫鉤已經在悄悄進行。如2018至2022年，美中間品貿易進口中國的比重從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再降至11.4%；日本中間品貿易進口中國的比重則從26.5%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中國對德中間品出口比重則從11.1%升到15.9%，對英從10.3%增加到15.1%，大陸對臺從12.2%升至14%，對巴西從22.2%增至26.4%，對澳大利亞從29.5%增至33.1%。未來，是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美日中間品貿易與中國的脫鉤行列，還是與中國擴大中間品貿易，將是一個重要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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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方面，中國把握綠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數字革命機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長點。如新能源領域形成了“新三樣”出口，數字技術領域出現了跨境電商出口。在這些領域，中國在世界上保持領先，發展非常快。

2024年，預計美國和歐洲將聯手對中國的電動車、鋰電池發起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而且由于中國跨境電商在全球的迅猛發展，一些美國議員也對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國外貿轉型過程中遇到許多新問題。

當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中有三個經濟合作圈，即中國和東盟、中日韓，以及中國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三個經濟合作圈對中國下一步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東盟已經成為我們供應鏈的延伸擴展地區，中日韓將決定東亞生產方式轉型的方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我國初級產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已經推出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除去緬甸、老撾、柬埔寨，東亞其他主要經濟體都被納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區別就在于， RCEP是自由貿易協定，過渡期結束后，零關稅的比例將達到90%，中國和日本零關稅的比例將達到86%，而且服務貿易6年以后都將實現負面清單。

但美國主導的IPEF，不搞自由貿易，形成了美國規則主導的四根支柱，分別是在數字貿易、勞工和環境等領域制訂所謂公平、高標準和有約束力的規則；提高芯片、大容量電池、醫療產品、關鍵礦物等重要產業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推動高標準基礎設施建設、脫碳和綠色技術發展；以及稅收和反腐敗。

美國為了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不斷地改變規則。原來美國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但現在美國認為，自由貿易讓中國占便宜，美國吃虧。所以美國現在不搞自由貿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國規則、美國標準，要讓中國周邊的國家跟著美國走。

當前，國際政策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有關國際產業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10年，全球產業政策只有34項，而202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594項。全球產業政策出臺最多的國家，分別是德國、日本、巴西、美國、加拿大等，中國排到第十一位。從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誰在用保護政策、產業政策和國家干預等手段？

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怎么辦？

在研究討論以后，我和我的同事們得出來的一個基本結論，即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環境和基礎，取決于對安全、綠色、科技、能源、社會等領域的糾偏還是扭曲，取決于戰略性競爭目標；如果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做得不好，政策效應泛化，就可能會加劇市場行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產業政策泛化、保護主義泛化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更要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完善法治。應對之策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東方軍事：關于剛剛提到的糾偏和扭曲，您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嗎？

張燕生：當前美國的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和國家干預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國制造業投資不斷上升，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投資也明顯地增加。

美國從2008年開始推行再工業化戰略。采取了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和國家干預，包括通過地緣政治封鎖和打壓競爭對手，致使很多企業，包括中國企業前往美國投資，美國提供了10年的補貼。中國一家工程機械公司的董事長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說，他們要去美國投資，因為美國給了相當好的補貼。

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工業空心化。通過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國家干預和地緣政治手段多管齊下，美國制造業在回歸，制造業投資在上升，固定設備投資在上升。

在過去的3-5年中美之間技術能力競爭、產業能力競爭和經營能力的競爭中，美國已出現了制造業回歸的跡象，在中美獨角獸企業、AI企業的比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在發展上明顯占優。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一旦“新三樣”發展得好，各地方就會通過補貼一哄而起，引進發展“新三樣”。有條件的上，沒條件的也上，信貸資金大量涌入“新三樣”，最后可能會導致“新三樣”產能過剩，價格競爭。

新三樣的突飛猛進得益于產業政策，但此時中國應注意，避免這些行業過度內卷，搞價格戰，最后導致產能過剩

企業需要有經濟剩余，需要有利潤來支撐創新。但過度競爭導致價格大幅下降以后，會導致真正的創新型企業很難得到足夠的回報去支撐后續創新。

在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美國打壓“新三樣”的形勢下，中國應該堅持什么樣的競爭政策、產業政策和國家支持，才能夠支持我們實現從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轉變？

所以，我們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完善法治建設，盡快把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基礎工作夯實。

新貿易模式，會否掏空中國制造？

東方軍事：前面您提到，現在形成了一種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延伸擴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們把中間產品賣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賣到歐美，這可能也是近年來，我國海外綠地投資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覺得這會不會威脅到我們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張燕生：事情本質上取決于我們自己。海外綠地投資是沒錯的，一種是被動“走出去”，即在訂單外遷、龍頭企業外遷的壓力下被迫把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生產基地外遷。另一種是主動“走出去”，走進美國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體系。關鍵是政府怎么來管理和引導。

現在中國企業形成的從生產和出口最終產品到歐美，轉化成出口中間產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歐美的新貿易模式，是一種離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種全球化制造的方式。這始終是在中美博弈的狀況下。

這種制造方式有四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資源驅動，即把生產加工基地建立在資源地，形成新的生產和出口基地。

第二種模式是成本驅動，即把生產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區。

第三種是市場驅動，即把生產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場區附近。

第四種是效率驅動。即把生產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識存量、技術存量充裕地區。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先后推動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戰略。歐美“回岸制造”即再工業化戰略，“近岸制造”則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東歐設廠，“友岸制造”就是進入美國盟國體系建設制造業基地。中國企業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動走出去，進入西方新制造體系。

從世界來講，“中國+1”，“中國+N”的多元化戰略已經變成了全球的戰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對外投資將構建新全球生產體系。

2023年9月，我們在法國和比利時分別召開了中資企業座談會。中資企業反映最多的是，走出去了，但走不進去、融不進去，本地化遇到困難。

中國要防止出現制造業空心化，一方面要鼓勵企業把根（總部）留在中國，把核心技術和增值鏈留在國內。然而，蘋果供應鏈外遷，不但會帶走蘋果鏈的上下游、產供銷、內外貿、大中小，而且它會帶走產業的生態圈。

另一個方面，由于改革開放的時間還是太短。因此，我們企業提供增加值的能力還比較弱，產業鏈相對比較短，保障安全的能力偏弱。美國采取的脫鉤策略是，要保住訂單，就必須把技術、設備和骨干外遷。

現在出現的訂單外遷、產業外遷和要素外遷，確確實實會對中國產生工業空心化的隱患，我覺得核心的問題還是怎么能夠鼓勵企業把根留下來。

現在很多跨境電商出海后完全不提跟中國的關系了，新加坡注冊、亞洲制造、世界形象。在地緣政治沖擊下，企業家想把中國身份隱瞞起來規避風險也沒有錯，因為很多國家把經濟問題泛政治化。但是，如果想讓企業把根留在中國，還是要把中國經濟搞好，把營商環境搞好，把人文交流搞好。

怎么鼓勵外遷企業把根留下來，把核心技術和增值鏈留在國內，還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東方軍事：對外投資面臨地緣政治挑戰，對內，2023年我們的FDI流入也面臨比較大的挑戰，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那么，對于FDI 的流入，地緣政治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張燕生：首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馬丁和他的團隊，通過對在2016～2021年間美國外資審查委員會的審查數據研究發現，中國跨國并購交易占全球樣本的4%，而中國受審查的比重卻高達15%。

如果外國對你有地緣政治偏見，你跨國并購和綠地投資被審查的倍數就高，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大幅度下降。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審查倍數是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的8倍還多，法國、德國、加拿大、英國的審查倍數不到0.5%，日本、韓國的倍數是1.5%，中國的倍數是4%。這嚴重影響了中國正常的對外投資。

IMF研究發現，2021年地緣政治距離較近的國家間直接投資流量占比上升到52%，遠高于地理距離較近國家之間的直接融資。如果地緣政治距離近的國家間的全球直接投資占比超過50%，中國的“引進來”肯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在蘇州做調研的時候，相關人員表示，現在蘇州制造業外資增量主要來源于再投資，也就是把已有投資的利潤再投資。我國制造業外資的比重已經低于30%，2021年曾下降到20%以下。

現在美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已經從半導體、微電子、AI、量子信息技術，擴展延伸到新能源發電、生物醫藥、醫療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進入到了基礎設施，包括數字基礎設施和公共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

中國用什么對沖美國保護主義政策？

東方軍事：看起來，地緣政治對中國的引進來走出去都已經產生了傷害。不過，我們發現政府也出臺了很多穩外資、吸引外資的政策，比如2023年的《關于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提出8項24條措施、再比如全面取消制造業外資準入限制，還在北京等地進行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等。

張燕生：我們出臺的各項穩外資的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臨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現在出臺的這些政策措施都是最好的，但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細則。

第二，我國需要研究制定反脫鉤、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國公司反映他們的困境，在本國投資建廠缺地；在美國投資建廠缺工；在中國投資建廠受到長臂管轄的制約，怎么辦？

那怎么辦呢？如果想要吸引外資，我們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對沖美國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美國的芯片法案有120億美元的補貼，歐盟也有補貼，日本也有補貼，中國能不能在這些前沿科技領域也給外資企業補貼呢？

我跟國內的朋友們討論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怎么可能給外資補貼呢？那么，反觀美國、歐洲、日本是怎樣補貼外國企業的呢？

第三，實行更開放的外資政策。曾有一家世界500強的美國企業家問我，什么時候中國會把我們看作是中國企業？伴隨著中國45年改革開放，我們在中國創造了就業，為中國創造了稅收；極端分子打壓我們，但我們還想跟你們站在一塊，你們什么時候能把我們當自己人。我回答說，當我們真正自信了，你就是中國企業。

從貿易統計的概念來講，無論是哪國企業在本地商業存在一年以上，該企業的貿易就是本地的，增加值就是本地的，就業就是本地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我們在引進外資方面還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東方軍事：2023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投資中國’品牌，看起來，中國還需要在不少地方提升。

張燕生：首先要搞明白外資擔心什么，我覺得，怕打仗、怕選邊站、怕政策不確定，這是外資最怕的。

其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我們還需要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把思想統一到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上來。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也就是要加強政策的協同性。中國外資的政策這么好，管理外資的同志們都知道，但外交、宣傳、監察、紀檢、國資等部門都要有統一認識，要形成新時期吸引外資作用的新共識。比如，簽證的問題、航班的問題、網絡的問題、支付的問題等，都應當盡快加以解決。

外資政策原來解決的是跨境問題，即外資怎么從國外進入到中國；現在還要解決中國企業如何從中國走到國外。因此如何實現國內的政策和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實現內外貿一體化，這是一個挑戰。所以各個部門都應該協同起來，共同做好工作，將各項政策落地，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怎么做才是最關鍵的。

經濟部門和外交、宣傳、監察、紀檢、國資等部門要統一認識，形成新時期吸引外資作用的新共識。

中國經濟逐步走低的趨勢是可以逆轉的

東方軍事：您2024年中國經濟您有什么預測和期待？2022年底采訪您的時候，您提到中國經濟下一個三十年，如果您還堅持存在這樣一個轉折期，在國際大循環方面，我們可以期待的愿景會是什么？還有哪些堵點，哪些看點？

張燕生：2023年年底，OECD曾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是5.2%（實際為5.2%），今年是4.7%，明年是4.2%。但我認為，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適度發力，各項政策形成合力，把人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中國經濟逐步走低的趨勢是可以逆轉的。

現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要怎么干，政策制定出來之后，怎么執行、怎么落到實處是關鍵。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戰略部署，即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質量發展；并強調，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國際上則流行新全球化、新華盛頓共識、新資本主義、新產業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質是地緣政治化。所以，要從全球視野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進入了新階段，出現新特征，要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如何把“三新一高”貫徹落實到具體行動，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們需要弄清楚一些問題，比如新發展階段的特點究竟是什么？新發展理念的落地點究竟是什么？打造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點究竟是什么？我覺得要有一套思想解放運動，對未來的發展要形成新的共識。

比如說，1980年美國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轉化率提高了十多倍，為美國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做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也制定了《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我們也在不斷修訂使它越來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執行還是有一定的困難。核心還是要解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落地的問題。

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高質量發展內涵、新發展階段的特征、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看點落實到位，這對于未來30年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內涵，第一個內涵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大國的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世界來說，大國的現代化究竟是機遇還是威脅？如果你贏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強凌弱，那你就是威脅；如果你能夠做到有飯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那你就是機遇。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大國，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世界。所以，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相互影響的問題。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國第一。也就是說，浙江老百姓的腰包最鼓，老百姓想用汗水過好日子的愿望更容易實現。同時，基尼系數、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明顯低于其他經濟大省。這是因為浙江采取了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即提高效率；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來解決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即實現公平，做到了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浙江在本質上較好地解決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

除此之外，中國式現代化也包括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也包括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做好這些，才能實現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

在我看來，未來30年的愿景就是推動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創新型開發，解決李約瑟之謎、錢學森之問，形成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加速增長的新時代；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解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時代；推動商品、服務、資源、要素等流動型開放，解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形成經濟、人才、城市、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新時代。我們要在這三方面做好文章。

看點就是中國未來要打造世界大腦，吸引全球華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發達國家的杰出人才，通過全方位國際合作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前發展。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學、如何打造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如何打造高標準市場體系和法治體系，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解決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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