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殷之光】

發生在加沙的屠殺還在繼續。

當地時間2月29日，加沙地帶北部加沙城一處救援物資領取點，大量巴勒斯坦人正在等待領取面粉。戰爭已經持續5個多月了，很多人家里早就沒了口糧。在以色列嚴厲的封鎖下，這是他們能夠得到的為數不多的救濟。

然而正當大家盼望著領到糧食帶回家，讓家人吃一頓飽飯時，子彈飛來了。

最終，這場救濟變成了一場“面粉大屠殺”，死亡112人，傷者760人。

以色列國防軍發布的2月29日事發地航拍畫面

這場“殘忍得令人發指”（半島電視臺語）的大屠殺，讓全世界都感到震驚。緊接著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就槍擊事件召開緊急會議，然而美國又以“一己之力”阻止了一項譴責以色列的安理會聲明。

回望此次巴以沖突以來美國的所作所為，恐怕真相比我們知道的要殘酷很多。在“面粉大屠殺”的四天前，一個叫亞倫·布什納爾（Aaron Bushnell）的25歲美國青年，幫我們揭開了這罪惡的面紗。作為一名現役軍人，亞倫以自焚這種悲壯的形式，向美國的軍事帝國主義秩序發出了最終極的抗議。

他走向犧牲的過程，以直播的形式在互聯網上傳播。因為他應當知道，如果不用這種方式，他所抗議的那個暴力機器，將會確保沒有人會知曉他的名字。他將會像2023年12月1日，在亞特蘭大以色列駐美領館前點燃自己的那位身披巴勒斯坦國旗的27歲“無名女性”一樣，像30多年前，抗議美軍入侵伊拉克而選擇自焚犧牲的格里高利·李維（Gregory Levey），雷蒙德·穆勒斯（Raymond Moules）、越戰老兵提摩西·布朗（Timothy T. Brown），像2006年前抗議美國再次入侵伊拉克而自焚犧牲的馬拉奇·李徹（Malachi Ritscher）等等一樣，被那個打著自由旗號，但卻以暴力橫行世界的利維坦吞噬。

在走向犧牲之前，亞倫向鏡頭前的世界解釋了他這樣做的理由。他說：“與飽受殖民者摧殘的巴勒斯坦人民相比，我所將要做的行動毫不極端。是我們的法西斯統治階級將這一切極端的苦難變成了常態。”為了“不再做種族滅絕的共謀”，為了“解放巴勒斯坦”，亞倫選擇了放棄生命，選擇了用一個人的犧牲對抗一個霸權帝國對一個弱小民族的種族滅絕。

美國民眾為亞倫·布什納爾舉行紀念活動（路透社）

在亞倫身上的火熄滅后，美國統治階級的宣傳武器很快啟動，將他刻畫成了一個宗教狂熱分子，一個雖然在軍隊工作但卻即將脫離軍隊的反戰分子，一個同情喬治·弗洛伊德的反建制派，一個拋棄家庭的人，一個在短短幾年里從宗教極端主義跳到無政府主義極端的瘋子，一個精神不穩定的同性戀，一個連朋友們都摸不透他的怪胎，一個有著社會主義傾向的政治異端。

然而，就在這個帝國霸權機器全力將亞倫與他的精神放逐曠野的那一刻起，這個以自由為名的霸權機器，便將自己變成了自己過去理想的敵人。霸權，就在世界的眼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軍事暴力與國際機構是美國賴以支撐其“規則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兩個重要支柱。這個結構的邏輯起點是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認識。對國際關系學者而言，這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概括了西方主流思想中對無政府狀態的基本認識。

由于缺少統一的、具有強制能力的主權者的裁判，人人都將會受到自身欲望的驅動，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盡可能多地滿足自身利益，甚至不惜奪走他人的生命。毫無疑問，這種自然狀態威脅到了人們求生的基本需求。因此，在求生的驅動下，人們自愿交出自己一部分自然權利，并將其托付給一個抽象的主權者。

這個掌握了暴力的裁判，一個近似于全能者的強大怪獸，于是也就成了霍布斯筆下的國家，一種能夠調和爭端、攔阻外部威脅、保障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必要的惡”。雖然霍布斯自己也承認，人類歷史中可能從未出現過他構想的這種純粹的“自然狀態”，但是，對當時國內權力歸屬仍然極其不確定、處于內戰狀態下，且不斷受到外部強力威脅的英國而言，這種對混亂自然狀態的恐慌是極為真切的現實。

這種對“自然狀態”的恐慌，也為霍布斯的國家理論提供了論證前提。在霍布斯看來，自由的人們也正是在這種求生的欲望驅動下，自愿服從一個強大的、近乎于神的、高高在上的主權者。這是霍布斯式的社會契約。

今天，美國全球霸權的理論家們更樂意將霍布斯劃歸為一個“現實主義”的鼻祖。在這個脈絡中，人們不需要費力去討論道德問題，強力是決定一切秩序的根本。美國之所以能夠稱為世界的霸主，是因為美國有能力、美國可以、且美國有意愿。

然而，這種“現實主義”僅僅從霸權者的角度出發，回答了為什么美國可以稱霸，卻并沒回答美國為什么有權利稱霸世界。

這也是一批后來被稱為自由國際主義者的美國精英格外關心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簡單回答就是：美國作為山巔之城，作為推動人類走向自由的燈塔，代表了人類道德的最高理想。美國不但有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有責任去領導世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美國作為燈塔、作為山巔之城的道德幻想，成為許多人認同美國全球秩序規則的重要文化基礎。

2023年10月18日，美國總統拜登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受到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迎接（美聯社）

然而，在這個美麗的道德敘述面前，卻是一個個血淋淋的現實。這個自由的、光明的、善意的山巔之城，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礎上，建立在一次次干涉戰爭基礎上，建立在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基礎上，建立在奴隸制、種族隔離、階級剝削基礎上，建立在那一切讓亞倫·布什納爾無法接納的罪惡之上。現在，這個名單上又多加上了一個“種族滅絕”。

如果說在此之前的許多年里，美國可以用人道主義干涉來為波黑戰爭開脫、用“有限度的報復”為伊拉克戰爭開脫、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為阿富汗戰爭開脫的話。那么這一次，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赤裸裸的種族滅絕前無動于衷，甚至繼續調動自己的暴力機器，持續為以色列的殖民者們提供武器這個事實面前，美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道德基礎便徹底崩塌了。

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孟子提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的王霸之辯，開啟了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對國家興衰、長治久安問題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孟子所說的“王”，具有道德哲學層面的普遍性，而由此帶來的領導權，建立在被領導者“心悅而誠服”的自由集合基礎上。

從內涵上來看，如果不考慮對道德操守的要求，那么“王”及其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便類似于希羅多德筆下的“領導權”。而與之相對，通過“霸”這種強力建立起的“大國”，則更像是古希臘人眼中的“威權”。而威權治下的政治共同體，則難以長治久安。

這一點，在荀子對秦治的分析中，得到了進一步闡發。荀子認為，秦國雖然憑借武功，建立起了廣大的疆土，其國力也大大超過前代。但是，由于秦無法真正以“信”服眾，“隆禮尊賢”，因此始終需要擔心來自各方諸侯的聯合反叛。

相比古希臘史學家們的討論，荀子更將國家興衰的政治邏輯加入了對王霸問題的闡述中。荀子認為，無論是“隆禮尊賢”的王道，還是“重法愛民”的霸道，都能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好利多詐”，則會直接導致這個國家的最終滅亡。

一個沒有了道德的全球霸權，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而一個不義的暴君，一個放縱無度的僭主，必將在歷史的進程中迅速衰落。亞倫的火，點燃的是一個霸權終結時代，他宣告了一個美國之春的開始，在這個歷史中，人類必將通往一個沒有霸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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