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出土于山東省安丘市石埠子鎮雷家清河村的“九女墳”宋代石棺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它既是國內首次發現有題記及紀年碑刻的宋代石棺，又是國內首次發現的仿廡殿式宋代石棺。

但是以此為研究對象的文獻較少，為了挖掘“九女墳”宋代石棺承載的檔案價值，從墓志檔案、民俗考古角度研究其檔案價值。

從而以紀年碑刻為文字檔案來考證“九女墳”石棺的建造經歷、主人生平以及宋代密州的地方建制和地名沿革。

以石棺形制和浮雕作為文物實物檔案來考證北宋的建筑文化、雕刻藝術、喪葬文化以及宋代服飾和侍衛制度。

同時，為了挖掘“九女墳”宋代石棺承載的文化價值，以儒家的“八德”融合新時代的“新六德”為價值導向。

進一步研究“九女墳”宋代石棺體現的以仁愛和孝道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養，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角度闡發其新時代文化價值。

山東省安丘市歷史悠久，漢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置縣，至今已2100余年。從考古角度講，安丘的石刻歷史文化非常厚重，至少有二處重要文物。

一是安丘董家莊漢畫像石墓，2013年5月被國務院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主人是東漢晚期豫州刺史孫嵩，224塊墓室用石中有103塊刻精美畫像。

涉及車馬出行、拜謁、舞樂、雜技、漁獵等場景，以浮雕和陰刻手法呈現了漢代高超的雕刻藝術，是漢畫像石墓的精品代表。

二是建于清代道光九年(1829)的庵上石坊，1992年被山東省政府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堪稱中國1400多座現存石坊中雕刻工藝最為精湛、工巧的一座。

這座耗時14年建造的貞節牌坊，雕刻藝人獨具匠心，采用淺浮雕、高浮雕、透雕、圓雕等多種藝術手法刻畫不同物象，圖案內容豐富，寓意深刻，繁而不亂，主次分明，條理得體。

九女墳石棺的石刻文字檔案價值

石刻檔案主要指以文字形式鐫刻在石質載體上的有保存價值的歷史活動記錄。石刻碑文是重要的石刻檔案，是解密胡璉家族的唯一歷史檔案。

據此可考證石棺的建造經歷、主人生平，以及密州行政區劃的地方建制和地名沿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九女墳石棺是殮葬史氏的棺槨，墓志題記于北宋1096年農歷6月28日。史氏（1013-1096）享年84歲，其夫胡璉享年57歲，夫婦育五子一女。

題記首尾兩端僅記載“孤子胡榮”“胡榮等建”兩處信息，難以推測史氏亡故時胡溫、胡瓊、胡增是否健在。胡璉夫婦均為虔誠的佛教信徒。

觀像念佛，頌《法華經》，加之石棺底部臺基刻覆蓮三層的雕刻風格，為篤信凈土宗的印證。胡璉“少年崇釋，常持慈悲，抄誦金經，莫知其數”，是一位有學識的仁愛之人。

安丘雷家清河村未流傳除胡璉家族之外的其他富家大戶的傳說。其村東今稱“破莊子”一帶曾出土巨大的門枕石，當屬胡氏故居遺址，距離石棺出土地“墳頭地”近1公里。

該村臨渠河，平原沃土，取山石的最近處約八公里，建佛堂，捐佛像，造石棺，其人工成本不菲，非富甲一方不能為。

宋初，鄉村置戶長主納稅，置耆民主防盜、理詞訟，以一等戶充當里正，二等戶充當戶長。王安石變法時于1070年頒布保甲法，鄉村住戶。

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以此推理，胡氏應為代鄉村主戶中的一等戶，充任主管基層稅賦的里正；保甲法實施后，胡氏至少應充任保長或大保長。

碑文注明：大宋密州安化軍諸城市來西坊保西清河村。宋哲宗紹圣年間，密州安化軍，屬京東路。宋初以密州為防御州，治所在諸城，轄諸城、安丘、高密、莒縣、膠西五縣，開寶五年（972）升為安化軍節度，以為軍事重鎮節度。

來西坊保，地名無從考證。為加強賦稅征收，宋代鄉村設“坊”，多以草市或虛市演化而成，以酒坊或醋坊居多；即王安石變法后之稱謂。

西清河村，至今為雷家清河村的俗稱，該村直到1965年隨諸城市石埠子公社渠河以北16個大隊一并劃歸安丘縣轄內。

碑文所稱“李仗鎮東西二僧院并只漆村僧院”，其中“李仗鎮”應是往東12公里的諸城市石橋子鎮里仗村，清版《諸城縣志》記載：“李丈東院金時奉敕重修，改名為壽圣。

明正統四年重修改今名；按金時石刻部牒，寺改立于大定四年也。”據此可佐證“李仗鎮東西二僧院”存在。宋哲宗時期，多數“鎮”已經演化為縣轄內的新興經濟中心，屬于準行政區，《宋會要輯稿·職官》中稱“置監鎮官一員，兼管本鎮煙火公事”。

仗位于渠河沿岸，自古有渡口碼頭，是附近重要的商業中心。只漆村已無從考證，諸城和安丘兩地均無這個諧音村名。

九女墳石棺的實物檔案價值

九女墳石棺形制結構和浮雕畫像，是研究北宋建筑文化、雕刻藝術、民俗文化、喪葬文化的重要實物檔案。

九女墳石棺通高2.27米，東西長2.40米，南北寬1.56米，系兩塊巨石雕琢后上下卯榫而成，上下層清晰，整體造型是仿廡殿式。屋頂為五脊廡殿式，滴水瓦，外露梁柱斗栱。

造型符合宋代木結構房屋建筑的特點。由于山東境內僅存廣饒關帝廟一座宋代木構殿堂，該石棺成為研究山東境內宋代木結構房屋建筑的重要實物依據。

石棺坐北朝南，明間與東西兩次間的大小差不多均分。南壁上部明間雕刻升仙圖，次間為筆管式窗欞；下部中間刻有兩扇大門，門扉各鑿刻五路門釘共計五十四枚及門環，上檻刻有兩枚長方形門簪，下檻兩端刻出門枕。

這種三間四柱的建筑結構，以及門窗制作的工藝，切合宋代北方民居的特點。由于宋代民居難尋蹤跡，九女墳石棺的門窗畫像具有研究宋代北方民居的重要價值。

該樣式宋代石棺在全國尚屬首次發現，對研究宋代的喪葬習俗和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唐宋時期，喪葬禮儀以法令被固定下來。

喪事大體包括初終，立喪主，易服報喪，沐浴、更衣、飯含，設靈座，小斂，大斂七個環節。喪事完畢，組織葬禮。

但是，宋代迷信風水學說，葬禮由葬師主持“卜宅兆、葬日”，以上日為準。安葬史氏，應是經過葬師“卜宅兆、葬日”。其一，史氏是在去世后五個月即墓志題記“大宋紹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安葬的。

五個月安葬按律例為諸侯之禮，說明民間對法令并非貫徹執行。其二，墓地為風水寶地。晉代大風水家郭璞在《葬書》中曰：

“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

石棺出土時位于渠河支流小清河北岸約170米，西鄰匯入小清河的小河溝約50米，處于兩河交匯處的平地，流水環繞，背向100米處為地勢較高的土丘，隔渠河東南向望對岸山丘。

從大殮到安葬的五個月，史氏的遺體如何處置是個謎。石棺出土后，并未在棺內發現骨骼，篤信凈土宗的史氏，不排除火葬的可能。

宋代倡導“薄葬”理念，官方明令禁止使用石室墓。該石棺敢突破禁令，以厚葬父母彰顯子女孝道。石棺有直徑約40厘米的盜洞，出土時未發現其他文物。

司馬光認為“慎勿一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宋代隨葬品大量使用了紙錢、紙質名器，不再流行古代的實物隨葬。宋代提倡“厚養薄葬”，顯然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

安丘“九女墳”宋代石棺具有獨特的檔案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九女墳石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有紀年題記的宋代石棺棺槨。

石刻題記作為直接的文字檔案，呈現了石棺主人的生平，同時對于研究宋代密州的地方建置和地名沿革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九女墳石棺作為文物實物檔案，其形制結構和浮雕畫像是可供研究北宋建筑文化、雕刻藝術、喪葬文化以及宋代服飾和侍衛制度的可貴資料。

九女墳石棺承載的儒家文化價值

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作為中華民族核心價值的“新六德”，以仁愛、民本為社會的倫理和政治基礎、

以誠信、正義為社會的倫理秩序，以和合、大同為社會的理想狀態和目標。仁與義是儒家立人立德的核心，仁愛是儒家倡導的積極的道德標準。

九女墳石棺反映出儒家傳統文化對世人的至深影響。辯證地看，九女墳石棺體現的以仁愛和孝道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養，時至今日，仍是需要弘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九女墳”宋代石棺因題記凸顯了重要的石刻檔案價值，其形制具備了重要的宋代房屋研究價值，其浮雕呈現了重要的民俗文化價值。

其棺槨特征成為研究宋代喪葬文化的重要物證；同時，石棺承載著深刻影響世人的儒家文化價值，特別是以仁愛和孝道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養具有現實意義。

檔案價值，即檔案對國家、社會組織或個人的有用性。從國家層面而言，文物檔案是對史實資料 的忠實展示、對歷史事件的客觀記載。

文物能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的原因，在于透過文物能夠了解文物 背后的文化內涵。作為重要的歷史記錄，“九女墳”宋代石棺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

做好石棺的保 護和傳承工作，對于延續我國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意義重大。從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層面而言，博物 館、檔案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應該發揮其職能，做好文物的保護、傳承與開發利用工作。

鑒于“九女墳”石棺曾孤立地暴露于荒野原址20余年，浮雕畫像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壞，且存在盜洞，缺失對棺內文物的考證。

結語

石棺承載著深刻影響世人的儒家文化價值，特別是以仁愛和孝道為特征的家庭道德修養，對于增強個人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具有現實意義。

鑒于此，安丘“九女墳”宋代石棺具有豐富多元的檔案價值和文化價值，做好石棺的保護和利用工作是檔案部門等文化服務機構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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