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他們看到了和西方媒體眼中不一樣的中國，并熱心奔走相告
【文/鄭若麟】
常常有人問我，你常駐巴黎超過二十年，如今離開法國后，你對法國有何印象？
我常常回答說：一言難盡啊……
確實，法蘭西共和國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一個倍受矚目的國家。人口僅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但卻有諸多領域與中國并駕齊驅：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核大國，都是文學領域的“超級大國”——我們有曹雪芹、法國有維克多·雨果，我們有魯迅、法國有讓—保爾·薩特；都是科技大國：中國古有造紙、印刷、指南和火藥四大發明、法國直到上個世紀還有新四大發明：（一度）跑得最快的高鐵、飛得最快的超音速協和式客機、技術最先進的核電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聯網Minitel……更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中法兩國絕對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烹調！法蘭西大餐和中華廚藝絕對是俯瞰全球的！
不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法蘭西民族！是法國人！是我諸多的法國朋友！
2002年7月，作者出席朋友家宴期間與時任法國國防部長阿利奧-馬里（右二）、前外交部長韋德里納（左一）、著名電視新聞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貝爾熱一起交談。
應該坦承，我最注重人生友誼的歲月，是在法國度過的。因此我似乎有著更多的法國朋友。他們對我的幫助、影響是巨大的。而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我的任何文章里面談及我的法國朋友們。真是太不應該了。他們大多才華橫溢、為人正直善良、政治理念各異，但都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和誠摯的友情……今天我就要借《中國新聞發布》的一角，來談一談我的法國朋友們。
當然，我要說明一句的是，下面我將提及的法國朋友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他們都各有千秋，我對他們都有著深厚的友情；而且我也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紹有限的幾位朋友……
說到我的法國朋友，首先浮現在腦海里的是已經逝世的幾位年長于我的先輩。
第一位是Michelle Loi，一位研究魯迅而聞名的漢學家。我是在北京結識到她的。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青年，還在《中國青年報》供職。大約是84?85年左右，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聽說有一位酷愛魯迅、畢生致力于將魯迅文學作品翻譯成法文的教授正在中國訪問。我立即就想方設法去找到了她，采訪她。她叫Michelle Loi。為了表達對魯迅的崇敬和對《阿Ｑ正傳》的喜愛，她將自己的中文名特意取名“魯阿”。
魯阿是一位非常熱情、充滿善意的法國人。她很晚才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她33歲，已經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學教授。但她信仰共產主義，是法共黨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屹立于東方。對外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美帝，震動全球；對內，中國也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社會主義改造，民眾生活水平在迅速改善，而國家則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迅猛發展。
這時，魯阿等一代左翼青年開始對中國產生濃烈的興趣。而中國文學對于魯阿來說又以是一個無法拒絕的巨大寶藏。因此她決定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學。她師從著名的比較文學教授勒內·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70年即通過中國白話詩歌的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翌年，魯阿第一次來到中國。很快，魯阿被魯迅所吸引，進而成為研究和翻譯魯迅作品的專家。她組建并指導著一個小組，“魯迅小組”，發誓要把魯迅的小說、詩歌、雜文等盡可能地介紹給法國讀者……
我采訪她時發現，她對魯迅的熱愛完全是出自內心的。她堅信，魯迅精神不僅對中國人是一個啟蒙之源，即便對于法國人來說，“阿Ｑ精神”也具有警世之含意。魯迅的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一度成為法國六十年代末學生運動的精神支柱……事實上，上個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魯迅在法國一度風行一時，魯阿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而魯阿與《毛主席的新衣》一書作者彼埃爾·利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西蒙·蕾（Simon Leys）——有關中國的爭議在法國當時曾轟動一時。魯阿堅定地站在捍衛中國的立場上，與臺灣培養出來的利克曼南轅北轍……
當魯阿聽我談到家父鄭永慧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時，她便執意要結識我父親。她與我父親促膝長談、共同語言甚多，彼此相見恨晚……當她閱讀了我父親翻譯的法國諸多文學大師的作品后，執意向法國政府提出申請，要給予我父親翻譯獎；而且執意要求法國政府出面專門邀請我父親到法國進行文學考察……
后來我到法國留學、工作，與魯阿一直保持著密切交往。她曾邀我家宴，我發現的是一個非常樸實、簡潔的一個法國知識分子家庭，住在巴黎郊區“窮人”聚集的奧貝維利埃市，過著極其簡撲的物質生活、但同時又是極其豐富的精神生活……我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縮影。
魯阿給予我的一個啟示，就是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完全可以與世界最璀璨之精華相媲美，這就是為什么她以畢生之精力致力于魯迅作品的法語翻譯，直到2002年離世。魯迅在天之靈一定會盛情歡迎魯阿教授……最為關鍵的，則是魯阿為中法友誼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將魯迅這樣偉大的、象征著中華民族靈魂的作家介紹給具有文學天賦的法蘭西民族，是拉近兩國人民心靈的一條捷征。魯阿為此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法國學者、作家扎維耶·瓦爾特
另一位我始終難以忘懷的法國朋友，是一位同時“籍籍無名”但卻又“大名鼎鼎”且著作等身的學者、作家Xavier Walter：扎維耶·瓦爾特。說他“籍籍無名”，是因為你在維基百科等書里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但“大名鼎鼎”則是法國學術界都知道，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有一位“捉刀人”，法語叫“Nègre”，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筆”，他就是瓦爾特！
我在來到法國之前，曾閱讀了不少法國書籍。雖然當時法語水平有限，讀得半懂不懂，但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就是書是誰寫的、寫的是哪個方面的主題……我常常吃驚于法國學者涉獵面之廣、出版書籍之迅速、學識之廣博……就以阿蘭·佩雷菲特為例：他一生出版的書籍，僅涉及中國的就有《當中國醒來之時，世界將為之顫抖》、《停滯的帝國》、《中國悲劇》、《中國已經醒來》等多部。其他涉及法國政治的有《這曾經是戴高樂》、《論戴高樂I、II集》等；涉及法國經濟的有《經濟“奇跡”》、《法蘭西之病》等；涉及法國社會的則有《信任社會》等……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暢銷書。
他還是一位在位時間幾乎是最長的政府部長、議會議員、法蘭西院士！一個人怎么可能有如此精力、完成如此宏大的人生工程？我一直認為這可能是天才人物與我們這種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吧……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次招待會上遇到了瓦爾特。
當瓦爾特得知我不僅采訪過佩雷菲特，甚至到他家里去進行過交談，他立即打開了話匣子！而令我震驚不已的，則是他與佩雷菲特竟已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居然是佩雷菲特的“捉刀人”！在中國，“捉刀人”一說是很罕見的，但在西方卻是一個常用詞。后來我又遇到一位曾經與法國集學者、政治家、銀行家等多種生涯于一身、且及其多產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捉刀人”時，我就不再驚訝了。
瓦爾特本來是一位記者兼作家，經常在《費加羅報》上撰文發聲。后來佩雷菲特成為該報的主管人物后，瓦爾特與佩雷菲特達成協議，轉而成為佩雷菲特的助手，協助他撰寫新著，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中國。從此瓦爾特在公眾場合“失蹤”了，但他卻進入了幕后的文字世界。瓦爾特當時并不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他只是通過對西方歷史上去過中國、并撰寫了文章、書籍的歐洲人的材料進行整理，根據佩雷菲特的需要而撰寫成書，最后由佩雷菲特修改后署名出版。
我當然對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感興趣。于是我們開始一起喝咖啡、一起共進午餐、一直到成為朋友而密切交往……在我們的談話中，佩雷菲特當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瓦爾特坦承，多虧了佩雷菲特，他才發現了中國這個“精神王國”。從1987年開始，瓦爾特不但經常前往中國，而且一直在深入研究中國；事實上，他自己說，他已經將中國視為自己的“靈魂樂園”，自己尋求、認識、理解和發現真理的“思想黃金國”。
但他也告訴我，佩雷菲特對于“捉刀人”的存在是非常謹慎的。他與佩雷菲特幾乎沒有公開一起參加過公眾活動。佩雷菲特也僅僅對瓦爾特在他還活在世上時出版的第一本書《John Barrow, 一個英國人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撰寫過序（Barrow，英王特使馬戛爾尼的助手）。兩人的公開關系僅此而已。
但事實上，兩人的關系卻是非常深的。瓦爾特在佩雷菲特逝世后專門撰寫了一本書：《有關中國、法國和其他地區的編年史：從1979至1999年》，里面詳盡回憶了他與佩雷菲特二十年的交往與合作。在書中，瓦爾特專門說明，當他提及佩雷菲特的某本書，并在書名前加上一個星號的話，就說明這本書是佩雷菲特在他的合作下完成的。
我仔細看了一下，一共有九本，其中有五本是涉及中國的，包括我們都很熟悉的《停滯的帝國》、《文化之間的沖突》、《中國悲劇》和《中國已經醒來》等。當然，瓦爾特從來沒有對我說，沒有他，佩雷菲特就寫不出那么多有關中國的書。他與佩雷菲特顯然是有嚴守秘密的約定甚至是協議的。但我自己慢慢地理解到，在西方，所有的真實表象下面，都有可能存在著某種我們難以想象的另一幕真相……而這幾乎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
這不像中國。在中國，除了官方史冊以外，還會有各類詳細的民間歷史紀錄，甚至會有多個版本的記錄。都是公開的。中國歷史因此而極為透明、易懂。而西方則相反，所有的紀錄都被權勢集團所壟斷、把持。因此，我常常將西方社會比喻成一個“俄羅斯套娃”：在最外層被壟斷、把持的表層娃娃里面，還隱藏著另一個、甚至另外多個套娃——也就是真實的歷史，就看我們能否具有足夠的慧眼去看破它、穿透它、認識它……
瓦爾特一生同樣撰寫、出版了大量的書籍。他本人就曾贈送了一本他撰寫出版的厚達596頁的《北京終點站》給我，作為我們第一次相遇的紀念。這本書是通過一位法國旅行者在上個世紀初從歐洲一直來到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非常引人關注……到今天，我手頭就有瓦爾特的多種書籍：《河馬之旅》、《中國傳教士的第三次死亡》、《有關中國的小故事》、《孔子是否在等待耶穌》等。
特別引起我關注的是，這些書都是在1999年之后出版的、而且大多與中國有關。也就是說，在佩雷菲特逝世之后。瓦爾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書究竟是他自己要寫的，還是為佩雷菲特準備的；如果佩雷菲特繼續活下去的話，這些書是否會以他的名義出版……瓦爾特從來沒有做出過任何明確的說明。但我卻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而且我認為我的理解方式是符合事實的……
在瓦爾特整理或親自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中，他一直是用贊賞和崇敬的態度來理解和介紹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他熱愛中國。在他家里，擺滿了他從中國帶回來的各種各樣的紀念品，從瓷器、國畫、文房四寶一直到紅木擺飾，應有盡有。正是因為他從心底里對中國充滿感情，因此他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也往往能夠打動讀者。讀過他的書的人，很多都會成為熱愛中國的“業余漢學家”。中國官方幾乎不知道瓦爾特的存在。法國官方也同樣。但正是在法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瓦爾特們”，在為中法兩國民間的友誼夯實基礎、造福雙方，中法友誼方能長存。我欽佩“瓦爾特們”。
可惜，瓦爾特不幸患了癌癥。在法國，癌癥病人的治療費用由國家全包，這是其他國家幾乎都做不到的。但與此同時，坊間卻在傳言，當國家發現治不好的時候，就會悄悄地中止治療，任病人在安詳的狀態下離世。瓦爾特本來與我約好，翌日我會到醫院去看他，陪他聊聊天。但當我到達時卻獲悉，他已經平靜地去了天國（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愿他安息……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第三位我想聊一聊的摯友，叫馬克西姆·維瓦斯（Maxime Vivas）。維瓦斯已經是中國的一位“名人”，因為王毅外長在2021年的一次記者會上提到他和他的有關新疆的書，稱贊他勇敢地用真相駁斥了西方媒體的謊言。一下子，維瓦斯的名字在中國媒體上流傳起來……
我與維瓦斯是在2008年奧運火炬巴黎受阻時相識的。當時動員起一批反華人士、特別是從外地甚至包括比利時等第三國通過大巴運送到巴黎來抗議北京奧運的，是一個名叫“記者無疆界協會”（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的組織。這個RSF組織一向以“新聞自由”的名義而極端反華。而恰好這一年維瓦斯出版了《記者無疆界組織人所不知的一面》一書，專門揭露這一組織從美國中情局領取資金的事實。
當時法國各大媒體的主要記者編輯幾乎人手一本，人人都買來閱讀，因為人人都對該組織心存懷疑……據我了解，讀過此書的記者編輯們幾乎都贊不絕口，都推薦此書獲當年新聞圖書獎。然而問題在于，RSF組織的能力在法國極其強大，任何法國媒體都不敢得罪它，所以幾乎沒有任何主流媒體報道維瓦斯的書。這就形成了一個世界新聞史上極為奇特的現象：一本法國媒體和記者、編輯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但法國廣大普通民眾同時又一無所知、聞所未聞的書，一個其名字在法國媒體內部大名鼎鼎、卻在法國民眾中間籍籍無名的超現實主義奇景！
順便說一句，當時我們中國媒體與法國普通民眾一樣，對維瓦斯視而不見；我們中國媒體歷來有一個特點，就是西方主流媒體不報道的東西，我們也就漠然處之，似乎我們天生注定就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傳聲筒似的！幸好，如今這種現象已經開始有了明顯的改變……但當時中國媒體還循軌蹈矩地追隨著西方媒體的軌跡走，所以維瓦斯當時也不見于中國媒體，但我已經認識到這種荒誕現象，并一心要打破它。所以，我就在想方設法采訪他。我當時了解到維瓦斯會參加法共“人道報”節，于是我也就趕去了。果然在節上找到了他。
維瓦斯也很愿意見中國記者。因為他剛剛從中國回來，他兒子當時正在中國留學，發現了一個新天地，于是邀請他老爸去中國；對中國完全一無所知的維瓦斯欣欣然奔赴了遙遠的東方。當時只從西方媒體上認識中國的維瓦斯以為，中國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國家。但實地一看，完全不是西方媒體描述的中國！吃驚之余，筆耕不輟的維瓦斯便一五一十地將他的所見所聞，撰文發表在他主持的一個網站“前夜”（LeGrandSoir.info）上。
由此，還要寫兩句“前夜”網站。維瓦斯告訴我，這個網站名字來源于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可譯為中文“偉大的前夜”，意思是通過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府的前一天晚上。我們一見如故，交談甚歡。因為我們的新聞理念、做人方式、甚至包括很多生活習慣，都太接近了……順便說一句，維瓦斯是一位郵局的郵件分揀員，文學是他的“業余愛好”。1977年他發表小說《巴黎布魯納》，一舉成名，并獲得羅歇·瓦揚獎（Prix de Roger Vailland）。從此他就一發不可收拾，從小說一直寫到各種政治小冊子……
為了反駁“RSF”組織對中國的大肆誹謗、污蔑，我在《環球時報》上用“紀澤”的筆名刊登了一整版對維瓦斯的采訪，維瓦斯從此與中國結緣。在我的鼓動和運作下，維瓦斯兩次訪問西藏，并閱讀了大量有關書籍。突然有一天他告訴我，撰寫并將出版一本《達賴喇嘛：并非如此禪》。這本書獲得巨大成功，被翻譯成六種語言，在全世界各國出版。書中揭露了達賴的種種謊言，使達賴的神話在法國碎了一地……
在這里特別要提一句中國民間智庫“太和智庫”理事長彭彬哥，他不僅慷慨解囊買下了維瓦斯著作的多種語言版權，而且特意邀請維瓦斯延長在華訪問時間，以便接受當時我主持的中央電視臺法語頻道的專訪，給予維瓦斯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正是由于中法民間存在著這種真誠的交往，因而在法國主流媒體幾十年來幾乎一致負面報道中國的情況下，中法兩國民眾還能保持著一種誠摯、友好的感情，實在是來之不易啊。我們應該珍惜、珍惜再珍惜啊！
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及其著作《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法文版封面
此后，維瓦斯又多次訪問了新疆，撰寫了有關新疆維吾爾問題真相的《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一書，也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前不久，他又撰寫出版了《達賴喇嘛隱藏的一面》，進一步揭露達賴的真實面目。要知道，在西方，批評教皇都可以暢通無阻，但點評一下達賴卻是“政治不正確”的，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的。維瓦斯只求真相和真理，而不懼任何壓力。他還主持領導了《摘下眼罩看中國》等多部有關中國的書籍的出版。為了洗清蓄意潑在中國身上的種種污水，維瓦斯可謂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盡管法國一些反華力量一直視維瓦斯為眼中釘，一直想置之于死地，一直在想方設法試圖打擊他，但他卻一直向我表示，為了真相和真理，他義無反顧。要知道，他從來沒有從中國官方得到過任何好處……我對此心知肚明。
日前維瓦斯又告訴我，他的一本新書——還是有關新疆問題的——即將出版。這又將是一本會引起反華勢力強烈震動的書，因為維瓦斯正在一層層揭露他們的偽裝，將真相展現在世界面前……我期盼著閱讀這本新書。
維瓦斯生活在法國南部城市圖魯茲市的郊外，當我還在法國的時候，他曾邀我到家中作客。他的家非常樸實、簡單，是一個典型的清貧知識分子的樣版。他一生注重的就是精神生活。本來他是很少涉及政治的。他熱愛的是小說。他甚至會撰寫一些偵探小說。但他是一個極其正直的人，也看不得別人撒謊。由于他在政治上傾向于左翼，對一些左翼的國家如古巴、委內瑞拉等具有天然的同情心。因此，他才會不顧一切地捍衛這些國家的名譽。
中國則是他意外發現的一片天地。他發現真實的中國、他親眼看到的中國，在法國媒體上被扭曲成如此的奇型怪狀，他無法沉默忍受。結果一發不可收拾。今天他已經成為法國反華勢力的眼中釘。但維瓦斯一絲不茍的寫作風格，使他的對手里抓不到任何把柄。于是，維瓦斯繼續一本接著一本地出書，一本接著一本地為中國辯護！
今天，在維瓦斯周圍已經聚集起一批具有同等信念的“斗士”，他們在默默地為中國、為真相發聲……
我還有很多值得一寫的法國朋友。可惜我的篇幅有限。但我終有一天會把他們一一介紹到他們熱愛并曾做出過他們的貢獻的中國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是一個事實……
首頁 上一頁 1 2 余下全文【文/鄭若麟】
常常有人問我，你常駐巴黎超過二十年，如今離開法國后，你對法國有何印象？
我常常回答說：一言難盡啊……
確實，法蘭西共和國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一個倍受矚目的國家。人口僅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但卻有諸多領域與中國并駕齊驅：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核大國，都是文學領域的“超級大國”——我們有曹雪芹、法國有維克多·雨果，我們有魯迅、法國有讓—保爾·薩特；都是科技大國：中國古有造紙、印刷、指南和火藥四大發明、法國直到上個世紀還有新四大發明：（一度）跑得最快的高鐵、飛得最快的超音速協和式客機、技術最先進的核電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聯網Minitel……更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中法兩國絕對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烹調！法蘭西大餐和中華廚藝絕對是俯瞰全球的！
不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法蘭西民族！是法國人！是我諸多的法國朋友！
2002年7月，作者出席朋友家宴期間與時任法國國防部長阿利奧-馬里（右二）、前外交部長韋德里納（左一）、著名電視新聞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貝爾熱一起交談。
應該坦承，我最注重人生友誼的歲月，是在法國度過的。因此我似乎有著更多的法國朋友。他們對我的幫助、影響是巨大的。而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我的任何文章里面談及我的法國朋友們。真是太不應該了。他們大多才華橫溢、為人正直善良、政治理念各異，但都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和誠摯的友情……今天我就要借《中國新聞發布》的一角，來談一談我的法國朋友們。
當然，我要說明一句的是，下面我將提及的法國朋友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他們都各有千秋，我對他們都有著深厚的友情；而且我也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紹有限的幾位朋友……
說到我的法國朋友，首先浮現在腦海里的是已經逝世的幾位年長于我的先輩。
第一位是Michelle Loi，一位研究魯迅而聞名的漢學家。我是在北京結識到她的。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青年，還在《中國青年報》供職。大約是84?85年左右，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聽說有一位酷愛魯迅、畢生致力于將魯迅文學作品翻譯成法文的教授正在中國訪問。我立即就想方設法去找到了她，采訪她。她叫Michelle Loi。為了表達對魯迅的崇敬和對《阿Ｑ正傳》的喜愛，她將自己的中文名特意取名“魯阿”。
魯阿是一位非常熱情、充滿善意的法國人。她很晚才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她33歲，已經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學教授。但她信仰共產主義，是法共黨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屹立于東方。對外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美帝，震動全球；對內，中國也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社會主義改造，民眾生活水平在迅速改善，而國家則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迅猛發展。
這時，魯阿等一代左翼青年開始對中國產生濃烈的興趣。而中國文學對于魯阿來說又以是一個無法拒絕的巨大寶藏。因此她決定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學。她師從著名的比較文學教授勒內·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70年即通過中國白話詩歌的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翌年，魯阿第一次來到中國。很快，魯阿被魯迅所吸引，進而成為研究和翻譯魯迅作品的專家。她組建并指導著一個小組，“魯迅小組”，發誓要把魯迅的小說、詩歌、雜文等盡可能地介紹給法國讀者……
我采訪她時發現，她對魯迅的熱愛完全是出自內心的。她堅信，魯迅精神不僅對中國人是一個啟蒙之源，即便對于法國人來說，“阿Ｑ精神”也具有警世之含意。魯迅的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一度成為法國六十年代末學生運動的精神支柱……事實上，上個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魯迅在法國一度風行一時，魯阿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而魯阿與《毛主席的新衣》一書作者彼埃爾·利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西蒙·蕾（Simon Leys）——有關中國的爭議在法國當時曾轟動一時。魯阿堅定地站在捍衛中國的立場上，與臺灣培養出來的利克曼南轅北轍……
當魯阿聽我談到家父鄭永慧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時，她便執意要結識我父親。她與我父親促膝長談、共同語言甚多，彼此相見恨晚……當她閱讀了我父親翻譯的法國諸多文學大師的作品后，執意向法國政府提出申請，要給予我父親翻譯獎；而且執意要求法國政府出面專門邀請我父親到法國進行文學考察……
后來我到法國留學、工作，與魯阿一直保持著密切交往。她曾邀我家宴，我發現的是一個非常樸實、簡潔的一個法國知識分子家庭，住在巴黎郊區“窮人”聚集的奧貝維利埃市，過著極其簡撲的物質生活、但同時又是極其豐富的精神生活……我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縮影。
魯阿給予我的一個啟示，就是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完全可以與世界最璀璨之精華相媲美，這就是為什么她以畢生之精力致力于魯迅作品的法語翻譯，直到2002年離世。魯迅在天之靈一定會盛情歡迎魯阿教授……最為關鍵的，則是魯阿為中法友誼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將魯迅這樣偉大的、象征著中華民族靈魂的作家介紹給具有文學天賦的法蘭西民族，是拉近兩國人民心靈的一條捷征。魯阿為此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法國學者、作家扎維耶·瓦爾特
另一位我始終難以忘懷的法國朋友，是一位同時“籍籍無名”但卻又“大名鼎鼎”且著作等身的學者、作家Xavier Walter：扎維耶·瓦爾特。說他“籍籍無名”，是因為你在維基百科等書里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但“大名鼎鼎”則是法國學術界都知道，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有一位“捉刀人”，法語叫“Nègre”，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筆”，他就是瓦爾特！
我在來到法國之前，曾閱讀了不少法國書籍。雖然當時法語水平有限，讀得半懂不懂，但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就是書是誰寫的、寫的是哪個方面的主題……我常常吃驚于法國學者涉獵面之廣、出版書籍之迅速、學識之廣博……就以阿蘭·佩雷菲特為例：他一生出版的書籍，僅涉及中國的就有《當中國醒來之時，世界將為之顫抖》、《停滯的帝國》、《中國悲劇》、《中國已經醒來》等多部。其他涉及法國政治的有《這曾經是戴高樂》、《論戴高樂I、II集》等；涉及法國經濟的有《經濟“奇跡”》、《法蘭西之病》等；涉及法國社會的則有《信任社會》等……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暢銷書。
他還是一位在位時間幾乎是最長的政府部長、議會議員、法蘭西院士！一個人怎么可能有如此精力、完成如此宏大的人生工程？我一直認為這可能是天才人物與我們這種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吧……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次招待會上遇到了瓦爾特。
當瓦爾特得知我不僅采訪過佩雷菲特，甚至到他家里去進行過交談，他立即打開了話匣子！而令我震驚不已的，則是他與佩雷菲特竟已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居然是佩雷菲特的“捉刀人”！在中國，“捉刀人”一說是很罕見的，但在西方卻是一個常用詞。后來我又遇到一位曾經與法國集學者、政治家、銀行家等多種生涯于一身、且及其多產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捉刀人”時，我就不再驚訝了。
瓦爾特本來是一位記者兼作家，經常在《費加羅報》上撰文發聲。后來佩雷菲特成為該報的主管人物后，瓦爾特與佩雷菲特達成協議，轉而成為佩雷菲特的助手，協助他撰寫新著，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中國。從此瓦爾特在公眾場合“失蹤”了，但他卻進入了幕后的文字世界。瓦爾特當時并不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他只是通過對西方歷史上去過中國、并撰寫了文章、書籍的歐洲人的材料進行整理，根據佩雷菲特的需要而撰寫成書，最后由佩雷菲特修改后署名出版。
我當然對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感興趣。于是我們開始一起喝咖啡、一起共進午餐、一直到成為朋友而密切交往……在我們的談話中，佩雷菲特當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瓦爾特坦承，多虧了佩雷菲特，他才發現了中國這個“精神王國”。從1987年開始，瓦爾特不但經常前往中國，而且一直在深入研究中國；事實上，他自己說，他已經將中國視為自己的“靈魂樂園”，自己尋求、認識、理解和發現真理的“思想黃金國”。
但他也告訴我，佩雷菲特對于“捉刀人”的存在是非常謹慎的。他與佩雷菲特幾乎沒有公開一起參加過公眾活動。佩雷菲特也僅僅對瓦爾特在他還活在世上時出版的第一本書《John Barrow, 一個英國人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撰寫過序（Barrow，英王特使馬戛爾尼的助手）。兩人的公開關系僅此而已。
但事實上，兩人的關系卻是非常深的。瓦爾特在佩雷菲特逝世后專門撰寫了一本書：《有關中國、法國和其他地區的編年史：從1979至1999年》，里面詳盡回憶了他與佩雷菲特二十年的交往與合作。在書中，瓦爾特專門說明，當他提及佩雷菲特的某本書，并在書名前加上一個星號的話，就說明這本書是佩雷菲特在他的合作下完成的。
我仔細看了一下，一共有九本，其中有五本是涉及中國的，包括我們都很熟悉的《停滯的帝國》、《文化之間的沖突》、《中國悲劇》和《中國已經醒來》等。當然，瓦爾特從來沒有對我說，沒有他，佩雷菲特就寫不出那么多有關中國的書。他與佩雷菲特顯然是有嚴守秘密的約定甚至是協議的。但我自己慢慢地理解到，在西方，所有的真實表象下面，都有可能存在著某種我們難以想象的另一幕真相……而這幾乎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
這不像中國。在中國，除了官方史冊以外，還會有各類詳細的民間歷史紀錄，甚至會有多個版本的記錄。都是公開的。中國歷史因此而極為透明、易懂。而西方則相反，所有的紀錄都被權勢集團所壟斷、把持。因此，我常常將西方社會比喻成一個“俄羅斯套娃”：在最外層被壟斷、把持的表層娃娃里面，還隱藏著另一個、甚至另外多個套娃——也就是真實的歷史，就看我們能否具有足夠的慧眼去看破它、穿透它、認識它……
瓦爾特一生同樣撰寫、出版了大量的書籍。他本人就曾贈送了一本他撰寫出版的厚達596頁的《北京終點站》給我，作為我們第一次相遇的紀念。這本書是通過一位法國旅行者在上個世紀初從歐洲一直來到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非常引人關注……到今天，我手頭就有瓦爾特的多種書籍：《河馬之旅》、《中國傳教士的第三次死亡》、《有關中國的小故事》、《孔子是否在等待耶穌》等。
特別引起我關注的是，這些書都是在1999年之后出版的、而且大多與中國有關。也就是說，在佩雷菲特逝世之后。瓦爾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書究竟是他自己要寫的，還是為佩雷菲特準備的；如果佩雷菲特繼續活下去的話，這些書是否會以他的名義出版……瓦爾特從來沒有做出過任何明確的說明。但我卻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而且我認為我的理解方式是符合事實的……
在瓦爾特整理或親自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中，他一直是用贊賞和崇敬的態度來理解和介紹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他熱愛中國。在他家里，擺滿了他從中國帶回來的各種各樣的紀念品，從瓷器、國畫、文房四寶一直到紅木擺飾，應有盡有。正是因為他從心底里對中國充滿感情，因此他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也往往能夠打動讀者。讀過他的書的人，很多都會成為熱愛中國的“業余漢學家”。中國官方幾乎不知道瓦爾特的存在。法國官方也同樣。但正是在法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瓦爾特們”，在為中法兩國民間的友誼夯實基礎、造福雙方，中法友誼方能長存。我欽佩“瓦爾特們”。
可惜，瓦爾特不幸患了癌癥。在法國，癌癥病人的治療費用由國家全包，這是其他國家幾乎都做不到的。但與此同時，坊間卻在傳言，當國家發現治不好的時候，就會悄悄地中止治療，任病人在安詳的狀態下離世。瓦爾特本來與我約好，翌日我會到醫院去看他，陪他聊聊天。但當我到達時卻獲悉，他已經平靜地去了天國（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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