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納粹大屠殺前的歐洲猶太民族的一段歷史。

里面所記錄的一些經驗教訓，仍值得當下的我們警戒。

一、基督教

最初，歐洲反猶主義的思想根基，是源自基督教。

在《基督經》里，其用文字詳細記載了猶太教士們如何出賣耶穌，并教唆羅馬人處死他的全過程。盡管這只是一則被后人杜撰的故事，并不符合真實歷史。因為在那個時代，每年都有上百個像耶穌一樣自詡為彌賽亞（希伯來語“救世主”）的人被耶路撒冷執政官處死，罪名基本都是傳播邪教、制造社會騷亂。公元392年，羅馬皇帝一反常態的取締鎮壓基督教措施，而將其欽定為國教。并依照基督教教義開始在整個帝國境內四處搗毀其他宗教，迫害非基督徒，強迫所有人改信。準確說這時的基督教叫天主教，以與后來的眾多新教做區別。

隨著基督教降臨歐洲大地，人們都成為其篤誠信徒。于是，出于宗教原因而生的歐洲反猶主義思想，就此埋下社會根基。成為一股持續千年地強大社會仇恨意識。

這股仇恨意識，迫使旅居歐洲的猶太人被社會邊緣化。

猶太人不得不從事被歐洲基督徒唾棄的行業，最著名的就是“高利貸”。因為基督教禁止信徒們放貸，所以這種“骯臟”的活也就落到了猶太人手里。

在這骯臟行業里，就誕生了傳奇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個專門向歐洲各王室放貸的財閥。

當然，絕大多數是游走在城市街巷里的中小高利貸者。甚至在貧窮的波蘭與俄羅斯農村，都能看見同屬于社會底層的農村猶太高利貸者。

高利貸及其他令基督徒們不齒的商業活動，使得猶太人的生活水平顯著高于當地居民。

猶太人本身就不明不白地因宗教原因而被歐洲人仇視，其所從事的行業因骯臟色彩與仇富意識而更加劇了身邊人對自己的敵視情緒。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這部名劇里，就活生生再現了那個時代歐洲人眼里的猶太人的偏見形象：貪婪、富裕、血腥、自以為聰明卻極其愚蠢、報復心極重……

在這種社會大環境里，猶太人被完全排斥在歐洲教育以外。

盡管猶太人已與歐洲人共同生活了上千年，但至少到1800年前，歐洲的科學家、文學家及藝術家里，都沒有猶太人名字。

所以，整個猶太族群呈現出的是未開化的野蠻人狀態，這與我們國內無知者鼓吹的自古以來猶太人就睿智的形象截然相反。

當時歐洲官員認為：讓猶太人不接受文化教育，是對其民族的尊重……

二、西化

19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并沒有民族概念。

統治歐洲的是一個封閉的貴族群體。其內部通婚，時常改換封地與臣民，將自己作為一個特權群體而凌駕于歐洲各族群之上。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幾乎與歐洲各王室大公都有姻親關系。

歐洲的土著族群們，其意識被限定在服務基督教與自己的土地宗主。

源自18世紀末，一股名叫“民族主義”的新思想如病毒一樣開始在整個歐洲大地擴散。

原來的歐洲土著們紛紛覺醒，要求根據自己族群的傳統地理生活范圍新建“單一民族”國家。

這種思想傳播越廣泛，舊王國里的各民族沖突就越激烈。

曾經不將自己視為該國一份子的各歐洲王室，也不得不在新沖突里為維護自己在屬國的王權而選擇“站隊”在臣民一邊。于是，各國王室反而成了這股“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庇護人之一。在這股日益高漲的風潮里，奧地利王國都不得不改名為奧地利與匈牙利政合王國（奧匈帝國），以緩和境內匈牙利人要求獨立的呼聲。

在歐洲大陸這股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里，猶太人突然成了一個尷尬的角色：因為它不屬于任何歐洲本土族群，所以它沒有權力要求一塊國土宣布獨立。并且，因為它的異族特質，反而成為歐洲諸民族國家所共同排斥的對象。

在民族主義思想誕生前，猶太人作為一個統一群體散布在整個歐洲大地。他們只忠于自己民族，并不對所在國表現任何歸屬感。各國也都不將其視為自己一份子，而任猶太人自由遷徙在諸國之間。

現在，它這個群體將不得不被歐洲人撕成碎片。

歐洲國家開始要求自己境內的猶太人：必須忠于國家。

于是，原作為一個民族統一體的猶太人，不得不選擇就地“西化”。

西化，就是被同化。

被同化，就是被所在國族群同化。因為歐洲大陸國家的眾多，于是整個群體也就被同化成各種模樣。

猶太人開始脫下自己衣服，而穿上法國人、德國人、俄羅斯人等歐洲人的衣服；與人交流時也完全法語、德語、俄語等洋文，不屑再傳承自己民族語言；吃飯也改成歐洲西餐；表達自己思想時也完全模仿并引用歐洲文人語錄；有些人名字也改成歐洲人姓名；年輕一代對自己父輩固守的族群文化嗤之以“土”。到1806年后的德國地區，甚至大部分猶太人都放棄猶太教，而改信曾詛咒自己民族的基督教。總之，猶太人盡可能使自己表現的是一個完全的“西方人”。

除了他們的猶太家族姓氏與眼球色彩，讓歐洲人仍清晰辨別出對方是猶太人。

它給這個民族帶來的災難：一個曾經完整的、文化獨立的猶太大族群，就此被肢解。

猶太人以這種卑賤之心，試圖贏得所在國族群的認同。

但這對日益興盛的歐洲反猶主義，沒有絲毫作用。

三、名人

作為國家民族同化政策的對象，猶太父母們也開始將孩子們送往當地學校，第一次接受“開化”教育。

猶太父母是如何期望自己孩子的表現呢？

當然，最重要的是讓其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被同化的國民，而不再像他們一樣世代遭受種族歧視，茍活在社會夾縫里。

只是這些孩子后來的表現，似乎頗令老一輩頗吃驚。

作為最早的“西化”受益人，孩子們普遍接受了傳統歐洲人對猶太人的各種偏見思想。個別人竟然也加入到攻擊與污蔑自己族群的隊伍里。

他們與歐洲人一起指責自己的族群：守舊、腐敗、墮落、封閉、自大、愚昧、冷漠，不惜用任何羞辱性的詞匯。他們攻擊自己族群的文化，認為猶太民族的落后都是自己文化所導致，所以應該被唾棄，而應由他們這些“西化者”帶領進行全盤西化改革。

以著名作曲家門德爾松為代表的“西化者”，甚至希望將他們這些“開化者”從猶太民族里脫離出來，否定自己的猶太身份，而形成一個新人群。

前英國猶太裔首相狄斯累利，在為不斷向上攫取政治權力時，甚至不惜杜撰一大批猶太陰謀論作品，以博取英國人眼球與喜悅。他以猶太人身份到處作證：他親眼目睹了猶太人存在陰謀的秘密會社；這些秘密會社打贏了與歐洲人的每一場戰斗；猶太人秘密會社與各國政府都有聯系，左右一切；整個世界實際上就是猶太人世界……

作為原歐洲猶太人心中王者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面對這個新時代里不斷被分裂的族群，首先擔憂的卻是自己的“特權”：即自己家族逐漸喪失在歐洲猶太人心中的領袖地位。為此，羅斯柴爾德家族所采取的對應措施竟然是令人不恥的：資助反猶組織。以期讓猶太人感受到更大的社會威脅，而重新投靠自己這邊。

狄斯雷利的作品成為后來歐洲各種反猶組織指控猶太人的“鐵證”及新杜撰猶太人陰謀的素材源泉，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則成為這些陰謀論里控制歐洲及世界的猶太人標志。

歐洲人對猶太人形象的丑化加劇，進而促使反猶思想惡化為暴力反猶，和這些猶太名人的所作所為不無關系。

四、同胞

猶太人面對社會上日益泛濫的反猶意識，明知大量指控都是子虛烏有，人們卻幾乎都選擇了沉默以對。

這種沉默，反而讓歐洲人更相信了各種有關猶太人的社會謠言：秘密會社、控制世界、顛覆歐洲、懦弱性格、行為丑陋……

1894年在法國發生了德雷富斯事件。

一名叫德雷富斯的猶太軍官，成為升入法國軍隊總參謀部的第一個猶太人。

這是一個紈绔子弟，但并不影響其憑借軍事才能而晉級到高級軍銜。其代表猶太人在一大國里取到了從未達到的政治高度地位。

隨即，他被反猶主義的上級與同事們羅織罪名，指控為德國間諜。法官們一致認定指控，而將其判刑。

這是一宗赤裸裸的冤案，因此激起少數良心政客與律師的抗議。

他們鼓勵德雷富斯的家屬公開出來發聲，伸張正義。

但令人驚訝的是：家屬們卻選擇了沉默。

再后來，報紙披露出：家屬們選擇私下向法官及高級政客們“行賄”，以求能赦免德雷富斯。

這讓那些原本聲援德雷富斯的良心人士，顏面盡失。

德雷富斯家屬的行賄事件，反而做實了人們長期對猶太人猜想的見不得光的“官商勾結”流言。

德雷富斯事件逐漸發酵成全法國反猶的暴力活動。

人們不僅向政府施壓，禁止重審案件；還四處襲擊猶太人，叫囂“用猶太人的血，澆灌法國的自由之樹！”

面對這愈演愈烈的亂象，猶太人又指望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影響法國政府，以平息事態。

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選擇了“沉默”。

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是：德雷富斯事件又意外上升為國際事件。一些國家首腦明確表示若不公平重審德雷富斯案件，那么他們將抵制1900年的法國世界博覽會。為保世博會，法國政府將德雷富斯特赦……

早在德雷富斯事件前，“西化”的猶太人對自己同胞也展現出了嚴重的歧視。

生活在西歐的猶太人相比生活在東歐的猶太人要富裕的多。

隨著民族主義思想在東歐各民族間的擴散，當地人迫害猶太人的事件越來越多。諸大國之間的混戰與領土來回劃分，又不斷制造新的族群分割問題。

本身就處于不利地位的猶太人，在這兩種新形勢疊加的社會困境里，大量向西逃亡，涌入法國、德國等。

面對這些前來避難的窮同胞，生活在本地的猶太人卻冷漠以對。

羅斯柴爾德家族甚至取消了一些援助。

通過德雷福斯事件與歧視東歐難民同胞，人們已經看清了長達一個世紀“西化”的猶太人，并沒有絲毫改變其民族的懦弱與麻木，以及對同胞的冷漠。

民族性格的形成機制非常復雜。但大體上都與政治制度有極大關系。即民主社會，人們自發會養成勇敢、正義的性格；而專制社會，人們會被壓迫的懦弱、麻木。一些被稱為“戰斗民族”的，在專制下實際本性懦弱。在這一百年里，不斷刷新世界軍隊投降總人數紀錄的俄羅斯人，即是如此。

專制與墮落是因果關系，專制又凌駕在一切文化之上。那種認為文化決定專制及國民精神的謊言，禍害了一代代人。

所以，即便“西化”了的猶太人，在那個歐洲專制為主的時代，也無力改變自己族群性格。

猶太人自以為聰明的封閉生活、暗箱文化與行賄生意，曾有效捆綁了歐洲權貴來庇護與發財。現在，這舊模式反而成了漸進的民主時代里被人民猛烈抨擊的焦點。面對洶涌的法國反猶浪潮，猶太富人都懼怕這火燒到自己身上，揭開自己那些骯臟秘密，而唯恐避之不及。

盡管自己及后代已經深度“西化”，生活習慣、乃至宗教信仰都與當地人無異，但也依舊提心吊膽于被所在國人民視為“外來人”----這一極度敏感的身份認同問題。

他們哪還敢聲援正遭受迫害的同胞們。

大量無辜受害的猶太人，實際成了久已積累的民族問題的替罪羊。

五、愛國

人們在對異見者及他族的迫害時，沒有不打著“愛國”的名號。

這個褒義詞，極容易因使用對象的不同而逆轉為貶義詞。

就像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這兩個概念：

其實在多數人那里是分不清的。

雖然我們是清楚：當暴力對象是外部者時，就是“民族主義”；當暴力對象是內部者時，就成了“種族主義”。

因為它們總歸都是由自己所在的族群作為主體，來對其他族群實行“暴力”行為，所以民族主義本身就極易轉變為種族主義。

即作為原受害者的一方，在掌握權力后，又極易轉變為迫害其他方。

而在這前后的政治運動里，“愛國”是整個過程里永恒不倒的核心動力。

所以，在以“愛國”的名義下，蠱惑人們去加害他人，即便明知是種族主義，反而卻令施暴者自覺是在肩負起本民族重任、拯救國家的義舉。

正是在這思想蠱惑下，1903年沙俄的國安警察奧克瑞納出版了一本反猶名著《錫安長老議定書》。該書“揭秘”了一個正試圖顛覆世界各國政府的秘密猶太人組織。其肆處挑撥階級仇恨、發動戰爭，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最終要建立起一個猶太人獨裁大帝國。沙俄“愛國者”奧克瑞納的目的是將沙俄帝國境內的民族獨立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的社會動蕩根源，統統嫁禍到本國猶太人身上。猶太人馬克思成為被指控的頭號禍首。為保沙俄，奧克瑞納不在乎滅絕一個民族。《錫安長老議定書》，后來又成為自稱最愛國的德國納粹分子們公開宣傳要堅定消滅猶太人的“著名”理由之一。

進入20世紀的歐洲猶太人，雖然仍能感受到社會廣泛的種族歧視意識，但自認為已經徹底“西化”，也同樣“愛國”，應該得到了所在國主體民族的包容，所以根本無法預料到接下來的民族災難。

猶太人的“愛國”情懷，使得他們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各自履行國民義務而參軍，奔赴前線。

當法蘭西人、德意志人、奧地利人、匈牙利人、俄羅斯人、英格蘭人、土耳其人等等都以自己民族為主體來殺戮對方民族時，唯有猶太人不得不選擇了對自己處于敵對國陣營同胞們的無區別的殺戮。

德意志的猶太青年們忠實的履行了這項國家兵役義務，但在納粹時期被官方喉舌直接抹除了歷史。

一戰結束，歐洲大地上又出現更多的新民族國家，包括復國的波蘭。

歐洲民族主義的熱浪繼續高漲，但舊問題的存在，使得其只會把猶太人的境況推向更大的危險中。如在東歐與南歐那些新興民族國家里，人們一邊歡呼勝利，一邊又轉向對境內猶太人的迫害。

民族主義，在這里立即轉變為種族主義。

在戰敗國的德國，人們在失落里又經歷國家經濟崩潰。人民很容易的將矛盾聚焦到猶太人身上，作為發泄對象。

在這種社會意識里，納粹的意外上臺，只是迅速把這種社會意識轉變成了實際行動而已。

即現在人們眾所周知的對歐洲高達600萬猶太人的集體屠殺。

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在納粹執政時，對猶太人的監控、人身限制、舉報、抓捕、殺戮等，這一連串迫害行為，不是僅出自極少數殺人狂魔的納粹分子，而是近乎歐洲大陸全民都參與的暴行。

二戰時，荷蘭與希臘的猶太人死亡率超過60%，遠高于同樣淪陷的法國20%。如果沒有社會群眾廣泛性的參與舉報，是很難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么懸殊的數據差異。

在二戰剛結束的波蘭，人們為慶祝戰爭勝利，又處死了從納粹集中營幸存的猶太人。

至于一向自詡“民族平等”的蘇聯，在1949年又公開發起了對境內猶太人的大迫害運動

灑在歐洲大陸上的猶太人的血，無不是當地人民以“愛國”為名所犯下的罪。

六、極權

將泛濫的社會種族仇恨意識，能公開“合法性”的成為一項國家迫害政策，進而演變成民族大迫害事實，也只能在極權國家里發生。

失去反對聲音的極權政府，極容易因為獨裁者的個人意志，而將全民要挾成為這場國家集體犯罪的成員。

極權體制的納粹德國的意外出現，使得原僅作為希特勒個人要滅絕猶太民族的想法，現在卻成了真正能脅迫德國全民參與犯罪的事實。

古代歐洲沒能將其變成事實，還在于如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猶太財閥控制著各國王室的金融命脈。各國王室之間的借錢、放貸，都離不開猶太人作為中間撮合商或直接資金方放貸這關鍵角色。因為猶太人對王室們還大有價值，所以才能在基督教歧視的社會環境里，歐洲王室們卻選擇庇護猶太人并使其有生存空間。

但隨著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崛起，猶太金融家的社會地位被顯著削弱。主要原因是非猶太系金融資本家的崛起。最著名的莫過于摩根家族，這個給世界各大國政府放貸，被稱為“世界債主”的超級財閥。

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向各國政府放貸。但其主要借錢給了奧匈帝國，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解體的大帝國。自此被重創，從世界金融榜上消失。

所以到希特勒上臺時的歐洲，猶太金融家對歐洲各國政府的影響力已遠不如以前。正因此，希特勒干脆直接將猶太人排除在德國金融系統里，并延伸到各行各業。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與軍國日本，這三個政府主要交往的國際財閥對象之一是摩根財團。摩根財團只選擇作自己銀行生意，所以并不對各國政府的政治立場表態。1909年摩根承銷了清政府的湖廣鐵路債券；摩根執行官也曾與孫中山接觸過，談過中華民國借款可能，但最終沒達成協議。

失去最后價值的德國猶太人，又恰逢遇到納粹這極權體制，所以注定成了一塊要被清理的對象。

建立起極權體制的個人，多數出身自軍隊系統。

但也有少數政客，僅利用制度缺陷與人性弱點，便輕易就獲得了決定人的生死的大權，從而建立起個人獨裁。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羅伯斯庇爾，就是之一。

沒有任何背景的羅伯斯庇爾，僅僅在國會公開指控某某議員是“叛國者”，然后全體議員就沉默了。隨即大家現場投票表決通過指控，并將被指控者送上了斷頭臺。羅伯斯庇爾用這手法，不斷將不喜歡的人送上斷頭臺，議員們人人自危，而唯命是從。于是他一個人就此控制了整個法國，成為一個極權統治者。在實際控制政府兩年后的1794年6月4日，羅伯斯庇爾才被正式推舉為國會主席，這國家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然而僅一個多月后的7月27日，國會里就有人如法炮制，勇敢站起來指控羅伯斯庇爾自己就是“叛國者”。于是，一切照舊：他被國會逮捕，送上斷頭臺。

當上德國總理的希特勒與德國軍方的關系也十分緊張。而德國軍方忠誠于國家與民選總統興登堡。起初，希特勒表現出與軍方合作態度，并嚴肅懲罰了那些攻擊德國軍方的納粹黨份子。但在位的興登堡總統的突然去世，將總理希特勒意外推上了國家最高首腦的位子。于是，希特勒利用德國國家制度缺陷，而開始大肆改造軍隊。讓忠于自己的黨衛軍骨干去攫取軍隊人事大權，讓納粹思想成為軍隊指導思想。本政治立場中立的國軍就此成為一支帶有特定意識形態立場的黨軍。希特勒成功將國家軍隊改造成忠于自己與納粹黨的機器，將公器變成私器。控制了軍隊，才正式建立起自己的極權統治。將滅絕猶太民族的想法，至此變成了現實。

七、生活

當一列列火車上的猶太人正被押送至奧斯維辛集中營時，身處梵蒂岡的天主教皇則對此視而不見。每日清晨，他如往常一樣地向耶和華祈禱，以求降福于歐洲各地的人們。

天主教在歐洲大陸有著密集地信息情報網絡，這來自上至各國政府高官、下至城鄉工人農民等等龐大信徒們提供的翔實信息。

當猶太人大迫害發生時，教皇對整個歐洲大陸正上演的慘案一清二楚。

人們曾特別期盼教皇能利用自身強大的宗教影響力來影響德國人，以阻止迫害擴散。

但整個二戰期間，教皇只是帶領歐洲的天主教徒們選擇向神禮拜，不觸碰猶太人大屠殺這問題。

至今梵蒂岡也沒有解釋過為什么那時教皇會對猶太人大屠殺保持沉默。

不僅教皇如此，這期間歐洲大陸各基督教新教領袖們，也罕見的集體沉默。

而這種沉默，就構成了當時歐洲人日常生活的旋律。

在沉默里，人們看著自己的猶太鄰居與熟人們：一個個消失……

回顧前文，如果我們再深究就會發現更冷酷的社會事實：

猶太人大屠殺不是突然爆發的歷史意外，其實早在歐洲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埋下了犯罪之種，即那些各種各樣的仇恨思想。

那些仇恨思想，被散布在各個場景里，由不同目的人們任意擺弄。

擺弄那些被宗教經書、表演戲劇及其他文化里的猶太“罪惡”。

穿透時間而不消退，似乎擁有永恒的生命。

謠言，正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味擺弄精神藥。

一代代歐洲人就伴隨這些思想而生，長期愉悅。

以至于最終在歷史的某個特定時刻：大家集體將猶太人送進了死亡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